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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疫情防控治理“总体战”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新模式，都贯彻着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路线，彰显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
【关键词】共产党;百年;疫情防控治理;模式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every outbreak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overall war" of China'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s mainly experienced four stages.From the "people's war" type of campaig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to the model le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to the model of integrating with the worl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combining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gain，and the new model of "precision war"，which highlights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and focuses on solving problems i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new era，all carry out the party's "never forget the original intention，firmly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e people-centered fundamental line of "remember the mission" highlight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ided by Marxism.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a hundred years;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pattern
一、“总体战”模式的深化与应急管理体系的更新：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疫情防控治理体系的新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我国发展的转折点，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中国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轨道，我国的卫生疫情防控也随之进入了新时期。也就是这一年，实行了全国免疫，将原先的工作承袭下来并发扬光大。经历了社会的发展，我国已经消灭了包括白喉等疫病，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环境的改变，新的疫情依旧层出不穷，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危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1]。为此，党中央和政府作出了新的努力，党中央并没有固步自封专注于本国的疫病，而是作出了与世界接轨的决策，参与到了世界疫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具有前瞻性意义。
环境的变化使得不断有新的疫情出现，近些年出现的疫情从小区域性逐渐演变为具有国际性质的国际流行疫情。1995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要求各国加强疫情的检测和控制，以便于各种及时作出应对。我国将传染病划分甲乙丙种类，作为常见乙类传染病，之所以我国对病毒性肝炎较为熟悉，除了其五中分类来源广泛，流行甚广，其中重要的是1988年发生在上海的甲肝疫情让国人认识到病毒性肝炎的严重性。1988年1月，不断有市民就诊出现了发热、呕吐等症状，但与普通感冒并不一致，经过诊断，均为甲型肝炎。到了19日，已经上报了134例，并持续出现上涨趋势，“截至3月18日，上海累计有292301人患甲型肝炎，死亡11例”[2]，这说明，甲肝已经在上海地区形成了爆发之势。上海各级党委、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了防治甲肝领导小组，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对甲肝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家庭成员等进行了疫苗注射。对于患者的居住地，由疫情防控部门上门派送漂白粉及时进行消杀，防止病毒的再传播。同时，在医院、卫生所等地方，增设病床，或者改造体育场馆，装配医疗设施，更多的收治病人。疫情的严峻之势使得上海退休医生、医学院学生等近4000人也加入了抗疫一线。在信息手段没有普及之前，每日播报病患人数会增加市民恐慌，当一户有一个人感染，其他住户会担心是否容易被传染，从而孤立患病人家。甚至，由于甲肝在上海爆发，周围省市的人对上海人也忌讳莫深。为此，上海市委为了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和减轻民众恐慌，选择了在高峰期过后将患病人数发布，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朱镕基表示：“現在宣布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因为肝炎已经下去了，再没有高潮，不会引起恐慌”[3]。在尊重群众知情权的同时人性化处理社会矛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安全事件发生时的担当，有利的维护了社会稳定。而同属于乙类传染病的SARS，传染源也是通过食用动物，果子狸。错误的饮食观念以及追求新奇的猎奇心理使得人们接触了许多带有病原体的致病动物。而非典病程及症状与甲肝则不能相提并论，非典对于人呼吸系统的攻击远比病毒性肝炎来的凶猛，
