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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新任中国区代表接受专访时，谈非洲目前的状况谈“出口”中国的经验——
“如果在你现在居住的城市里，每天有上万人死于饥荒，你就能了解索马里的情况有多糟糕了。”刚刚履新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区代表黄安生(Brett Rierson)认为，非洲之角正面临严重危机，根源是农业投入不足。“我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中国农业的成功经验带到非洲去。”
非洲需要什么
黄安生的办公桌上，摆着他正在读的书：美国政治学教授帕尔伯格的《食品政治》。夹着书签的那页，在谈论“绿色革命”。“绿色革命”，是指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拉美发展中国家用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革新。
“这次非洲之角陷入危机，除了自然灾害，也是这一地区农业投入长期不足的结果。”黄安生说，“绿色革命”远远没有到达非洲。农业科技飞速发展之时，非洲的粮食产量却没有太大增加。
非洲很多国家对科研投资不够，农业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水平。数据显示，非洲只有7％的土地配有灌溉设施，远低于19.7％的世界平均水平。在非洲之角，这一比例甚至只有1％。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只能“靠天吃饭”。一旦遭遇大旱，没有降雨，就会造成无粮可收的局面，只能依赖进口。
国际援助的减少，也使得非洲无法迈出“革命”步伐。从1980年到2003年，国际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援助缩水了64％，美国对非洲农业研究方面的投入则减少了77％。对于依赖外援的非洲国家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
“当非洲面临生与死的问题时，紧急救援自然是第一位的。但接下来，要找到长期解决方案。”黄安生说，非洲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提高产量，技术是关键。
“出口”中国先进经验
“作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区的代表，我未来四年的任务，就是把中国农业的绿色革命‘出口’到非洲去。”黄安生笑着说。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近21％的人口，让3000万人摆脱饥饿。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称，中国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为世界树立了“典范”。“绿色革命”之父布劳格则称赞中国的农业技术成就，认为中国会在世界农业科技中起带头作用。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没有间断地投资非洲农业，和非洲展开了农业技术合作。”
“我想，在这方面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可以利用在项目管理和执行上的经验，让中国技术更好地‘嫁接’到非洲国家，避免生搬硬套，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比如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几十个国家开展了学校营养餐计划，尽管每个国家情况不同，但都能把这一模式成功推广。”黄安生说。
美国麦肯锡公司社会创新中心主任戴维斯认为，过去一些援助非洲农业的西方捐助机构总是追求规模，想通过庞大项目解决问题，但这并不适合小农，而中国农业改革的高明之处则是“小型化”。在黄安生看来，非洲很多地区没有能力普及高级技术，中国农业中很多基础技术和设施，可能更适合当地国情。
拓展全方位合作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的合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从1979年到2005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累计对华提供了400万吨粮食，有3000万人受益。2005底，中国实现粮食自给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结束了对华粮食援助。从这时起，中国也从粮食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此后逐渐加大对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力度。
“我希望推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全方位的合作，在继续保持和政府部门的良好合作时，也发展和私有领域及普通百姓的联系。”
黄安生说，中国作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董事会成员，是其决定性的战略合作伙伴。从海地地震到非洲之角饥荒，中国政府都迅速作出反应，慷慨解囊。今年3月，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政府部门举行的研讨会上，中方表示，除了继续提供粮食援助外，还要在发展农业、粮食生产等方面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展开更多交流。
在担任中国区代表前，黄安生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亚洲高级企业合作官员，在促进和私营领域的合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拓展和私营领域的合作并非易事，因为企业首先考虑的是利润和回报。但对于希望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来说，通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合作可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开拓当地市场打下良好的基础。事实上，已经有中国企业开始和我们合作了，我对此充满信心。”黄安生说。
“对于我们来说，来自个人的捐助同样很重要。调查显示，劝捐是个人捐款的最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当有人请求你捐款时，你会更容易行动起来。我们希望做更多宣传，提高人们的公益意识。”黄安生告诉本报记者，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为慈善事业捐款。“我们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为非洲之角募集资金，捐款的人非常踊跃。”
