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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中国电视元老级的女导演之一。
春节联欢晚会在百姓心中占着极大的分量，正是邓在军在1979年第一次当起了“春晚”的总导演。此后，邓在军的名字，又4次出现在一年一度的春晚总导演位置上。当人们从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气氛中渐渐走出，每届春晚能留下长久记忆的人和歌并不会很多，但邓在军的春晚，却总能给人带来许多惊奇，特别是她推出的有代表性的歌曲，直到今天仍在广为传唱；围绕这些歌曲所产生的故事直到今天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说这些人和歌之前，让我们先走近邓在军本人。
缪斯的女儿——邓在军事业成功的背后，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更有两个伟大的人格典范——她的“七伯”、“七妈”
1998年岁末，大型艺术专题片《百年恩来》荣获第十六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对获奖无数的邓在军来说，尽管这不是最灿烂的一刻，但拿到这个奖，邓在军仍是百感交集，泪凝于睫。因为，这不仅是她作为一个电视艺术工作者对周总理的深情歌颂，更是她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亲侄媳妇，为敬爱的“七伯”百年诞辰献上的一份厚祭。
这种特殊的身份，这份特殊的感情，多少年来，她一直默默埋藏在心底，连身边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一无所知。直到筹拍《百年恩来》，因为是以总理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名义发起的，担任总导演的邓在军和她的丈夫——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周尔均将军才不得不把这层秘密揭开。
上世纪50年代，同在西南军区工作的邓在军与周尔均谈恋爱了，那是个纯洁得近乎透明的年月，邓在军唯一在乎的是家庭出身、政治表现，她赶紧跑去问领导，领导笑着说：“小邓呀，他家里没问题，我们组织上给你保证。”没事了，邓在军蹦蹦跳跳回去了。不久，邓在军从西南军区调到海政文工团来到了北京，可能是周尔均写信给了七伯，第三天上午，总理派卫士长成元功来接邓在军，她如梦初醒般的第一次坐着三轮车来到中南海的西花厅，总理一见她，特别高兴，和邓颖超连说了三个“好”，又说：“你和尔均相爱我们很赞成，但千万不要把我是总理这个关系放进去，你们的爱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本来很紧张的邓在军，听着七伯的话，看着他的眼神，很快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他不是国家总理，那语言，那眼神，完全把你当朋友似的。邓在军很快活泼起来。
那天总理夫妇和他谈了很久，中午留她吃饭，总理说：“平时我们两菜一汤，今天你来了，加一个菜。”
阳光把这一天永远驻进了她不老的记忆。沿着这一天，和七伯七妈相处的点点滴滴，如空谷幽兰，那洁美的气息，每每让邓在军陶醉，也令她一次次潮湿了双眼。
周总理和邓颖超像疼爱亲生儿女一样疼爱邓在军夫妇。事实上，后来他们对邓在军的感情已超过了对自己的侄儿。有一次，许多人在西花厅吃饭，周总理拍着身边的座椅对邓在军说：“今天七妈不在，在军你和七妈都是姓邓的，你就代表她吧。”疼爱地让她挨着他坐。
邓颖超曾不止一次地把邓在军邀到西花厅，陪他和周总理聊聊天，散散步，她对邓在军说：“我俩有共同点，你是独女，我也是独女。”后来邓在军工作成绩越来越突出，邓颖超高兴地夸奖她说：“我就喜欢在军，她是个最要强的孩子。”
但邓在军清醒得很，非常明白周总理夫妇最忌讳什么，他们曾多次教育晚辈们：作为周恩来的侄儿女，千万不要自视为特殊人物，更不要因为自己是总理的亲属，就企求得到特殊的照顾。为此，要强的邓在军当时就对周尔均说：“不管工作生活中遇到多大的难处，我们都不能告诉七伯七妈。”
有次周总理主动问到她：“在军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
