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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普遍重视斗争哲学，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和谐哲学的重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显示了作为以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时代主题的拓展和变化。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斗争哲学；和谐哲学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1605（2007）05-0004-04
作者简介：杨豹（1968- ），男，湖北武汉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伦理思想。
一﹑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
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在其所著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基础》中把马克思的理论归结于一种冲突的范式。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也常常把马克思的理论称之为“斗争哲学”，以至于现在人们对“斗争哲学”还耳熟能详。
1945年，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阐述道：“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1959年8月，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又指出：“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有所不同罢了。”
的确，“斗争哲学”高度地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他早年就曾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讲“斗争哲学”，其意思十分清楚，都是与改造社会以及革命斗争紧密相联系的。“斗争哲学”就是质变的哲学，就是革命的哲学。
作为斗争哲学的对立方而提出的和谐哲学，是指事物量变的哲学，是社会和平发展的哲学。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就是中庸之道。尽管中庸之道有将量变绝对化的明显局限，但用它来说明在一定质中的量变，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恰如艾思奇在1934年写的《中庸观念的分析》中所说：“若把中庸当作事物存在的原理看，那就用今日的哲学标准来衡量，它仍然可保持其一面的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量变和质变之分，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量变，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螺旋上升过程。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它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由适应到不适应，再到适应，由量变到质变，再到量变的螺旋上升过程。
由此可见，和谐哲学和斗争哲学的共同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各有其合理性。就其内容看，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替代，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各有不同的作用。革命战争时期，研究斗争哲学是取得革命政权的重要保证；和平建设时期，钻研和谐哲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无论斗争哲学，还是和谐哲学都是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人民生活的安和乐利。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历史沉思
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一转变过程历尽艰辛，正如李瑞环所说：“否定和谐思想的斗争观念和习惯，很难被摒弃。”［１］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事实造成了人们普遍强调斗争哲学，因为斗争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是质变的哲学。正是在斗争哲学的指引下，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同时，也在无形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和谐因素被“长期遮蔽”，人们错误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斗争哲学之间划上了等号。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哈林提出了社会发展平衡规律的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平衡。“没有平衡，社会是不能长期存在的，是要灭亡的。”［２］２１１一方面，他强调经济关系的平衡——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保持适当比例，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组织一切，无产阶级不可能强制地用自己的计划去代替有自己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小农”［２］２１１。另一方面，他强调工农业之间保持平衡，因为“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高峰，工业才能持续保持最大的速度”［２］２１１。同时，他重视城乡之间的平衡，认为“这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然而，布哈林的这些远见卓识因不合时宜而遭到了彻底的批判。批判的理论依据就是斗争哲学。因为他的思想是“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否认内部矛盾的斗争是发展的源泉”，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同样的历史发生在中国。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初期的执政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思考问题，擅长于斗争哲学，忽视从对立的同一面化解矛盾，轻视和谐哲学，以至于在社会已经发生质变，对抗性矛盾基本消失时仍奉行斗争哲学。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我国还要长期存在。1962年，毛泽东发出了“阶级斗争”的号召。在毛泽东看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3］。毛泽东又将斗争哲学简称为“一分为二”。1963年，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提出了“合二为一”的思想，认为“合二为一”也可从“一分为二”的另一方面来表达对立统一。1964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为一”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毛泽东的理论依据就是斗争哲学。他认为“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杨献珍提出合二为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他还进一步阐述道，“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由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思想遭到政治批判。正是在斗争哲学被奉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宗思想的背景下，人人相斗，人人自危，社会动荡，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从社会生活中退隐。同时，邓小平总结道：“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4］他反对进行意识形态的抽象争论。这可以称之为“和谐哲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雏形。“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实施，就是这种哲学的成功运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专题研讨班上，又将和谐社会进一步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显然，党中央在新时期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性质，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体现了一种深邃的哲学思想——“和谐哲学”。“和谐哲学”是一种量变的哲学，就是在保证一定质的基础上展开量的变化的哲学。换言之，它要求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加快发展，统筹兼顾，高效管理，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开创出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三﹑和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特色
过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斗争哲学，忽视了和谐的方面。这一方面在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成功实践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没有进行专门的整理。因此，有必要洞察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和谐特色。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矛盾冲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人的严重的异化状态，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和谐和无处不在的矛盾冲突。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恩格斯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工作，每一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根本不理会别人在干些什么。这样就谈不上合理的组织，谈不上分工。相反，每一个人都想超过别人，都想寻找一个好的机会来谋取私利，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想一想，他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一切人的利益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各个资本家同其他一切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进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5］人与人之间揭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公开的利益冲突弥漫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激烈冲突与对抗的产物。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严重冲突。为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人们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展开了人对自然的全面战争。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深刻地揭示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区别，农业文明是人对自然的顺应，而工业文明则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但这种征服，“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6］383-384最终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激烈冲突和对抗，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表现。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它是人的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只能通过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劳动当作追逐私利的手段，工人成了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劳动成了工人为谋生而不得已从事的痛苦活动。因此，人与人的冲突，实质就是人的本质异化。所以，马克思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认同这个劳动的关系。”［7］２７７同时，马克思还认为，人与自然的冲突，也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表现之一。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的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获取财富，人们无情地掠夺自然，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自然对人类实施报复。因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异化了。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不和谐和无处不在的矛盾中，洞穿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因此，要获得人的自由与解放，就要把人类从人与人、人与自然异化等冲突和矛盾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建立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是充满和谐的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曾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7］297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人的本质彻底复归的社会。一句话，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充满和谐的社会。
