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颁布的《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外国人未经批准不能在中国境内采集、收购、野外考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其实早在300年前，就曾有外国人对中国的植物物种打起了主意。
　　1698年，英国“拿骚号”商船在中国厦门靠岸，一个名叫詹姆斯·昆宁汉姆的男人走了下来。他此行的公开身份是随船医生，但还背负了一项秘密的特殊任务。
　　昆宁汉姆一下船就跑到厦门乡间和鼓浪屿海岛上。他蹲在百花丛中，收集菊花、苔藓甚至杂草，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随身携带的小口袋里。
　　自从15世纪新航线被开辟后，满载丝绸、瓷器和茶叶的商船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回到欧洲。梅花、玉兰、茶花、牡丹这些中国常见的花卉图案，也随之进入欧洲贵族的视野。那些花瓣卷曲的菊花、层层叠叠的牡丹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只是东方人的一种想象。他们认为这些造型奇特的花卉根本不可能存在。
　　不过，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很快证明了这些植物的存在，比如“似玫瑰但又无刺，有白色、紫色，时也可见红色和黄色”的牡丹，还有“色似蜜蜡，香气怡人”的腊梅。
　　这让欧洲的植物爱好者们兴奋不已。他们渴望拥有这些植物的种子，更希望这些花卉有朝一日能长在自己的花圃中。热衷于收集异域植物的外科医生昆宁汉姆成为他们之中第一个“采花大盗”。
　　昆宁汉姆像做手术一样，精确地切下每种带叶植物的枝或茎，留下花和果实，放入采集袋。每种植物他都采集了两到三个标本。返回船上后，他将植物样本干燥后夹入书页。這些书页都是由厚厚的碎布制成的优质纸，一周还要更换一次。
　　他还为这些标本制作标签，注明其在医学方面的应用价值。他甚至雇用三位画师绘制了1200幅植物画像，包括玉兰、梅花、樱桃、山楂……植物名字是用当地方言的发音方式标注的，“swatearubro”是山茶，“laboe”是腊梅。因为口音问题，英国人还差点错过了梦寐以求的牡丹，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的“Bow-tan”其实就是传教士笔下的“moutang”（牡丹）。
　　昆宁汉姆带回来的标本让同行欣喜若狂。如今，它们分散在50册厚厚的皮革包边书中，珍藏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
　　昆宁汉姆结束采花重任几十年后，石竹、翠竹等观赏植物开始出现在欧洲庭院中。植物爱好者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想获得更多的种子，于是开始向传教士求助。
　　汤执中就是这些传教士中的一位。这位植物发烧友生于法国，被派往中国传教前，他向巴黎皇家植物园园长承诺，尽可能多地寄回植物种子。
　　然而，1748年，传教士与清廷关系恶化，他们只被允许进行短途旅行，即使前往郊外的法国公墓，也必须有仆人随行，并且沿途不能下马。汤执中只能让仆人帮他采集想要的植物。
　　为了兑现承诺，汤执中想了很多办法，包括用葡萄牙烟草和中国人换植物，以及向清朝皇帝进献西方奇异花草来博取好感。
　　1753年，汤执中向乾隆皇帝进献了两株含羞草，这是他从法国带来的种子，在中国培育而成。乾隆非常喜欢这种西洋植物，不仅赋诗一首，还让宫廷画师郎世宁为它们画像。第二年，汤执中就被允许在皇家园林中收集植物。
　　汤执中收集的种子，从北京经陆路运输30天到达广州，再乘船前往大洋彼岸。臭椿、银杏等植物，都是这个时期由他引入西方的。1757年，汤执中因伤寒去世，欧洲人在中国园林采集植物的特许权利也终止了。
　　然而，到中国采花的旅程没有就此结束。如今，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温带地区都会看到至少一种来自中国原产的观赏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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