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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了?”
“退了。”
从市委组织部会议室出来,老吴劈头踫上了干部三科的刘科长。
老吴原来是市档案局的副局长,一九八二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毕业生。那时候的大学生,比香油还招人待见。胸脯前别着个白底红字的校徽,上了人挨人的公交车,一只手攀着头顶的横杆,一只手按着军绿色的书包,身子随着摇晃的车身晃来晃去,一车人的目光也随着老吴的身子晃来晃去。毕业分配回到雁门市,本来市委办公厅要留他写材料,老吴怕丢了专业,坚决要求去市档案局。在档案局干了二十年,同年龄段的人不是到县区当了书记县长,就是成了市直机关的局长部长。老吴却依然是个科长。在路上看到老吴骑着个锈迹斑斑的破自行车,吭哧吭哧地爬坡,谢了顶的后脑勺在阳光下一闪一闪,晃得人眼仁生疼,就让司机放慢车速,摇开车窗,非要载老吴一程,老吴却并不领情,甩一把脸上的汗,大手一挥:“你忙你的,你忙你的。我到单位也没多少事,权当锻炼身体。”那人苦笑了一下,让司机踩了一下油门,走远了。
眼看快五十了,提拔的事一点迹象也没有,老吴依然不着急。骑着车,上班。再骑着车,下班。白天饭量不减,夜里鼾声如雷。倒是老吴的媳妇沉不住气了,背着老吴把住房公积金取出来,咬了咬牙,买了二斤灵芝虫草,逼老吴给分管市长李大高送去。
李大高是老吴汾水县的老乡,年轻时隔三差五在一起喝酒,喝多了就一个床上挤着睡,谁也不嫌谁的脚臭。后来,李大高官越做越大,对老吴的态度日趋冷淡。有一天,老吴喝了两口酒,踅进李市长的办公室,坐在真皮沙发上,大大咧咧地跷起二郎腿,掏出烟卷吞云吐雾起来。李市长隐身在茫茫烟雾中批阅着文件,半个小时也没理睬老吴。老吴讪讪地退了出来,在走廊里听到李市长对秘书大发雷霆。从此,老吴和这位老乡兼好友断了来往。
这天,媳妇逼老吴去给李市长去送礼。老吴骑着破自行车来到市长住宅楼下,看到李市长家的客厅的枝型吊灯,亮了。灭了。又亮了。又灭了。一盒烟快抽完了,就是下不了决心去按响门铃。掏出手机看看时间,快十点了。老吴踩灭烟蒂,跨上自行车,走了。
一出巷口,看到一个回收烟酒和名贵药材的小店,老吴把怀里的虫草赔了五千元兑换成现金。跨上自行车,走了。
再往前骑,一街的商铺纷纷打烊,只有一个卖照相器材的店铺还亮着灯。老吴气宇轩昂地冲到银台前,把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从包里掏出来:“就这些,能买个啥?”过了一会,老吴脖子上吊着个佳能牌相机,跨上自行车,走了。
自从有了照相机,老吴仕进之心愈发淡了。下了班骑着破自行车河也去,山也去,花也拍,鸟也拍,拍来拍去,在雁门市摄影圈竟有了些名气,还交了些爱摄影的朋友,比如组织部的刘科长,搞房地产的余大炮,批发蔬菜的陈狗娃,开旅馆的顾三斤。三教九流,四行八作。见了面先是交流体会,评点作品,然后猜拳行令,吃肉,喝酒。喝高了,不择地点,你抱着我,我搂着你,吐得翻江倒海,睡得昏天黑地,谁也不嫌谁的脚臭。
有一天,老吴和朋友们约好到城外的鸡鸣山上拍日出。这正是秋深时节,一山的枫叶红得耀眼。老吴在悬崖边上架好相机,闭着左眼守在取景框前等待日出。东方的晨曦慢慢露出了一圏红晕。忽地,太阳像初生的婴儿,嘭地一声跃出了地平线。调焦。按快门。再调。再按。换镜头。调。按。嚓嚓嚓。嚓嚓嚓。老吴在拍摄的快乐中飞翔。陶醉。忘记了一切。
“多美呀!这景色!”
