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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事业，因而赢得了两国人民的尊敬。本文细致地记述了他鼎力协助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盛事，高度评价了他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作出的不朽业绩。
[关键词] 谭云山 泰戈尔 国际大学 中国学院
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市的西北约158公里处，有一座小城波尔普尔(Bolpur)，而在距波尔普尔七八公里处，有一个名叫圣蒂尼克坦(意为“和平乡”)的地方，那就是泰戈尔国际大学的所在地。1937年春天，国际大学中国学院(Cheena Bhavan)成立，它的创建者是大诗人泰戈尔和谭云山教授。2010年4月14日，中国学院已满73周岁，特写此文以缅怀“现代玄奘”——谭云山先生。
谭云山是湖南人，1898年10月10日出生于茶陵县下东乡长乐村的一户书香门第。他上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是位知书达理的文化人，父母都笃信佛教。谭云山四岁启蒙，跟随父亲，学习四书五经。1904年他五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家道随之衰败。幸亏得到当地一位有钱人的帮助，他才得以进私塾读书。后来，他考入茶陵县立高级小学，接受新式教育，遂改原名谭启秀为谭云山，以“云山”之高远，来激励自己发奋进取之志。高小毕业后，谭云山进入长沙城南书院，继续读书。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为校友，并加入他创建的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1919年毕业后，进入长沙船山书院，从事研究工作。
1924年春天，谭云山离开中国，前往新加坡和马来亚谋生。当时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华人居多，也有印度人和马来人。谭云山在华人学校里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学术研究。他在那里结识了校长陈乃蔚女士，并与之结为连理。他们夫妇大部分时间住在新加坡，也在马来亚小住过。
大概就在谭云山前往南洋的时候，即1924年4月，泰戈尔率领由国际大学的教授、学者组成的文化访问团前往中国。虽然谭云山未能在中国见到泰戈尔，但是他在南洋一直关注着泰戈尔的中国之行，阅读他的作品和有关他访华的报道，于是在心中萌发了对泰戈尔的崇敬之情。
1927年7月，泰戈尔前往新加坡。谭云山得知消息后，决定拜见他所景仰的诗人。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谭云山向泰戈尔表达了自己想去国际大学的愿望，泰戈尔听了很高兴，当即邀请他去国际大学教授中文。谭云山欣然同意，并向泰翁许诺翌年前往国际大学。
1928年8月，谭云山乘英国轮船离开南洋前往印度，到达加尔各答时有华人朋友迎接。9月3日，他前往国际大学驻加尔各答办事处报到。工作人员陪同他前往位于焦罗山克(孟加拉语的意思为“双桥”)的泰戈尔的祖宅拜见泰戈尔。泰戈尔热情地欢迎谭云山的到来，问他：“你想什么时候前往圣蒂尼克坦?”他回答说：“想马上就去。”泰戈尔表示同意。当时恰有来加尔各答办事的国际大学的人当天要回去，谭云山正好与他同行。
晚上，他们离开泰戈尔家乘夜间火车前往波尔普尔。到达波尔普尔已是午夜时分。于是雇了一辆牛车拉行李，他们两人则随牛车步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圣蒂尼克坦。当晚，谭云山住在国际大学的客舍里。
9月4日，谭云山会见了国际大学的一些教师和学者。晚上，全校一百多名师生为欢迎谭先生举行茶话会，学生们演出了歌舞。