邓在军摇摇头。其实，那时正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候，随着孩子们一个个降生，她像许多普通中国妇女一样，既要在工作上争一流，又要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消耗在与生活的顽强抗争中。一大家子挤在总后筒子楼的一间半房子里，逼窄得转不开身。1962年冬天，邓颖超冒着风雪到筒子楼看他们时，房间里竟找不出一把像样的椅子给她坐。无论怎样精打细算，每月总差那么几十元钱过不去，这对阮囊羞涩的年轻夫妇，即便一次次举债赊欠，也绝没动过向七伯七妈寻求帮助的念头。他们还是照样带着孩子经常去西花厅玩，和七伯七妈谈工作、谈学习，就是不谈生活的艰难……
邓在军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后，经常去人民大会堂转播重要文艺活动，常见到周总理。每次遇到，周总理看看她，没说话就过去了，她也跟不认识似的，从不上前打招呼。后来在西花厅度周末时，邓在军问邓颖超：“我们在公开场合见到您和七伯，没有主动上前打招呼，不知这样做对不对?”邓颖超高兴地说：“这样很好，完全应该。”
“文革”来临，周总理以一个老政治家的敏锐，预感到这场大规模运动将是我党历史上最复杂的斗争。为了避免牵连亲属，运动一开始，他就向自己的侄儿女们打招呼：这段时间里不要再去西花厅了。
此后整整10年，邓在军夫妇没有再进过中南海的门。
李光羲的《祝酒歌》——当那个盛大的历史庆典一旦来临，已导了几百部电视艺术作品的邓在军，开始了她蔚为壮观的艺术井喷
1979年是邓在军电视艺术史的中分线。至此，饱受“文革”磨难又经历了痛失敬爱的七伯的巨大悲痛之后的邓在军，已走完了从一个小女兵到名导演的一半路程，由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她向电视艺术巅峰开始了勇敢的冲刺。
1979年除夕前夕，在央视文艺部歌舞组担任导演的邓在军与另一名女导演杨洁联手，准备执导“迎新春文艺晚会”。是时，饱经忧患的中国离那个喜泪交加的十月并不遥远，刚刚开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如浩荡春风拂过亿万人的心头，邓在军内心深处感到有一种喷薄欲出的激情需要宣泄，她相信，所有中国老百姓的心情也都与她一样。因此，她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才能，精心打造这台晚会。她首次采用了现在“春晚”一直使用的茶话会形式；在开场部分，她们颠覆了过去大段的政治宣传口号和新年贺词，胆识超前地以人们久违了的交谊舞开场；她不用传统的由报幕员一本正经报幕的方式，而采取由4位相声演员进行串场……所有这些，都让观众耳目一新，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晚会中由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虽然不是由这次晚会首唱，却由于邓在军的慧眼识珠，力邀其参加这次晚会，从而使其通过电视信号走遍祖国山山水水，走进亿万寻常百姓家，成为了当年最流行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
对著名歌唱家李光羲，邓在军并不陌生。
李光羲从小就有一副好嗓子。1953年，已经小有名气的他考入中央歌剧院，开始了真正的专业生涯。1956年，他出演了新中国第一部古典歌剧《茶花女》并担任男主角，这次演出使他一举成名。正是演歌剧练就的扎实的基本功，让他在后来的歌坛能够游刃有余。1978年，李光羲首次接触到《祝 酒歌》，当时作曲家施光南把这首歌寄给了他们剧院的女中音歌唱家苏凤娟。那天李光羲与苏凤娟排节目恰好坐在一起，李光羲不经意间发现苏凤娟手拿着歌片在翻看。
“你看什么呢?”李光羲好奇地问她。“是施光南寄来的一首歌，你看看好不好?”李光羲本来是随便问问，但这一看不要紧，激昂、流畅的旋律，振奋、豪迈的歌词一下子吸引了他。用他的话形容，“看了之后，就觉得心里头被点燃了一把火一样。”
李光羲立刻给施光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字里行间充满喜悦与赞叹。施光南在李光羲的邀请下，很快为《祝酒歌》写了配器并寄给了李光羲。当时的伴奏是一支只有11人的小乐队，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一次演出前的审查中有人说，“这歌不好，唱这首歌等于号召大家喝酒。”但李光羲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李光羲突然接到来自国务院的通知，要他参加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国宾招待演出。李光羲说，自上世纪50年代起他就经常参加这类活动，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间他的嗓子出现了问题，大约有五六年光景未登台演出。此时他刚刚复出。
