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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量才一生致力新闻事业。本文主要研究他接办《申报》期间的办报理念以及办报精神。本文侧重关注《申报》时评风格的转变，探讨由早期被众多学者称为“太上感应篇”的保守风格到后期传播真理、支持抗战的激进风格背后的主客观因素。
【关键词】史量才 独立精神 《申报》 时评风格
在史量才接办《申报》的20多年里，《申报》在他的经营管理之下，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这不仅得益于他的经营之道，更得益于他的办报宗旨和思想。史量才说起他的办报“是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的，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①正是这种自由独立精神才使得《申报》在政治的大风浪中得以保存，为后来激烈的战斗提供了舆论阵地。《申报》无党无私，并不是说它没有立场，它的立场始终都很明确，即站在最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社会民众服务。他的独立精神也给予他更多使命感和发挥的空间。史量才接办《申报》之后，国家一直处于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的境地，在《申报》六十周年之际，报社声明“然以我独立生存之报纸，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终必有冲破国内恶浊之潮流而合于世界新潮之一日。国家外祸之危险，既达极点，我国民欲起而谋抵抗之法，非赖报纸为先锋，又将谁赖？……实亦所以尽我报界保国卫民之天职也。”②，史量才时期的《申报》已经意识到了自身作为思想先锋的责任。
那时的中国正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社会功能紊乱的时期。然而许多民众却愚昧无知，报纸言论是启迪民智的有力手段，史量才始终没有停下他探索的步伐。他奉行的经济独立原则使报纸有了独立的生命，可以公正地记载，适时地引导。这段时期，先后经历了袁世凯篡权，北洋军阀当权，国民党统治等阶段，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自己的专政，一方面借报纸宣传自己主张，扩大势力；一方面禁止不为己用的报刊活动，实行舆论压制。“据统计，袁世凯时期全国报纸至少有七十一家被封，四十九家受传讯，九家被反动军警捣毁；新闻记者至少有二十四人被杀，六十人被捕入狱”③。北洋军阀时期亦是如此。到国民党时期，更是打着“党治”旗号，大肆破坏新闻的自由发展。在当时的这种局势下，就不难理解《申报》前期言论趋于温和，对时弊尽量少置可否的做法。“思想落后，故有背乎时代，而超越急进，亦足阻碍时代之进展。”④在当时政治混乱不明的状况下，有识之士尚不能对未来局势做出精准判断，而广大人民最希望是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一味叫嚣呐喊是不适宜的，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客观平易的报道，使民众了解现实状况，让民众自己去判断思考。把意志过多强加给民众，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此时的共产党还是个成长中的党派，史量才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可能立即认识到无产阶级执政的趋势且承认其政党的先进性。另外，他们也一直相信，要随时代需要、人民需要而动，不可擅发不成熟的议论。陈景韩在《申报》成立五十周年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记者之职业，不可自视太高，报纸之一方面，固可指导舆论，而又一方面，亦当受舆论之指导。”⑤从此话来看，陈景韩认为报纸也应该适于现实的舆论环境，受大众舆论影响，不可过早贸然制造舆论。
一些研究者评说《申报》前期评论保守，无人要看，概之为不触时弊的，文笔曲折的太上感应篇。笔者认为，未必如此，彼时“国内分裂愈甚，政治愈非……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连年战祸，以迄于今。……试问我报馆处于此种状况之下，如何能谋发展，……党与非党，凡占有一部分势力者，无不欲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苟不如意，则叫嚣狂跳，气势汹汹，应付尤为困难。從前之所谓压迫报纸者，不过政府军阀而已，今则压迫之方面正多。”⑥在这样的重压之下，报纸采取迂回的手法是有必要的，只要能保持独立的精神，能做公正的报道，即使只提供新闻，“有新闻而无它件，不失其为新闻纸也”⑦。何况情况并非如此，在袁氏窃国， “缇骑四出，特务密布”，大批记者下狱之时，《申报》发本馆启示，申宗旨，阐志趣，誓不被收买，发表反对帝制的时评、杂评达七十九篇之多。