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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珠海特区的早期建设
卢荻：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早期创业异常艰难，您主持广东省政府期间，为特区做了哪些工作？
刘田夫：1979年深圳、珠海改为市后，两市市委雷厉风行，立即组织人马进行初步规划工作，并广泛与外商接触洽谈，积极吸引外资，发展经济。
这年3月25日，深圳刚改市两个月，他们便向省革命委员会送上一份报告，提出发展旅游业、合办企业和报批地产等几个问题。
4月13日，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就深圳市革委会报告中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议定了如下事项：
（二）适当下放对外经济活动的若干权限。两市的来料加工装配项目，不需要引进设备，或者引进设备在100万美元以下，三年内可以偿还的，可以由深圳、珠海两市负责审批。引进设备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由省审批。
（三）根据中央〔1979〕50号文件关于深圳、珠海两市设立加工特区“采取比内陆地区较为开放的一些办法”的精神，省有关部门应结合自己的业务情况，迅速就设立特区的有关事项，提出具体措施和意见，由省统一制定管理细则、办法，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发展的要求。
1980年5月4日，省委决定成立广东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由吴南生兼任主任、党组书记。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
此后，广东经济特区的工作主要由吴南生、梁湘等人负责。当然，特区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省委、省政府讨论决定时，我也参与了决策。
1982年10月，省委、省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 10月 30日，陈云批示：“看了广东十月二十二日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省委和各地区、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廣东的三个经济特区的建设都取得了一些成绩，到1983年底我从省长位置退下时，深圳特区的发展速度最快，珠海、汕头特区基本上还处于筹建阶段。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我当时到北京开会，是随他们的专列一起南下的。抵达广州时，我考虑到邓小平路途比较劳累，请他到珠岛宾馆休息，但他坚持先到深圳。于是我和梁灵光陪同他视察了深圳、珠海。邓小平对这两个经济特区的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分别题了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
2月 24 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之后，广东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
《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出台
卢荻：您担任省长期间，和省委主要领导习仲勋及其后任任仲夷合作共事都很好，因此广东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各方面工作都很有特色。您谈谈当时省委、省政府一班人的工作分工情况吧。
刘田夫：1979年12月，广东省恢复省人民政府，习仲勋任省长，杨尚昆、我、王全国、孟宪德、王宁、李建安、黄静波、梁威林、郭棣活、杨康华、曾定石任副省长。1980年2月7日，省委决定成立省政府党组，由我任书记，王全国、黄静波任副书记。按照分工，习仲勋负责省委全面工作，杨尚昆负责广州市全面工作，我负责省政府的全面工作。
1980年11月，党中央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到中央工作，调任仲夷任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1981年二三月间，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选举我为省长，增补梁湘、杨德元、刘俊杰为副省长。按照省委常委会议分工，任仲夷负责省委全面工作，并分管农业；我负责省政府的全面工作，并分管省委的日常工作。
1979年到 1983年，是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起步阶段。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寄予厚望，中央负责同志经常到广东视察指导工作，我们也经常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请求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还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的工作，帮助解决困难，并指出前进的方向。每次会议结束之后，我们都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坚决贯彻执行。
卢荻：继1979年中央出台50号文件后，1980年又出台了41号文件。这个文件对经济特区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请您谈谈中央〔1980〕41号文件的形成过程。
刘田夫：1980年 3月24日至 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讨论研究当前的问题和措施。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广东省的习仲勋、杨尚昆、我、吴南生，福建省的马兴元、郭超等，国务院有关部、委、办、局、银行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和我详细汇报了广东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广东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1979年，广东外贸出口创汇比1978年增长32％。深圳、珠海两个特区正在积极筹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已经出台，对特区外资企业的注册、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作了明确的规定。蛇口工业区已开始施工，进度较快。当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过程中，由于中央文件对某些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之间，认识和理解尚有不够一致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原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加上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我们过去既没有这样的实践，也没有经验。因此，国门打开之后，防范措施跟不上，出现了走私严重、黑市买卖港币等问题，社会上议论很多，有些同志甚至怀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这次会议上，经过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纪要》包括八方面的内容：调整农业发展方针；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搞好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的建设；切实加强领导。另外，《纪要》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5月1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纪要》（即中央〔1980〕41号文件），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做得更好。
卢荻：中央〔1980〕41号文件下发后，广东是如何传达贯彻的？
刘田夫：1980年6月19 日，省委在广州召开省、市直属机关处以上党员报告会，由省委常委杨应彬宣读中央41号文件，我代表省委作报告，向大家讲了对中央41号文件的认识和贯彻意见。
在报告中，我首先回顾了广东贯彻执行中央〔1979〕50号文件的情况，接着谈了对中央〔1980〕41号文件的认识，指出这是中央50号文件的继续和发展，对广东发挥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接着，我结合广东的实际，着重从三个方面谈了学习中央41号文件的认识：第一，要明确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第二，中央41号文件明确了广东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对充分发挥广东优势，关系极大。第三，中央41号文件还在许多实际问题上给予广东很大的支持。对如何贯彻中央41号文件，我提出要抓好五项工作：一是调整农业发展方针，逐步改变农业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二要把大力发展轻工业、手工业放在重要位置上；三要下最大决心，集中力量解决能源问题；四要加强交通运输薄弱环节；五要扩大对外经济活动。
