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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满有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家喻户晓的“农民英雄”。 1928年他从陕北横山县逃荒移民至延安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为生计所迫，曾把“女孩当物卖，值麦五升余”。在1935年土地革命中，他分得六十垧荒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连年开荒，改良农作，把六十垧荒地变成了熟地，获得好收成，成为当时“先富起来”的农民（新富农）的代表。吴满有致富不忘共产党，带头交公粮，出负担，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劳动英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两篇社论予以宣传报道，一篇是《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1942年4月30日）；另一篇是由时任该报社评论部组长李锐执笔的社论《吴满有运动》（1943年1月11日），该社论提出“吴满有方向”就是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并且号召全边区开展“吴满有运动”。吴满有被评为劳动英雄后，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边区政府隆重表彰奖励，毛泽东主席亲笔为他题词“全国有名”。如此殊荣，非比寻常！
一、“农民英雄”吴满有印象
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曾担任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吴满有是他领导下的一个农民典型，而他对吴满有是很关注的，吴满有的名字多次出现在他的日记中。《谢觉哉日记》总共十次提到吴满有。在谢觉哉的笔下，劳动英雄吴满有受到奖励但不骄矜，1943年开春他和劳动英雄杨朝臣拉开了全边区生产竞赛的序幕，这年他的生产计划超过上年二倍多。在纪念抗战六周年群众大会上，吴满有代表边区劳动英雄和广大农民讲了话，他说：“去年边区政府奖我为劳动英雄，我今年就更好好的领导生产，一年打粮够两年吃，把生活过得更好。”他号召边区的劳动英雄团结全边区人民保卫边区，并号召边区的农民加紧生产，多缴救国公粮，拥护军队，帮助军队作战。1944年10月初，著名英国记者斯坦因和美国记者爱金生采访吴满有，问他：“你今年生产怎样？”吴答：“我的生产计划完成了，我乡也完成了，我现在担心的是全边区的生产成绩不知怎样。”外国记者不禁惊叹：一个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竟变成一个关心大众利益的人了！1946年2月16日（农历正月15），谢老和林老应邀前往吴家枣园慰问吴满有和村民。“吴设酒，炒了五个菜，继吃饺子”，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全村“筹了八石借粮，交乡上三石，本村存五石，做借给缺吃者之用，吴出了五石，主任某出了二石。”谢老和林老看到，“吴窑四，仓窑存粮颇满。……吴窑悬毛、高、林、李等奖状，毛主席写的是 ‘全国有名’四字。”吴满有的一言一行，生动地诠释了毛泽东所说的劳动英雄三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在谢觉哉的日记中，吴满有不但是劳动模范，并且还是一个模范公民，关心抗战，关心民主，关心边区，积极参政议政。1944年2月27日，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吴满有在发言中把边区政府称作“人民的政府”。他说：“人民的政府力量大，咱们八路军、政府、老百姓联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是一条心，就啥也不怕，荒山也会变成金山。”在他看来，“老百姓不怕政府和军队，这就是民主。” “民主就是要老百姓先吃饱饭”，若老百姓饿着肚子，就不叫民主。他还建议蒋委员长照陕甘宁边区的样“建立民主政府，把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开荒、种地、纺线线，那一定能把事情办好，把日本打出去。”1945年6月，在解放区代表会议上，吴满有说：二流子政府我们不要，若能转变，还可要他。这句话用否定句式表达了民意，即人民不要什么样的政府和要什么样的政府。谢老赞扬劳动英雄讲话，“朴素结实，没有八股气”。在陕甘宁边区各团体代表会议上，吴满有被推选为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之陕甘宁边区筹备委员。1946年4月，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又当选为国大代表。
谢觉哉第十次提到吴满有是在1949年1月3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退一步讲，共产主义者尚不免有地位观念，那应争取的不是职务——什么长的地位，而是业务上能做有益于人民的事的地位。被人看得起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陶端予应长做小学教师，老丁应长刻蜡板，杜老汉应长喂猪，陈琪应长做厨子，斯塔哈诺夫现还在挖煤，斯塔哈诺夫如提升为什么部长也许早垮了。吴满有搞农业有办法，我们却硬给他加上若干头衔，弄得他莫名其妙。其失败也宜哉。”这段话的中心思想落在了最后一句吴满有的失败及其原因上。
与前九次褒奖吴满有不同，这一次谢觉哉却突然提到吴满有的失败，并认为其失败是不奇怪的，如此一来，吴满有的形象前后简直判若两人。
