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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外旅游的火热也让海外看病乘势上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有条件的中国患者远赴海外求医，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则选择定期到国外体检。对很多罹患重病的晚期患者来说，海外的医院寄托了他们重生的希望。还有更多人则在利弊之间权衡犹疑，不知道花着大价钱走出国门看病是不是值得。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创始人、中国国际医疗旅游联盟主席刘庭芳教授，从1996年开始探索国际医疗旅游，并受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研究典型国家的国际医疗旅游政策目标、具体推行及成果，归纳国际医疗旅游的分类和服务流程。什么是国际医疗旅游？一些国家的医疗服务为何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海外看病又隐藏着哪些风险和机会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刘庭芳教授。
Q：国际医疗旅游被视为一个新兴产业，它与人们通常所说的海外看病是一回事吗？
A：医疗旅游被世界旅游组织定义为，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体的旅游服务。国际医疗旅游是指人们由于常住地的医疗服务不够完善或是太昂贵，被异国具有特色的医疗、保健、旅游等服务所吸引，而前往接受医疗护理、疾病治疗、保健等医疗服务与度假、娱乐等旅游服务的过程。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英国殖民地时期，但真正兴起却是在近二三十年间。
两者之间的异同，也是有一些争议的。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者认为，医疗旅游应该只包括以择期手术为目的的旅行，不包括移民者在他国进行医疗服务、计划外的紧急手术和门诊治疗。目前国际医疗旅游需求可分为“治”为主和“疗”为主两大类。“治”为主，包括基本无生命危险且医疗资源较为稀缺的医疗项目、本国尚未开发或被法律禁止的医疗项目，如堕胎、干细胞等。“疗”为主，则主要包括医疗检查和美容等在内的康复理疗类项目。
我们通常所说的海外看病，就是老百姓口语化的表达。而国际医疗旅游，当今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这项服务，各自以其特色医疗资源优势，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而且，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这个产业。早在2005年年底，泰国就有几百家医院通过认证成为能接待各国患者的“国际医院”。2012年，日本大阪府公布了“临空城”的整备计划，要建设成为为外国患者提供最先进医疗诊断、癌症治疗等的医疗中心。
Q：出国寻求医疗服务，明显是有一定门槛的。现在我们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看病，特别是去美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瑞士等热门国家，也出现了很多中国的求医者。但也有人说，这是富人的特权，海外看病的市场其实并不大。您怎么看？
A：当下，中国的富人、精英增多，包括一部分收入水平较高的中产阶级，也有一部分选择到海外看病。国外专家Josef Woodman的研究指出，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在境外国家的医院或诊所接受治疗。其中最多的当然是美国。在美国大医院附近的别墅区，随处可以看到中国人在那里等待就医、手术、康复。在瑞士的医院，也有很多中国人接受昂贵的美容手术。
还有一个趋势。以往到国外看病的大多是寻求先进医疗技术和设备的欠发达国家的高收入者，如今，发达国家居民也流行前往发展中国家寻求收费低廉、质量上乘的医疗服务。
不管是不是“富人的特权”，国际医疗旅游市场前景可观。2012年斯坦福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最近5年来，医疗旅游以平均9.9%的速度增加，预计2017年将带来6785亿美元的效益。还有一些数据能说明问题。每年有超过200万人赶往泰国接受医疗服务，马来西亚则在2011年迎来了38万名国际医疗旅客。据我国台湾地区2008年～2012年的统计，累计已有55万人次来台接受医疗服务，创造了超过3.6亿美元的直接医疗效益。
Q：正所谓医疗无国界，但赴海外求治面临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差异等问题，特别是巨额费用让人望而生畏。那为什么海外看病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让人不惜一切代价呢？
A：国外的医疗再好，经济条件不允许，也只能是望洋兴叹。从费用来看，以心脏支架手术为例，台湾的费用是0.9万美元～1.5万美元，美国大约5.7万美元，新加坡则在1.3万美元。冠状动脉塔桥手术CABG在台湾要花2.8万美元，美国则在7万～13.3万美元之间，韩国大概需要3万多美元。
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海外的某些医疗服务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像新药和先进的技术设备，有些国内尚未上市，国外却已经使用得比较成熟了。中国药品的上市速度慢，很多患者为选择更多更好的药品而出国。像质子刀这样的医疗设备，我11年前在哈佛即已看到，他们当时已经使用了好几年，在国内却是个新事物。
总体上来说，国际医疗服务有以下特点。第一，产品有特色，市场定位清晰。如泰国的变性手术、泰式按摩、SPA水疗，印度的心脏手术及传统瑜伽疗法，新加坡的癌症治疗等。第二，具有国际医院品牌形象，多以私立医院为主。如泰国的康民医院、印度的阿波罗医院、新加坡的约翰霍普金斯中心，都具有国际医疗品质认定。第三，具有国际通用语言，医疗水平高。
