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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房直子是日本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她那如樱花绚烂而短暂的一生里为我们留下了为数不多却极富“安房直子式特征”的作品，在安房直子的幻想世界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徜徉，或惆怅、或怀念、或温馨、或奋进，总是那么一瞬能荡漾起你内心某一隅的涟漪，让人深深地陷在这种氛围中。然而，她的作品不仅仅是情绪或情感的兴发，同时也蕴藏着深刻的“现实”主题，意蕴丰富、引人深思。本文着眼于探寻安房直子幻想小说的主题意蕴，探寻其中丰富的道德内涵。
【关键词】安房直子;幻想小说;主题意蕴;道德
“意蕴”说的首提者歌德有一段关于“意蕴”的阐述，“类型概念使我们无动于衷，理想把我们提高到超越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还不满足与此;我们要求回到个别的东西进行完满的欣赏，同时不抛弃有意蕴的或是崇高的东西，这个谜语只有美才能解答。美使科学的东西具有生命和热力，使有意蕴的和崇高的东西受到缓和。因此，一件美的艺术作品走完了一个圈子，又成为一种个别的东西，这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1]从歌德这段话里，我们可以领会到有意蕴或是崇高的东西的呈现并不都是形而上的、僵死的，它可以是美的、鲜活的、感同身受的，可以说美就是打开“意蕴”大门的金钥匙。
在安房直子的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说教式的思想灌输和生硬的价值探寻，更多的是呈现出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怀念之情，抑或是似暗流般的深切的现实关怀，像一袭四月的春风，回忆与欲望参杂，美好与恐怖共生，这就是安房直子作品给人的独特的审美感受和浓郁的气氛渲染，也是其作品的“魂”。
安房直子的早期作品，例如《花椒娃娃》《狐狸的窗户》等，多是一种情绪的渲染或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而后期的作品多了些“现实”性的、社会教化的内容。安房直子在《我的幻想小说作法：<海之馆的比目鱼>》中写道：
“在此之前，我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包含过自己的人生观或是沉重的主题。我也没有有意识地为读者去写作。我想，我所以突然想写这样的作品，也许是因为我的孩子开始加入到了集团之中，看到了现实的孩子世界的形形色色吧？
所谓的孩子的世界，乍一看，美妙无比，但如果细细观察，就会发现那简直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是一个屡屡发生弱肉强食、“正直的人被看是傻瓜”一类事情的世界。我的孩子在这样的地方受伤回家的事情多了起来，可是像“你要厉害起来！他打你你就打他！他抢你你就抢他”之类的话，我怎么也不能说出口。我想告诉他的，是不管是受到怎样的伤害，现在再怎么痛苦也好，也要正直、认真，神灵都看在眼里哪！”[2]
安房直子，作为在“实际生活中连冒险的勇气都没有的人”，把自己囿于自己创造的幻想世界里，靠书本获得经验和补给，还会任性而坦然地在山中小屋写作，真如山室静所说的“在院子的一隅默默地开放的花朵一样”。但是作为一位母亲，安房直子意识到：即便自身喜欢洁身独处、不谙世事，但当自己的孩子与儿童世界里的残酷、欺凌相较量的时候，也会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希望妹妹菲芘回到学校，过普通人的生活一样，希望孩子适应社会、融入集体，“儿童或迟或早要进入社会。儿童的成长过程也就是社會化问题。对儿童而言，所谓社会化过程大体上是指儿童依照社会的需要、要求、意识形态、道德规范、法律契约相一致的行为融入社会的过程。社会化要求儿童逐渐去适应某种社会角色，扮演某种社会角色，遵从社会规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化是以求同为标志的，是人的合群性的表现。无论在哪种社会中，在特定的文化思想环境中，一致性、相似性总是处于统治地位。”[3]母爱的自然流露和读者对其作品感想的反馈，唤起了安房直子对自己孩子和广大读者的责任与使命，她用无声力更坚的文字传递那些亘古不变、人之所具的价值观。