李光羲悄声与乐手们说，“咱们就唱《祝酒歌》。”可是几位乐手心有余悸，怕惹出麻烦。敢做敢为的李光羲见此情形便说：“现在不是提倡文责自负嘛，我负责怎么样?”就这样，李光羲还是坚持演唱了这首歌。
让李光羲惊喜不已的是，演出异常成功，而且反响极大，所有在场的观众包括外宾和国家领导人，无不给予热烈鼓掌。这让李光羲好生欣慰——因为“心里有数了”。
在邓在军筹备这次晚会时，她已经在有关场合听过李光羲演唱的这首《祝酒歌》。与李光羲一样，她也非常喜爱这首充满昂扬向上旋律的好歌。但作为导演，她考虑更多的还是，此时正值“文革”结束，社会要向前发展之际，自己执导的这场有着“开创”，性意义的电视晚会，必须要有一首振奋人心的歌，作为晚会的“主题”。而李光羲演唱的这首《祝酒歌》，不仅抒发了时代的豪迈情怀，也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是这场晚会主题的不二之选。
果然，这台晚会一经推出，便即刻轰动全国，当然最振奋人心的还是李光羲的那首《祝酒歌》：“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撒满幸福泪……十月里／响春雷／亿万人民举金杯／舒心的酒浓又美／干杯万盏也不醉……”
可以说，全国人民是哼唱着《祝酒歌》的旋律度过1979年的。
费翔《故乡的云》与《冬天里的一把火》一—被称为“造星车间”的中央电视台，由于邓在军的先后5次执导春晚，多次参与了这种“造星”。费翔就是其中闪亮的一颗
1987年，邓在军又一次接任春节晚会总导演，到处物色演员。著名歌唱家王昆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那次她从外地演出回来，给邓在军来了电话，说她发现了一个台湾歌手，叫费翔，条件不错。邓在军当即请她把资料送来看看。
很快，王昆派人送来录音带和一个很大的招贴画，看起来形象确实不错。邓在军关起门来一个人听录音带。其中有首歌叫《故乡的云》，邓在军感觉与晚会的要求比较合拍，于是有关的报告送到广电部，没过多久也批下来了。
明星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然而在舞台背后，包装明星的过程却相当复杂、乏味，有时甚至是一波三折。每一次春晚的过程，可以说都是谁上谁不上和如何上的反复筛选过程，这过程有时特别残酷，也很痛苦。作为总导演的邓在军，也就免不了要承受太大的压力与责任。
费翔无例外的同样要经历这一过程。不过，他遇到的，则是一些意料之外的麻烦。
一次编导会上，有人突然提出：费翔的母亲是台湾人，父亲却是美国人，因而费翔似乎不能算是台湾人。大家一时七嘴八舌纷纷发表意见，争执不下，最后，需要邓在军这个总导演拍板了，她毫不犹豫地说：“我看可以。他父亲是美国人不假，但是，孩子都随母亲，费翔的母亲是中国人，他又在台湾出生，就应该是中国人。”
这还是小问题，容易解决。大麻烦是费翔将要加唱的另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其实这麻烦也是邓导自找的。
以往的春节晚会，只要演员确实优秀，观众很欢迎，通常可以唱两到三首歌。但这时情况不同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了气候，时间珍贵，从1986年的晚会开始，规定每个演员只能唱一首歌。当初考虑到晚会的主题，本打算只让费翔演唱《故乡的云》。当邓在军在反复听了费翔的录音带后，认为《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很棒，便有了新的想法。在一次编导会议上，邓在军说：“请台湾歌手来一次不容易，我们是不是让他多唱一首。”在她的坚持下，大家终于同意了。没想到请领导听歌时，领导不同意，认为费翔不仅唱两首歌多了，第二首歌还有两段，间奏也太长。晚会的音乐编辑曾文济，是位很有经验的老编辑，听了费翔的歌带后，他和邓在军有共鸣，赞成两首歌都上。最后，邓在军有了主意，去找费翔商量，请他在间奏中加些跳舞的动作。其实当时邓在军并不知道他跳舞也很棒。
结果到第二次排练时，费翔已经给“一把火”设计好了迪斯科风格的间奏动作。他跳给邓在军看，让她眼前一亮，哟，太棒了!邓在军高兴得直鼓掌，说好极了，要的就是这个。
可是，台领导对费翔的动作有点担心，觉得迪斯科的节奏感太强。邓在军说：“这是表现健美，没问题。”领导见她态度坚决，便说暂时这样吧。后来审查，领导还是担心，说最好别跳迪斯科了，把间奏拿下来。
邓在军实在不甘心，自恃自己算是老导演了，和台领导关系也不错，就有点倚老卖老，不肯轻易放弃。坚持说：“真的不错，饶了我们吧。”这一回，领导犹豫不决，勉强同意了。但到了最后一次审查，还是要求把间奏拿下来。邓在军没有办法，只好点头。
实况播出时，《故乡的云》是第一首歌。为了增加感染力，能够出情，在唱完这首歌后，让费翔讲了一段话：“我第一次来到大陆，但我特别想念我的家乡，下面再唱一首歌，献给我的妈妈，我的姥姥，我在山东的太姥姥。”在场的费翔妈妈和姥姥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这样，就有机地过渡到了下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