7月29日至8月8日，省委在广州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充分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把经济搞活，加快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习仲勋作会议总结。我和王德、龚子荣、王宁也先后讲了话。我在8月3日的发言中，讲了四点意见：（1）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加快发展的步伐；（2）发展工业联合，经济联合，搞活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3）扩大商品的流通渠道，调整农副產品收购政策，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城乡市场；（4）改革外贸体制和加强对外经济工作。
习仲勋和我在讲话中都强调各地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调查分析清楚各地的特点、历史和现状、长处和短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中央给予广东更大的自主权
卢荻： 1980年9月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广东工作，决定给予广东更大的自主权。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吧！
刘田夫：1980年8月底，广东省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随后，习仲勋还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9月24日、25日上午，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52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王鹤寿等同志。2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习仲勋、杨尚昆和我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
我汇报和请求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发挥广东优势，调整农业结构，多种经济作物，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以及外汇管理使用、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和尽快解决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
卢荻：听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广东要大搞，得拉上7000公里铁丝网与外省隔离？
刘田夫：是啊！在会上，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领导同志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周边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但一百多年来的闭关锁国，中国大大落后了。就广东而言，因内地群众与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逃港的人员越来越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显示出来。唯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唯一的出路。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不同声音，但我们的大胆构想，得到与会大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作了重要指示。
9月28日，中央印发了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所谓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一是增大地方的权力，二是广东、福建两省对外更加开放。广东省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中央对广东财政实行大包干制度，财政每年上缴10亿元，外汇三七分成（中央为三、广东为七）暂定五年不变。同时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总之，《纪要》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大意义，同时给两省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我们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这也说明中央对广东寄予十分殷切的希望。
11月间，习仲勋、杨尚昆调到中央工作。临走前，习仲勋曾征求我的意见，是否任命我为代理省长。我说：“反正省政府由我主持全面工作，搞不搞代理省长都可以。”他说：“既然这样，那就等到明年春天召开省人代会，正式选举产生好了。”
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979〕50号文件、〔1980〕41号文件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的精神，真正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1981年春，任仲夷代表省委提出，在不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偏离四项基本原则轨道的前提下，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原有规定，允许作如下变通：第一，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要多方查阅各项规定，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而不要到处找根据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允许灵活的，则应向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活经济的方面去理解，灵活执行，而不应相反；第三，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果从现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据，还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
1981年4月20日至5月4日，省委召开学习讨论会，深入学习中央最新的几个文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省委常委、党员副省长和省直部委办的负责同志共50多人。省委要求大家进一步肃清在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破除旧框框，解放思想，使广东更加坚定地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省委还提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中央進一步松绑放权
卢荻：1981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上你们强烈要求中央有关部门进一步放权，以便让广东先走一步真先走。据说当时会议交锋很激烈，是吗？
刘田夫：是啊！1981年5月25日，我率广东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由谷牧副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的任仲夷、我、吴南生、梁湘、曾定石，福建的项南、马兴元、郭超、张遗、侯林舟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港澳工委的负责同志，以及薛暮桥、许涤新、范若愚、钱俊瑞等人。会议检查总结了贯彻执行中央〔1979〕50号文件以来的情况和经验，讨论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设置经济特区的理论、体制、政策和管理等问题，研究了今后进一步落实、做好工作的政策和措施。
5月27日，开会伊始，谷牧就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要从理论到实践系统总结一下，以便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以把中央既定的政策更好地贯彻下去”。
自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因这是个新事物，各方面认识不一致。有些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思想上还有个“怕”字：一怕滑向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有些部门对我们的做法就持明显怀疑态度。如有些同志怀疑，特区这样搞，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新的殖民地？因此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了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