从抒胸臆、扩心象的“写我想写”到挖掘人性、关注现实的“为孩子写”，安房直子的作品逐渐注入了更加笃实的思考，西本鸡介就指出：“虽然是甘美的幻想故事，但却与伤感的星堇派童话（指日本明治时代歌咏爱情的浪漫派）及逃避现实的民间童话有着本质区别。幻想的世界没有停止在憧憬中，而是以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探讨了人究竟是什么的哲学命题。看上去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架空故事，却不是荒唐的谎言而是象征着真实的人生。因此连大人也无法不唤起共感。”[4]在安房直子充满童趣的作品中，不乏对人性、死亡、同情等哲学问题的拷问，这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美国学者马修斯在《哲学与幼童》中探讨过“谁是对幼童的哲学思维最具敏感性的人”这一个问题，“回答可能使人惊讶，是作家――至少是有些作家――他们是写儿童故事的，在他们看来，几乎是仅有的重要的成人，认识到许许多多儿童是对哲学问题自然而然感兴趣的人。”[5]安房直子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能够敏锐地发现儿童世界隐藏的哲学内容，并在作品中以巧妙、内隐的方式，剖析人性、传递意义价值，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读者。
《兔子屋的秘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卷心菜田边上的小房子里，住着一对夫妇，女主人是一个懒得要命的年轻太太。有一天她正在犯愁晚上做什么菜的时候，一只兔子对她说可以提供饭菜服务，但是需要首饰交换。太太很开心，不仅可以吃到美味的饭菜，又不用自己做饭，便欣然答应。当晚，太太和丈夫一起享用用胸针换来的卷心菜肉馅饼，而且丈夫误以为是媳妇做的饭菜呢。每个月初，兔子都会来收会费，而且要求更好的，最后把妈妈留下的金项链和结婚戒指都给了兔子。丈夫发现戒指不见的时候，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和媳妇商量讨回那些送出去的首饰。某一天，太太一路尾随来到兔子家，发现了一个兔子的秘密，那就是兔子做饭之所以那么好吃，是因为加了它秘制的调味料。太太高兴至极，为了吃到和兔子做的一样美味的饭菜，夫妇俩顾不得首饰，密谋要把兔子的调味料偷来。之后，夫妇俩得逞，慌张搬了家。故事还有后续：兔子发现调味料被偷，足足哭了四天，之后又决定重做。兔子屋又开张了，而且之后，兔子多个了心眼，不在家的时候，一定锁门。 在短短五千多字的叙事小文中，安房直子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两个亦正亦邪的主角形象——年轻太太和兔子。这个年轻太太生性懒惰，想要不劳而获、一劳永逸，所以才让兔子有了生意。然而，想获得却不劳动，那么就会付出些代价。太太得到晚餐的代价就是，每月月初都要收取首饰作为当月的送餐会费，而且兔子一次一次的变本加厉索要更多。这就告诉我们：获得和付出成一定正比，想要获取就必须付出，贪图安逸享乐是劫难的开始。之后太太和她丈夫合谋找回首饰，发现兔子以此为手段虏获了不少金银首饰，还发现了兔子做出美味食物的秘密——使用了各种的调味料。对美味食物的依赖和向往，让太太忘记了金戒指和金项链，转念打起调味料的主意。这一段情节里，太太和兔子多多少少都有点小邪恶，兔子利用人性的懒惰去“勒索”金银首饰，而年轻的太太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竟然偷东西。这或许就是安房直子从儿童世界里发现的“形形色色”吧。然而，安房直子的作品绝不会让读者對人性和生存的世界丧失信心，她总是用巧妙的设计去化解迷失和错误。在作品的最后，年轻的太太因为太迷恋兔子屋饭菜的味道而变得勤快起来，她专门订做橱柜放各种调料，日复一日的专心钻研烹饪，使得厨艺大提升，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而兔子虽然被偷走了全部的调味料，但作为一种努力奋斗的动物，重新做起调味料来，一切又回到了从前。在行为举止方面都带有些微瑕疵的太太和兔子最后都获得了幸福的结局，暗含在作品里的道理：因为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而犯错并不是不可饶恕的，只要心怀善念，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这是安房直子有意为之，她不回避人的弱点或是黑暗的一面，而是借由对人性弱点的提点和更正，让读者从黑暗的甬道中走向光明，指向善。