非典爆发时已经迈入了21世纪，彼时中国已经与80年代更加充分发展，社会经济状况也有了新变化。因此两者之间的卫生疫情防控治理也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原本单位制社会发生了变化，兴起了“下海”潮，原本医疗体系中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得人才分散，当非典来袭，做到像建国初群众联合的场面已经越来越难看到。应急机制的脆弱、信息统一化的困难、不同主体间交流的代沟都使得中国在非典来临时会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由于前期工作的不到位，信息滞后，使得广东在出现SARS三个月之后大众才知道了如此烈性疫情的爆发。当时广东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大量外来人口在年关回乡过年之时将病毒散播的更为难以控制。如果当时及时发现并上报疫情，可以充分的将疫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减少人员流动，减轻卫生疫情防控体系压力，直接导致了最后非典在全国的大流行。在SARS抗疫过程中，出现了上海智慧模式，对抗疫代价进行了探讨，科学的抗疫治理离不开运动式的前提。上海模式使得疫情不再是公共卫生意义上的流调，而是人民群众的流调。 通过对比上海甲肝爆发与SARS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两起疫情都是由于动物源头引起，对于上海甲肝疫情，上海市决定禁止销售毛蚶并对市场上流通的毛蚶进行无害化处理。其次，充分利用新媒体作为普及健康生活观念的媒介，向大众科普正确的防治办法，及时消除对于病毒性肝炎的恐慌。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病毒性肝炎主要发生在上海地区，而SARS波及范围更广，病情更加严重。SARS作为第一个被公众熟知的公共卫生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非典影响的不仅是个人的健康，而且从国家层面都有了深刻的影响。非典的到来使得党中央和政府重新审视原有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与市场的关系。原有医疗体系并没有形成链条式、网络化管理，相反的属于条块状分割，各级医院信息并不流通，致使疫情信息滞后，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在突发安全突发事件面前，事前预警机制不够完善，在感染出现三个月后才公布，导致非典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其次，相关部门瞒报疫情也是非典传播的重要因素，广东省卫生厅在表明已控制立场后再次出现传染高峰期。同时，我国在非典疫情期间，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并不够紧密，导致了我国国际形象受损。经过非典的洗礼，我们意识到“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4]，未来发展的路径也逐渐清晰：公共卫生发展应该由政府主导，建立健全预防机制，加强卫生网络化治理。政府主导下的公共卫生系统在疫情爆发时可以充分调动一切有生力量，集中统筹，促进资源合理分配，为此，卫健委的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对于信息分散的局面，建立健全卫生系统信息网络化，将疫情的预防、汇报、统计、检测进行集约化治理，形成一案三治，即应急预案、应急管理机制、应急运行机制、应急法制建设[5]。在制度层面，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法律侧面上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对国际间提出的建议进行合理采纳。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在面对突发重大安全事件之前起到了总揽全局、凝聚力量的作用。在疫情面前，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临危不乱，及时防治，建立起科学的疫情防控机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切断传染源头，同时调集一切有生力量尽力收治病人，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疫情发生后，及时普及卫生疫情防控知识，查漏补缺，让民众培养科学的生活习惯，面对疫情也能做到自我防护。其次，发动群众主动进行病患排查，居委会、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排查，构筑起强有力的抗疫战线。非典后在以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逻辑下，我国卫生应急体制经过不断磨合，整体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SARS构建的上海模式，不再沉浸在表面的严防死守，而是探索出了一种新的道路。这一时期，关键在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在新发展模式下的迷茫与复归，经历过非典，重新审视了我国卫生系统的漏洞，构建起更符合时代精神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应急管理体系。
二、从“总体战”模式到“精准战”模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疫情防控治理的传承与创新
进入新时期，党的十九界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特点。2019年末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再次挑战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同时，也检验了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状况。“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6]，分析并总结我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治理，有利于改进后新冠时代的治理策略。