9月6日，谭云山搬出客舍，住进外国学人宿舍，从此开始了他在国际大学的新生活。谭云山一面教授中文，一面学习梵文、佛学和研究印度文化。当时年仅29岁的谭云山，与67岁的泰翁朝夕相处，成为真正的忘年交。
谭云山在阅读泰戈尔的游记时发现，诗人有建立中国学院的设想，于是与他谈起此事。泰戈尔告诉谭云山，他早就有成立中国学院的想法。早在1924年春天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就曾向中国朋友透露过这一想法，并且希望在中国学院成立之前，中印两国之间能有教授、学者交流。为此他曾与梁启超商定：由梁先生带领一二位中国学者来国际大学，教授汉学和研究印度文化；由国际大学研究院前院长维都师迦伦带领一两位印度学者，赴北京清华大学讲授梵语和研究中国文化。印度的大慈善家比拉氏许诺，捐助两万卢比为国际大学盖一座房子，以便中国学者来时居住。由于当时中国局势的变化，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谈话间，泰戈尔仍然表示出实现此计划的愿望，并希望谭云山能帮助他实现这一计划。
后来，谭云山在《东方杂志》发表《印度国际大学概述》一文，详细介绍国际大学的情况，希望能引起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注意。新加坡的一位华侨富翁看到了那篇文章。1929年泰戈尔从加拿大讲学回国途中路过新加坡，停留了几日。那位富翁为泰戈尔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还展示了那篇介绍国际大学的文章，盛赞泰翁的崇高理想，并表示愿意赞助国际文化事业。泰戈尔回到国际大学后，便把华侨富翁的话告诉了谭云山。谭云山听了很高兴。泰戈尔随即给那位富翁写了一封信，请谭云山译成中文发出。泰戈尔在信中就资助国际大学之事，提出两点建议：(一)请他资助一两位中国学者在这里研究印度学术文化所需的日常生活费用；(二)捐助一点购置中文图书的资金。谭云山也附了一封信，对于他热心赞助中印文化交流事业的意愿表示赞扬，同时提出若干具体计划及所需款项数额。1929年8月8日，那位富翁回信说：“区区之数，不成问题。”至于具体资助办法，等他弟弟从欧洲考察回来路过印度时，再赴国际大学面谈。为此，泰戈尔和谭云山期待了很久，也不见他弟弟的踪影。
到了第二年，谭云山已收到一百多位华人要求到国际大学来研究印度文化的信函。谭先生把这些信函通通寄给了那位富翁，想以此来促使他早日兑现诺言。不久，谭云山在回国时路过新加坡，特意去拜访他。当时他仍然表示，他的资助一定会兑现。然而，此后他再也没有音信。
谭云山很失望。他对泰戈尔说：“让我忘掉和原谅那位先生吧。让我回中国去想办法来实现我们的计划。中国学院是必须建起来的!”泰戈尔听了很高兴，对谭云山说：“你说得对，请用你的办法进行吧!”
1932年夏天，为筹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之事，谭云山返回中国。在他的积极宣传和筹划下，于1933年成立了中国的中印协会。第一任会长是蔡元培先生，民国的一些要人和学者都参加了，有戴季陶、欧阳竞无、太虚大师、徐悲鸿等。协会的宗旨是：联系两国文明，研究学术，交流文化，培育友谊与合作，追求世界和平、博爱和团结。
1934年2月，谭云山返回国际大学，向泰戈尔报告了中国中印文化协会成立的情况，同时与他商量在印度组织中印文化协会。泰戈尔非常赞成。不久，中印文化协会在国际大学成立，泰戈尔担任会长。该协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筹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谭云山制订了筹建计划。9月12日，泰戈尔审核该计划后在上面批了这样一段话：
我很高兴提供我在圣蒂尼克坦的大学，作为中印文化协会在印度活动的 中心。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会欣然接受这个协会并慷慨帮助我的朋友谭云山教授实行这项建立一个永久性组织以促进中印更密切的文化联系的计划。