并且手法多样，以转载他人文章（如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和国外的反帝檄文）和客观报道全国反袁形势来辅助其表现立场。把观点藏在选择的事实之下，同样为有识之士所洞见。若不迂回曲折，一味莽撞，只怕一时呐喊得酣畅淋漓，却很快会被迫封口。《申报》能在动荡时得以延续，一方面原因是各政治集团意欲借此舆论阵地为己用，一旦明确知道除了激烈的反对自己，没有一毫利用价值，势必早将捣毁之。史量才正是意识到了此种危情，才采取了迂回作战的方法，他坦言：“惟吾人同处此环境下，不见民国以来拥重兵挟大炮者相环呼？其势力之雄千万倍于报纸，然倏而败，倏而逃，倏而死亦。其如虎之兵士，倏而缴械，倏而改编，倏而流为盗匪矣。试一面顾此冷静之申报，尤得日与阅者相见而无间。若逞其义气取快一时，恐吾同人亦早在缴械改编之列矣。”另一方面，申报前期时评风格较为平和，陈景韩做事稳健，“思想精细，在此局势下应付各种困难问题，与各种风潮，均能随即消弭，安然而过。”⑧他的温和为报纸保存了实力，使得《申报》在日后可以厚积薄发。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申报》连续发表报道，并发表时评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反对当局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提出“国人共奋，万众一心，尚何国事不可挽救者”。6月11日，陈独秀被捕，17日，《申报》发表杂评《北京之文字狱》，抨击北洋当局。申报的言论机关的使命就是始终以这样的行动在付诸实践。申报或许不能满足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为革命言辞激烈地呐喊，对时弊痛快淋漓地批露，却也不失大体，无甚过错，其在改革之前在史量才办报思想指导下的隐忍做长远打算的做法在后来也得到了公允的评价。“当袁氏盗国，以重金謟令，无反帝制，先生直却之。嗣是军阀当国者十年，贞介自洁，婉约自全，盖煞费苦心焉。”⑩
史量才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矛盾，他应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权，但执政的资产阶级让他感到失望，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报业发展也受阻碍，国人险些成为亡国奴，内乱和外患使他重新审视报业活动。他在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时说“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住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敌救国。我年近花甲，别无他求，但愿生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表现出进步民族资产阶级爱国情怀，若在妥协，悉心保存的《申报》阵地也会随国家沦陷而不复存在。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外族入侵，国难当头，而国民党却仍消极抗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实为卖国。此时，全国抗日爱国运动更是此起彼伏，舆论之势已造就，在形势的呼吁下，民众的需要下，上海，作为聚集众多思想活跃之士的舆论中心，《申报》，作为上海乃至全国影响力颇大的报纸，被赋予了传播真理，引导思潮的使命，史量才抓住了这一时机，迅速站到大众舆论的前列，为反帝呐喊，驳斥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政策，树立起其正义敢言之形象。这时的《申报》也早在1929年因人事变动而大有转变了，陈景韩，张竹平的离去，使得史量才在聘用新人之后，重新审时度势，大力进行改革。自陈彬龢入馆，“日课一评，凡关政治，教育，社会上一切重要问题，无不穷究其本原，阐发其义理，所言皆为人之所欲言而又不能言者”⑾。《申报》更注重自己的舆论引导作用，并在以后的经营中，日趋进步。
虽说史量才时期的《申报》从保守走向进步，但有一些东西是他始终信守的，一是为国民服务，为国民谋利。二是史家办报精神，始终尊重事实，客观记载，为社会存史料。办报纸、做新闻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工作，既要客观报道，让今人知情，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也要让后人知史，以便借鉴既往，开辟未来。史量才正是这样一个杰出的报人，他的办报思想和实践成果会永远光耀泽福后来之人。■
参考文献
①俞颂华，《忆史先生》[N].《申报年鉴》，1934
②⑤⑥⑧⑨张蕴和，《六十年来之申报》[J].《申报月刊》创刊号，1932
③王文彬：《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编》[M].重庆出版社，1996：720
④⑾张蕴和，《张序》[N].《申报评论选》，《申报》馆，1932
