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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北京水务部门的工作。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就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找水运动。将官厅、密云两大水库收归己用,只是这浩荡运动的第一波。
2011年5月中旬,一个数字让北京2000万市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市的人均水资源量已经下降至100立方米左右,不足国际公认缺水警戒线的1/10,成为中国最干渴的大城市。而正是这2000万市民,2011年用掉了36亿立方米的水。
北京是如何由一个丰水城市变身一个干渴城市的?曾经洪水泛滥的地表水是如何消失的?在持续13年干旱的情况下,这36亿立方米的水又从何而来?
时至今日,北京的“找水运动”从未停止,而关于北京找水的争议也没有停止。
曾经的丰水北京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假如全球人均有一暖瓶水,中国人均则只有一杯水;而北京,人均只有一口水。
但北京曾经不乏河湖,这也是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100多万年前,永定河从晋北高原穿过军都山脉的崇山峻岭奔腾而下,在广阔平坦的华北平原上随意宣泄、摆动,形成了大片的洪积冲积扇,造就了肥沃的土壤,留下了大量的湖沼和丰富的地下水。”自然大学水学院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乐水行发起人王建在《历史上北京的水》一文中这样写道。
约1500年前,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写道:“西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这里说的“西湖”,就是广安门外莲花池的前身;而“洗马沟”,则是莲花池下游的莲花河。
北京历史上出现的大片湿地,其面积、水量和形态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据王建介绍,如今几乎干枯的永定河,在历史上却常常洪水泛滥。永定河与北京城的距离,不像塞纳河与巴黎、泰晤士河与伦敦那么贴近,其原因也在于躲避洪水。
就连著名的高校集结地海淀,也是因水而名——“海”代表大,“淀”是浅湖的总称。王建介绍,在公元十三四世纪的时候,海淀镇西南一带,曾有数十处流泉,泉水汇成一片天然湖泊,人们称它为“丹棱沜”。
事实上,北京城址的一再迁移,都以北京的某处水体为中心。如金中都之于西湖(今莲花池),元大都之于北海,明清之于北海、中南海。
然而丰水北京,明显已是一个遥远的记忆。水资源学者、绿家园乐水行领队周晨告诉《民生周刊》:“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其实是一个水乡,只不过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地表水萎缩
北京共有五大水系,分别是大清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北运河水系、潮白河水系和蓟运河水系。在70年代北京自来水普及之前,永定河和潮白河作为北京城分居东、西两处的母亲河,承担着重要的供水任务。
“北京有两水盆,分别是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专家组成员姜文来说。1954年前后,官厅水库在永定河河北怀来河段建成。这是新中国第一座水库,总库容达41.6亿立方米。1960年,密云水库在潮白河建成,库容高达43.6亿立方米。
北京希望用两座水库锁住两条母亲河。之后的数十年,两河之水通过永定河引水渠、京密引水渠流向北京。当时,多数水利界人士乐观地认为,京城从此再无缺水之忧。然而,在建成两大水库后,这一东一西的母亲河却渐渐走向干涸。
在建立了“两大水盆”之后,北京相继建设了80余座水库。“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洪。”据王建介绍,两大水库的功能由防洪变为蓄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京地表水资源骤减的事实。
永定、潮白两条母亲河为何干涸?
“天气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北京下的雨越来越少,但也有人为因素。”王建总结。
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刘斌在接受《民生周刊》采访时认为,应该充分考虑降雨量减少和下垫面变化等原因。
据王建介绍,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北京市的城市规模扩张导致生活用水量猛增,并且用掉的地表水因为干旱而无法得到及时补给,成为造成地表水干涸的原因之一。
此外,两大母亲河上游的用水量增加,也导致流向北京的水量锐减。北京市河流的上游来水量已由多年前的18亿立方米减少到近年的不足4亿立方米。以永定河为例,在进入北京市区之前,永定河已经历了267座水库的“剥削”,用于农田灌溉和发展工业,到达北京后已经所剩无几。
工业发展和水资源保护的博弈、北京和其他省市的水资源争夺,成了摆在北京面前的巨大难题。
1997年,官厅水库因水污染而停止了向城市生活供水,来水量也逐年减少,仅用作工业备用水源。而储水量43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十几年来的储水量已不足12亿立方米,供水能力也今非昔比。
“找水运动”
去年,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曾指出北京市的水资源困境:“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是首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随着城市快速发展,特别是人口过快增长,人多水少的矛盾极其突出。”