谷牧指出：“省里同志的语言和北京各部的语言摆出来一对照，可看出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两省同志毫不含糊地对国务院、对各部委在执行50号文件上有不满意的意见。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卢荻：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有的中央部门不愿意放权，而地方却要求扩大自主权，这是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一次博弈。
刘田夫：我们和福建的项南等同志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的东西。因此，我们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
针对中央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我们有的同志挖苦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言外之意，你们不用文件束缚我们，就谢天谢地了，让我们放手去闯，我们可以发展更快一些。应当说，中央某些部门领导在大的方向上和我们是一致的。问题是他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不愿放权，认为我们的做法超出了中央50号文件，而我们却认为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难先走，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
谷牧说：“在执行中发生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不要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对这新事物，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会议应当敞开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最后目的达到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找到解决办法，更好地前进。”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两省、中央有关部门都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半个月的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正如谷牧在6月12日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已“解放”或“半解放”，两省理直气壮，理论界大力支持。
7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81〕27号文件）。中央批示指出：“广东、福建两省是我国的南大门和主要侨乡，战略地位重要，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很多。两省在经济调整、体制改革、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以及建设经济特区等方面，打开局面，创造经验，不仅对两省经济的繁荣，而且对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上，也有利于稳定港澳人心，争取台湾回归祖国。”
中央批示还指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经济调整、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同时，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力求稳步前进。
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会议明确在坚持几条大杠杠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两省发展经济的自主权，放手让两省去干，并且同意两省继续推进在计划、财政、金融、外贸、物价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制定出适合本省情况的地方法规或条例。同时，再次强调一定要把特区建设好。中央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给我们以强大的动力。
9月25日至10月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精神。10月26日，省委、省政府批转了这次三级干部会议纪要。这次会议再次肯定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政策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方针。同时提出，搞活经济和加强管理监督同步进行。 （续完）
（责任编辑 刘荣刚）
卢荻：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早期创业异常艰难，您主持广东省政府期间，为特区做了哪些工作？
刘田夫：1979年深圳、珠海改为市后，两市市委雷厉风行，立即组织人马进行初步规划工作，并广泛与外商接触洽谈，积极吸引外资，发展经济。
这年3月25日，深圳刚改市两个月，他们便向省革命委员会送上一份报告，提出发展旅游业、合办企业和报批地产等几个问题。
4月13日，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就深圳市革委会报告中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议定了如下事项：
（二）适当下放对外经济活动的若干权限。两市的来料加工装配项目，不需要引进设备，或者引进设备在100万美元以下，三年内可以偿还的，可以由深圳、珠海两市负责审批。引进设备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由省审批。
（三）根据中央〔1979〕50号文件关于深圳、珠海两市设立加工特区“采取比内陆地区较为开放的一些办法”的精神，省有关部门应结合自己的业务情况，迅速就设立特区的有关事项，提出具体措施和意见，由省统一制定管理细则、办法，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发展的要求。
1980年5月4日，省委决定成立广东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由吴南生兼任主任、党组书记。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
此后，广东经济特区的工作主要由吴南生、梁湘等人负责。当然，特区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省委、省政府讨论决定时，我也参与了决策。
1982年10月，省委、省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 10月 30日，陈云批示：“看了广东十月二十二日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省委和各地区、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廣东的三个经济特区的建设都取得了一些成绩，到1983年底我从省长位置退下时，深圳特区的发展速度最快，珠海、汕头特区基本上还处于筹建阶段。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我当时到北京开会，是随他们的专列一起南下的。抵达广州时，我考虑到邓小平路途比较劳累，请他到珠岛宾馆休息，但他坚持先到深圳。于是我和梁灵光陪同他视察了深圳、珠海。邓小平对这两个经济特区的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分别题了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
2月 24 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之后，广东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
《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出台
卢荻：您担任省长期间，和省委主要领导习仲勋及其后任任仲夷合作共事都很好，因此广东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各方面工作都很有特色。您谈谈当时省委、省政府一班人的工作分工情况吧。
刘田夫：1979年12月，广东省恢复省人民政府，习仲勋任省长，杨尚昆、我、王全国、孟宪德、王宁、李建安、黄静波、梁威林、郭棣活、杨康华、曾定石任副省长。1980年2月7日，省委决定成立省政府党组，由我任书记，王全国、黄静波任副书记。按照分工，习仲勋负责省委全面工作，杨尚昆负责广州市全面工作，我负责省政府的全面工作。
1980年11月，党中央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到中央工作，调任仲夷任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1981年二三月间，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选举我为省长，增补梁湘、杨德元、刘俊杰为副省长。按照省委常委会议分工，任仲夷负责省委全面工作，并分管农业；我负责省政府的全面工作，并分管省委的日常工作。