儿童世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儿童涉世未深，少些成人所经历的社会磨砺，因此本性上还是接近于生命的原本面目，表现出来的是人类最原始的心理冲动，接近于弗洛伊德的“本我”;而伴随着社会化的进行，儿童也不断的形成自己认识、适应世界的方式，渐渐具有一种接受社会规范约束的“自我”特质，对世界万象开始有思考，这种思考具有不自觉的哲学和思辨意味。
《星星玻璃球》里的“我”偷了阿彩的玻璃球。“我”从小和奶奶住在一起，在被问到爸爸妈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习惯性地说：爸爸去打工挣钱，妈妈在我小时候就死了。奶奶眼睛看不见，“我”从小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所以同学们都说“我”脏。现在“我”长大了，可以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可同学们还是说“我”脏。不过，“我”并不会败给那些坏话的。阿彩拿了一袋子星星样的玻璃球，“我”特别想摸一摸，可阿彩却说“我”是脏女孩，不能碰玻璃球。下课后，“我”做梦般地偷偷拿了三粒玻璃球，回了家。“我”心里很是不安和愧疚，可是又没有勇气放回去。就在“我”想着那就拿了吧的时候，柳树对“我”说：即使只是拿了三粒玻璃球，也是小偷。“我”痛苦极了，可就在这时，柳树说可以替“我”保管，慈爱的像妈妈一样。最后，“我”把三粒玻璃球埋在柳树底下，心灵的污点被拂去，性格也变得比以前开朗了。秋天的时候，柳树下开出了玻璃球花。这篇小故事不仅仅是劝诫少儿读者不要偷东西那么简单的说教，里面还包含了很多值得读者再次进行道德认知和判断的因素。“我”之所以会偷玻璃球，一部分原因是“我”喜欢，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阿彩说“我”脏，给“我”本来脆弱的心灵重重一击，揭露了不可示人的伤疤，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我们不能单纯地判断“我”拿走玻璃球这个错误，而应该探究错误背后的原因，引导读者的道德认知向更高一级发展。
皮亚杰在《儿童的道德判断》中将儿童道德认知发展分为他律和自律两大阶段，他律阶段的儿童，单方面的尊重权威，仅从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行为的好坏，认为规则是不可改变的，只能尊重和顺从，认为惩罚是一种报应。而自律阶段的儿童则能够将自己置于别人的地位，不只是依据后果来判断行为，还考虑行为的动机。他们可以意识到规则是可以依照人们的愿望加以改变的，惩罚更近于对人的教训或是促进。安房直子的作品中的道德体现大概都着眼于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自律阶段，不执着于简单的对与错，甚至错误都是可以被赦免的，可以像掩埋起来的玻璃球一样被抹去。安房直子站在了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人，又怀有当事者的心境去理解人，她深怀同情和悲悯，甚至对一草一物都倾注了自己的真心，这也许就是她为什么能够写出老少皆宜的幻想小说作品的原因吧。她奉行的儿童世界，也是成人世界的交往法则或许并不适合于现实社会，但是这绝对是我们所要追求的道德高度。
参考文献：
[1]《收藏家和他的伙伴们》第五封信，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20页
[2]安房直子.我的幻想小说作法：“海之馆的比目鱼”【J】日本儿童文学杂志.1989（5）.
[3]童庆炳. 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 文学评论，1993，04：54-64.
[4]转引自彭懿. 安房直子和她的那片魅幻森林，还有天国……[J]. 编辑学刊，2005，01：64-67.