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排除使用阶级斗争的可能，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他们在晚年更倾向于合法、和平的方式实现。到了1871年以后，资本主义逐渐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政治民主不断扩大，工人的各种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抗逐渐缓和，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合法、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1872年，马克思就说过，“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8］恩格斯比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更多的变化，资本家已经不再使用坑蒙拐骗的方法赢利，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很大改善，阶级的对立日渐减少。他曾更为明确地说：“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6］510，“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6］524由此可见，革命的手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方式，和平的手段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社会改造的重要方式。社会和谐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在量变中可以逐渐达到质变。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矛盾和斗争，其目标就是要实现和谐的共产主义，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斗争仅仅只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种方式，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地理解为斗争哲学的方法是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丰富和谐思想的学说，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特色。
四﹑和谐哲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跨过半个世纪之久，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早已不复存在。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绝对不相容的对抗性矛盾，而是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尤其是迈进21世纪，世界进入全球化、多极化、一体化的时代，不同思想、不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和发展仍是主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长期和平共处。以“和谐哲学”取代“斗争哲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不仅是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正确判断，也表明我党在执政治国方面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哲学理念。尽管我国在现实社会中还有许多矛盾和斗争，但矛盾和斗争是第二位的，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和谐。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应当是当今中国社会关系的主流，和谐哲学就是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哲学，它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和谐哲学有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远发展。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谐哲学能够提供方法论，整合一切积极因素，化解一切消极因素，保证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环境等各个方面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妥善处理不同阶层、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构建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另一方面，和谐哲学有助于认清国际形势的大方向。尽管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国之间竞争激烈，西方敌对势力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从未放弃“分化”、“西化”的图谋，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势力也蠢蠢欲动，但和平的因素远远大于战争的因素，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主题。把握和谐哲学有利于积极营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保持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
时代呼唤和谐哲学。尽管和谐哲学还不是十分完整的现成理论，但它是富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以和谐为核心，它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78.
［2］布哈林.布哈林文选：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11.
［3］毛泽东.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18.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0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８］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79.
责任编辑：戴群英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斗争哲学；和谐哲学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1605（2007）05-0004-04
作者简介：杨豹（1968- ），男，湖北武汉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伦理思想。
一﹑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
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在其所著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基础》中把马克思的理论归结于一种冲突的范式。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也常常把马克思的理论称之为“斗争哲学”，以至于现在人们对“斗争哲学”还耳熟能详。
1945年，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阐述道：“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1959年8月，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又指出：“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有所不同罢了。”
的确，“斗争哲学”高度地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他早年就曾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讲“斗争哲学”，其意思十分清楚，都是与改造社会以及革命斗争紧密相联系的。“斗争哲学”就是质变的哲学，就是革命的哲学。
作为斗争哲学的对立方而提出的和谐哲学，是指事物量变的哲学，是社会和平发展的哲学。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就是中庸之道。尽管中庸之道有将量变绝对化的明显局限，但用它来说明在一定质中的量变，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恰如艾思奇在1934年写的《中庸观念的分析》中所说：“若把中庸当作事物存在的原理看，那就用今日的哲学标准来衡量，它仍然可保持其一面的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量变和质变之分，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量变，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螺旋上升过程。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它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由适应到不适应，再到适应，由量变到质变，再到量变的螺旋上升过程。
由此可见，和谐哲学和斗争哲学的共同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各有其合理性。就其内容看，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替代，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各有不同的作用。革命战争时期，研究斗争哲学是取得革命政权的重要保证；和平建设时期，钻研和谐哲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无论斗争哲学，还是和谐哲学都是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人民生活的安和乐利。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历史沉思
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一转变过程历尽艰辛，正如李瑞环所说：“否定和谐思想的斗争观念和习惯，很难被摒弃。”［１］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事实造成了人们普遍强调斗争哲学，因为斗争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是质变的哲学。正是在斗争哲学的指引下，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同时，也在无形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和谐因素被“长期遮蔽”，人们错误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斗争哲学之间划上了等号。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哈林提出了社会发展平衡规律的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平衡。“没有平衡，社会是不能长期存在的，是要灭亡的。”［２］２１１一方面，他强调经济关系的平衡——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保持适当比例，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组织一切，无产阶级不可能强制地用自己的计划去代替有自己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小农”［２］２１１。另一方面，他强调工农业之间保持平衡，因为“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高峰，工业才能持续保持最大的速度”［２］２１１。同时，他重视城乡之间的平衡，认为“这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然而，布哈林的这些远见卓识因不合时宜而遭到了彻底的批判。批判的理论依据就是斗争哲学。因为他的思想是“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否认内部矛盾的斗争是发展的源泉”，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同样的历史发生在中国。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初期的执政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思考问题，擅长于斗争哲学，忽视从对立的同一面化解矛盾，轻视和谐哲学，以至于在社会已经发生质变，对抗性矛盾基本消失时仍奉行斗争哲学。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我国还要长期存在。1962年，毛泽东发出了“阶级斗争”的号召。在毛泽东看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3］。毛泽东又将斗争哲学简称为“一分为二”。