同年10月，谭先生带着这份计划返回中国，目的是募集建设中国学院的资金和搜集图书。他一到上海，就会见了蔡孑民先生并向他谈了自己的计划。蔡先生非常赞同。他叫谭先生去找民国政府考试院的戴季陶院长帮忙。谭云山赶往南京，首先与欧阳竟无商谈。欧阳先生立即写了一封介绍信，谭云山将这封信连同自己写的一封信一起送往戴季陶院长处。戴季陶收到信后立即约谭云山来会谈。谭云山把国际大学的情况、泰翁的计划以及他个人的心愿等，详细地向戴季陶作了汇报。戴季陶听了谭云山的讲述表示完全赞成，因为他本人也十分热衷于中印文化交流事业。两人交谈近两个小时，十分投机。随后，戴季陶又带领谭云山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对此事也非常热心，立即答应捐助五万元。谭云山十分高兴，仿佛见到了实现建立中国学院计划的曙光。
戴季陶当时对谭云山说：“我们先送给国际大学一个中文图书馆，并请你去主持。泰戈尔先生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不好自作主张。”
谭云山很了解泰翁的想法和国际大学的情况，觉得必须盖一所房子。因此，他决定以三万元做建筑费，两万元用作购买中文图书的费用。
为了购置图书，戴季陶还组织了一个包括叶楚伧、陈大齐、段锡朋三人在内的委员会，但是他们三人当时都任国民政府要职，非常忙碌，无暇顾及此事。几个月过去了，连一个书目都没有搞出来。后来，决定由谭云山自己来办理此事，并由考试院秘书长许公武协助。谭先生请图书专家开列了购书清单，一面搜购，一面整理，费时近半年，共购图书十万余册。此外，一些学术机构、大学、出版单位，如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南京佛学院、上海书局等，都捐献了不少图书，一些个人也有所贡献，合起来有数万卷。这十万多册图书，几乎包括了中国的所有典籍——经、史、子、集，其中还有10世纪宋版汉文《大藏经》一套和清版《大藏经》(又称《龙藏》，1936年印制)十套。这十套《大藏经》是蒋介石赠送的。谭先生把其中九套转送给印度的其他几所大学，一套留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这一版本的《大藏经》包括1916册，分为8416卷，其中大多数是从梵文译成中文的，而原文在印度已经散失。这十万多册图书均经谭先生亲手一页一页翻检，缺页则补，缺字则填。可见，谭先生为此确实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谭云山在国内住了一年多。1936年春天，他将十万多册图书装运到印度，自己也返回国际大学。当时，泰戈尔打算在图书馆增建一个房间放置这批图书，另盖一座房子给中国学人居住。但是谭先生觉得，图书与人分开不大方便，因此他建议集中盖一座比较大一点的楼房，既放置图书，又让中国学人居住。泰戈尔同意。于是立即动工，历时将近一年，楼房主体部分基本建成，包括学院主楼的楼下部分、楼上中央图书馆及办公室。全部建筑费用大约四万卢比。除了蒋介石捐赠大部分资金外，叶玉甫捐了四千卢比，国际大学也出了三千卢比。楼房内的设备，统统由国际大学负责添置。
1937年4月14日，即孟加拉新年的正月初一，中国学院举行揭幕典礼。原来想请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甘地先生主持典礼，不巧那天他有事要到别处去，不能前来参加。甘地给泰戈尔写了一封信说：“若非我预先有要事到某处去，我必来参加揭幕典礼并看你。现在只能在精神上与你同在。谨祝中国学院成为中印交谊的活生生的象征。”
甘地于1937年4月9日给谭云山教授写了一封信道：“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已写信给师尊，表达了我不能前来参加盛典的歉意。的确，我们很需要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您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谨祝您的努力结出果实!”