1979年到 1983年，是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起步阶段。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寄予厚望，中央负责同志经常到广东视察指导工作，我们也经常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请求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还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的工作，帮助解决困难，并指出前进的方向。每次会议结束之后，我们都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坚决贯彻执行。
卢荻：继1979年中央出台50号文件后，1980年又出台了41号文件。这个文件对经济特区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请您谈谈中央〔1980〕41号文件的形成过程。
刘田夫：1980年 3月24日至 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讨论研究当前的问题和措施。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广东省的习仲勋、杨尚昆、我、吴南生，福建省的马兴元、郭超等，国务院有关部、委、办、局、银行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和我详细汇报了广东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广东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1979年，广东外贸出口创汇比1978年增长32％。深圳、珠海两个特区正在积极筹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已经出台，对特区外资企业的注册、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作了明确的规定。蛇口工业区已开始施工，进度较快。当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过程中，由于中央文件对某些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之间，认识和理解尚有不够一致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原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加上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我们过去既没有这样的实践，也没有经验。因此，国门打开之后，防范措施跟不上，出现了走私严重、黑市买卖港币等问题，社会上议论很多，有些同志甚至怀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这次会议上，经过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纪要》包括八方面的内容：调整农业发展方针；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搞好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的建设；切实加强领导。另外，《纪要》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5月1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纪要》（即中央〔1980〕41号文件），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做得更好。
卢荻：中央〔1980〕41号文件下发后，广东是如何传达贯彻的？
刘田夫：1980年6月19 日，省委在广州召开省、市直属机关处以上党员报告会，由省委常委杨应彬宣读中央41号文件，我代表省委作报告，向大家讲了对中央41号文件的认识和贯彻意见。
在报告中，我首先回顾了广东贯彻执行中央〔1979〕50号文件的情况，接着谈了对中央〔1980〕41号文件的认识，指出这是中央50号文件的继续和发展，对广东发挥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接着，我结合广东的实际，着重从三个方面谈了学习中央41号文件的认识：第一，要明确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第二，中央41号文件明确了广东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对充分发挥广东优势，关系极大。第三，中央41号文件还在许多实际问题上给予广东很大的支持。对如何贯彻中央41号文件，我提出要抓好五项工作：一是调整农业发展方针，逐步改变农业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二要把大力发展轻工业、手工业放在重要位置上；三要下最大决心，集中力量解决能源问题；四要加强交通运输薄弱环节；五要扩大对外经济活动。
7月29日至8月8日，省委在广州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充分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把经济搞活，加快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习仲勋作会议总结。我和王德、龚子荣、王宁也先后讲了话。我在8月3日的发言中，讲了四点意见：（1）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加快发展的步伐；（2）发展工业联合，经济联合，搞活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3）扩大商品的流通渠道，调整农副產品收购政策，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城乡市场；（4）改革外贸体制和加强对外经济工作。
习仲勋和我在讲话中都强调各地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调查分析清楚各地的特点、历史和现状、长处和短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中央给予广东更大的自主权
卢荻： 1980年9月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广东工作，决定给予广东更大的自主权。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吧！
刘田夫：1980年8月底，广东省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随后，习仲勋还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9月24日、25日上午，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52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王鹤寿等同志。2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习仲勋、杨尚昆和我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
我汇报和请求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发挥广东优势，调整农业结构，多种经济作物，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以及外汇管理使用、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和尽快解决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
卢荻：听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广东要大搞，得拉上7000公里铁丝网与外省隔离？
刘田夫：是啊！在会上，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领导同志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周边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但一百多年来的闭关锁国，中国大大落后了。就广东而言，因内地群众与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逃港的人员越来越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显示出来。唯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唯一的出路。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不同声音，但我们的大胆构想，得到与会大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作了重要指示。
9月28日，中央印发了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所谓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一是增大地方的权力，二是广东、福建两省对外更加开放。广东省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中央对广东财政实行大包干制度，财政每年上缴10亿元，外汇三七分成（中央为三、广东为七）暂定五年不变。同时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总之，《纪要》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大意义，同时给两省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我们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这也说明中央对广东寄予十分殷切的希望。