领导已有明确指示，要把“一把火”的迪斯科拿下来，邓在军也同意了，但当时实在太忙，她没有来得及给下面的人说。因此，播出的时候，乐队在照样演奏，费翔也照样在跳迪斯科。领导急了，一时间他无法改变现场的表演，就在话筒里嚷起来：“邓导，不能切全景!你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邓在军只好向切换导演讲：“好了，再切全景，领导要处分我了，快切近景吧。”但是，摄像人员没有这个准备，所以后来大家看到前面的镜头有全景也有近景，后面的镜头只是近景、近景，还是近景。还有好些镜头出了画面，显得一点镜头逻辑都没有了。
尽管如此，费翔的演唱几乎让所有的观众倾倒，这把“火”照得他闪闪发光，无比明亮。中国 的“星空”里，从此升起一颗偶像级的明星。
毛阿敏的《思念》——邓在军专门用光导纤维为毛阿敏设计了一个T型舞台，让她一亮相就出现在最高点……一举成名的毛阿敏，至今仍视邓导为“恩师”
《思念》是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的得意之作，由谷建芬谱曲。这首歌写出来后，也有人唱过，却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让毛阿敏唱响《思念》，似乎是一种缘分，而促成这个缘分的，就是邓在军。
毛阿敏是侯跃文最先介绍给邓在军的。1987年下半年，侯跃文到南京演出，正好同台演出的有当地演员毛阿敏。回来后，侯跃文找到邓在军：“邓导，这次我在南京给你发现了一个人，形象不错，台风也不错，唱得也不错。”邓在军问是唱什么风格的?侯说是唱通俗的。邓在军便答应请来北京看一看。就这样，毛阿敏来到北京。
这一年中央电视台首次举办电视文艺“星光奖”，台里准备在颁奖时办一台《今夜星光灿烂》晚会，让邓在军当导演，和毛阿敏见面后，邓在军让她先录一次音，了解一下她的艺术功底，如果行，就上“星光奖”晚会，如果条件很好，能完成预想的设计，就上第二年的春节晚会。
在录音棚里，邓在军第一次听到了毛阿敏的演唱，有点喜出望外，感觉她声音很松驰，很有派，个儿也高，而且长得漂亮，歌唱演员有这样条件的并不多，邓在军很满意，对她充满了信心。因此，邓在军首先在《今夜星光灿烂》晚会上作了安排，让毛阿敏同胡松华、李谷一、彭丽媛、阎维文等知名演员一起担任独唱节目，并特地在演唱的间奏中安排她讲了一段话，希望她获得成功。
毛阿敏上场了。她风度翩翩，唱得委婉动人，动作也很好，有小小的舞姿，又不是大跳，非常得体，她的优美歌声和落落大方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好的印象。
邓在军心中有了底，在接下来的仍是由邓在军担任总导演的春节晚会中，让毛阿敏上已经不是问题，剩下的问题是要她唱什么歌。邓在军在脑子里一番搜索，蓦然想到了乔羽老师写的一首歌叫《思念》，是谷建芬的曲，词和曲都很美，也有人唱过，但没唱响。邓在军觉得毛阿敏的嗓子唱这首歌非常合适，于是便让她认真的练习，定下来就唱这首歌。
接下来，邓在军又在晚会总体设计上想点子，尤其是舞台布置，总想搞出新花样。正巧，当时南京有人推荐了新出的光导纤维花，问邓导可否在舞台布置中用一下?邓在军一看很漂亮，马上答应说用——一其实在说“用”时邓导脑子里想的就是毛阿敏。
这样，在邓在军的精心设计与打造下，毛阿敏在演唱《思念》一曲时，专门用光导纤维为她设计了一个T型舞台，让她一亮相就出现在最高点，然后随着《思念》深情的旋律款款往下走，邓在军还预先设计好并且告诉毛阿敏：将会怎样运用镜头，她从哪儿下来最合适等等，不一而足，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结果，毛阿敏在这次春晚上演唱的《思念》赢得巨大反响，从而一举成名。作者乔(羽)老爷也挺高兴，他后来在一次邓在军的艺术研讨会上讲了这样一席话：我写的这首歌，在邓导选上之前拿到谷建芬音乐会上首次唱，没有唱开。但在1988年春节晚会上一唱，很快唱开了，后来这首歌又在多种场合唱，我也听了不少，但都没有这次好。到现在我仍然认为，毛阿敏演唱发挥最高水平就是在这次春节晚会上。这是谁的能耐?毫无疑问这表现邓在军有能耐……
岁月如流水，经过了生活中的大红大紫、风波困顿和多年沉寂之后，毛阿敏仍视邓在军为自己的“恩师”。在不久前邓在军夫妇的“金婚”纪念会上，久别的她又出现在邓在军面前，邓在军高兴地看到，眼前的阿敏，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种热情和纯朴，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动人那么富于感染力，有所不同的是，她的气质中，已经有某种更加沉稳、厚重和大气的东西。生活的磨难给了她更多的智慧，使她更成熟了……
