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哲学上的论争经久不衰。大凡历史上的著名哲学家，几乎无一不想以自己精心构筑的理论体系一举结束这种局面，但结果非但未能如愿，反而使争论变本加厉。十七世纪的哲学家莱布尼茨，目睹自然科学和数学结束争端的明快办法，即按某公式计算一下双方论题所依据的数据，就此一决胜负，颇为向往。他期待着有一天，当怀有善良意愿的人们发现相互之间的意见发生冲突时，他们会说：这里是纸和笔，让我们来算一算吧。莱布尼茨认为，哲学的分歧根源于用语的歧义，一旦严格注意语言的科学用法，分歧即可消除。剩下的只须象解答数学题那样，拿笔算一下，孰胜孰负便可立见分晓。
　　这是一个理想，一个解决哲学争端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变革》一书所述的那个流派——分析哲学的理想。
　　分析哲学是本世纪影响甚大的一个流派，但其内容却比较艰深。英国广播公司有鉴于此，特为非哲学专业的一般读者开设了一个系列讲座，邀请一些著名的分析哲学家来通俗地讲解分析哲学。《变革》一书即是根据该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的一本哲学论文集。全书共八篇论文，作者均系英国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如艾耶尔、赖尔、斯特劳逊等。这些论文立足点高，概括性强，精心安排，前后照应，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全书虽仅七万字，读后却能使人鸟瞰分析哲学的全貌，大体把握其精义。
　　分析哲学怀着上述理想倡导对语言作分析，以消除哲学争端。因为语言是表述思想的工具，语言的混乱会造成思想的混乱。然而，这究竟是怎样的分析呢？是对语言的句子作分析吗？不。这只是语法学家的事。是对句子所表述的思想、信念作分析吗？不。这只是心理学家的事。是对由句子构成的陈述作分析吗？不。这或许是警察或律师的事。分析哲学分析的是命题，这种分析好比翻译，但不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而是在一种语言之内的翻译。“是从比较含混的形式到比较明确的形式的翻译，或是从使人误解的形式到不会引起误解的形式的翻译”(第78页)。
　　本世纪兴起的分析哲学倡导对哲学问题作如此分析，或干脆说把全部哲学归之于这种分析活动，而将以往千百年来的哲学研究活动连同哲学家的努力统统划出哲学的界外，把分析语言、分析命题作为哲学的唯一任务，这委实可说是一种变革性的论点。
　　本世纪西方哲学这场变革的出现并非突如其来，如果将它比作一幕哲学剧，那还有一个供其表演的大舞台。这个舞台就是形成这派哲学的那个社会文化环境。当代西方哲学之所以会形成这一派别，出现哲学重心的转移，大致有三方面因素。其一是哲学的日渐世俗化。从上世纪末起，欧洲，尤其是不列颠诸岛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构成有了大变化，俗人几乎完全取代了牧师式的人物。以前的大学生多出生于牧师家庭，毕业后也注定要当牧师。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大学教师都是俗人，学生也多半来自世俗家庭，并期望毕业后找一个世俗职业。以前的理论论争纯属神学与反神学的，即便有较为纯粹的哲学争论，背后也多少隐藏着信仰和怀疑的分歧。而现在这种争论业已过时，就是有也不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了，代之而起的是纯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论争。这些变化为哲学向科学靠拢提供了基础。其次是哲学领域的自我意识日益强化。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哲学继从神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分离出来后，最终又脱离了心理学，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里建起了独立的哲学系，社会上创办了专门的哲学论坛。哲学家开始寻找真正符合自己学科的用语和方法。原先那种先验的、套用的术语和方法已不合时宜。纯哲学的讨论使人们日益关心起哲学的技术问题，讲究起论证推理的严格性。这就使得自然科学的方法具有愈来愈大的吸引力。其三是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哲学研究趋向技术化。在本世纪自然科学累累硕果的震撼下，在自然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严格标准对照下，哲学家感到难为情，他们发现自己难以满足这个有时代特征的标准，遂开始重事实、重经验、重实验、重方法，讲究推理严密和用语准确，为了摆脱语言的干扰，人们甚至开始用符号、公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与他人进行讨论。而在此之前，“由于缺乏可证明的原理，缺乏可作实验检验的假说，因而哲学被人指责为不结果实的花朵”(第4页)。