⑦徐宝璜、胡愈之，《论新闻纸之根本职务》[N].《新闻事业》，东方杂志社，1924
⑩《纪念史量才先生》，《申报年鉴》，1934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史量才 独立精神 《申报》 时评风格
在史量才接办《申报》的20多年里，《申报》在他的经营管理之下，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这不仅得益于他的经营之道，更得益于他的办报宗旨和思想。史量才说起他的办报“是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的，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①正是这种自由独立精神才使得《申报》在政治的大风浪中得以保存，为后来激烈的战斗提供了舆论阵地。《申报》无党无私，并不是说它没有立场，它的立场始终都很明确，即站在最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社会民众服务。他的独立精神也给予他更多使命感和发挥的空间。史量才接办《申报》之后，国家一直处于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的境地，在《申报》六十周年之际，报社声明“然以我独立生存之报纸，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终必有冲破国内恶浊之潮流而合于世界新潮之一日。国家外祸之危险，既达极点，我国民欲起而谋抵抗之法，非赖报纸为先锋，又将谁赖？……实亦所以尽我报界保国卫民之天职也。”②，史量才时期的《申报》已经意识到了自身作为思想先锋的责任。
那时的中国正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社会功能紊乱的时期。然而许多民众却愚昧无知，报纸言论是启迪民智的有力手段，史量才始终没有停下他探索的步伐。他奉行的经济独立原则使报纸有了独立的生命，可以公正地记载，适时地引导。这段时期，先后经历了袁世凯篡权，北洋军阀当权，国民党统治等阶段，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自己的专政，一方面借报纸宣传自己主张，扩大势力；一方面禁止不为己用的报刊活动，实行舆论压制。“据统计，袁世凯时期全国报纸至少有七十一家被封，四十九家受传讯，九家被反动军警捣毁；新闻记者至少有二十四人被杀，六十人被捕入狱”③。北洋军阀时期亦是如此。到国民党时期，更是打着“党治”旗号，大肆破坏新闻的自由发展。在当时的这种局势下，就不难理解《申报》前期言论趋于温和，对时弊尽量少置可否的做法。“思想落后，故有背乎时代，而超越急进，亦足阻碍时代之进展。”④在当时政治混乱不明的状况下，有识之士尚不能对未来局势做出精准判断，而广大人民最希望是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一味叫嚣呐喊是不适宜的，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客观平易的报道，使民众了解现实状况，让民众自己去判断思考。把意志过多强加给民众，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此时的共产党还是个成长中的党派，史量才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可能立即认识到无产阶级执政的趋势且承认其政党的先进性。另外，他们也一直相信，要随时代需要、人民需要而动，不可擅发不成熟的议论。陈景韩在《申报》成立五十周年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记者之职业，不可自视太高，报纸之一方面，固可指导舆论，而又一方面，亦当受舆论之指导。”⑤从此话来看，陈景韩认为报纸也应该适于现实的舆论环境，受大众舆论影响，不可过早贸然制造舆论。
一些研究者评说《申报》前期评论保守，无人要看，概之为不触时弊的，文笔曲折的太上感应篇。笔者认为，未必如此，彼时“国内分裂愈甚，政治愈非……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连年战祸，以迄于今。……试问我报馆处于此种状况之下，如何能谋发展，……党与非党，凡占有一部分势力者，无不欲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苟不如意，则叫嚣狂跳，气势汹汹，应付尤为困难。從前之所谓压迫报纸者，不过政府军阀而已，今则压迫之方面正多。”⑥在这样的重压之下，报纸采取迂回的手法是有必要的，只要能保持独立的精神，能做公正的报道，即使只提供新闻，“有新闻而无它件，不失其为新闻纸也”⑦。何况情况并非如此，在袁氏窃国， “缇骑四出，特务密布”，大批记者下狱之时，《申报》发本馆启示，申宗旨，阐志趣，誓不被收买，发表反对帝制的时评、杂评达七十九篇之多。并且手法多样，以转载他人文章（如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和国外的反帝檄文）和客观报道全国反袁形势来辅助其表现立场。把观点藏在选择的事实之下，同样为有识之士所洞见。