文字编辑：柳林
春节联欢晚会在百姓心中占着极大的分量，正是邓在军在1979年第一次当起了“春晚”的总导演。此后，邓在军的名字，又4次出现在一年一度的春晚总导演位置上。当人们从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气氛中渐渐走出，每届春晚能留下长久记忆的人和歌并不会很多，但邓在军的春晚，却总能给人带来许多惊奇，特别是她推出的有代表性的歌曲，直到今天仍在广为传唱；围绕这些歌曲所产生的故事直到今天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说这些人和歌之前，让我们先走近邓在军本人。
缪斯的女儿——邓在军事业成功的背后，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更有两个伟大的人格典范——她的“七伯”、“七妈”
1998年岁末，大型艺术专题片《百年恩来》荣获第十六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对获奖无数的邓在军来说，尽管这不是最灿烂的一刻，但拿到这个奖，邓在军仍是百感交集，泪凝于睫。因为，这不仅是她作为一个电视艺术工作者对周总理的深情歌颂，更是她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亲侄媳妇，为敬爱的“七伯”百年诞辰献上的一份厚祭。
这种特殊的身份，这份特殊的感情，多少年来，她一直默默埋藏在心底，连身边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一无所知。直到筹拍《百年恩来》，因为是以总理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名义发起的，担任总导演的邓在军和她的丈夫——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周尔均将军才不得不把这层秘密揭开。
上世纪50年代，同在西南军区工作的邓在军与周尔均谈恋爱了，那是个纯洁得近乎透明的年月，邓在军唯一在乎的是家庭出身、政治表现，她赶紧跑去问领导，领导笑着说：“小邓呀，他家里没问题，我们组织上给你保证。”没事了，邓在军蹦蹦跳跳回去了。不久，邓在军从西南军区调到海政文工团来到了北京，可能是周尔均写信给了七伯，第三天上午，总理派卫士长成元功来接邓在军，她如梦初醒般的第一次坐着三轮车来到中南海的西花厅，总理一见她，特别高兴，和邓颖超连说了三个“好”，又说：“你和尔均相爱我们很赞成，但千万不要把我是总理这个关系放进去，你们的爱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本来很紧张的邓在军，听着七伯的话，看着他的眼神，很快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他不是国家总理，那语言，那眼神，完全把你当朋友似的。邓在军很快活泼起来。
那天总理夫妇和他谈了很久，中午留她吃饭，总理说：“平时我们两菜一汤，今天你来了，加一个菜。”
阳光把这一天永远驻进了她不老的记忆。沿着这一天，和七伯七妈相处的点点滴滴，如空谷幽兰，那洁美的气息，每每让邓在军陶醉，也令她一次次潮湿了双眼。
周总理和邓颖超像疼爱亲生儿女一样疼爱邓在军夫妇。事实上，后来他们对邓在军的感情已超过了对自己的侄儿。有一次，许多人在西花厅吃饭，周总理拍着身边的座椅对邓在军说：“今天七妈不在，在军你和七妈都是姓邓的，你就代表她吧。”疼爱地让她挨着他坐。
邓颖超曾不止一次地把邓在军邀到西花厅，陪他和周总理聊聊天，散散步，她对邓在军说：“我俩有共同点，你是独女，我也是独女。”后来邓在军工作成绩越来越突出，邓颖超高兴地夸奖她说：“我就喜欢在军，她是个最要强的孩子。”
但邓在军清醒得很，非常明白周总理夫妇最忌讳什么，他们曾多次教育晚辈们：作为周恩来的侄儿女，千万不要自视为特殊人物，更不要因为自己是总理的亲属，就企求得到特殊的照顾。为此，要强的邓在军当时就对周尔均说：“不管工作生活中遇到多大的难处，我们都不能告诉七伯七妈。”
有次周总理主动问到她：“在军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
邓在军摇摇头。其实，那时正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候，随着孩子们一个个降生，她像许多普通中国妇女一样，既要在工作上争一流，又要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消耗在与生活的顽强抗争中。一大家子挤在总后筒子楼的一间半房子里，逼窄得转不开身。1962年冬天，邓颖超冒着风雪到筒子楼看他们时，房间里竟找不出一把像样的椅子给她坐。无论怎样精打细算，每月总差那么几十元钱过不去，这对阮囊羞涩的年轻夫妇，即便一次次举债赊欠，也绝没动过向七伯七妈寻求帮助的念头。他们还是照样带着孩子经常去西花厅玩，和七伯七妈谈工作、谈学习，就是不谈生活的艰难……