既然甘地不能前来主持典礼，泰戈尔就请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主持开幕仪式。尼赫鲁答应前来参加，可是行前突然生病发高烧，于是派他的女儿英迪拉携带他的演讲稿代表他参加典礼。当然，主持中国学院的揭幕典礼的任务落在了泰戈尔的肩上。
泰戈尔在开幕词中说：“对我来说今天确实是不寻常的一天，是我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一天。这一天我能代表我国人民来践行我们过去所暗许的一项古老的信誓，即维持我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信誓。这个交流的基础远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由我们的祖先以无限的耐心和牺牲奠定了基础。……今天揭幕的中国学院将成为与日俱增的广泛理解的核心和象征。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可以来这里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也可以与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可以为共同的目标贡献劳力，帮助逐步重开我们民族之间成果累累的交往大道，因为它已中断了一千年。”
英迪拉宣读了她父亲尼赫鲁的祝词。祝词中说：“很遗憾，由于身体不适，无法践行诺言——参加明天圣蒂尼克坦中国学院的揭幕典礼。这个典礼的意义是不寻常的，所以当时我很高兴地一口答应了。这个学院在唤起过去的记忆方面，其意义是伟大的；在促进未来友谊、创造中印间彼此更密切的新联系方面，其意义也是伟大的。过去一直只有友谊接触及相互的影响，而没有政治冲突和侵略的扰乱，我们交流思想、艺术和文化，这种交流使我们的传统更加丰富。”
当时印度的一些名流学者，印度各大报社的代表，全校师生员工，都参加了典礼，场面十分庄严隆重。因为有事不能亲自前来的教育、文化界的名人纷纷发来贺电贺信；蔡元培、戴季陶等代表中国的中印学会也发来了贺电，蒋介石也发了贺电。总之，中印各界的友好人士都对中国学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寄予厚望。
泰戈尔为中国学院的揭幕专门写了一首颂歌：
啊，伟大的人，我们会记住你，
你以人格的力量使这座大厦神圣。
你心怀所有人的生计，
你树立了榜样——展现崇高的品格。
你传授宽容，啊，你身体力行!
类比在你的心中总是清醒的，
忍耐精神就蕴涵于你的心中，
意志经受苦难的磨炼愈加坚定。
你奉献所有的爱以充实人生，
一切敌人都离你远去，
挚友啊，你与骄横无染。
人生之友啊，我们欢迎你呀。
从这首赞歌中不难体验到泰戈尔对谭云山的感激之情。
中国学院的宗旨，就是谭云山先生于1957年为纪念其建立二十周年所题写的那六句话：“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情感，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现在，这一题词仍然挂在中国学院礼堂正门前的墙上。
中国学院成立后，谭云山先生担任中国学院院长兼教授，负责主持学院的工作。泰戈尔对谭云山开玩笑说：“你若不肯负责任，就请把房子、图书等搬回中国去吧。”
此后，谭云山就在泰戈尔的领导和关心下挑起了院长的重担。中国学院为印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汉学家，为中印文化交流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谭云山经常向国际大学的师生介绍中国的情况，写了大量的文章，向印度人民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抗日战争等情况。
圣雄甘地、尼赫鲁、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副总统、教育部长，以及著名英语诗人萨罗吉妮·奈都夫人等，都曾先后来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参观。
1939年，中国高僧太虚大师率佛教访问团到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住过一个星期。同年年底，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来这里任客座教授，待了一年多。1940年11月3日至12月14日，戴季陶访问印度。他参观了国际大学，会见了泰戈尔，在中国学院住了三天，并捐赠六千卢比。