若不迂回曲折，一味莽撞，只怕一时呐喊得酣畅淋漓，却很快会被迫封口。《申报》能在动荡时得以延续，一方面原因是各政治集团意欲借此舆论阵地为己用，一旦明确知道除了激烈的反对自己，没有一毫利用价值，势必早将捣毁之。史量才正是意识到了此种危情，才采取了迂回作战的方法，他坦言：“惟吾人同处此环境下，不见民国以来拥重兵挟大炮者相环呼？其势力之雄千万倍于报纸，然倏而败，倏而逃，倏而死亦。其如虎之兵士，倏而缴械，倏而改编，倏而流为盗匪矣。试一面顾此冷静之申报，尤得日与阅者相见而无间。若逞其义气取快一时，恐吾同人亦早在缴械改编之列矣。”另一方面，申报前期时评风格较为平和，陈景韩做事稳健，“思想精细，在此局势下应付各种困难问题，与各种风潮，均能随即消弭，安然而过。”⑧他的温和为报纸保存了实力，使得《申报》在日后可以厚积薄发。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申报》连续发表报道，并发表时评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反对当局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提出“国人共奋，万众一心，尚何国事不可挽救者”。6月11日，陈独秀被捕，17日，《申报》发表杂评《北京之文字狱》，抨击北洋当局。申报的言论机关的使命就是始终以这样的行动在付诸实践。申报或许不能满足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为革命言辞激烈地呐喊，对时弊痛快淋漓地批露，却也不失大体，无甚过错，其在改革之前在史量才办报思想指导下的隐忍做长远打算的做法在后来也得到了公允的评价。“当袁氏盗国，以重金謟令，无反帝制，先生直却之。嗣是军阀当国者十年，贞介自洁，婉约自全，盖煞费苦心焉。”⑩
史量才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矛盾，他应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权，但执政的资产阶级让他感到失望，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报业发展也受阻碍，国人险些成为亡国奴，内乱和外患使他重新审视报业活动。他在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时说“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住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敌救国。我年近花甲，别无他求，但愿生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表现出进步民族资产阶级爱国情怀，若在妥协，悉心保存的《申报》阵地也会随国家沦陷而不复存在。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外族入侵，国难当头，而国民党却仍消极抗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实为卖国。此时，全国抗日爱国运动更是此起彼伏，舆论之势已造就，在形势的呼吁下，民众的需要下，上海，作为聚集众多思想活跃之士的舆论中心，《申报》，作为上海乃至全国影响力颇大的报纸，被赋予了传播真理，引导思潮的使命，史量才抓住了这一时机，迅速站到大众舆论的前列，为反帝呐喊，驳斥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政策，树立起其正义敢言之形象。这时的《申报》也早在1929年因人事变动而大有转变了，陈景韩，张竹平的离去，使得史量才在聘用新人之后，重新审时度势，大力进行改革。自陈彬龢入馆，“日课一评，凡关政治，教育，社会上一切重要问题，无不穷究其本原，阐发其义理，所言皆为人之所欲言而又不能言者”⑾。《申报》更注重自己的舆论引导作用，并在以后的经营中，日趋进步。
虽说史量才时期的《申报》从保守走向进步，但有一些东西是他始终信守的，一是为国民服务，为国民谋利。二是史家办报精神，始终尊重事实，客观记载，为社会存史料。办报纸、做新闻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工作，既要客观报道，让今人知情，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也要让后人知史，以便借鉴既往，开辟未来。史量才正是这样一个杰出的报人，他的办报思想和实践成果会永远光耀泽福后来之人。■
参考文献
①俞颂华，《忆史先生》[N].《申报年鉴》，1934
②⑤⑥⑧⑨张蕴和，《六十年来之申报》[J].《申报月刊》创刊号，1932
③王文彬：《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编》[M].重庆出版社，1996：720
④⑾张蕴和，《张序》[N].《申报评论选》，《申报》馆，1932
⑦徐宝璜、胡愈之，《论新闻纸之根本职务》[N].《新闻事业》，东方杂志社，1924
⑩《纪念史量才先生》，《申报年鉴》，1934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