邓在军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后，经常去人民大会堂转播重要文艺活动，常见到周总理。每次遇到，周总理看看她，没说话就过去了，她也跟不认识似的，从不上前打招呼。后来在西花厅度周末时，邓在军问邓颖超：“我们在公开场合见到您和七伯，没有主动上前打招呼，不知这样做对不对?”邓颖超高兴地说：“这样很好，完全应该。”
“文革”来临，周总理以一个老政治家的敏锐，预感到这场大规模运动将是我党历史上最复杂的斗争。为了避免牵连亲属，运动一开始，他就向自己的侄儿女们打招呼：这段时间里不要再去西花厅了。
此后整整10年，邓在军夫妇没有再进过中南海的门。
李光羲的《祝酒歌》——当那个盛大的历史庆典一旦来临，已导了几百部电视艺术作品的邓在军，开始了她蔚为壮观的艺术井喷
1979年是邓在军电视艺术史的中分线。至此，饱受“文革”磨难又经历了痛失敬爱的七伯的巨大悲痛之后的邓在军，已走完了从一个小女兵到名导演的一半路程，由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她向电视艺术巅峰开始了勇敢的冲刺。
1979年除夕前夕，在央视文艺部歌舞组担任导演的邓在军与另一名女导演杨洁联手，准备执导“迎新春文艺晚会”。是时，饱经忧患的中国离那个喜泪交加的十月并不遥远，刚刚开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如浩荡春风拂过亿万人的心头，邓在军内心深处感到有一种喷薄欲出的激情需要宣泄，她相信，所有中国老百姓的心情也都与她一样。因此，她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才能，精心打造这台晚会。她首次采用了现在“春晚”一直使用的茶话会形式；在开场部分，她们颠覆了过去大段的政治宣传口号和新年贺词，胆识超前地以人们久违了的交谊舞开场；她不用传统的由报幕员一本正经报幕的方式，而采取由4位相声演员进行串场……所有这些，都让观众耳目一新，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晚会中由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虽然不是由这次晚会首唱，却由于邓在军的慧眼识珠，力邀其参加这次晚会，从而使其通过电视信号走遍祖国山山水水，走进亿万寻常百姓家，成为了当年最流行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
对著名歌唱家李光羲，邓在军并不陌生。
李光羲从小就有一副好嗓子。1953年，已经小有名气的他考入中央歌剧院，开始了真正的专业生涯。1956年，他出演了新中国第一部古典歌剧《茶花女》并担任男主角，这次演出使他一举成名。正是演歌剧练就的扎实的基本功，让他在后来的歌坛能够游刃有余。1978年，李光羲首次接触到《祝 酒歌》，当时作曲家施光南把这首歌寄给了他们剧院的女中音歌唱家苏凤娟。那天李光羲与苏凤娟排节目恰好坐在一起，李光羲不经意间发现苏凤娟手拿着歌片在翻看。
“你看什么呢?”李光羲好奇地问她。“是施光南寄来的一首歌，你看看好不好?”李光羲本来是随便问问，但这一看不要紧，激昂、流畅的旋律，振奋、豪迈的歌词一下子吸引了他。用他的话形容，“看了之后，就觉得心里头被点燃了一把火一样。”
李光羲立刻给施光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字里行间充满喜悦与赞叹。施光南在李光羲的邀请下，很快为《祝酒歌》写了配器并寄给了李光羲。当时的伴奏是一支只有11人的小乐队，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一次演出前的审查中有人说，“这歌不好，唱这首歌等于号召大家喝酒。”但李光羲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李光羲突然接到来自国务院的通知，要他参加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国宾招待演出。李光羲说，自上世纪50年代起他就经常参加这类活动，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间他的嗓子出现了问题，大约有五六年光景未登台演出。此时他刚刚复出。
李光羲悄声与乐手们说，“咱们就唱《祝酒歌》。”可是几位乐手心有余悸，怕惹出麻烦。敢做敢为的李光羲见此情形便说：“现在不是提倡文责自负嘛，我负责怎么样?”就这样，李光羲还是坚持演唱了这首歌。