2019年底在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肺炎是继SARS之后再一次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新冠的爆发使得人们将记忆瞬间拉回2003年的冬天，都是冠状病毒、都是在冬天爆发，都是高传染性、都在全国爆发，种种相似性都提醒人们这次疫情不可小觑。习近平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和治理能力对一次大考”[7]，在疫情暴发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间的通力合作，将精准治理充分运用到疫情防控中。2020年1月7日，党中央对新冠疫情的相关工作提出了要求，22日，对湖北武汉实行出入管控，23日，宣布武汉封城。同时，广东等疫情严峻地区启动重大突发事件一級响应。到了25日，党中央成立应对新冠疫情领导小组，同时包括各地医疗队、部队医疗队抵达疫情中心。派驻医疗队、各地医疗志愿队在除夕之夜就奔赴武汉，同时调度紧缺医疗资源发往武汉。面对病床紧缺，经中央批准，建设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专门收治新冠患者，动用7500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工作方式，仅用10天建成拥有1000张病床的火神山医院，用13天建成1600张病床的雷神山医院。通过前线精准数据传输，为武汉外疫情防控提供了精准治理的新路径。同时，各地也开展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必要地区实行封城、封村，乃至封小区，各级党委、政府放弃了新年休假，投入到战斗的一线，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先，为居家民众提供服务。医院等医疗部门迅速成立新冠专门通道，增设隔离病房，研究新冠的治疗办法。政府、市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在此时也发挥了效用，政府起到了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市场起到了满足社会需求的作用，政府、市场协同运作是疫情成功的保证。医疗制品公司加班加点生产紧需的呼吸机、口罩、防护服、酒精等医疗用品，缓解医疗用品紧张。各方面都发挥了自己领域的最大能力，为新冠疫情的胜利添砖加瓦。3月6日，新冠疫情拐点出现，这象征着我们经过两个月不眠不休的抗争，终于看见了胜利的曙光。5月2日，我国所有省市接触一级响应，这说明我国新冠疫情进入了后期。全国有3900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1300多万名党员参加了志愿服务，近400名党员干部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8]。这种高层次的、高质量等、高效率的精准应急治理办法体现了中央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在我国进行新冠疫情抗争的同时，国外许多国家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其高传染性，全球国家都面对着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相较于我国由中央统一精准调度的疫情防控机制，国外更多的是“单打独斗”式的抗争。医疗用品紧缺，甚至连最前线的医护也没办法彻底使自己处于安全的保护措施内，医护感染病例屡见不鲜。我国在此情况下，依旧选择援助世界抗疫，率先向世界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开始新冠疫苗的研究，陈薇院士获得首个新冠疫苗专利。截至2月25日，中国已经上市的新冠疫苗已经达到四种。提供医疗帮助，体现了我国在危难时刻也不忘救援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大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重大疫情面前，我们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9]。在此次疫情中，党中央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党组织发挥出了卓越影响力与领导力。疫情伊始，迅速筹建了疫情专家组，制定疫情防控机制，各级也积极响应，涌现出了各行各业抗疫英雄，主动进行居家隔离，比如南京就使用了无人机巡航，将在外逗留的人进行劝返。事实证明，民众居家隔离对于阻止疫情传播是有所助益的。对于居民区、村镇，实行网格化管理，将防控力量向基层下沉，将重点人员进行重点管理，运用大数据对所在辖区做到精确管理，将数据再次进行分析和反馈，这种基层组织体系与民众的双向通道是党中央坚持群众路线深入人心的表现，所表现出的合作意识令人动容。社会组织和群众对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协调配合，是我国的成功经验，国外各国都给予了高度肯定。日本、西班牙等国家开始号召民众在家工作，减少出门，严重地区施行宵禁等手段，这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抗疫。其次，合理的处理疫情中的主次矛盾。疫情的最初爆发地在湖北，对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的精确打击是成功的第一步。“湖北和武汉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10]，调集大规模的医疗力量前往疫情中心点，短时间调集如此规模的医疗力量也显示出了我国面对重大卫生突发事件的反应力与决心，在湖北疫情稳定后，全国疫情压力也随之减轻。再者，对于疫情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党中央注重社会民生，将治理做到更加精准，保持社会在特殊时期依旧有序运转，在疫情减轻后能最快的让社会正常运转，最大程度的减少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在抗击疫情中，我国付出了全国封锁的代价，也是一个对于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反思时刻，即“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11]。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面的恢复离不开党中央、政府、各行各业、人民群众的通力合作。疫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检验，也是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机遇。在全球疫情依旧不能放松的今天，我国人民群众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后，要做到居安思危，总结经验，做好充分准备迎接第二波疫情的反扑。针对此次疫情，我国卫生疫情防控体统的漏洞再次暴露出来。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时、应急响应机制不完善、应急资源储存不足等问题依然需要改进。因此，再次查漏补缺迫在眉睫。首先，增强国家安全观的建设，加强卫生疫情防控理论的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的疫情防控理念。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疫病预防和防控机制，增强人才储备。对于科研方面，构建高水平科学家团队，对于疫情进行深层次研究，追本溯源，从源头上减少疫情发生的可能同时加快配套疫苗和药品研究，让我国民众生命安全得到充分保障。其次，培育应急疫情防控方面专业人才，增加应急疫情防控方面投入，增强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在法律层面上，增补关于卫生应急响应机制的具体发条，从法律框架上给予支持。对于可能造成疫病的要素进行规范，强化法律执行力。法律作为最低道德要求，应该规范对象的行为，维护道德底线，坚持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12]要将现有的应急管理系统再次细化，将各个要素分级，最终形成一张紧密结合的大网，网罗所有疫情分子，让疫情无处可逃。