二、吴满有之
“失败也宜哉”？
谢觉哉之谓吴满有“失败”，“败”在哪里，这个“败”指的是大节抑或人生挫折，还是别的什么？对此，他在日记中未作直接说明，而只是说“硬给他加上若干头衔，弄得他莫名其妙。其失败也宜哉。”这似乎有点不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而且，吴满有怎么“莫名其妙”了？谢觉哉对此也语焉不详。
那么，吴满有之“失败”又从何说起呢？这就需要如实考察吴满有在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和解放大西北日子里的表现。但当时社会上就传言吴满有参军后在1947年3月宝鸡战斗中被胡宗南部俘虏后丧失了立场，有变节言行。对此，想必谢觉哉也会有所耳闻。那他为何没有明说吴满有之“失败”是什么呢？笔者揣测，谢觉哉终究还是不大相信这一传言的。理由是，他为人正直，实事求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年高德劭，在延安时还曾一度担任过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作风严谨。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谢觉哉和吴满有在六七年当中曾有过许多直接的接触，一起开过会，亲往吴满有家中慰问，吴满有的不少言行，永久地记录在谢觉哉日记中，因而对吴满有，谢觉哉是关注的，更是了解和熟悉的，这也许是他的日记中所以没有道明也没有详述吴满有“失败”之重要因素吧。当然，理由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根据。遗憾的是，尽管谢觉哉在1956年5月重返延安，而且还调查了吴满有原来所在的柳林乡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但从已出版的《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选》和《谢觉哉文集》中，我们尚未找到他此后重提吴满有的些许文字。
有关吴满有变节自首之类的说法在上个世纪后半期仍在流传，此事因而一直为许多延安时代的老同志和一些后来人所关注。那么，吴满有究竟有没有失败，易言之，吴满有究竟有没有被俘，有没有变节的事由？在此需要明确的是，1943年《开展吴满有运动》社论的作者李锐在半个多世纪后又一次为吴满有秉笔写下了“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炎黄春秋》1995年第4期，第67-70页）一文。该文依据调查事实证明吴满有被俘后并未自首投敌，并未失去农民党员和劳动英雄的本色。所谓吴满有在国民党中央社和电台的声明和反共讲话是国民党刻意炮制的，是子虚乌有的。对此，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当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建国后担任过人民出版社总编和社长的曾彦修在2001年专此致信《世纪》杂志编辑部，云“关于吴满有事，近在《炎黄春秋》一次招待会上，听李锐同志当众说，吴满有根本未曾被俘过，更从未投过敌。过去长期未弄清楚此事，传说纷纭，全非事实。这件事是李任中组部副部长时，替吴满有昭雪，了结了此案的。”（《世纪》2001年第4期，第61页）李锐一文和曾彦修的信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吴满有一事在讹传半个多世纪后终于真相大白，得正视听，吴满有平反了。
三、共产党的党员干部
应争什么样的“地位”？
如此一来，《谢觉哉日记》中关于吴满有“失败”的说法也就因此而变得不成立了。本文似乎可以就此打住了。但谢觉哉点评吴满有之前的那段对于地位与个人事业成败关系的议论却发人深思，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他指出，每个人都不免有地位观念，退一步讲，共产主义者也不免如此。而地位又有两种，一种是职务上的地位，另一种是业务上为人民服务的地位。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应争取的是后者，而不应是前者，如此才能被人看得起。在他看来，作为个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或优势，都有适合其从事的职业，如果让一个适合长期从事某种专业技术而又不适宜从政的人当部长之类的官职，那么，其结果很可能不是事业发达，而是因此垮台。拿吴满有来说，之所以成为“农民英雄”，正在于他是一个种田好手，会经营，会计划，所以毛泽东特意把毛岸英交给吴满有上吴家枣园的劳动大学。吴满有勤劳致富后，带头多交公粮，筹粮济困，成为人人敬爱的劳动英雄。但是，吴满有成名以后，职务高了，头衔多了，当上了从乡到县再到边区三级政权机关的干部，乃至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当选为国大代表，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他曾被公选做乡参议员，担任优抗主任，延安南枣园乡乡长。在1945年的边区三级民主选举中，又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并任延安县参议会议长。诚然，吴满有之成为什么长什么员等，并非是他自己伸手要的，也并非都是硬加上的，多数是公推公选上去的，但这些职务的加身多少会让他不得不因此而背上包袱，勉为其难，妨碍他搞农业。当年毛泽东曾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边区模范县委书记惠中权在1949年3月西北财经会议上发言时指出：把劳动英雄当干部使用，致使误工太多，不能在生产上起带头作用。