　　正是在哲学家的兴趣更加世俗化、研究更加技术化、对其领域的自我意识更趋强化的形势下，分析哲学应运而生。关于这一点，《变革》作者即那些分析哲学家们自己作了很清楚的交代。这表明他们能自觉地立足于所处的社会环境来探寻其思想根源。这不能不说是应予肯定的一种作法。
　　尽管分析哲学自认是一场根本性的大变革，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这种哲学与以前的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早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经验派哲学家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人就已经觉察到，某些哲学争论源于用语的混乱。他们中有些人如休谟曾致力于分析，力图澄清意义，消除分歧。但他们的所谓分析，是将一切复杂之物分解成最简单元素——观念。他们认为观念是最终的微粒，一切思想信念都是观念的复合体。可由于他们把观念看成彼此孤立的个体，因而忽略了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而当他们撇开这些联系去对孤立的观念作分析描述时，实际上也就歪曲了对事物的应有的认识。有鉴于此，现代的分析方法避开了这个困难。但是，发现这一困难的人并不是分析哲学家，而是反分析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布拉德雷。这或许是《变革》一书为布拉德雷这个分析哲学的反对派专辟一章的原因之一吧。
　　《变革》的作者一反常人的见解，毫不讳言地承认，他们同“布拉德雷更加一致，而不是同休谟更加一致”(第28页)。他们自承受益于十九世纪的唯心主义，受益于布拉德雷，并且还明确指出，在这方面的影响，“对唯心主义欠下的债还是需要强调的，因为这常常被人遗忘”(第27页)。
　　布拉德雷有两个观点，一是坚持把哲学同心理学分开；二是强调实在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正是这两个观点使得分析哲学避开了前述困难，获致了更进步的认识：哲学不同于心理学，它研究的不是个别的、特殊的观念和概念，而是整体的、一般的命题或判断。因为命题是表达思想的完整单位，而观念则象词汇一样是零散的碎片，所以分析要以命题或判断为基本单位，惟有如此才能不曲解实在，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
　　分析哲学虽说对我国读者还算是一个“新”流派，一个“当代”流派，但它本身其实已经有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为了阐明分析哲学兴起迄今的过程，《变革》分别对各个时期、各种形态的分析哲学理论作了概要的介绍。
　　最早的理论形态是逻辑原子论。它的创建者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这一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的那个东西。它分析一个陈述时发现陈述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其中有些词是命名世界上的对象，有些则不是，如系词，它是联系词与词之间关系的。被命名的对象又分两种：特殊的事物，性质和联系。后一种属于一般的对象。世界就是由这些事物、性质和联系组成的聚合体，而这些东西则是不可再分的微粒，当然这不是指从物质观点看的微粒，而是指从逻辑观点看的微粒，或者叫作逻辑原子。逻辑原子这一冠称源自物理学原子论的影响。逻辑原子论分析一个陈述的目的是要确定该陈述是否包含一些根本无所指的词，若有的话，则整个陈述就是无意义的。
　　其后一个形态是逻辑实证论。它是由以石里克为首的维也纳小组创立的。该理论有着浓厚的实证主义的色彩。它认为哲学的任务只是澄清概念或陈述的意义，一个陈述有否意义是由能证实它的那种方法决定的，而这种证实就在于它被经验所检验。简言之，一陈述有否意义全在于它能否被经验检验。根据这样一个证实原则，以往的大部分哲学理论或命题均属无意义陈述，因为它们无法满足这个证实原则。由此而产生的哲学争论亦属无意义争论，因为它们纯系语言误用或误解的结果。
　　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论是分析哲学的早期形态。它们流行于第二次大战前后。它们的倡导者在战前和战时最为活跃。但随着认识的发展，这两种形态已被今天的分析哲学家所摒弃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作了批判的改造。逻辑原子论由于其未能避免孤立地看待每一个事物的局限，而成为与其前驱休谟的观念原子论类似的理论，此外又因其使用了唯心论哲学家所共有的形而上学概念而沦为与后者同类的形而上学理论。至于逻辑实证论，则一方面由于它倡导的证实原则无法真正得到贯彻而趋向没落；另一方面又因其证实原则本身无法得到证实而陷入了它自己设置的困境。我国读书界所熟悉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这两个类型。对于后期亦即近期的分析哲学理论，许多人还不很了解，即便有少数人了解，也因其内容艰深而无法对之作通俗的概括。在这方面，《变革》的作者作得相当成功，这或许是因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融会贯通故能深入浅出的缘故。