在后疫情时期，我们秉持着为人民负责的初心，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13]。中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负责任的大国立场，为国内外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加强全球间卫生合作，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是全社会、全世界应尽的义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的鲜明写照。
參考文献：
[1]毛群安 杨建立.非典防治工作综述[M].中国卫生年鉴（2013），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5-8.
[2]卫生部公布上海甲肝疫情累计发病29万例死亡11例疫情已经控制 江浙采取防范措施甲肝没有形成流行局面[N].人民日报，1988-03-22.
[3]何中石.朱镕基传[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14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胡锦涛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曾光.中国公共卫生与健康新思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7.
[6]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22.
[7]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N].新华网，2020年2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14/c__1125575616.htm.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N].人民日报，2020-06-08.
[9]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不断造福人民，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N].人民日报，2020-05-23.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57.
[11]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J].求是，2020（5）.
[1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53.
[13]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32.
作者简介：
汤敏，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共产党;百年;疫情防控治理;模式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every outbreak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overall war" of China'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s mainly experienced four stages.From the "people's war" type of campaig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to the model le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to the model of integrating with the worl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combining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gain，and the new model of "precision war"，which highlights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and focuses on solving problems i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new era，all carry out the party's "never forget the original intention，firmly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e people-centered fundamental line of "remember the mission" highlight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ided by Marxism.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a hundred years;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pattern
一、“总体战”模式的深化与应急管理体系的更新：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疫情防控治理体系的新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我国发展的转折点，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中国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轨道，我国的卫生疫情防控也随之进入了新时期。也就是这一年，实行了全国免疫，将原先的工作承袭下来并发扬光大。经历了社会的发展，我国已经消灭了包括白喉等疫病，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环境的改变，新的疫情依旧层出不穷，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危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1]。为此，党中央和政府作出了新的努力，党中央并没有固步自封专注于本国的疫病，而是作出了与世界接轨的决策，参与到了世界疫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具有前瞻性意义。