身后这一嗓子把老吴着实吓了一大跳,脚下一趔趄,险些从悬崖上掉下去。老吴定了定神,对那汉子怒目而视:“你这人!”
刘科长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部长,您这腿脚……真棒,我……紧赶慢赶……还是跟不上。噢,这是市档案局的老吴。”
老吴就这么认识了组织部长。两人一聊,还是人民大学的校友,心里就自有一番亲切。转过年,老吴被提拔成了市档案局的副局长。部长起没起作用,老吴没问过,部长也没谈过。偶然见了面,也只是谈摄影,谈文学,谈民俗掌故,谈坊间传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倒是李市长来档案局搞调研,见了老吴一口一个老朋友,亲热得不得了,老吴却觉得不自在。
当了副局长,有了专车,老吴就再也不骑自行车了。工作也一下子忙了起来,又是调研,又是扶贫,又是出差,又是接待,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聚会,根本抽不出时间拍片子。刘科长和余大炮他们约了几回,老吴本来说好要参加,临出发老是有事,慢慢就断了来往。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老吴到了退休年龄。刘科长踫到他那天,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和他们这批退休的局级干部集体谈了话。副部长亲切地问老吴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老吴一迭声说没啥没啥,就从会议室走出来。副部长和他们一个个握手,老吴感到副部长的手很软很温暖。路过部长的办公室,老吴本想敲敲门打个招呼,但一想好像也没什么要说的,就转身下楼了。
第二天一早,老吴本想睡个懒觉,但七点钟就准时醒来了,本能地把两条腿伸下床,才穿了一只拖鞋,忽然想起已经退休了,起这么早挨刀呀?就又重新躺下。窗外广场舞的音乐一浪一浪涌进来,一个半老徐娘声嘶力竭地吼唱着:“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老吴再也睡不着,踱到阳台上一根接一根抽烟。老伴在少年宫当老师,早早就出门上班去了,中午也不回来。老吴早饭没吃,中午觉得有些饿,拉开冰箱一看,空空如也,就泡了一包方便面,就着一根蔫了的大葱草草吃了,拉开被子又睡了,直到社员们的歌声再次响起,老吴才发现天已黑透了。
老吴在沙发上坐了会,抽了根烟。又到阳台上坐了会,抽了根烟。就想找个朋友闲聊聊,拿起手机却又想不清楚该把电话拨给谁,就又把电话放下,抽了根烟。忽然,门铃叮咚叮咚响了,老吴以为是老伴下班了,也没看对讲,就开了门。
进来一个人。余大炮。
胖了。但还是高声大嗓,光光的脑门反射着窗外的霓虹灯,赤橙黄绿青蓝紫。
喝茶,抽烟,聊。
叮咚。门铃又响了。陈狗娃来了。屋里马上弥漫着葱头、蒜薹、白菜和芫荽混合的味道,很熟悉,很亲切。
喝茶,抽烟,聊。
叮咚。门铃又响了。顾三斤。烟草、油烟的味道。
喝茶,抽烟,聊。
快八点了,这些人也没有要走的意思。老吴肚子饿得哇哇叫,只能强打精神陪着客人干坐着。客人们肚子饿得哇哇叫,一看老吴也没有剥葱剥蒜炒菜做饭待客的意思,一个个面面相觑,却谁也不好意思发问和告辞。又过了半小时,直肠子的余大炮忍不住了:“这个刘科长,通知我们来你家吃饭,他咋还不露面?”
老吴这才恍然大悟。霎时间,屋子里灌满了笑声。老吴赶紧穿上衣服,从阳台上找出一箱老白汾,正要带朋友们下楼去喝酒,刘科长的电话来了:“老吴,我在你家楼下的穆斯林涮肉等你,锅早煮开了,赶快过来开吃!”