1942年2月9日至26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访问印度。2月19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专程赴国际大学参观，在那里住了两天一夜，并向泰戈尔纪念馆馈赠五万卢比，又向中国学院捐赠三万卢比。
谭先生用蒋介石的赠款在学院主楼两边建了图书室、研究室。后来蒋介石又募捐四万卢比，谭云山用此款在正院两边建了两座宿舍。此外，戴季陶募捐一万卢比，新加坡著名华侨陈延谦募捐九千盾，孔庸之募捐一千英镑，从而建起了教职员住宅。至此，中国学院拥有二层主楼一座，宿舍两座，客房一座，住宅六座，是国际大学中最宏大完整的一个学院。
1942年11月，吴晓铃先生偕夫人石真来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石真女士在此攻读孟加拉语达三年半之久，直到1946年9月夫妻俩才回国。石真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孟加拉语文学翻译家。
谭云山教授担任中国学院院长直到1967年退休。1979年12月，他获得国际大学最高荣誉学位——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2月12日，谭云山在印度伽耶城佛寺中睡眠时安然去世，享年83岁。
谭云山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事业，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因而赢得了两国人民的尊敬。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人民是不会忘记播撒友谊种子之人的。
(编辑 刘 建)
[关键词] 谭云山 泰戈尔 国际大学 中国学院
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市的西北约158公里处，有一座小城波尔普尔(Bolpur)，而在距波尔普尔七八公里处，有一个名叫圣蒂尼克坦(意为“和平乡”)的地方，那就是泰戈尔国际大学的所在地。1937年春天，国际大学中国学院(Cheena Bhavan)成立，它的创建者是大诗人泰戈尔和谭云山教授。2010年4月14日，中国学院已满73周岁，特写此文以缅怀“现代玄奘”——谭云山先生。
谭云山是湖南人，1898年10月10日出生于茶陵县下东乡长乐村的一户书香门第。他上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是位知书达理的文化人，父母都笃信佛教。谭云山四岁启蒙，跟随父亲，学习四书五经。1904年他五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家道随之衰败。幸亏得到当地一位有钱人的帮助，他才得以进私塾读书。后来，他考入茶陵县立高级小学，接受新式教育，遂改原名谭启秀为谭云山，以“云山”之高远，来激励自己发奋进取之志。高小毕业后，谭云山进入长沙城南书院，继续读书。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为校友，并加入他创建的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1919年毕业后，进入长沙船山书院，从事研究工作。
1924年春天，谭云山离开中国，前往新加坡和马来亚谋生。当时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华人居多，也有印度人和马来人。谭云山在华人学校里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学术研究。他在那里结识了校长陈乃蔚女士，并与之结为连理。他们夫妇大部分时间住在新加坡，也在马来亚小住过。
大概就在谭云山前往南洋的时候，即1924年4月，泰戈尔率领由国际大学的教授、学者组成的文化访问团前往中国。虽然谭云山未能在中国见到泰戈尔，但是他在南洋一直关注着泰戈尔的中国之行，阅读他的作品和有关他访华的报道，于是在心中萌发了对泰戈尔的崇敬之情。
1927年7月，泰戈尔前往新加坡。谭云山得知消息后，决定拜见他所景仰的诗人。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谭云山向泰戈尔表达了自己想去国际大学的愿望，泰戈尔听了很高兴，当即邀请他去国际大学教授中文。谭云山欣然同意，并向泰翁许诺翌年前往国际大学。