1963年，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提出了“合二为一”的思想，认为“合二为一”也可从“一分为二”的另一方面来表达对立统一。1964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为一”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毛泽东的理论依据就是斗争哲学。他认为“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杨献珍提出合二为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他还进一步阐述道，“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由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思想遭到政治批判。正是在斗争哲学被奉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宗思想的背景下，人人相斗，人人自危，社会动荡，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从社会生活中退隐。同时，邓小平总结道：“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4］他反对进行意识形态的抽象争论。这可以称之为“和谐哲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雏形。“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实施，就是这种哲学的成功运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专题研讨班上，又将和谐社会进一步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显然，党中央在新时期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性质，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体现了一种深邃的哲学思想——“和谐哲学”。“和谐哲学”是一种量变的哲学，就是在保证一定质的基础上展开量的变化的哲学。换言之，它要求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加快发展，统筹兼顾，高效管理，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开创出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三﹑和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特色
过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斗争哲学，忽视了和谐的方面。这一方面在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成功实践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没有进行专门的整理。因此，有必要洞察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和谐特色。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矛盾冲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人的严重的异化状态，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和谐和无处不在的矛盾冲突。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恩格斯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工作，每一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根本不理会别人在干些什么。这样就谈不上合理的组织，谈不上分工。相反，每一个人都想超过别人，都想寻找一个好的机会来谋取私利，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想一想，他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一切人的利益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各个资本家同其他一切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进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5］人与人之间揭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公开的利益冲突弥漫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激烈冲突与对抗的产物。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严重冲突。为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人们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展开了人对自然的全面战争。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深刻地揭示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区别，农业文明是人对自然的顺应，而工业文明则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但这种征服，“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6］383-384最终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激烈冲突和对抗，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表现。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它是人的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只能通过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劳动当作追逐私利的手段，工人成了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劳动成了工人为谋生而不得已从事的痛苦活动。因此，人与人的冲突，实质就是人的本质异化。所以，马克思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认同这个劳动的关系。”［7］２７７同时，马克思还认为，人与自然的冲突，也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表现之一。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的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获取财富，人们无情地掠夺自然，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自然对人类实施报复。因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异化了。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不和谐和无处不在的矛盾中，洞穿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因此，要获得人的自由与解放，就要把人类从人与人、人与自然异化等冲突和矛盾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建立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是充满和谐的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曾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7］297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人的本质彻底复归的社会。一句话，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充满和谐的社会。
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排除使用阶级斗争的可能，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他们在晚年更倾向于合法、和平的方式实现。到了1871年以后，资本主义逐渐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政治民主不断扩大，工人的各种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抗逐渐缓和，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合法、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1872年，马克思就说过，“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8］恩格斯比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更多的变化，资本家已经不再使用坑蒙拐骗的方法赢利，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很大改善，阶级的对立日渐减少。他曾更为明确地说：“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6］510，“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6］524由此可见，革命的手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方式，和平的手段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社会改造的重要方式。社会和谐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在量变中可以逐渐达到质变。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矛盾和斗争，其目标就是要实现和谐的共产主义，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斗争仅仅只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种方式，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地理解为斗争哲学的方法是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丰富和谐思想的学说，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特色。
四﹑和谐哲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跨过半个世纪之久，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早已不复存在。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绝对不相容的对抗性矛盾，而是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尤其是迈进21世纪，世界进入全球化、多极化、一体化的时代，不同思想、不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和发展仍是主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长期和平共处。以“和谐哲学”取代“斗争哲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不仅是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正确判断，也表明我党在执政治国方面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哲学理念。尽管我国在现实社会中还有许多矛盾和斗争，但矛盾和斗争是第二位的，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和谐。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应当是当今中国社会关系的主流，和谐哲学就是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哲学，它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和谐哲学有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远发展。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谐哲学能够提供方法论，整合一切积极因素，化解一切消极因素，保证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环境等各个方面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妥善处理不同阶层、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构建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另一方面，和谐哲学有助于认清国际形势的大方向。尽管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国之间竞争激烈，西方敌对势力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从未放弃“分化”、“西化”的图谋，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势力也蠢蠢欲动，但和平的因素远远大于战争的因素，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主题。把握和谐哲学有利于积极营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保持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
时代呼唤和谐哲学。尽管和谐哲学还不是十分完整的现成理论，但它是富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以和谐为核心，它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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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