吴满有成功了，他成就了农民英雄的辉煌，成就了“吴满有方向”、“吴满有运动”，因而“全国有名”。但结局是失败的，以“自首叛变”的罪名被开除党籍，从此身败名裂，后来在家乡郁郁而死，他的人生是悲剧的。谢觉哉从吴满有和其他一些人的例子中引发的对于“地位”的简短议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人生课题。其深刻的现实启示是，一个人业务上的价值和地位，不一定非得要在政治地位上得到补偿和体现，二者是不完全对称的，后者有时甚至会摧残和羞辱前者。其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是，共产主义者虽不免有地位观念，但应争取的不是职务——什么长的地位，而应是业务上能做有益于人民的事的地位，要争就争这样的地位。
（作者为复旦大学2008级中共党史博士研究生，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殷之俊
一、“农民英雄”吴满有印象
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曾担任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吴满有是他领导下的一个农民典型，而他对吴满有是很关注的，吴满有的名字多次出现在他的日记中。《谢觉哉日记》总共十次提到吴满有。在谢觉哉的笔下，劳动英雄吴满有受到奖励但不骄矜，1943年开春他和劳动英雄杨朝臣拉开了全边区生产竞赛的序幕，这年他的生产计划超过上年二倍多。在纪念抗战六周年群众大会上，吴满有代表边区劳动英雄和广大农民讲了话，他说：“去年边区政府奖我为劳动英雄，我今年就更好好的领导生产，一年打粮够两年吃，把生活过得更好。”他号召边区的劳动英雄团结全边区人民保卫边区，并号召边区的农民加紧生产，多缴救国公粮，拥护军队，帮助军队作战。1944年10月初，著名英国记者斯坦因和美国记者爱金生采访吴满有，问他：“你今年生产怎样？”吴答：“我的生产计划完成了，我乡也完成了，我现在担心的是全边区的生产成绩不知怎样。”外国记者不禁惊叹：一个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竟变成一个关心大众利益的人了！1946年2月16日（农历正月15），谢老和林老应邀前往吴家枣园慰问吴满有和村民。“吴设酒，炒了五个菜，继吃饺子”，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全村“筹了八石借粮，交乡上三石，本村存五石，做借给缺吃者之用，吴出了五石，主任某出了二石。”谢老和林老看到，“吴窑四，仓窑存粮颇满。……吴窑悬毛、高、林、李等奖状，毛主席写的是 ‘全国有名’四字。”吴满有的一言一行，生动地诠释了毛泽东所说的劳动英雄三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在谢觉哉的日记中，吴满有不但是劳动模范，并且还是一个模范公民，关心抗战，关心民主，关心边区，积极参政议政。1944年2月27日，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吴满有在发言中把边区政府称作“人民的政府”。他说：“人民的政府力量大，咱们八路军、政府、老百姓联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是一条心，就啥也不怕，荒山也会变成金山。”在他看来，“老百姓不怕政府和军队，这就是民主。” “民主就是要老百姓先吃饱饭”，若老百姓饿着肚子，就不叫民主。他还建议蒋委员长照陕甘宁边区的样“建立民主政府，把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开荒、种地、纺线线，那一定能把事情办好，把日本打出去。”1945年6月，在解放区代表会议上，吴满有说：二流子政府我们不要，若能转变，还可要他。这句话用否定句式表达了民意，即人民不要什么样的政府和要什么样的政府。谢老赞扬劳动英雄讲话，“朴素结实，没有八股气”。在陕甘宁边区各团体代表会议上，吴满有被推选为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之陕甘宁边区筹备委员。1946年4月，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又当选为国大代表。
谢觉哉第十次提到吴满有是在1949年1月3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退一步讲，共产主义者尚不免有地位观念，那应争取的不是职务——什么长的地位，而是业务上能做有益于人民的事的地位。被人看得起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陶端予应长做小学教师，老丁应长刻蜡板，杜老汉应长喂猪，陈琪应长做厨子，斯塔哈诺夫现还在挖煤，斯塔哈诺夫如提升为什么部长也许早垮了。吴满有搞农业有办法，我们却硬给他加上若干头衔，弄得他莫名其妙。其失败也宜哉。”这段话的中心思想落在了最后一句吴满有的失败及其原因上。
与前九次褒奖吴满有不同，这一次谢觉哉却突然提到吴满有的失败，并认为其失败是不奇怪的，如此一来，吴满有的形象前后简直判若两人。
二、吴满有之
“失败也宜哉”？
谢觉哉之谓吴满有“失败”，“败”在哪里，这个“败”指的是大节抑或人生挫折，还是别的什么？对此，他在日记中未作直接说明，而只是说“硬给他加上若干头衔，弄得他莫名其妙。其失败也宜哉。”这似乎有点不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而且，吴满有怎么“莫名其妙”了？谢觉哉对此也语焉不详。