“如果在你现在居住的城市里，每天有上万人死于饥荒，你就能了解索马里的情况有多糟糕了。”刚刚履新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区代表黄安生(Brett Rierson)认为，非洲之角正面临严重危机，根源是农业投入不足。“我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中国农业的成功经验带到非洲去。”
非洲需要什么
黄安生的办公桌上，摆着他正在读的书：美国政治学教授帕尔伯格的《食品政治》。夹着书签的那页，在谈论“绿色革命”。“绿色革命”，是指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拉美发展中国家用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革新。
“这次非洲之角陷入危机，除了自然灾害，也是这一地区农业投入长期不足的结果。”黄安生说，“绿色革命”远远没有到达非洲。农业科技飞速发展之时，非洲的粮食产量却没有太大增加。
非洲很多国家对科研投资不够，农业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水平。数据显示，非洲只有7％的土地配有灌溉设施，远低于19.7％的世界平均水平。在非洲之角，这一比例甚至只有1％。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只能“靠天吃饭”。一旦遭遇大旱，没有降雨，就会造成无粮可收的局面，只能依赖进口。
国际援助的减少，也使得非洲无法迈出“革命”步伐。从1980年到2003年，国际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援助缩水了64％，美国对非洲农业研究方面的投入则减少了77％。对于依赖外援的非洲国家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
“当非洲面临生与死的问题时，紧急救援自然是第一位的。但接下来，要找到长期解决方案。”黄安生说，非洲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提高产量，技术是关键。
“出口”中国先进经验
“作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区的代表，我未来四年的任务，就是把中国农业的绿色革命‘出口’到非洲去。”黄安生笑着说。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近21％的人口，让3000万人摆脱饥饿。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称，中国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为世界树立了“典范”。“绿色革命”之父布劳格则称赞中国的农业技术成就，认为中国会在世界农业科技中起带头作用。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没有间断地投资非洲农业，和非洲展开了农业技术合作。”
“我想，在这方面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可以利用在项目管理和执行上的经验，让中国技术更好地‘嫁接’到非洲国家，避免生搬硬套，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比如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几十个国家开展了学校营养餐计划，尽管每个国家情况不同，但都能把这一模式成功推广。”黄安生说。
美国麦肯锡公司社会创新中心主任戴维斯认为，过去一些援助非洲农业的西方捐助机构总是追求规模，想通过庞大项目解决问题，但这并不适合小农，而中国农业改革的高明之处则是“小型化”。在黄安生看来，非洲很多地区没有能力普及高级技术，中国农业中很多基础技术和设施，可能更适合当地国情。
拓展全方位合作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的合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从1979年到2005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累计对华提供了400万吨粮食，有3000万人受益。2005底，中国实现粮食自给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结束了对华粮食援助。从这时起，中国也从粮食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此后逐渐加大对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力度。
“我希望推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全方位的合作，在继续保持和政府部门的良好合作时，也发展和私有领域及普通百姓的联系。”
黄安生说，中国作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董事会成员，是其决定性的战略合作伙伴。从海地地震到非洲之角饥荒，中国政府都迅速作出反应，慷慨解囊。今年3月，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政府部门举行的研讨会上，中方表示，除了继续提供粮食援助外，还要在发展农业、粮食生产等方面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展开更多交流。
在担任中国区代表前，黄安生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亚洲高级企业合作官员，在促进和私营领域的合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拓展和私营领域的合作并非易事，因为企业首先考虑的是利润和回报。但对于希望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来说，通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合作可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开拓当地市场打下良好的基础。事实上，已经有中国企业开始和我们合作了，我对此充满信心。”黄安生说。
“对于我们来说，来自个人的捐助同样很重要。调查显示，劝捐是个人捐款的最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当有人请求你捐款时，你会更容易行动起来。我们希望做更多宣传，提高人们的公益意识。”黄安生告诉本报记者，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为慈善事业捐款。“我们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为非洲之角募集资金，捐款的人非常踊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