[5]转引自方卫平. 幼儿文学：可能的艺术空间——当代外国幼儿文学给我们的启示[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06：1-5.
[6]转引皮亚杰. 儿童的道德判断[J].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
刘馨璐，1990.04，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关键词】安房直子;幻想小说;主题意蕴;道德
“意蕴”说的首提者歌德有一段关于“意蕴”的阐述，“类型概念使我们无动于衷，理想把我们提高到超越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还不满足与此;我们要求回到个别的东西进行完满的欣赏，同时不抛弃有意蕴的或是崇高的东西，这个谜语只有美才能解答。美使科学的东西具有生命和热力，使有意蕴的和崇高的东西受到缓和。因此，一件美的艺术作品走完了一个圈子，又成为一种个别的东西，这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1]从歌德这段话里，我们可以领会到有意蕴或是崇高的东西的呈现并不都是形而上的、僵死的，它可以是美的、鲜活的、感同身受的，可以说美就是打开“意蕴”大门的金钥匙。
在安房直子的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说教式的思想灌输和生硬的价值探寻，更多的是呈现出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怀念之情，抑或是似暗流般的深切的现实关怀，像一袭四月的春风，回忆与欲望参杂，美好与恐怖共生，这就是安房直子作品给人的独特的审美感受和浓郁的气氛渲染，也是其作品的“魂”。
安房直子的早期作品，例如《花椒娃娃》《狐狸的窗户》等，多是一种情绪的渲染或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而后期的作品多了些“现实”性的、社会教化的内容。安房直子在《我的幻想小说作法：<海之馆的比目鱼>》中写道：
“在此之前，我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包含过自己的人生观或是沉重的主题。我也没有有意识地为读者去写作。我想，我所以突然想写这样的作品，也许是因为我的孩子开始加入到了集团之中，看到了现实的孩子世界的形形色色吧？
所谓的孩子的世界，乍一看，美妙无比，但如果细细观察，就会发现那简直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是一个屡屡发生弱肉强食、“正直的人被看是傻瓜”一类事情的世界。我的孩子在这样的地方受伤回家的事情多了起来，可是像“你要厉害起来！他打你你就打他！他抢你你就抢他”之类的话，我怎么也不能说出口。我想告诉他的，是不管是受到怎样的伤害，现在再怎么痛苦也好，也要正直、认真，神灵都看在眼里哪！”[2]
安房直子，作为在“实际生活中连冒险的勇气都没有的人”，把自己囿于自己创造的幻想世界里，靠书本获得经验和补给，还会任性而坦然地在山中小屋写作，真如山室静所说的“在院子的一隅默默地开放的花朵一样”。但是作为一位母亲，安房直子意识到：即便自身喜欢洁身独处、不谙世事，但当自己的孩子与儿童世界里的残酷、欺凌相较量的时候，也会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希望妹妹菲芘回到学校，过普通人的生活一样，希望孩子适应社会、融入集体，“儿童或迟或早要进入社会。儿童的成长过程也就是社會化问题。对儿童而言，所谓社会化过程大体上是指儿童依照社会的需要、要求、意识形态、道德规范、法律契约相一致的行为融入社会的过程。社会化要求儿童逐渐去适应某种社会角色，扮演某种社会角色，遵从社会规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化是以求同为标志的，是人的合群性的表现。无论在哪种社会中，在特定的文化思想环境中，一致性、相似性总是处于统治地位。”[3]母爱的自然流露和读者对其作品感想的反馈，唤起了安房直子对自己孩子和广大读者的责任与使命，她用无声力更坚的文字传递那些亘古不变、人之所具的价值观。