1928年8月，谭云山乘英国轮船离开南洋前往印度，到达加尔各答时有华人朋友迎接。9月3日，他前往国际大学驻加尔各答办事处报到。工作人员陪同他前往位于焦罗山克(孟加拉语的意思为“双桥”)的泰戈尔的祖宅拜见泰戈尔。泰戈尔热情地欢迎谭云山的到来，问他：“你想什么时候前往圣蒂尼克坦?”他回答说：“想马上就去。”泰戈尔表示同意。当时恰有来加尔各答办事的国际大学的人当天要回去，谭云山正好与他同行。
晚上，他们离开泰戈尔家乘夜间火车前往波尔普尔。到达波尔普尔已是午夜时分。于是雇了一辆牛车拉行李，他们两人则随牛车步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圣蒂尼克坦。当晚，谭云山住在国际大学的客舍里。
9月4日，谭云山会见了国际大学的一些教师和学者。晚上，全校一百多名师生为欢迎谭先生举行茶话会，学生们演出了歌舞。
9月6日，谭云山搬出客舍，住进外国学人宿舍，从此开始了他在国际大学的新生活。谭云山一面教授中文，一面学习梵文、佛学和研究印度文化。当时年仅29岁的谭云山，与67岁的泰翁朝夕相处，成为真正的忘年交。
谭云山在阅读泰戈尔的游记时发现，诗人有建立中国学院的设想，于是与他谈起此事。泰戈尔告诉谭云山，他早就有成立中国学院的想法。早在1924年春天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就曾向中国朋友透露过这一想法，并且希望在中国学院成立之前，中印两国之间能有教授、学者交流。为此他曾与梁启超商定：由梁先生带领一二位中国学者来国际大学，教授汉学和研究印度文化；由国际大学研究院前院长维都师迦伦带领一两位印度学者，赴北京清华大学讲授梵语和研究中国文化。印度的大慈善家比拉氏许诺，捐助两万卢比为国际大学盖一座房子，以便中国学者来时居住。由于当时中国局势的变化，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谈话间，泰戈尔仍然表示出实现此计划的愿望，并希望谭云山能帮助他实现这一计划。
后来，谭云山在《东方杂志》发表《印度国际大学概述》一文，详细介绍国际大学的情况，希望能引起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注意。新加坡的一位华侨富翁看到了那篇文章。1929年泰戈尔从加拿大讲学回国途中路过新加坡，停留了几日。那位富翁为泰戈尔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还展示了那篇介绍国际大学的文章，盛赞泰翁的崇高理想，并表示愿意赞助国际文化事业。泰戈尔回到国际大学后，便把华侨富翁的话告诉了谭云山。谭云山听了很高兴。泰戈尔随即给那位富翁写了一封信，请谭云山译成中文发出。泰戈尔在信中就资助国际大学之事，提出两点建议：(一)请他资助一两位中国学者在这里研究印度学术文化所需的日常生活费用；(二)捐助一点购置中文图书的资金。谭云山也附了一封信，对于他热心赞助中印文化交流事业的意愿表示赞扬，同时提出若干具体计划及所需款项数额。1929年8月8日，那位富翁回信说：“区区之数，不成问题。”至于具体资助办法，等他弟弟从欧洲考察回来路过印度时，再赴国际大学面谈。为此，泰戈尔和谭云山期待了很久，也不见他弟弟的踪影。
到了第二年，谭云山已收到一百多位华人要求到国际大学来研究印度文化的信函。谭先生把这些信函通通寄给了那位富翁，想以此来促使他早日兑现诺言。不久，谭云山在回国时路过新加坡，特意去拜访他。当时他仍然表示，他的资助一定会兑现。然而，此后他再也没有音信。
谭云山很失望。他对泰戈尔说：“让我忘掉和原谅那位先生吧。让我回中国去想办法来实现我们的计划。中国学院是必须建起来的!”泰戈尔听了很高兴，对谭云山说：“你说得对，请用你的办法进行吧!”
1932年夏天，为筹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之事，谭云山返回中国。在他的积极宣传和筹划下，于1933年成立了中国的中印协会。第一任会长是蔡元培先生，民国的一些要人和学者都参加了，有戴季陶、欧阳竞无、太虚大师、徐悲鸿等。协会的宗旨是：联系两国文明，研究学术，交流文化，培育友谊与合作，追求世界和平、博爱和团结。
1934年2月，谭云山返回国际大学，向泰戈尔报告了中国中印文化协会成立的情况，同时与他商量在印度组织中印文化协会。泰戈尔非常赞成。不久，中印文化协会在国际大学成立，泰戈尔担任会长。该协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筹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谭云山制订了筹建计划。9月12日，泰戈尔审核该计划后在上面批了这样一段话：