环境的变化使得不断有新的疫情出现，近些年出现的疫情从小区域性逐渐演变为具有国际性质的国际流行疫情。1995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要求各国加强疫情的检测和控制，以便于各种及时作出应对。我国将传染病划分甲乙丙种类，作为常见乙类传染病，之所以我国对病毒性肝炎较为熟悉，除了其五中分类来源广泛，流行甚广，其中重要的是1988年发生在上海的甲肝疫情让国人认识到病毒性肝炎的严重性。1988年1月，不断有市民就诊出现了发热、呕吐等症状，但与普通感冒并不一致，经过诊断，均为甲型肝炎。到了19日，已经上报了134例，并持续出现上涨趋势，“截至3月18日，上海累计有292301人患甲型肝炎，死亡11例”[2]，这说明，甲肝已经在上海地区形成了爆发之势。上海各级党委、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了防治甲肝领导小组，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对甲肝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家庭成员等进行了疫苗注射。对于患者的居住地，由疫情防控部门上门派送漂白粉及时进行消杀，防止病毒的再传播。同时，在医院、卫生所等地方，增设病床，或者改造体育场馆，装配医疗设施，更多的收治病人。疫情的严峻之势使得上海退休医生、医学院学生等近4000人也加入了抗疫一线。在信息手段没有普及之前，每日播报病患人数会增加市民恐慌，当一户有一个人感染，其他住户会担心是否容易被传染，从而孤立患病人家。甚至，由于甲肝在上海爆发，周围省市的人对上海人也忌讳莫深。为此，上海市委为了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和减轻民众恐慌，选择了在高峰期过后将患病人数发布，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朱镕基表示：“現在宣布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因为肝炎已经下去了，再没有高潮，不会引起恐慌”[3]。在尊重群众知情权的同时人性化处理社会矛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安全事件发生时的担当，有利的维护了社会稳定。而同属于乙类传染病的SARS，传染源也是通过食用动物，果子狸。错误的饮食观念以及追求新奇的猎奇心理使得人们接触了许多带有病原体的致病动物。而非典病程及症状与甲肝则不能相提并论，非典对于人呼吸系统的攻击远比病毒性肝炎来的凶猛，
非典爆发时已经迈入了21世纪，彼时中国已经与80年代更加充分发展，社会经济状况也有了新变化。因此两者之间的卫生疫情防控治理也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原本单位制社会发生了变化，兴起了“下海”潮，原本医疗体系中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得人才分散，当非典来袭，做到像建国初群众联合的场面已经越来越难看到。应急机制的脆弱、信息统一化的困难、不同主体间交流的代沟都使得中国在非典来临时会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由于前期工作的不到位，信息滞后，使得广东在出现SARS三个月之后大众才知道了如此烈性疫情的爆发。当时广东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大量外来人口在年关回乡过年之时将病毒散播的更为难以控制。如果当时及时发现并上报疫情，可以充分的将疫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减少人员流动，减轻卫生疫情防控体系压力，直接导致了最后非典在全国的大流行。在SARS抗疫过程中，出现了上海智慧模式，对抗疫代价进行了探讨，科学的抗疫治理离不开运动式的前提。上海模式使得疫情不再是公共卫生意义上的流调，而是人民群众的流调。 通过对比上海甲肝爆发与SARS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两起疫情都是由于动物源头引起，对于上海甲肝疫情，上海市决定禁止销售毛蚶并对市场上流通的毛蚶进行无害化处理。其次，充分利用新媒体作为普及健康生活观念的媒介，向大众科普正确的防治办法，及时消除对于病毒性肝炎的恐慌。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病毒性肝炎主要发生在上海地区，而SARS波及范围更广，病情更加严重。SARS作为第一个被公众熟知的公共卫生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非典影响的不仅是个人的健康，而且从国家层面都有了深刻的影响。非典的到来使得党中央和政府重新审视原有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与市场的关系。原有医疗体系并没有形成链条式、网络化管理，相反的属于条块状分割，各级医院信息并不流通，致使疫情信息滞后，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在突发安全突发事件面前，事前预警机制不够完善，在感染出现三个月后才公布，导致非典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其次，相关部门瞒报疫情也是非典传播的重要因素，广东省卫生厅在表明已控制立场后再次出现传染高峰期。同时，我国在非典疫情期间，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并不够紧密，导致了我国国际形象受损。经过非典的洗礼，我们意识到“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4]，未来发展的路径也逐渐清晰：公共卫生发展应该由政府主导，建立健全预防机制，加强卫生网络化治理。政府主导下的公共卫生系统在疫情爆发时可以充分调动一切有生力量，集中统筹，促进资源合理分配，为此，卫健委的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对于信息分散的局面，建立健全卫生系统信息网络化，将疫情的预防、汇报、统计、检测进行集约化治理，形成一案三治，即应急预案、应急管理机制、应急运行机制、应急法制建设[5]。在制度层面，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法律侧面上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对国际间提出的建议进行合理采纳。