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直门始建于元代，是元大都东垣北侧的一座城门。根据五行学说，东方属木，其性仁，东直门在京城的东方，故元大都有“崇仁门”之称。明初建北京城，废元大都东之北、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东直门就成为明代北京城东之北门，仍沿用旧称崇仁门。永乐帝决定迁都后，北京城开始大规模地营造工程。北京城垣加高、加厚，并全部包砌城砖。北京城九门重新命名，取“东方盛德属木，为春”和扬雄《太玄经》“直东方也，春也”之意，改名为“东直门”。也有人说是内城九座瓮城多呈半圆形，只有东、西直门的瓮城是方的，“直门”之称由此而来。封建礼制对进出城门有严格的规定，内城九门各有用途，老百姓戏称“九门走九车”。明清时期南方木材等建筑材料经运河运抵京师，均从东直门进城，因此老百姓称此门“走木材车”，俗称“木门”，又有“建直门”之称。
　　东直门走百姓车
　　东直门是北京交通的主干线，东北方向进出京城的重要门户。元代总计11道城门，均以《周易》卦辞命名：南城垣设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北城垣设安贞门、健德门;东城垣设崇仁门、齐化门、光熙门;西城垣设和义门、平则门、肃清门。明代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将南城垣南移二里，内城改为九座城门，东面减去光熙门，只剩两门，南为齐化门（后改名朝阳门），北为东直门，于是东直门从过去东城墙的东边移至东北角的一个重要位置。
　　元代为解决粮食进京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开通了通惠河，使得数千公里外的漕船直达什刹海旁的积水潭。除通惠河外，坝河也是从通州到大都的重要水道。在通惠河修建的前20年间甚至通航后的50年间，坝河一直承担着由黄河至中滦旱站，再经陆运至洪门入运河而到京城的漕运任务。亮马河作为坝河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最初是东直门外一条大车道，因地势低洼，每至汛期雨水便汇聚于此，形成季节性河道。元末因附近地下水源丰沛，多泉水汇流，逐渐将这条大车道变成一条小河。明代将大都北城墙南移5里后，重修北城墙和开挖护城河，这条小河逐渐与北护城河相通，向东注入坝河，因在坝河的南侧俗称南坝河。为了储存漕粮，元代在坝河附近的光熙门（今广渠门）、崇仁门（今东直门）内外建千斯等仓敖，在通惠河所经的文明门外建丰裕等仓敖，非常便利。
　　明代皇城东垣向外扩展，将原来在墙外的通惠河道圈入皇城内，这样一来，漕船就不能入城到达积水潭，只能停靠在东便门的大通桥下。此后，来自大运河经由通惠河到达积水潭的水上航运便被切断了尾巴，各条护城河的水都汇集到东便门，经大通桥入通惠河，而从通县方向运来的物资，大都集中在北京城的东部。顺义运来的木材，南方运来的粮食，都经由东直门运进城里，所以明朝的时候东直门依旧是仓库集中的地方。与此同时，很多达官显贵也开始进驻于此，从当时的胡同命名就可见一斑，如杨二官胡同、永昌胡同、元大人胡同等，这个地区慢慢变成既富且贵的所在。在这里，乾隆时期还出现了两座规模较大的王府建筑群，其中靠西面的为履亲王府，靠东侧的则是多罗贝勒允祁府，两座王府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火。
　　明代东直门郊区的规模基本形成，比如三里屯。这样东直门方圆几里自然形成了繁荣的商业区，很多商贾纷纷在此择地盖商铺盖房子，于是东直门也称“商门”（交易之门）、“货门”。据说当时的东直门大街相当繁华，柴米油盐酱醋茶，只要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无论是吃的、用的，都可以在这条街上找到。整条大街大概有三里多长，地上铺的是石板路，聚集了大约一百五十多家买卖铺子，经营的货物从日用五金到食品百货，几乎包罗万象。所以，东直门不仅走木材砖瓦等与建筑材料有关的车，还走其他各种各样的车。
　　清朝定都北京后，将内城的汉人全部逐出，把北京内城分为八个区域，由八旗分别驻守，拱卫皇城，正白旗居东直门内。多尔衮病死之后，顺治皇帝将他掌握的正白旗收归自己名下，与两黄旗并称为上三旗。皇家到东陵祭祀时多出朝阳门，经通州至东陵。据传有时也出东直门，经过亮马河继续向东至东陵。为此在亮马河上修建了一座汉白玉石桥，因横跨亮马河而称亮马河桥，后简称亮马桥。据记载，慈禧太后病故时，出殡仪式沿袭了她生平追求奢靡的作风，场面十分宏大。当时在东直门外的一个小土丘上，外务部官员专门为各国公使馆驻京的外国人搭建了一个带顶棚的看台。那天凌晨，北京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源源不断地涌出了东直门观看殡仪队伍。
　　到了民国时期，城门及其城楼不仅沿袭了各种重要功能，其雄伟壮丽的建筑风格，还成为一道道美丽风景，广受赞誉。城门图案作为北京乃至国家的经典形象經常被搬上纸币，流通于各地。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在大清银行发行的十元兑换币上印的就是西直门城楼。孙中山批准成立的总行位于复兴门内大街的中山银行，发行的一百元纸币上印的就是东直门城楼。尽管发行的时间十分短暂，但从中可以看出城门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
　　脆鞭一响打出春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一年之计在于春，春种秋收关键在春，所以自古以来立春都是一个重大节日，从官方到民间都极为重视。周代有“迎春”“接春”的风俗习惯。立春这天，上至皇帝下至平民，不分贵贱，男女老少都要到野外走走。在古代，牛是重要的耕作工具，五谷丰登离不开牛的辛勤劳作，整个冬天牛都卧在家中，春天到了，人们便用泥塑土牛，用棍棒对其鞭打提醒它下田耕作，因此立春又叫“打春”“鞭春”。