刘淇说,北京降水形成的水资源量,已由年平均31亿立方米减少到21亿方米,可利用水资源量减少的趋势难以逆转;上游来水已由年平均18亿立方米减少到3.5亿立方米,上游来水衰竭的趋势难以逆转;12年来,累计地下水超采65亿立方米,可采地下水减少的趋势难以逆转;年人均水资源量由上世纪80年代的460立方米下降到目前的100立方米左右,城市供水紧张的趋势难以逆转。
在这不可逆转的形势面前,姜文来用 “如履薄冰”来形容北京水务部门的工作。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就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找水运动。将官厅、密云两大水库收归己用,只是这浩荡运动的第一波。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北京市地下水开始被规模性开采;到了90年代,由于官厅水库的停用以及各水库水量的大幅萎缩,地下水的开采更是进入了跃进时期。“目前,北京地下水确实是超采的。没水用,超采地下水实属北京的无奈之举。”刘斌坦言。
长期从事水资源研究工作的姜文来说,从朝阳到顺义的地下,已经因为地下水超采而形成了一个面积为1057平方公里的巨型漏斗。
被抽取的不仅仅是能够被补给的浅层地下水。近年来,关于北京抽取岩溶水的传言在坊间流传。由于岩溶水的再生周期非常长,几乎被看成是不可再生资源,许多专家对使用岩溶水也持反对态度。
此前,《新世纪周刊》刊登了北京潮白河管理处周嵘等人撰写的一篇论文,指出北京的岩溶水年开采量在2.5亿立方米左右。这个惊人数字的背后,是官方审慎的态度。刘斌称,岩溶水极难补给恢复,应当作为战略备用水源,除解决极度缺水的山区人饮用水等,应急开采、取用必须慎之又慎。自2006年以后,北京市规定开采岩溶水的审批权应严格控制,全部上收市里统一管理。
刘斌透露,民间很早就开始使用岩溶水了,特别是一些极度缺水的山区。但从2006年以后,市里规定开采岩溶水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批,因此在开采量上还是控制得比较好。
从别省调水,也是北京补水的重要渠道。根据北京市水务局2011年的水务工作总结,去年从河北调水2.6亿立方米,占全市总用水量的7%。
这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区域发展之间的资源调配问题。事实上,北京在枯水期遭遇的缺水问题,在周边省市也同样存在。
“超采地下水、开采岩溶水、南水北调都是无奈之举。除了这些,北京还大力发展再生水使用、洪雨水收集、海水淡化等,来为北京供水添砖加瓦。”刘斌说。
“但是节水永远为先,不仅为先,还要为重。”这句话被刘斌反复提及。
2011年5月中旬,一个数字让北京2000万市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市的人均水资源量已经下降至100立方米左右,不足国际公认缺水警戒线的1/10,成为中国最干渴的大城市。而正是这2000万市民,2011年用掉了36亿立方米的水。
北京是如何由一个丰水城市变身一个干渴城市的?曾经洪水泛滥的地表水是如何消失的?在持续13年干旱的情况下,这36亿立方米的水又从何而来?
时至今日,北京的“找水运动”从未停止,而关于北京找水的争议也没有停止。
曾经的丰水北京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假如全球人均有一暖瓶水,中国人均则只有一杯水;而北京,人均只有一口水。
但北京曾经不乏河湖,这也是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100多万年前,永定河从晋北高原穿过军都山脉的崇山峻岭奔腾而下,在广阔平坦的华北平原上随意宣泄、摆动,形成了大片的洪积冲积扇,造就了肥沃的土壤,留下了大量的湖沼和丰富的地下水。”自然大学水学院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乐水行发起人王建在《历史上北京的水》一文中这样写道。
约1500年前,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写道:“西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这里说的“西湖”,就是广安门外莲花池的前身;而“洗马沟”,则是莲花池下游的莲花河。
北京历史上出现的大片湿地,其面积、水量和形态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据王建介绍,如今几乎干枯的永定河,在历史上却常常洪水泛滥。永定河与北京城的距离,不像塞纳河与巴黎、泰晤士河与伦敦那么贴近,其原因也在于躲避洪水。
就连著名的高校集结地海淀,也是因水而名——“海”代表大,“淀”是浅湖的总称。王建介绍,在公元十三四世纪的时候,海淀镇西南一带,曾有数十处流泉,泉水汇成一片天然湖泊,人们称它为“丹棱沜”。
事实上,北京城址的一再迁移,都以北京的某处水体为中心。如金中都之于西湖(今莲花池),元大都之于北海,明清之于北海、中南海。
然而丰水北京,明显已是一个遥远的记忆。水资源学者、绿家园乐水行领队周晨告诉《民生周刊》:“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其实是一个水乡,只不过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地表水萎缩
北京共有五大水系,分别是大清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北运河水系、潮白河水系和蓟运河水系。在70年代北京自来水普及之前,永定河和潮白河作为北京城分居东、西两处的母亲河,承担着重要的供水任务。
“北京有两水盆,分别是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专家组成员姜文来说。1954年前后,官厅水库在永定河河北怀来河段建成。这是新中国第一座水库,总库容达41.6亿立方米。1960年,密云水库在潮白河建成,库容高达43.6亿立方米。
北京希望用两座水库锁住两条母亲河。之后的数十年,两河之水通过永定河引水渠、京密引水渠流向北京。当时,多数水利界人士乐观地认为,京城从此再无缺水之忧。然而,在建成两大水库后,这一东一西的母亲河却渐渐走向干涸。
在建立了“两大水盆”之后,北京相继建设了80余座水库。“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洪。”据王建介绍,两大水库的功能由防洪变为蓄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京地表水资源骤减的事实。
永定、潮白两条母亲河为何干涸?