围桌坐下。窗外寒风呼啸,一片片黄叶在街巷飞舞。屋里的火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老吴觉得心里暖暖的,端起酒杯还没说话,一种透明的液体从眼睛里流出来,流到了嘴里。
薛荣,1966年生,山西怀仁人。历史学博士。198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2010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现供职于山西省新闻出版局。作品散见于《作家》《黄河》《草原》《鸭绿江》《山西日报》等报刊。
“退了。”
从市委组织部会议室出来,老吴劈头踫上了干部三科的刘科长。
老吴原来是市档案局的副局长,一九八二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毕业生。那时候的大学生,比香油还招人待见。胸脯前别着个白底红字的校徽,上了人挨人的公交车,一只手攀着头顶的横杆,一只手按着军绿色的书包,身子随着摇晃的车身晃来晃去,一车人的目光也随着老吴的身子晃来晃去。毕业分配回到雁门市,本来市委办公厅要留他写材料,老吴怕丢了专业,坚决要求去市档案局。在档案局干了二十年,同年龄段的人不是到县区当了书记县长,就是成了市直机关的局长部长。老吴却依然是个科长。在路上看到老吴骑着个锈迹斑斑的破自行车,吭哧吭哧地爬坡,谢了顶的后脑勺在阳光下一闪一闪,晃得人眼仁生疼,就让司机放慢车速,摇开车窗,非要载老吴一程,老吴却并不领情,甩一把脸上的汗,大手一挥:“你忙你的,你忙你的。我到单位也没多少事,权当锻炼身体。”那人苦笑了一下,让司机踩了一下油门,走远了。
眼看快五十了,提拔的事一点迹象也没有,老吴依然不着急。骑着车,上班。再骑着车,下班。白天饭量不减,夜里鼾声如雷。倒是老吴的媳妇沉不住气了,背着老吴把住房公积金取出来,咬了咬牙,买了二斤灵芝虫草,逼老吴给分管市长李大高送去。
李大高是老吴汾水县的老乡,年轻时隔三差五在一起喝酒,喝多了就一个床上挤着睡,谁也不嫌谁的脚臭。后来,李大高官越做越大,对老吴的态度日趋冷淡。有一天,老吴喝了两口酒,踅进李市长的办公室,坐在真皮沙发上,大大咧咧地跷起二郎腿,掏出烟卷吞云吐雾起来。李市长隐身在茫茫烟雾中批阅着文件,半个小时也没理睬老吴。老吴讪讪地退了出来,在走廊里听到李市长对秘书大发雷霆。从此,老吴和这位老乡兼好友断了来往。
这天,媳妇逼老吴去给李市长去送礼。老吴骑着破自行车来到市长住宅楼下,看到李市长家的客厅的枝型吊灯,亮了。灭了。又亮了。又灭了。一盒烟快抽完了,就是下不了决心去按响门铃。掏出手机看看时间,快十点了。老吴踩灭烟蒂,跨上自行车,走了。
一出巷口,看到一个回收烟酒和名贵药材的小店,老吴把怀里的虫草赔了五千元兑换成现金。跨上自行车,走了。
再往前骑,一街的商铺纷纷打烊,只有一个卖照相器材的店铺还亮着灯。老吴气宇轩昂地冲到银台前,把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从包里掏出来:“就这些,能买个啥?”过了一会,老吴脖子上吊着个佳能牌相机,跨上自行车,走了。
自从有了照相机,老吴仕进之心愈发淡了。下了班骑着破自行车河也去,山也去,花也拍,鸟也拍,拍来拍去,在雁门市摄影圈竟有了些名气,还交了些爱摄影的朋友,比如组织部的刘科长,搞房地产的余大炮,批发蔬菜的陈狗娃,开旅馆的顾三斤。三教九流,四行八作。见了面先是交流体会,评点作品,然后猜拳行令,吃肉,喝酒。喝高了,不择地点,你抱着我,我搂着你,吐得翻江倒海,睡得昏天黑地,谁也不嫌谁的脚臭。
有一天,老吴和朋友们约好到城外的鸡鸣山上拍日出。这正是秋深时节,一山的枫叶红得耀眼。老吴在悬崖边上架好相机,闭着左眼守在取景框前等待日出。东方的晨曦慢慢露出了一圏红晕。忽地,太阳像初生的婴儿,嘭地一声跃出了地平线。调焦。按快门。再调。再按。换镜头。调。按。嚓嚓嚓。嚓嚓嚓。老吴在拍摄的快乐中飞翔。陶醉。忘记了一切。
“多美呀!这景色!”