让李光羲惊喜不已的是，演出异常成功，而且反响极大，所有在场的观众包括外宾和国家领导人，无不给予热烈鼓掌。这让李光羲好生欣慰——因为“心里有数了”。
在邓在军筹备这次晚会时，她已经在有关场合听过李光羲演唱的这首《祝酒歌》。与李光羲一样，她也非常喜爱这首充满昂扬向上旋律的好歌。但作为导演，她考虑更多的还是，此时正值“文革”结束，社会要向前发展之际，自己执导的这场有着“开创”，性意义的电视晚会，必须要有一首振奋人心的歌，作为晚会的“主题”。而李光羲演唱的这首《祝酒歌》，不仅抒发了时代的豪迈情怀，也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是这场晚会主题的不二之选。
果然，这台晚会一经推出，便即刻轰动全国，当然最振奋人心的还是李光羲的那首《祝酒歌》：“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撒满幸福泪……十月里／响春雷／亿万人民举金杯／舒心的酒浓又美／干杯万盏也不醉……”
可以说，全国人民是哼唱着《祝酒歌》的旋律度过1979年的。
费翔《故乡的云》与《冬天里的一把火》一—被称为“造星车间”的中央电视台，由于邓在军的先后5次执导春晚，多次参与了这种“造星”。费翔就是其中闪亮的一颗
1987年，邓在军又一次接任春节晚会总导演，到处物色演员。著名歌唱家王昆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那次她从外地演出回来，给邓在军来了电话，说她发现了一个台湾歌手，叫费翔，条件不错。邓在军当即请她把资料送来看看。
很快，王昆派人送来录音带和一个很大的招贴画，看起来形象确实不错。邓在军关起门来一个人听录音带。其中有首歌叫《故乡的云》，邓在军感觉与晚会的要求比较合拍，于是有关的报告送到广电部，没过多久也批下来了。
明星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然而在舞台背后，包装明星的过程却相当复杂、乏味，有时甚至是一波三折。每一次春晚的过程，可以说都是谁上谁不上和如何上的反复筛选过程，这过程有时特别残酷，也很痛苦。作为总导演的邓在军，也就免不了要承受太大的压力与责任。
费翔无例外的同样要经历这一过程。不过，他遇到的，则是一些意料之外的麻烦。
一次编导会上，有人突然提出：费翔的母亲是台湾人，父亲却是美国人，因而费翔似乎不能算是台湾人。大家一时七嘴八舌纷纷发表意见，争执不下，最后，需要邓在军这个总导演拍板了，她毫不犹豫地说：“我看可以。他父亲是美国人不假，但是，孩子都随母亲，费翔的母亲是中国人，他又在台湾出生，就应该是中国人。”
这还是小问题，容易解决。大麻烦是费翔将要加唱的另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其实这麻烦也是邓导自找的。
以往的春节晚会，只要演员确实优秀，观众很欢迎，通常可以唱两到三首歌。但这时情况不同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了气候，时间珍贵，从1986年的晚会开始，规定每个演员只能唱一首歌。当初考虑到晚会的主题，本打算只让费翔演唱《故乡的云》。当邓在军在反复听了费翔的录音带后，认为《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很棒，便有了新的想法。在一次编导会议上，邓在军说：“请台湾歌手来一次不容易，我们是不是让他多唱一首。”在她的坚持下，大家终于同意了。没想到请领导听歌时，领导不同意，认为费翔不仅唱两首歌多了，第二首歌还有两段，间奏也太长。晚会的音乐编辑曾文济，是位很有经验的老编辑，听了费翔的歌带后，他和邓在军有共鸣，赞成两首歌都上。最后，邓在军有了主意，去找费翔商量，请他在间奏中加些跳舞的动作。其实当时邓在军并不知道他跳舞也很棒。
结果到第二次排练时，费翔已经给“一把火”设计好了迪斯科风格的间奏动作。他跳给邓在军看，让她眼前一亮，哟，太棒了!邓在军高兴得直鼓掌，说好极了，要的就是这个。
可是，台领导对费翔的动作有点担心，觉得迪斯科的节奏感太强。邓在军说：“这是表现健美，没问题。”领导见她态度坚决，便说暂时这样吧。后来审查，领导还是担心，说最好别跳迪斯科了，把间奏拿下来。
邓在军实在不甘心，自恃自己算是老导演了，和台领导关系也不错，就有点倚老卖老，不肯轻易放弃。坚持说：“真的不错，饶了我们吧。”这一回，领导犹豫不决，勉强同意了。但到了最后一次审查，还是要求把间奏拿下来。邓在军没有办法，只好点头。
实况播出时，《故乡的云》是第一首歌。为了增加感染力，能够出情，在唱完这首歌后，让费翔讲了一段话：“我第一次来到大陆，但我特别想念我的家乡，下面再唱一首歌，献给我的妈妈，我的姥姥，我在山东的太姥姥。”在场的费翔妈妈和姥姥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这样，就有机地过渡到了下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