“天气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北京下的雨越来越少,但也有人为因素。”王建总结。
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刘斌在接受《民生周刊》采访时认为,应该充分考虑降雨量减少和下垫面变化等原因。
据王建介绍,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北京市的城市规模扩张导致生活用水量猛增,并且用掉的地表水因为干旱而无法得到及时补给,成为造成地表水干涸的原因之一。
此外,两大母亲河上游的用水量增加,也导致流向北京的水量锐减。北京市河流的上游来水量已由多年前的18亿立方米减少到近年的不足4亿立方米。以永定河为例,在进入北京市区之前,永定河已经历了267座水库的“剥削”,用于农田灌溉和发展工业,到达北京后已经所剩无几。
工业发展和水资源保护的博弈、北京和其他省市的水资源争夺,成了摆在北京面前的巨大难题。
1997年,官厅水库因水污染而停止了向城市生活供水,来水量也逐年减少,仅用作工业备用水源。而储水量43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十几年来的储水量已不足12亿立方米,供水能力也今非昔比。
“找水运动”
去年,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曾指出北京市的水资源困境:“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是首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随着城市快速发展,特别是人口过快增长,人多水少的矛盾极其突出。”
刘淇说,北京降水形成的水资源量,已由年平均31亿立方米减少到21亿方米,可利用水资源量减少的趋势难以逆转;上游来水已由年平均18亿立方米减少到3.5亿立方米,上游来水衰竭的趋势难以逆转;12年来,累计地下水超采65亿立方米,可采地下水减少的趋势难以逆转;年人均水资源量由上世纪80年代的460立方米下降到目前的100立方米左右,城市供水紧张的趋势难以逆转。
在这不可逆转的形势面前,姜文来用 “如履薄冰”来形容北京水务部门的工作。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就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找水运动。将官厅、密云两大水库收归己用,只是这浩荡运动的第一波。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北京市地下水开始被规模性开采;到了90年代,由于官厅水库的停用以及各水库水量的大幅萎缩,地下水的开采更是进入了跃进时期。“目前,北京地下水确实是超采的。没水用,超采地下水实属北京的无奈之举。”刘斌坦言。
长期从事水资源研究工作的姜文来说,从朝阳到顺义的地下,已经因为地下水超采而形成了一个面积为1057平方公里的巨型漏斗。
被抽取的不仅仅是能够被补给的浅层地下水。近年来,关于北京抽取岩溶水的传言在坊间流传。由于岩溶水的再生周期非常长,几乎被看成是不可再生资源,许多专家对使用岩溶水也持反对态度。
此前,《新世纪周刊》刊登了北京潮白河管理处周嵘等人撰写的一篇论文,指出北京的岩溶水年开采量在2.5亿立方米左右。这个惊人数字的背后,是官方审慎的态度。刘斌称,岩溶水极难补给恢复,应当作为战略备用水源,除解决极度缺水的山区人饮用水等,应急开采、取用必须慎之又慎。自2006年以后,北京市规定开采岩溶水的审批权应严格控制,全部上收市里统一管理。
刘斌透露,民间很早就开始使用岩溶水了,特别是一些极度缺水的山区。但从2006年以后,市里规定开采岩溶水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批,因此在开采量上还是控制得比较好。
从别省调水,也是北京补水的重要渠道。根据北京市水务局2011年的水务工作总结,去年从河北调水2.6亿立方米,占全市总用水量的7%。
这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区域发展之间的资源调配问题。事实上,北京在枯水期遭遇的缺水问题,在周边省市也同样存在。
“超采地下水、开采岩溶水、南水北调都是无奈之举。除了这些,北京还大力发展再生水使用、洪雨水收集、海水淡化等,来为北京供水添砖加瓦。”刘斌说。
“但是节水永远为先,不仅为先,还要为重。”这句话被刘斌反复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