晚期癌症患者想去美国看病，除了有希望用上新药，还有就是中美两国癌症患者生存率的巨大悬殊，对他们产生了引力。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平均达到66.9%，而中国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30.9%。其次是服务理念和人文关怀，中国患者到海外就医，享受的是高端服务，能充分表达诉求，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尊重和理解。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在硬件配置方面，国内外顶级医院均配备有高端医疗设备，并不存在多大差距。然而，我们的服务能力、服务方式和服务理念却依然停留在较低层次。国际医疗旅游包括医疗服务和非医疗服务。非医疗服务涉及语言、膳食、病房配置、保险、签证等。以泰国康民医院为例，他们客户服务部工作人员来自14个国家，可提供14种语言服務，另有口译员可提供其他11种语言的翻译服务。在为病人提供的膳食上，有泰式、西式、阿拉伯式等多种。
Q：出国看病人群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该如何引导？当前有关出国看病的信息大多来自中介机构，这种状况是不是存在较多的风险？如何让更多人出去后受到更好的保护？
A：关键是，花费高就能换来满意的效果和服务吗？国内国外文化差异巨大，而中介的营利性质更是增添了潜在风险。患者就这样跟着中介走出国门，谁来监管和评估？之前有媒体报道，一些爱美人士赴韩国整容失败后想要讨回公道，但由于对当地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导致四处碰壁，维权之路困难重重。还有癌症患者投诉，出国前中介提供的可选医生都是高大上的知名专家，真到了外国的医疗机构，给他看病的却只是普通大夫。可见，海外医疗也不全是阳光普照，也有阴暗面，患者需要得到更好的保护。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成立专门负责开展国际医疗旅游的政府部门或组织。像马来西亚，就设立了国家推动保健旅游委员会。新加坡旅游局设有国际医疗组，我国台湾地区则成立了医疗服务国际化专案办公室。
Q：近期比较受关注的事件，是4位中国富豪赴乌克兰接受所谓的“干细胞治疗”，称“50万元打一针能年轻好几岁”。这样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对于有心去海外看病的人群来说，您能给出什么建议，帮助他们避开那些“坑”呢？
A：首先，干细胞并非万能，即便“病急了”也不能“乱投医”，否则只会人财两空。所以，建议有意向的人群一定要理性，做足功课再行动。先要了解自己的病情和国内外的治疗状况，如果国内真的没有条件，国外又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出国治病就能避免盲目、偏听偏信。其次要选择可靠的桥梁，帮助你排除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最后，做好心理准备，对治疗结果的好或坏都要有预期。外国医生也不是神仙，不是所有疾病都能得到缓解或治愈。
专家简介
刘庭芳，教授、博士后导师，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创始人、中外医院评审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医疗旅游联盟主席，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国际医疗旅游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国际健康旅游示范基地评审专家组首席专家。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创始人、中国国际医疗旅游联盟主席刘庭芳教授，从1996年开始探索国际医疗旅游，并受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研究典型国家的国际医疗旅游政策目标、具体推行及成果，归纳国际医疗旅游的分类和服务流程。什么是国际医疗旅游？一些国家的医疗服务为何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海外看病又隐藏着哪些风险和机会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刘庭芳教授。
Q：国际医疗旅游被视为一个新兴产业，它与人们通常所说的海外看病是一回事吗？
A：医疗旅游被世界旅游组织定义为，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体的旅游服务。国际医疗旅游是指人们由于常住地的医疗服务不够完善或是太昂贵，被异国具有特色的医疗、保健、旅游等服务所吸引，而前往接受医疗护理、疾病治疗、保健等医疗服务与度假、娱乐等旅游服务的过程。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英国殖民地时期，但真正兴起却是在近二三十年间。
两者之间的异同，也是有一些争议的。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者认为，医疗旅游应该只包括以择期手术为目的的旅行，不包括移民者在他国进行医疗服务、计划外的紧急手术和门诊治疗。目前国际医疗旅游需求可分为“治”为主和“疗”为主两大类。“治”为主，包括基本无生命危险且医疗资源较为稀缺的医疗项目、本国尚未开发或被法律禁止的医疗项目，如堕胎、干细胞等。“疗”为主，则主要包括医疗检查和美容等在内的康复理疗类项目。
我们通常所说的海外看病，就是老百姓口语化的表达。而国际医疗旅游，当今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这项服务，各自以其特色医疗资源优势，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而且，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这个产业。早在2005年年底，泰国就有几百家医院通过认证成为能接待各国患者的“国际医院”。2012年，日本大阪府公布了“临空城”的整备计划，要建设成为为外国患者提供最先进医疗诊断、癌症治疗等的医疗中心。
Q：出国寻求医疗服务，明显是有一定门槛的。现在我们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看病，特别是去美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瑞士等热门国家，也出现了很多中国的求医者。但也有人说，这是富人的特权，海外看病的市场其实并不大。您怎么看？
