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翻译理论的争论久已有之。在我国的历史尽管短一些，也有一个多世纪了。当年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依然是翻译界普遍认可的标准，只是对这三个字的解释出现了许多新花样。翻译实在是一门艺术，“揭示这个秘密就是文学翻译理论的任务。”张今同志的新著《文学翻译原理》，可以说在翻译理论领域吹过了一阵清风，使人另有一番感受。
　　张今同志在书中以不少篇幅分析了古诗英译中的一些问题，举了许多实际的例子，诸如李白的《怨情》，杜甫的《春雨喜雨》，白居易的《琵琶行》。在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把文学译品的风格分为五个境界，推第二种境界为楷模，即原作者的风格＋若隐若现的译者风格。从这一独到见解可以看出作者多年来的潜心攻读，应该说这种境地的确是很完美了。但是，何为“作者风格”，何为“译者风格”，二者以何种尺度把握，却是不易解答的问题。扯得远一些，这涉及到了中西方文化的本源。
　　中西方社会和文化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国几千年一直是农业化社会，商品化气息很淡薄，人们缺乏西方社会的那种竞争意识。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界长期笼罩在传统的光环之中，人们学到的至高境界是顺乎自然，求得精神世界的完美，远离世俗，谴责人为。在这种气氛中创作出来的作品，便明显地带有“意”的色彩，风格含蓄、暗指、引发，作品中对人物和场情的描写只是一种手段和外壳，借以抒发作者内心汹涌澎湃又棱角模糊的情感。西方社会是靠商业和工业发展起来的，人们每天打交道的是数字和具体的东西，一便是一，二便是二，容不得半点含混；在生活中，人们都具有竞争意识，遇事首先拚命宣扬自己的长处，以博得对方的重视。这些特点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便给人以“实”的感觉，以直接、准确的辞汇充分表达丰富的感情，力图一下子抓住读者。打个比方，读西方文学作品很容易看到它的骨头，作者也希望达到这种效果，以证明自己的感染力。而读中国古典作品，尤其是诗词，却不易真正把握住骨头的所在，即使千思万想把握住了，也难免掺入了读者自己的想象。
　　这便回到了“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的问题上，译者以什么标准来断定自己对原诗的理解便是作者的本意呢？其结果便是，古诗译成英语后，只是对原文的一种解释，因为译文只能传达一个意思，而实际上，除了译者传达的意思外，原诗还可能有许多别的意思和暗指。应该承认，中国古诗是极富有暗示性的，而译文则不是，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古诗英译势必带有明显的译者色彩，而原文固有的丰富内容和引发则不可避免地被打了折扣。
　　当然，这并不是说翻译是不可能的。一代代译者在这方面呕心沥血，正是为了不断完善这项工作。张今同志在书中，根据自己的体会和以往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有独创性的见解，这对于翻译工作者很具有启发性。我国的文学翻译史不算短了，但是像这样具有独到理论的著述还很少，还应该进一步引起翻译界同仁的重视。
　　
　　(《文学翻译原理》，张今著，河南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九月版，1.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