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杨义在《鲁迅作品论》曾作如是评价：废园中的老梅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茶花亦在雪中如火如荼，此时的“我”如果没有“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的强烈反差的心灵伤痛，也定有微雪、梅花、茶花再美亦不过是废园一角哀愁与无奈。先生的解读似乎有点牵强。
　　梅花，是中国传统名花，它不仅以清雅俊逸的风度赢得古今诗人画家赞美，更以它的冰肌玉骨、凌寒留香被喻为民族的精华。它的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
　　茶花，陆游赞道：“惟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红”，苏轼说其“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说似与君君不会，灿红如火雪中开。”可见宛如牡丹的“花中娇客”山茶，给人们带来无限生机和希望。
　　中国传统文学虽有以乐景写悲情的技巧，但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用此艺术技巧的似乎不多，到是见到几处以花来表示希望之意的。
　　先生的《呐喊》自序中有这么一句话： “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意欲疗救民族的灵魂，但苦于“我的力气太稀薄了”，只能在满世界灰色的底子上装点“欢容”，增加“亮色”。于是夏瑜坟顶上添上了一圈美丽的花环，这是对英雄斗争精神高度的肯定和赞美，其积极性就在于寓意革命者是不会被杀绝的，且以此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单四嫂子总幻想明天会变好，鲁迅先生太善良了，不忍破坏了她的梦。
　　其实，这样的曲笔，鲁迅先生还在其他作品里也多次运用。当“我”离开令我心碎的故乡时，却“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故乡那“碧绿的沙地”“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是快乐、幸福、美好的象征，那里充满生机，没有隔阂，没有辛苦恣睢，没有……；
　　还有那不知疲倦永不停歇的“过客”，尽管前方是荒凉破败的丛葬，但他毅然沿这那条似路非路的痕迹昂了头，奋然前进，因为“那前面声音”，因为那“野百合蔷薇”。
　　文中“竟”言出乎意料，“斗”话不屈，“显”说生命力的旺盛；“满树”“赫赫”描绘出蓬勃生机；“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的拟人和比喻，更刻画出那份不甘。
　　呂纬甫、“我”是鲁迅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外化，这是一个矛盾的鲁迅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犹疑。“我”是一追求进步的青年，但在这艰难的追寻过程中，虽是四处奔波，但却难以找到精神的归属：“觉得北方故不是我的故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客子。”原先那点怀旧的心绪也已因旧同事的早散，旧景的生疏、堂倌的漠然而意兴索然、无聊的“我”略带些哀愁了。
　　鲁迅先生到底为什么哀愁？难道真因为物是人非？渍痕斑驳的墙壁？枯死的霉苔？堂倌的“懒懒”？如若真是这样，未免有点儿女情长了。
　　这篇作品写于1924年，鲁迅先生于1906年怀着满腔激情从日本回国，提倡文艺运动，意欲医治国民的精神。但辛亥革命的失败，让他怀疑，对社会改革颇感失望，沉迷埋头抄古书，校古籍，直到五四以后，受钱玄同影响，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然而军阀的倒行逆施让他痛苦彷徨：“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吕纬甫就是在这场斗争中“思路因此轰毁”的失败者，但我们不难从“掘开来”这声大呵中看到吕纬甫骨子里的斗争精神，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尽管“踪影全无”，但仍继续开掘。还有那道“射人的光”，让我看到了学校时代的激进的吕纬甫，而这道“射人的光”偏偏就是废园赋予的。废园的什么让他的眼睛有了“射人的光”？不是“竟斗雪开着”的几株老梅？不是“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的那茶花？
　　尽管“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留了许多血”。我也“只得走！”去寻“没有地主”，“没有驱逐和牢笼”，没有“皮面的笑容”，“没有眶外的眼泪”的理想世界。
　　文末“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所以残酷环境中的这抹亮丽色彩，解读为在追寻梦想征程中奋力搏击的希望更好，它们象征着美好，象征着光明。
　　刘翠华，教师，现居江苏如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