A：当下，中国的富人、精英增多，包括一部分收入水平较高的中产阶级，也有一部分选择到海外看病。国外专家Josef Woodman的研究指出，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在境外国家的医院或诊所接受治疗。其中最多的当然是美国。在美国大医院附近的别墅区，随处可以看到中国人在那里等待就医、手术、康复。在瑞士的医院，也有很多中国人接受昂贵的美容手术。
还有一个趋势。以往到国外看病的大多是寻求先进医疗技术和设备的欠发达国家的高收入者，如今，发达国家居民也流行前往发展中国家寻求收费低廉、质量上乘的医疗服务。
不管是不是“富人的特权”，国际医疗旅游市场前景可观。2012年斯坦福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最近5年来，医疗旅游以平均9.9%的速度增加，预计2017年将带来6785亿美元的效益。还有一些数据能说明问题。每年有超过200万人赶往泰国接受医疗服务，马来西亚则在2011年迎来了38万名国际医疗旅客。据我国台湾地区2008年～2012年的统计，累计已有55万人次来台接受医疗服务，创造了超过3.6亿美元的直接医疗效益。
Q：正所谓医疗无国界，但赴海外求治面临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差异等问题，特别是巨额费用让人望而生畏。那为什么海外看病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让人不惜一切代价呢？
A：国外的医疗再好，经济条件不允许，也只能是望洋兴叹。从费用来看，以心脏支架手术为例，台湾的费用是0.9万美元～1.5万美元，美国大约5.7万美元，新加坡则在1.3万美元。冠状动脉塔桥手术CABG在台湾要花2.8万美元，美国则在7万～13.3万美元之间，韩国大概需要3万多美元。
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海外的某些医疗服务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像新药和先进的技术设备，有些国内尚未上市，国外却已经使用得比较成熟了。中国药品的上市速度慢，很多患者为选择更多更好的药品而出国。像质子刀这样的医疗设备，我11年前在哈佛即已看到，他们当时已经使用了好几年，在国内却是个新事物。
总体上来说，国际医疗服务有以下特点。第一，产品有特色，市场定位清晰。如泰国的变性手术、泰式按摩、SPA水疗，印度的心脏手术及传统瑜伽疗法，新加坡的癌症治疗等。第二，具有国际医院品牌形象，多以私立医院为主。如泰国的康民医院、印度的阿波罗医院、新加坡的约翰霍普金斯中心，都具有国际医疗品质认定。第三，具有国际通用语言，医疗水平高。
晚期癌症患者想去美国看病，除了有希望用上新药，还有就是中美两国癌症患者生存率的巨大悬殊，对他们产生了引力。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平均达到66.9%，而中国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30.9%。其次是服务理念和人文关怀，中国患者到海外就医，享受的是高端服务，能充分表达诉求，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尊重和理解。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在硬件配置方面，国内外顶级医院均配备有高端医疗设备，并不存在多大差距。然而，我们的服务能力、服务方式和服务理念却依然停留在较低层次。国际医疗旅游包括医疗服务和非医疗服务。非医疗服务涉及语言、膳食、病房配置、保险、签证等。以泰国康民医院为例，他们客户服务部工作人员来自14个国家，可提供14种语言服務，另有口译员可提供其他11种语言的翻译服务。在为病人提供的膳食上，有泰式、西式、阿拉伯式等多种。
Q：出国看病人群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该如何引导？当前有关出国看病的信息大多来自中介机构，这种状况是不是存在较多的风险？如何让更多人出去后受到更好的保护？
A：关键是，花费高就能换来满意的效果和服务吗？国内国外文化差异巨大，而中介的营利性质更是增添了潜在风险。患者就这样跟着中介走出国门，谁来监管和评估？之前有媒体报道，一些爱美人士赴韩国整容失败后想要讨回公道，但由于对当地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导致四处碰壁，维权之路困难重重。还有癌症患者投诉，出国前中介提供的可选医生都是高大上的知名专家，真到了外国的医疗机构，给他看病的却只是普通大夫。可见，海外医疗也不全是阳光普照，也有阴暗面，患者需要得到更好的保护。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成立专门负责开展国际医疗旅游的政府部门或组织。像马来西亚，就设立了国家推动保健旅游委员会。新加坡旅游局设有国际医疗组，我国台湾地区则成立了医疗服务国际化专案办公室。
Q：近期比较受关注的事件，是4位中国富豪赴乌克兰接受所谓的“干细胞治疗”，称“50万元打一针能年轻好几岁”。这样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对于有心去海外看病的人群来说，您能给出什么建议，帮助他们避开那些“坑”呢？
A：首先，干细胞并非万能，即便“病急了”也不能“乱投医”，否则只会人财两空。所以，建议有意向的人群一定要理性，做足功课再行动。先要了解自己的病情和国内外的治疗状况，如果国内真的没有条件，国外又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出国治病就能避免盲目、偏听偏信。其次要选择可靠的桥梁，帮助你排除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最后，做好心理准备，对治疗结果的好或坏都要有预期。外国医生也不是神仙，不是所有疾病都能得到缓解或治愈。
专家简介
刘庭芳，教授、博士后导师，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创始人、中外医院评审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医疗旅游联盟主席，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国际医疗旅游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国际健康旅游示范基地评审专家组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