　　明清两代“打春”习俗仍久盛不衰，其丰富多彩与热闹劲儿堪比如今的春晚。明代公安派的代表袁宏道曾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盛景：在迎春仪式中，有人戴着假面具装扮鬼神;有人双手合掌演“观音”飘然下凡;也有梨园子弟表演节目等。可以说是一路香风，千里红纱，观者如潮，万人空巷。只是早期官员要穿着青色的衣服，因为五行对应的颜色是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黄，“东方盛德属木，为春”，而木对应的颜色则是青色，所以迎春“服青帻”。到了明代改为朱衣，把春场设在东直门外五里。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春场》中记载：“东直门外五里，为春场。场内春亭，万历癸巳府尹谢杰建也。……官皆衣朱簪花，迎春自场入于府。” 　　清代沿袭了明代的风俗。清代打春牛成为一种礼俗规制，各官署都要遵制而行。京城的“春场”设在东直门外一里，每至立春时节顺天府尹于此处“鞭春”“打春”。为何选在东直门举行仪式呢？因为木星见于东方，正值春气当令，草木萌芽生长，所谓“春到人间草木知”。清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记载，“打春即立春。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春场已经由明代的“东直门外五里”移到“一里”，其他仪式基本没变。立春前一天，预先在春场准备好丝绸扎制的芒神亭和土牛台，官员们要穿朝服，恭恭敬敬地去春场迎春。迎春时要以鼓乐为前导，走到官署，把土牛陈于彩棚中。第二天立春时，官员们再带着读书人或差役把芒神亭和土牛台抬到皇宫去向皇上、皇后、皇太子等贺春，接着由礼部官员带领朝臣在皇宫周围打土牛，以劝农意，敦促春耕。民国时还曾把立春日定为“农民节”，所以古谚中说“立春大如年”。总之，鞭牛迎春之仪是举国性的节庆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传承了两千多年。
　　忆昔与君同咏遨
　　《北京童谣》里有一段唱道：东直门挂这（着）匾，隔壁就是俄罗斯馆。俄罗斯馆的北馆在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南馆在玉河桥西。北馆是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为安置雅克萨战役中被俘人员而设的馆舍。自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扩大了商贸规模，清政府从“永息兵戈，永远和好”的愿望出发，对来京的俄国使团及商队，一律给予礼遇，特设邸舍安置，两国商贸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代。早期来华的俄罗斯商人就居住在北馆，并在该馆就地设市贸易。入京的俄罗斯商队，主要带来的是毛皮。俄国占领西伯利亚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毛皮出口国。在清朝，王公贵族喜欢在冬季的服饰上使用多个种类的毛皮来显示等级差异，因此北京就成为毛皮制作中心。在清代著名小说《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中提到，贾母送给宝玉一件俄罗斯产的孔雀毛氅衣，名为“雀金呢”，由此可见，当时富人阶层也以拥有俄罗斯出产的毛皮服饰为荣。
　　为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切实增进相互了解和认知，俄国政府向俄罗斯馆派遣了大批的医生和画家。在这些医生中，波尔菲里·基里洛夫的医术最为高明，治愈清廷宗室多人。他因治愈了广济司员外郎奕纪母亲的顽症而被正白旗汉军都统奕绘称为秦代名医“秦缓”。道光十五年，他获得两方谢匾，一是镇国将军禧恩赠的“惠济遐方”，一是固山贝子赠的“道行中外”。基里洛夫在京城家喻户晓，据说当时士大夫甚至不顾儒家的规训，允许他可以长驱直入妇女的闺房。除了医生之外，来华的俄国画家也深受王公贵族的欢迎。相传首位来华的画家列加舍夫曾为北京的百姓画过40多幅油画肖像，还应邀为京城王公贵族画人物写真16幅，其中就包括子章貝勒奕绘。在《明善堂文集》中，子章贝勒奕绘曾作诗记述他们之间的友谊：“忆昔与君同咏遨，虚亭共坐石床高;何时贱子侍末座，重倩此公挥健毫。听水看云同入定，据梧挟策各分劳;且令后世传佳话，殊胜登台享太牢。”字里行间，倾注拳拳盛情。
　　东直门在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因修筑环城铁路，瓮城被拆除;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箭楼被拆除;1958年台基被拆除;1969年城楼被拆除。至此，东直门仅作为地名被留存下来，其他的建筑都消失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之中。如今，我们只能在以城门命名的街道，如东直门外大街等名称中找寻它曾经存在的痕迹。东直门作为老北京人心目中“里九外七皇城四”的重要之门，一直留在记忆深处。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对于它的回忆总是透着浓浓的乡愁与眷恋，历久弥新。
　　（作者简介：陈清茹，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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