　　战后，分析哲学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声势反而更加浩大。哲学家要求理解作为思维工具的概念，要求注意运用这些概念的句子，注意我的日常用以表达思想和信念的句子，要求把这些句子翻译成更清楚的、不会引起误解的形式，以便确定它们的真正含义，消除人们之间的分歧，这似乎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于是，战后分析哲学的浪潮波及美国、欧洲大陆及不列颠诸岛甚至澳大利亚，声势之大简直成了一场运动。不过，其中出现了两派，一派倾向于脱离日常的说话方式，但保留原来的分析纲领中的许多东西，另一派则坚持继续关注日常的说话方式，然而对分析的本质和技术的认识却有了较大的改变和扩展。前者主要流行在美国，其代表是卡尔纳普和奎因等人，人称这派为理想语言学派。后者的基地在英国，其代表是奥斯丁和赖尔等人，人多称之为日常语言学派。
　　理想语言学派鉴于日常用语的不精确、混乱多变而产生歧义的事实，想人为地构造一种理想的框架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每个词的意义都是绝对精确的，词与词之间的联系也是绝对清楚的。然后用这种语言构造高度清晰和精确的概念系统，再把它作为一个模型，把用日常语言表述的问题陈述翻译成这样的标准语言，以澄清原先的混乱和误解。这种方法显然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想用某种清晰有序的东西代替粗糙杂乱的东西。此外，它看来还很有些道理，要是能通过一个简明的模型把哲学上原来不好理解的东西变得更好理解些，这何尝不是一条捷径？
　　然而另一派即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听起来也不无道理。这派认为，我们在寻求理解的时候，固然会使用一些高级思维工具和技术工具，但我们主要用的是普通的、日常的思维工具，因为正是这些最普通、最基本和最常用的观念才引起哲学上有争议的问题。日常用法是不会模糊日常观念的，因为日常语言作为我们每日每时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其有效性是受到最严格检验的，是受到不断使用的检验的。这派哲学家把这比喻为：“如果我们想理解一只动物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就必须仔细观察它在它的自然环境中的行为。如果不顾它的实际行为，仅从设计师的图案中去构造一个有规律的模型，然后再去研究它，那是毫无收获的”(第81页)。这后一种作法显然是针对理想语言学派的。
　　这两派之间的对立似乎是很尖锐的，多年来一直未能调和。不过，近年来好象有了些变化。从《变革》的一位作者斯特劳逊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提出了一些力图调和双方的原则，“至少在某一点上，每种方法都可看作是对另一种方法的补充。……因为一方面，构造模型的简明性可以对实际用法的复杂性投以光明；而在另一方面，对自然语言所作的某些观察似乎对于成功地构造简明的模型也是必要的”(第82页)。附带一提的是，斯特劳逊本人是新崛起的分析哲学家，国内对其虽有所闻，但迄今尚未介绍译过他的著作。《变革》中收入的他的论文或许对初步了解他的思想能有所帮助。
　　后来兴起的这两派以为摆脱了、或确切地说避开了前两种形态的困境，以为就此可以提供大体上解决传统哲学争端的武器。事实却不然，原有的问题依然成问题，原有的争论依然在争论，只不过更换了形式。倒是分析哲学本身有落入背离哲学之轨的危险。正如有一位在广义上也可称之为分析哲学家的人——卡尔·波普所说，分析哲学由于丧失了对重大哲学问题的兴趣而变得琐碎了，不是吗？将哲学归结为纯粹的语句分析，专注于命题的演算、符号的使用、意义的分析、语言的构造，而将重大的哲学问题弃之不顾，在这一意义上，它实在是不足取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分析哲学在方法上、技术上确实获致了相当的成果，有些甚至可以说是重大的成果，这不能不说是哲学上的一大突破。可是若要把这当作哲学的全部内容，这种论点却是有疑问的。《变革》的作者们头脑是清醒的。他们不时地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常持批判眼光来看待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但在这个根本点上，却仍然缺乏认识。
　　
　　(《哲学中的变革》，〔英〕艾耶尔编，陈少鸣、王石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一版，0.6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