身后这一嗓子把老吴着实吓了一大跳,脚下一趔趄,险些从悬崖上掉下去。老吴定了定神,对那汉子怒目而视:“你这人!”
刘科长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部长,您这腿脚……真棒,我……紧赶慢赶……还是跟不上。噢,这是市档案局的老吴。”
老吴就这么认识了组织部长。两人一聊,还是人民大学的校友,心里就自有一番亲切。转过年,老吴被提拔成了市档案局的副局长。部长起没起作用,老吴没问过,部长也没谈过。偶然见了面,也只是谈摄影,谈文学,谈民俗掌故,谈坊间传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倒是李市长来档案局搞调研,见了老吴一口一个老朋友,亲热得不得了,老吴却觉得不自在。
当了副局长,有了专车,老吴就再也不骑自行车了。工作也一下子忙了起来,又是调研,又是扶贫,又是出差,又是接待,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聚会,根本抽不出时间拍片子。刘科长和余大炮他们约了几回,老吴本来说好要参加,临出发老是有事,慢慢就断了来往。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老吴到了退休年龄。刘科长踫到他那天,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和他们这批退休的局级干部集体谈了话。副部长亲切地问老吴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老吴一迭声说没啥没啥,就从会议室走出来。副部长和他们一个个握手,老吴感到副部长的手很软很温暖。路过部长的办公室,老吴本想敲敲门打个招呼,但一想好像也没什么要说的,就转身下楼了。
第二天一早,老吴本想睡个懒觉,但七点钟就准时醒来了,本能地把两条腿伸下床,才穿了一只拖鞋,忽然想起已经退休了,起这么早挨刀呀?就又重新躺下。窗外广场舞的音乐一浪一浪涌进来,一个半老徐娘声嘶力竭地吼唱着:“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老吴再也睡不着,踱到阳台上一根接一根抽烟。老伴在少年宫当老师,早早就出门上班去了,中午也不回来。老吴早饭没吃,中午觉得有些饿,拉开冰箱一看,空空如也,就泡了一包方便面,就着一根蔫了的大葱草草吃了,拉开被子又睡了,直到社员们的歌声再次响起,老吴才发现天已黑透了。
老吴在沙发上坐了会,抽了根烟。又到阳台上坐了会,抽了根烟。就想找个朋友闲聊聊,拿起手机却又想不清楚该把电话拨给谁,就又把电话放下,抽了根烟。忽然,门铃叮咚叮咚响了,老吴以为是老伴下班了,也没看对讲,就开了门。
进来一个人。余大炮。
胖了。但还是高声大嗓,光光的脑门反射着窗外的霓虹灯,赤橙黄绿青蓝紫。
喝茶,抽烟,聊。
叮咚。门铃又响了。陈狗娃来了。屋里马上弥漫着葱头、蒜薹、白菜和芫荽混合的味道,很熟悉,很亲切。
喝茶,抽烟,聊。
叮咚。门铃又响了。顾三斤。烟草、油烟的味道。
喝茶,抽烟,聊。
快八点了,这些人也没有要走的意思。老吴肚子饿得哇哇叫,只能强打精神陪着客人干坐着。客人们肚子饿得哇哇叫,一看老吴也没有剥葱剥蒜炒菜做饭待客的意思,一个个面面相觑,却谁也不好意思发问和告辞。又过了半小时,直肠子的余大炮忍不住了:“这个刘科长,通知我们来你家吃饭,他咋还不露面?”
老吴这才恍然大悟。霎时间,屋子里灌满了笑声。老吴赶紧穿上衣服,从阳台上找出一箱老白汾,正要带朋友们下楼去喝酒,刘科长的电话来了:“老吴,我在你家楼下的穆斯林涮肉等你,锅早煮开了,赶快过来开吃!”
围桌坐下。窗外寒风呼啸,一片片黄叶在街巷飞舞。屋里的火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老吴觉得心里暖暖的,端起酒杯还没说话,一种透明的液体从眼睛里流出来,流到了嘴里。
薛荣,1966年生,山西怀仁人。历史学博士。198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2010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现供职于山西省新闻出版局。作品散见于《作家》《黄河》《草原》《鸭绿江》《山西日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