11月间，习仲勋、杨尚昆调到中央工作。临走前，习仲勋曾征求我的意见，是否任命我为代理省长。我说：“反正省政府由我主持全面工作，搞不搞代理省长都可以。”他说：“既然这样，那就等到明年春天召开省人代会，正式选举产生好了。”
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979〕50号文件、〔1980〕41号文件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的精神，真正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1981年春，任仲夷代表省委提出，在不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偏离四项基本原则轨道的前提下，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原有规定，允许作如下变通：第一，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要多方查阅各项规定，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而不要到处找根据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允许灵活的，则应向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活经济的方面去理解，灵活执行，而不应相反；第三，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果从现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据，还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
1981年4月20日至5月4日，省委召开学习讨论会，深入学习中央最新的几个文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省委常委、党员副省长和省直部委办的负责同志共50多人。省委要求大家进一步肃清在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破除旧框框，解放思想，使广东更加坚定地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省委还提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中央進一步松绑放权
卢荻：1981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上你们强烈要求中央有关部门进一步放权，以便让广东先走一步真先走。据说当时会议交锋很激烈，是吗？
刘田夫：是啊！1981年5月25日，我率广东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由谷牧副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的任仲夷、我、吴南生、梁湘、曾定石，福建的项南、马兴元、郭超、张遗、侯林舟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港澳工委的负责同志，以及薛暮桥、许涤新、范若愚、钱俊瑞等人。会议检查总结了贯彻执行中央〔1979〕50号文件以来的情况和经验，讨论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设置经济特区的理论、体制、政策和管理等问题，研究了今后进一步落实、做好工作的政策和措施。
5月27日，开会伊始，谷牧就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要从理论到实践系统总结一下，以便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以把中央既定的政策更好地贯彻下去”。
自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因这是个新事物，各方面认识不一致。有些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思想上还有个“怕”字：一怕滑向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有些部门对我们的做法就持明显怀疑态度。如有些同志怀疑，特区这样搞，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新的殖民地？因此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了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
谷牧指出：“省里同志的语言和北京各部的语言摆出来一对照，可看出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两省同志毫不含糊地对国务院、对各部委在执行50号文件上有不满意的意见。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卢荻：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有的中央部门不愿意放权，而地方却要求扩大自主权，这是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一次博弈。
刘田夫：我们和福建的项南等同志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的东西。因此，我们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
针对中央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我们有的同志挖苦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言外之意，你们不用文件束缚我们，就谢天谢地了，让我们放手去闯，我们可以发展更快一些。应当说，中央某些部门领导在大的方向上和我们是一致的。问题是他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不愿放权，认为我们的做法超出了中央50号文件，而我们却认为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难先走，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
谷牧说：“在执行中发生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不要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对这新事物，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会议应当敞开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最后目的达到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找到解决办法，更好地前进。”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两省、中央有关部门都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半个月的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正如谷牧在6月12日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已“解放”或“半解放”，两省理直气壮，理论界大力支持。
7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81〕27号文件）。中央批示指出：“广东、福建两省是我国的南大门和主要侨乡，战略地位重要，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很多。两省在经济调整、体制改革、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以及建设经济特区等方面，打开局面，创造经验，不仅对两省经济的繁荣，而且对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上，也有利于稳定港澳人心，争取台湾回归祖国。”
中央批示还指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经济调整、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同时，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力求稳步前进。
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会议明确在坚持几条大杠杠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两省发展经济的自主权，放手让两省去干，并且同意两省继续推进在计划、财政、金融、外贸、物价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制定出适合本省情况的地方法规或条例。同时，再次强调一定要把特区建设好。中央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给我们以强大的动力。
9月25日至10月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精神。10月26日，省委、省政府批转了这次三级干部会议纪要。这次会议再次肯定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政策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方针。同时提出，搞活经济和加强管理监督同步进行。 （续完）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