领导已有明确指示，要把“一把火”的迪斯科拿下来，邓在军也同意了，但当时实在太忙，她没有来得及给下面的人说。因此，播出的时候，乐队在照样演奏，费翔也照样在跳迪斯科。领导急了，一时间他无法改变现场的表演，就在话筒里嚷起来：“邓导，不能切全景!你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邓在军只好向切换导演讲：“好了，再切全景，领导要处分我了，快切近景吧。”但是，摄像人员没有这个准备，所以后来大家看到前面的镜头有全景也有近景，后面的镜头只是近景、近景，还是近景。还有好些镜头出了画面，显得一点镜头逻辑都没有了。
尽管如此，费翔的演唱几乎让所有的观众倾倒，这把“火”照得他闪闪发光，无比明亮。中国 的“星空”里，从此升起一颗偶像级的明星。
毛阿敏的《思念》——邓在军专门用光导纤维为毛阿敏设计了一个T型舞台，让她一亮相就出现在最高点……一举成名的毛阿敏，至今仍视邓导为“恩师”
《思念》是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的得意之作，由谷建芬谱曲。这首歌写出来后，也有人唱过，却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让毛阿敏唱响《思念》，似乎是一种缘分，而促成这个缘分的，就是邓在军。
毛阿敏是侯跃文最先介绍给邓在军的。1987年下半年，侯跃文到南京演出，正好同台演出的有当地演员毛阿敏。回来后，侯跃文找到邓在军：“邓导，这次我在南京给你发现了一个人，形象不错，台风也不错，唱得也不错。”邓在军问是唱什么风格的?侯说是唱通俗的。邓在军便答应请来北京看一看。就这样，毛阿敏来到北京。
这一年中央电视台首次举办电视文艺“星光奖”，台里准备在颁奖时办一台《今夜星光灿烂》晚会，让邓在军当导演，和毛阿敏见面后，邓在军让她先录一次音，了解一下她的艺术功底，如果行，就上“星光奖”晚会，如果条件很好，能完成预想的设计，就上第二年的春节晚会。
在录音棚里，邓在军第一次听到了毛阿敏的演唱，有点喜出望外，感觉她声音很松驰，很有派，个儿也高，而且长得漂亮，歌唱演员有这样条件的并不多，邓在军很满意，对她充满了信心。因此，邓在军首先在《今夜星光灿烂》晚会上作了安排，让毛阿敏同胡松华、李谷一、彭丽媛、阎维文等知名演员一起担任独唱节目，并特地在演唱的间奏中安排她讲了一段话，希望她获得成功。
毛阿敏上场了。她风度翩翩，唱得委婉动人，动作也很好，有小小的舞姿，又不是大跳，非常得体，她的优美歌声和落落大方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好的印象。
邓在军心中有了底，在接下来的仍是由邓在军担任总导演的春节晚会中，让毛阿敏上已经不是问题，剩下的问题是要她唱什么歌。邓在军在脑子里一番搜索，蓦然想到了乔羽老师写的一首歌叫《思念》，是谷建芬的曲，词和曲都很美，也有人唱过，但没唱响。邓在军觉得毛阿敏的嗓子唱这首歌非常合适，于是便让她认真的练习，定下来就唱这首歌。
接下来，邓在军又在晚会总体设计上想点子，尤其是舞台布置，总想搞出新花样。正巧，当时南京有人推荐了新出的光导纤维花，问邓导可否在舞台布置中用一下?邓在军一看很漂亮，马上答应说用——一其实在说“用”时邓导脑子里想的就是毛阿敏。
这样，在邓在军的精心设计与打造下，毛阿敏在演唱《思念》一曲时，专门用光导纤维为她设计了一个T型舞台，让她一亮相就出现在最高点，然后随着《思念》深情的旋律款款往下走，邓在军还预先设计好并且告诉毛阿敏：将会怎样运用镜头，她从哪儿下来最合适等等，不一而足，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结果，毛阿敏在这次春晚上演唱的《思念》赢得巨大反响，从而一举成名。作者乔(羽)老爷也挺高兴，他后来在一次邓在军的艺术研讨会上讲了这样一席话：我写的这首歌，在邓导选上之前拿到谷建芬音乐会上首次唱，没有唱开。但在1988年春节晚会上一唱，很快唱开了，后来这首歌又在多种场合唱，我也听了不少，但都没有这次好。到现在我仍然认为，毛阿敏演唱发挥最高水平就是在这次春节晚会上。这是谁的能耐?毫无疑问这表现邓在军有能耐……
岁月如流水，经过了生活中的大红大紫、风波困顿和多年沉寂之后，毛阿敏仍视邓在军为自己的“恩师”。在不久前邓在军夫妇的“金婚”纪念会上，久别的她又出现在邓在军面前，邓在军高兴地看到，眼前的阿敏，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种热情和纯朴，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动人那么富于感染力，有所不同的是，她的气质中，已经有某种更加沉稳、厚重和大气的东西。生活的磨难给了她更多的智慧，使她更成熟了……
文字编辑：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