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在面对突发重大安全事件之前起到了总揽全局、凝聚力量的作用。在疫情面前，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临危不乱，及时防治，建立起科学的疫情防控机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切断传染源头，同时调集一切有生力量尽力收治病人，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疫情发生后，及时普及卫生疫情防控知识，查漏补缺，让民众培养科学的生活习惯，面对疫情也能做到自我防护。其次，发动群众主动进行病患排查，居委会、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排查，构筑起强有力的抗疫战线。非典后在以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逻辑下，我国卫生应急体制经过不断磨合，整体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SARS构建的上海模式，不再沉浸在表面的严防死守，而是探索出了一种新的道路。这一时期，关键在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在新发展模式下的迷茫与复归，经历过非典，重新审视了我国卫生系统的漏洞，构建起更符合时代精神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应急管理体系。
二、从“总体战”模式到“精准战”模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疫情防控治理的传承与创新
进入新时期，党的十九界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特点。2019年末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再次挑战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同时，也检验了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状况。“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6]，分析并总结我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治理，有利于改进后新冠时代的治理策略。
2019年底在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肺炎是继SARS之后再一次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新冠的爆发使得人们将记忆瞬间拉回2003年的冬天，都是冠状病毒、都是在冬天爆发，都是高传染性、都在全国爆发，种种相似性都提醒人们这次疫情不可小觑。习近平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和治理能力对一次大考”[7]，在疫情暴发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间的通力合作，将精准治理充分运用到疫情防控中。2020年1月7日，党中央对新冠疫情的相关工作提出了要求，22日，对湖北武汉实行出入管控，23日，宣布武汉封城。同时，广东等疫情严峻地区启动重大突发事件一級响应。到了25日，党中央成立应对新冠疫情领导小组，同时包括各地医疗队、部队医疗队抵达疫情中心。派驻医疗队、各地医疗志愿队在除夕之夜就奔赴武汉，同时调度紧缺医疗资源发往武汉。面对病床紧缺，经中央批准，建设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专门收治新冠患者，动用7500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工作方式，仅用10天建成拥有1000张病床的火神山医院，用13天建成1600张病床的雷神山医院。通过前线精准数据传输，为武汉外疫情防控提供了精准治理的新路径。同时，各地也开展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必要地区实行封城、封村，乃至封小区，各级党委、政府放弃了新年休假，投入到战斗的一线，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先，为居家民众提供服务。医院等医疗部门迅速成立新冠专门通道，增设隔离病房，研究新冠的治疗办法。政府、市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在此时也发挥了效用，政府起到了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市场起到了满足社会需求的作用，政府、市场协同运作是疫情成功的保证。医疗制品公司加班加点生产紧需的呼吸机、口罩、防护服、酒精等医疗用品，缓解医疗用品紧张。各方面都发挥了自己领域的最大能力，为新冠疫情的胜利添砖加瓦。3月6日，新冠疫情拐点出现，这象征着我们经过两个月不眠不休的抗争，终于看见了胜利的曙光。5月2日，我国所有省市接触一级响应，这说明我国新冠疫情进入了后期。全国有3900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1300多万名党员参加了志愿服务，近400名党员干部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8]。这种高层次的、高质量等、高效率的精准应急治理办法体现了中央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在我国进行新冠疫情抗争的同时，国外许多国家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其高传染性，全球国家都面对着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相较于我国由中央统一精准调度的疫情防控机制，国外更多的是“单打独斗”式的抗争。医疗用品紧缺，甚至连最前线的医护也没办法彻底使自己处于安全的保护措施内，医护感染病例屡见不鲜。我国在此情况下，依旧选择援助世界抗疫，率先向世界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开始新冠疫苗的研究，陈薇院士获得首个新冠疫苗专利。截至2月25日，中国已经上市的新冠疫苗已经达到四种。提供医疗帮助，体现了我国在危难时刻也不忘救援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大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重大疫情面前，我们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9]。在此次疫情中，党中央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党组织发挥出了卓越影响力与领导力。