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化界有两大名僧，一位是弘一法师李叔同，另一位，则是情僧苏曼殊。
　　李叔同生于富贵之家，早年亦是一名风流才子，有着令人惊服的才情与悟性，其诗词书信之间，往往散逸着兴高采烈的名士之气：“昨午雨霁，与同学数人泛舟湖上。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首，不觉目酣神醉。山容水态，何异当年袁石公游太湖风味？……薄暮归寓，乘兴奏刀，连治七印，古朴浑厚，自审尚有是处。”
　　李叔同古典文学造诣甚高，研究过西洋美术，教授过现代音乐，结交文人雅士三教九流，颇受各方爱戴。这么一个人，人生正如日中天之际，却在杭州虎跑寺披剃出家。丰子恺在《怀李叔同先生》中，说他一生最大特点是认真，“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一定要做得彻底，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晚年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亦是理所当然，终成一代名僧。”
　　弘一法师病逝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六日宣布绝食，拒医。八日致信李芳远：“朽人近来病态日甚，不久当即往生极乐。犹如西山落日，殷红灿烂，瞬即西沉。故凡未圆满诸事，皆深盼仁者继成，则吾虽凋弗奚憾哉！”
　　然而大师终生，亦如西山落日，悲欣交集，美哉善哉，分外引起后人的敬仰与追慕。
　　如果說弘一法师是大悟红尘，终于了却俗世纷扰，欣然披剃出家，常被人与之并称的苏曼殊则可谓固执“烦恼即菩提”，一生游历于情天恨海中的情僧。
　　曼殊幼失母荫，一生经历坎坷，常怀萧疏清冷之心境，但也正是这种断鸿零雁的孤独反使得他对温情暖意的慰藉无比渴望，正是这种极度寒冷，反而点燃了他内心异常的炽热。曼殊并非思维理性、意志坚定之人，他少年时投身革命的举动，后来又一意孤行皈依佛门，时而著书办报，时而游历佛国，时而花天酒地，时而又面壁默思，种种或僧或俗、看似不按常理出牌乃至近乎癫狂的言行，都无一不源自于他内心喷薄的激情和热望，他无休止地穿梭于各种各样的生命历程，仿佛在各种式样的人生中怎么都活不够，永远在千变万化的世相中旅行着、存在着、体验着。
　　曼殊多情。曾经年少轻狂，壮怀激烈；他爱高朋满座，醉卧花丛；他极为嗜食，其遣情任性也是声名远播的。
　　一身袈裟，满嘴酒肉，嚼蕊吐香，这是曼殊留给人的一种形象。
　　而这又有何不可？荒烟漫草，风起云涌之间已经丧失了秩序的年代，索性入山披剃，换一身袈裟，再次投身滚滚红尘，潇洒奔走一回，或曰“人间正道”、“世间觅法”亦可，或曰“厌世求死”也行，或曰“欺世盗名”“游戏人间”亦无所谓，曼殊倒似不再计较。后来在沪上风月场中快意挥洒的日夜，人人征花贿觥，花笺一般下款为客人题签，或以其姓，或以其名，犹抱琵琶。而独独有曼殊一人，却大书“和尚”二字。或许诚如他最后的遗示：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曼殊三十五岁而卒，一生往复于僧俗之间，纷纷扰扰，凡情与佛心两未相忘，他身后是否“都无挂碍”不得而知，但曼殊一生，实在善感而情多，其文艺与人生的一切成毁皆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