我很高兴提供我在圣蒂尼克坦的大学，作为中印文化协会在印度活动的 中心。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会欣然接受这个协会并慷慨帮助我的朋友谭云山教授实行这项建立一个永久性组织以促进中印更密切的文化联系的计划。
同年10月，谭先生带着这份计划返回中国，目的是募集建设中国学院的资金和搜集图书。他一到上海，就会见了蔡孑民先生并向他谈了自己的计划。蔡先生非常赞同。他叫谭先生去找民国政府考试院的戴季陶院长帮忙。谭云山赶往南京，首先与欧阳竟无商谈。欧阳先生立即写了一封介绍信，谭云山将这封信连同自己写的一封信一起送往戴季陶院长处。戴季陶收到信后立即约谭云山来会谈。谭云山把国际大学的情况、泰翁的计划以及他个人的心愿等，详细地向戴季陶作了汇报。戴季陶听了谭云山的讲述表示完全赞成，因为他本人也十分热衷于中印文化交流事业。两人交谈近两个小时，十分投机。随后，戴季陶又带领谭云山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对此事也非常热心，立即答应捐助五万元。谭云山十分高兴，仿佛见到了实现建立中国学院计划的曙光。
戴季陶当时对谭云山说：“我们先送给国际大学一个中文图书馆，并请你去主持。泰戈尔先生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不好自作主张。”
谭云山很了解泰翁的想法和国际大学的情况，觉得必须盖一所房子。因此，他决定以三万元做建筑费，两万元用作购买中文图书的费用。
为了购置图书，戴季陶还组织了一个包括叶楚伧、陈大齐、段锡朋三人在内的委员会，但是他们三人当时都任国民政府要职，非常忙碌，无暇顾及此事。几个月过去了，连一个书目都没有搞出来。后来，决定由谭云山自己来办理此事，并由考试院秘书长许公武协助。谭先生请图书专家开列了购书清单，一面搜购，一面整理，费时近半年，共购图书十万余册。此外，一些学术机构、大学、出版单位，如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南京佛学院、上海书局等，都捐献了不少图书，一些个人也有所贡献，合起来有数万卷。这十万多册图书，几乎包括了中国的所有典籍——经、史、子、集，其中还有10世纪宋版汉文《大藏经》一套和清版《大藏经》(又称《龙藏》，1936年印制)十套。这十套《大藏经》是蒋介石赠送的。谭先生把其中九套转送给印度的其他几所大学，一套留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这一版本的《大藏经》包括1916册，分为8416卷，其中大多数是从梵文译成中文的，而原文在印度已经散失。这十万多册图书均经谭先生亲手一页一页翻检，缺页则补，缺字则填。可见，谭先生为此确实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谭云山在国内住了一年多。1936年春天，他将十万多册图书装运到印度，自己也返回国际大学。当时，泰戈尔打算在图书馆增建一个房间放置这批图书，另盖一座房子给中国学人居住。但是谭先生觉得，图书与人分开不大方便，因此他建议集中盖一座比较大一点的楼房，既放置图书，又让中国学人居住。泰戈尔同意。于是立即动工，历时将近一年，楼房主体部分基本建成，包括学院主楼的楼下部分、楼上中央图书馆及办公室。全部建筑费用大约四万卢比。除了蒋介石捐赠大部分资金外，叶玉甫捐了四千卢比，国际大学也出了三千卢比。楼房内的设备，统统由国际大学负责添置。
1937年4月14日，即孟加拉新年的正月初一，中国学院举行揭幕典礼。原来想请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甘地先生主持典礼，不巧那天他有事要到别处去，不能前来参加。甘地给泰戈尔写了一封信说：“若非我预先有要事到某处去，我必来参加揭幕典礼并看你。现在只能在精神上与你同在。谨祝中国学院成为中印交谊的活生生的象征。”
甘地于1937年4月9日给谭云山教授写了一封信道：“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已写信给师尊，表达了我不能前来参加盛典的歉意。的确，我们很需要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您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谨祝您的努力结出果实!”