疫情伊始，迅速筹建了疫情专家组，制定疫情防控机制，各级也积极响应，涌现出了各行各业抗疫英雄，主动进行居家隔离，比如南京就使用了无人机巡航，将在外逗留的人进行劝返。事实证明，民众居家隔离对于阻止疫情传播是有所助益的。对于居民区、村镇，实行网格化管理，将防控力量向基层下沉，将重点人员进行重点管理，运用大数据对所在辖区做到精确管理，将数据再次进行分析和反馈，这种基层组织体系与民众的双向通道是党中央坚持群众路线深入人心的表现，所表现出的合作意识令人动容。社会组织和群众对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协调配合，是我国的成功经验，国外各国都给予了高度肯定。日本、西班牙等国家开始号召民众在家工作，减少出门，严重地区施行宵禁等手段，这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抗疫。其次，合理的处理疫情中的主次矛盾。疫情的最初爆发地在湖北，对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的精确打击是成功的第一步。“湖北和武汉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10]，调集大规模的医疗力量前往疫情中心点，短时间调集如此规模的医疗力量也显示出了我国面对重大卫生突发事件的反应力与决心，在湖北疫情稳定后，全国疫情压力也随之减轻。再者，对于疫情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党中央注重社会民生，将治理做到更加精准，保持社会在特殊时期依旧有序运转，在疫情减轻后能最快的让社会正常运转，最大程度的减少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在抗击疫情中，我国付出了全国封锁的代价，也是一个对于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反思时刻，即“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11]。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面的恢复离不开党中央、政府、各行各业、人民群众的通力合作。疫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检验，也是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机遇。在全球疫情依旧不能放松的今天，我国人民群众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后，要做到居安思危，总结经验，做好充分准备迎接第二波疫情的反扑。针对此次疫情，我国卫生疫情防控体统的漏洞再次暴露出来。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时、应急响应机制不完善、应急资源储存不足等问题依然需要改进。因此，再次查漏补缺迫在眉睫。首先，增强国家安全观的建设，加强卫生疫情防控理论的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的疫情防控理念。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疫病预防和防控机制，增强人才储备。对于科研方面，构建高水平科学家团队，对于疫情进行深层次研究，追本溯源，从源头上减少疫情发生的可能同时加快配套疫苗和药品研究，让我国民众生命安全得到充分保障。其次，培育应急疫情防控方面专业人才，增加应急疫情防控方面投入，增强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在法律层面上，增补关于卫生应急响应机制的具体发条，从法律框架上给予支持。对于可能造成疫病的要素进行规范，强化法律执行力。法律作为最低道德要求，应该规范对象的行为，维护道德底线，坚持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12]要将现有的应急管理系统再次细化，将各个要素分级，最终形成一张紧密结合的大网，网罗所有疫情分子，让疫情无处可逃。
在后疫情时期，我们秉持着为人民负责的初心，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13]。中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负责任的大国立场，为国内外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加强全球间卫生合作，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是全社会、全世界应尽的义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的鲜明写照。
參考文献：
[1]毛群安 杨建立.非典防治工作综述[M].中国卫生年鉴（2013），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5-8.
[2]卫生部公布上海甲肝疫情累计发病29万例死亡11例疫情已经控制 江浙采取防范措施甲肝没有形成流行局面[N].人民日报，1988-03-22.
[3]何中石.朱镕基传[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14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胡锦涛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曾光.中国公共卫生与健康新思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7.
[6]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22.
[7]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N].新华网，2020年2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14/c__1125575616.htm.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N].人民日报，2020-06-08.
[9]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不断造福人民，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N].人民日报，2020-05-23.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57.
[11]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J].求是，2020（5）.
[1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53.
[13]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32.
作者简介：
汤敏，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