从抒胸臆、扩心象的“写我想写”到挖掘人性、关注现实的“为孩子写”，安房直子的作品逐渐注入了更加笃实的思考，西本鸡介就指出：“虽然是甘美的幻想故事，但却与伤感的星堇派童话（指日本明治时代歌咏爱情的浪漫派）及逃避现实的民间童话有着本质区别。幻想的世界没有停止在憧憬中，而是以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探讨了人究竟是什么的哲学命题。看上去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架空故事，却不是荒唐的谎言而是象征着真实的人生。因此连大人也无法不唤起共感。”[4]在安房直子充满童趣的作品中，不乏对人性、死亡、同情等哲学问题的拷问，这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美国学者马修斯在《哲学与幼童》中探讨过“谁是对幼童的哲学思维最具敏感性的人”这一个问题，“回答可能使人惊讶，是作家――至少是有些作家――他们是写儿童故事的，在他们看来，几乎是仅有的重要的成人，认识到许许多多儿童是对哲学问题自然而然感兴趣的人。”[5]安房直子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能够敏锐地发现儿童世界隐藏的哲学内容，并在作品中以巧妙、内隐的方式，剖析人性、传递意义价值，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读者。
《兔子屋的秘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卷心菜田边上的小房子里，住着一对夫妇，女主人是一个懒得要命的年轻太太。有一天她正在犯愁晚上做什么菜的时候，一只兔子对她说可以提供饭菜服务，但是需要首饰交换。太太很开心，不仅可以吃到美味的饭菜，又不用自己做饭，便欣然答应。当晚，太太和丈夫一起享用用胸针换来的卷心菜肉馅饼，而且丈夫误以为是媳妇做的饭菜呢。每个月初，兔子都会来收会费，而且要求更好的，最后把妈妈留下的金项链和结婚戒指都给了兔子。丈夫发现戒指不见的时候，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和媳妇商量讨回那些送出去的首饰。某一天，太太一路尾随来到兔子家，发现了一个兔子的秘密，那就是兔子做饭之所以那么好吃，是因为加了它秘制的调味料。太太高兴至极，为了吃到和兔子做的一样美味的饭菜，夫妇俩顾不得首饰，密谋要把兔子的调味料偷来。之后，夫妇俩得逞，慌张搬了家。故事还有后续：兔子发现调味料被偷，足足哭了四天，之后又决定重做。兔子屋又开张了，而且之后，兔子多个了心眼，不在家的时候，一定锁门。 在短短五千多字的叙事小文中，安房直子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两个亦正亦邪的主角形象——年轻太太和兔子。这个年轻太太生性懒惰，想要不劳而获、一劳永逸，所以才让兔子有了生意。然而，想获得却不劳动，那么就会付出些代价。太太得到晚餐的代价就是，每月月初都要收取首饰作为当月的送餐会费，而且兔子一次一次的变本加厉索要更多。这就告诉我们：获得和付出成一定正比，想要获取就必须付出，贪图安逸享乐是劫难的开始。之后太太和她丈夫合谋找回首饰，发现兔子以此为手段虏获了不少金银首饰，还发现了兔子做出美味食物的秘密——使用了各种的调味料。对美味食物的依赖和向往，让太太忘记了金戒指和金项链，转念打起调味料的主意。这一段情节里，太太和兔子多多少少都有点小邪恶，兔子利用人性的懒惰去“勒索”金银首饰，而年轻的太太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竟然偷东西。这或许就是安房直子从儿童世界里发现的“形形色色”吧。然而，安房直子的作品绝不会让读者對人性和生存的世界丧失信心，她总是用巧妙的设计去化解迷失和错误。在作品的最后，年轻的太太因为太迷恋兔子屋饭菜的味道而变得勤快起来，她专门订做橱柜放各种调料，日复一日的专心钻研烹饪，使得厨艺大提升，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而兔子虽然被偷走了全部的调味料，但作为一种努力奋斗的动物，重新做起调味料来，一切又回到了从前。在行为举止方面都带有些微瑕疵的太太和兔子最后都获得了幸福的结局，暗含在作品里的道理：因为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而犯错并不是不可饶恕的，只要心怀善念，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这是安房直子有意为之，她不回避人的弱点或是黑暗的一面，而是借由对人性弱点的提点和更正，让读者从黑暗的甬道中走向光明，指向善。