既然甘地不能前来主持典礼，泰戈尔就请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主持开幕仪式。尼赫鲁答应前来参加，可是行前突然生病发高烧，于是派他的女儿英迪拉携带他的演讲稿代表他参加典礼。当然，主持中国学院的揭幕典礼的任务落在了泰戈尔的肩上。
泰戈尔在开幕词中说：“对我来说今天确实是不寻常的一天，是我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一天。这一天我能代表我国人民来践行我们过去所暗许的一项古老的信誓，即维持我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信誓。这个交流的基础远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由我们的祖先以无限的耐心和牺牲奠定了基础。……今天揭幕的中国学院将成为与日俱增的广泛理解的核心和象征。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可以来这里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也可以与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可以为共同的目标贡献劳力，帮助逐步重开我们民族之间成果累累的交往大道，因为它已中断了一千年。”
英迪拉宣读了她父亲尼赫鲁的祝词。祝词中说：“很遗憾，由于身体不适，无法践行诺言——参加明天圣蒂尼克坦中国学院的揭幕典礼。这个典礼的意义是不寻常的，所以当时我很高兴地一口答应了。这个学院在唤起过去的记忆方面，其意义是伟大的；在促进未来友谊、创造中印间彼此更密切的新联系方面，其意义也是伟大的。过去一直只有友谊接触及相互的影响，而没有政治冲突和侵略的扰乱，我们交流思想、艺术和文化，这种交流使我们的传统更加丰富。”
当时印度的一些名流学者，印度各大报社的代表，全校师生员工，都参加了典礼，场面十分庄严隆重。因为有事不能亲自前来的教育、文化界的名人纷纷发来贺电贺信；蔡元培、戴季陶等代表中国的中印学会也发来了贺电，蒋介石也发了贺电。总之，中印各界的友好人士都对中国学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寄予厚望。
泰戈尔为中国学院的揭幕专门写了一首颂歌：
啊，伟大的人，我们会记住你，
你以人格的力量使这座大厦神圣。
你心怀所有人的生计，
你树立了榜样——展现崇高的品格。
你传授宽容，啊，你身体力行!
类比在你的心中总是清醒的，
忍耐精神就蕴涵于你的心中，
意志经受苦难的磨炼愈加坚定。
你奉献所有的爱以充实人生，
一切敌人都离你远去，
挚友啊，你与骄横无染。
人生之友啊，我们欢迎你呀。
从这首赞歌中不难体验到泰戈尔对谭云山的感激之情。
中国学院的宗旨，就是谭云山先生于1957年为纪念其建立二十周年所题写的那六句话：“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情感，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现在，这一题词仍然挂在中国学院礼堂正门前的墙上。
中国学院成立后，谭云山先生担任中国学院院长兼教授，负责主持学院的工作。泰戈尔对谭云山开玩笑说：“你若不肯负责任，就请把房子、图书等搬回中国去吧。”
此后，谭云山就在泰戈尔的领导和关心下挑起了院长的重担。中国学院为印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汉学家，为中印文化交流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谭云山经常向国际大学的师生介绍中国的情况，写了大量的文章，向印度人民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抗日战争等情况。
圣雄甘地、尼赫鲁、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副总统、教育部长，以及著名英语诗人萨罗吉妮·奈都夫人等，都曾先后来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参观。
1939年，中国高僧太虚大师率佛教访问团到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住过一个星期。同年年底，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来这里任客座教授，待了一年多。1940年11月3日至12月14日，戴季陶访问印度。他参观了国际大学，会见了泰戈尔，在中国学院住了三天，并捐赠六千卢比。
1942年2月9日至26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访问印度。2月19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专程赴国际大学参观，在那里住了两天一夜，并向泰戈尔纪念馆馈赠五万卢比，又向中国学院捐赠三万卢比。
谭先生用蒋介石的赠款在学院主楼两边建了图书室、研究室。后来蒋介石又募捐四万卢比，谭云山用此款在正院两边建了两座宿舍。此外，戴季陶募捐一万卢比，新加坡著名华侨陈延谦募捐九千盾，孔庸之募捐一千英镑，从而建起了教职员住宅。至此，中国学院拥有二层主楼一座，宿舍两座，客房一座，住宅六座，是国际大学中最宏大完整的一个学院。
1942年11月，吴晓铃先生偕夫人石真来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石真女士在此攻读孟加拉语达三年半之久，直到1946年9月夫妻俩才回国。石真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孟加拉语文学翻译家。
谭云山教授担任中国学院院长直到1967年退休。1979年12月，他获得国际大学最高荣誉学位——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2月12日，谭云山在印度伽耶城佛寺中睡眠时安然去世，享年83岁。
谭云山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事业，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因而赢得了两国人民的尊敬。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人民是不会忘记播撒友谊种子之人的。
(编辑 刘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