那么，吴满有之“失败”又从何说起呢？这就需要如实考察吴满有在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和解放大西北日子里的表现。但当时社会上就传言吴满有参军后在1947年3月宝鸡战斗中被胡宗南部俘虏后丧失了立场，有变节言行。对此，想必谢觉哉也会有所耳闻。那他为何没有明说吴满有之“失败”是什么呢？笔者揣测，谢觉哉终究还是不大相信这一传言的。理由是，他为人正直，实事求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年高德劭，在延安时还曾一度担任过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作风严谨。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谢觉哉和吴满有在六七年当中曾有过许多直接的接触，一起开过会，亲往吴满有家中慰问，吴满有的不少言行，永久地记录在谢觉哉日记中，因而对吴满有，谢觉哉是关注的，更是了解和熟悉的，这也许是他的日记中所以没有道明也没有详述吴满有“失败”之重要因素吧。当然，理由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根据。遗憾的是，尽管谢觉哉在1956年5月重返延安，而且还调查了吴满有原来所在的柳林乡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但从已出版的《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选》和《谢觉哉文集》中，我们尚未找到他此后重提吴满有的些许文字。
有关吴满有变节自首之类的说法在上个世纪后半期仍在流传，此事因而一直为许多延安时代的老同志和一些后来人所关注。那么，吴满有究竟有没有失败，易言之，吴满有究竟有没有被俘，有没有变节的事由？在此需要明确的是，1943年《开展吴满有运动》社论的作者李锐在半个多世纪后又一次为吴满有秉笔写下了“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炎黄春秋》1995年第4期，第67-70页）一文。该文依据调查事实证明吴满有被俘后并未自首投敌，并未失去农民党员和劳动英雄的本色。所谓吴满有在国民党中央社和电台的声明和反共讲话是国民党刻意炮制的，是子虚乌有的。对此，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当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建国后担任过人民出版社总编和社长的曾彦修在2001年专此致信《世纪》杂志编辑部，云“关于吴满有事，近在《炎黄春秋》一次招待会上，听李锐同志当众说，吴满有根本未曾被俘过，更从未投过敌。过去长期未弄清楚此事，传说纷纭，全非事实。这件事是李任中组部副部长时，替吴满有昭雪，了结了此案的。”（《世纪》2001年第4期，第61页）李锐一文和曾彦修的信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吴满有一事在讹传半个多世纪后终于真相大白，得正视听，吴满有平反了。
三、共产党的党员干部
应争什么样的“地位”？
如此一来，《谢觉哉日记》中关于吴满有“失败”的说法也就因此而变得不成立了。本文似乎可以就此打住了。但谢觉哉点评吴满有之前的那段对于地位与个人事业成败关系的议论却发人深思，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他指出，每个人都不免有地位观念，退一步讲，共产主义者也不免如此。而地位又有两种，一种是职务上的地位，另一种是业务上为人民服务的地位。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应争取的是后者，而不应是前者，如此才能被人看得起。在他看来，作为个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或优势，都有适合其从事的职业，如果让一个适合长期从事某种专业技术而又不适宜从政的人当部长之类的官职，那么，其结果很可能不是事业发达，而是因此垮台。拿吴满有来说，之所以成为“农民英雄”，正在于他是一个种田好手，会经营，会计划，所以毛泽东特意把毛岸英交给吴满有上吴家枣园的劳动大学。吴满有勤劳致富后，带头多交公粮，筹粮济困，成为人人敬爱的劳动英雄。但是，吴满有成名以后，职务高了，头衔多了，当上了从乡到县再到边区三级政权机关的干部，乃至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当选为国大代表，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他曾被公选做乡参议员，担任优抗主任，延安南枣园乡乡长。在1945年的边区三级民主选举中，又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并任延安县参议会议长。诚然，吴满有之成为什么长什么员等，并非是他自己伸手要的，也并非都是硬加上的，多数是公推公选上去的，但这些职务的加身多少会让他不得不因此而背上包袱，勉为其难，妨碍他搞农业。当年毛泽东曾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边区模范县委书记惠中权在1949年3月西北财经会议上发言时指出：把劳动英雄当干部使用，致使误工太多，不能在生产上起带头作用。
吴满有成功了，他成就了农民英雄的辉煌，成就了“吴满有方向”、“吴满有运动”，因而“全国有名”。但结局是失败的，以“自首叛变”的罪名被开除党籍，从此身败名裂，后来在家乡郁郁而死，他的人生是悲剧的。谢觉哉从吴满有和其他一些人的例子中引发的对于“地位”的简短议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人生课题。其深刻的现实启示是，一个人业务上的价值和地位，不一定非得要在政治地位上得到补偿和体现，二者是不完全对称的，后者有时甚至会摧残和羞辱前者。其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是，共产主义者虽不免有地位观念，但应争取的不是职务——什么长的地位，而应是业务上能做有益于人民的事的地位，要争就争这样的地位。
（作者为复旦大学2008级中共党史博士研究生，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