儿童世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儿童涉世未深，少些成人所经历的社会磨砺，因此本性上还是接近于生命的原本面目，表现出来的是人类最原始的心理冲动，接近于弗洛伊德的“本我”;而伴随着社会化的进行，儿童也不断的形成自己认识、适应世界的方式，渐渐具有一种接受社会规范约束的“自我”特质，对世界万象开始有思考，这种思考具有不自觉的哲学和思辨意味。
《星星玻璃球》里的“我”偷了阿彩的玻璃球。“我”从小和奶奶住在一起，在被问到爸爸妈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习惯性地说：爸爸去打工挣钱，妈妈在我小时候就死了。奶奶眼睛看不见，“我”从小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所以同学们都说“我”脏。现在“我”长大了，可以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可同学们还是说“我”脏。不过，“我”并不会败给那些坏话的。阿彩拿了一袋子星星样的玻璃球，“我”特别想摸一摸，可阿彩却说“我”是脏女孩，不能碰玻璃球。下课后，“我”做梦般地偷偷拿了三粒玻璃球，回了家。“我”心里很是不安和愧疚，可是又没有勇气放回去。就在“我”想着那就拿了吧的时候，柳树对“我”说：即使只是拿了三粒玻璃球，也是小偷。“我”痛苦极了，可就在这时，柳树说可以替“我”保管，慈爱的像妈妈一样。最后，“我”把三粒玻璃球埋在柳树底下，心灵的污点被拂去，性格也变得比以前开朗了。秋天的时候，柳树下开出了玻璃球花。这篇小故事不仅仅是劝诫少儿读者不要偷东西那么简单的说教，里面还包含了很多值得读者再次进行道德认知和判断的因素。“我”之所以会偷玻璃球，一部分原因是“我”喜欢，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阿彩说“我”脏，给“我”本来脆弱的心灵重重一击，揭露了不可示人的伤疤，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我们不能单纯地判断“我”拿走玻璃球这个错误，而应该探究错误背后的原因，引导读者的道德认知向更高一级发展。
皮亚杰在《儿童的道德判断》中将儿童道德认知发展分为他律和自律两大阶段，他律阶段的儿童，单方面的尊重权威，仅从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行为的好坏，认为规则是不可改变的，只能尊重和顺从，认为惩罚是一种报应。而自律阶段的儿童则能够将自己置于别人的地位，不只是依据后果来判断行为，还考虑行为的动机。他们可以意识到规则是可以依照人们的愿望加以改变的，惩罚更近于对人的教训或是促进。安房直子的作品中的道德体现大概都着眼于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自律阶段，不执着于简单的对与错，甚至错误都是可以被赦免的，可以像掩埋起来的玻璃球一样被抹去。安房直子站在了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人，又怀有当事者的心境去理解人，她深怀同情和悲悯，甚至对一草一物都倾注了自己的真心，这也许就是她为什么能够写出老少皆宜的幻想小说作品的原因吧。她奉行的儿童世界，也是成人世界的交往法则或许并不适合于现实社会，但是这绝对是我们所要追求的道德高度。
参考文献：
[1]《收藏家和他的伙伴们》第五封信，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20页
[2]安房直子.我的幻想小说作法：“海之馆的比目鱼”【J】日本儿童文学杂志.1989（5）.
[3]童庆炳. 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 文学评论，1993，04：54-64.
[4]转引自彭懿. 安房直子和她的那片魅幻森林，还有天国……[J]. 编辑学刊，2005，01：64-67.
[5]转引自方卫平. 幼儿文学：可能的艺术空间——当代外国幼儿文学给我们的启示[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06：1-5.
[6]转引皮亚杰. 儿童的道德判断[J].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
刘馨璐，1990.04，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