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进曾经向我提起，想要研究美国的汉学—特别是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情况，问我的意见，我颇为犹豫，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然而他提醒我，对于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海外汉学是绝对值得借镜的，至少它提出了不少新的话题、方法和理论，值得国内同行参照。我一向主张学术无国界，只有语言的隔阂，应该多鼓励互相交流，最好超越国界。我被他说服了。如今读季进、余夏云写的《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真是获益良多。
　　经夏志清、刘绍铭等先生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外起步，可谓筚路蓝缕。本书“绪论”的总标题是“海外汉学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言下之意似乎已经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海外汉学的一部分，其实不然，因为这个学科的成熟，或曰“理论转向”，是和“文化研究”的兴起同步的。这一新的学科，几乎把文学、视觉媒体、性别、种族等议题合在一起，并以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理论”为其理论基础，但很快地就扩展到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新一波的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的范畴。而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能像传统汉学一样，闭关自守，其背后原因是，美国学院的现当代中国研究，本属于“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一部分，而它却是冷战时期设立的研究项目，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所谓“中国专家”（China Expert / China Watcher）者，大多如此。如今时过境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就有学界人士提倡废除“地区研究”，因为它没有专业学术训练的基础，如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所以在严格的专业学科上站不住脚。因此，“地区研究”的学者需要在另一个专业中找到栖身之处。这个现象在社会科学方面最为明显，譬如不少研究当代中國经济的专家，也必须得到经济系的认可才行。那么中国文学呢？古典文学的教授有的也在比较文学系授课，如哈佛的宇文所安;有的则置之不理。但现代文学不可能自闭，所以很快地就和“文化研究”挂上钩，开始了“理论转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也做了一点“理论转向”，然而转得不够全面，因为我至今对西方文化理论的“适用性”有所保留，因此我对理论的态度也十分暧昧。当时没有想到，“文化研究”这个新的学科（一开始就是一个“跨学科”）如今几乎凌驾文学研究本身了，经过各种理论的洗礼以后，它已经从一种“方法”变成一个学科，甚至是一个专业。而文化研究的趋势一向紧跟当代，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学术界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文化研究”学科本身也要跟着转型，变得越来越“当代化”，几乎不理会任何历史传统。甚至有人认为“后现代”理论本身已经过时，要被各种全球化理论取代。生活变化日新月异的当下，不少人文学科的学者已经再度转向。他们认为由于电脑、网络科技的发展，传统的人文学科都要作废了，“人文”的理论论述被“去人化”之后，只能变成“后人文”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所谓“后人类”（post-human）的世界。据闻美国理论界的著名学者米勒（J. Hillis Miller）在中国演讲时已经提出“Digital Humanities”（數码人文）这个新学科的概念。
　　这些新的世界潮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究竟有何影响？我至今很难肯定。本书的“结语”提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的问题，很有前瞻性。然而到底“世界文学”的发展将会如何，目前言之尚早。我认为它显然是传统西方比较文学的扩展和再生，特别看重翻译和传播的重要性。而文学文本和写作语言的地位又将如何？这也是在华文语境生长和受教育、从没有出洋留学的学者的焦虑：如果一切都经过翻译的话，中文著作的终极价值又何在？是否比得上翻译过来的海外汉学？对于有双语基础的学者，如果学术诠释的主流语言完全变成英文的话，又何必用中文写作呢？我在台湾和香港屡次听到中文系研究生的困惑：“老师，我们学习中国文学，必须套用西方理论吗？”这个困惑的背后隐含了两个大问题：一是中国文学和语言的“主体性”何在？二是为什么理论都是西方来的，难道中国文学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吗？
　　我个人永远徘徊在中西两种语境，乃至两种学院文化之中。我同情第一个立场，因为我认为在如今全球化的影响之下，反而加重了西方学术的地位和其专业语言，而用中文写出来的学术论著却被视为“二等货”。目前香港各大学竞相提倡用英语教学和写作，甚至连中国文学也要用英文教。既然要“国际化”，为什么不可以中西并用，一视同仁？这个“国际化”的压力，使得亚洲各地的华人学者（不只是中国大陆）不知所从，于是竞相“媚外”，忘记了自己文化本身的资源。中国现代文学也有它自己的学术传统，我认为这种学术传统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开始建立的，只是没有完成。近年来王德威关于中国美学的抒情传统和它与现代的相关性，就是从这个方向有感而发的。
　　最近我开始对民国时代的学术史产生浓厚兴趣，这才发现我们这一代留过洋的学者对于外语的掌握，比他们那一代差远了！随便举几个例子：众所周知，鲁迅懂日文和德文，然而他讲中国小说史的时候，并没有用日本或德国的理论系统。胡适大谈科学的方法，但研究中国小说依然用传统考证—这种方法是“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显学，而非欧洲的汉学（其实欧洲汉学的传统也奠基在语言—特别是古代语言—的掌握）。以介绍西方理论出名的朱光潜、梁宗岱、宗白华等人，更不用提钱锺书，他们不但精通外语，而且在自己的理论文章中处处不忘和中国传统比较。在比较文学这个学科于中国建立之前，他们已经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学术探讨了。如今比较文学在英美式微，似乎要被世界文学取代，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学术系谱何在？“五四”时期的作家和学者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对象？又如何与当代英语世界的理论“接枝”？在民国时代没有现代文学这个学科，也没有专门研究“现代性”的理论，只有“现代”这个名词。施蛰存编的《现代》杂志的外文名称是“Les Contemporains”，现代就是当代，几乎是同义词。因为那个时候还处于“现代”，尚没有“后现代”这个名词。当时也有各种西方理论（包括伯格森和克罗齐的理论），那一代人对于同时代和以前的西方理论都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的，用以建立新的学术典范，但没有随意套用到中国文学上面。即使是王国维受叔本华的启发而研究《红楼梦》，也没有把叔本华的理论强压在他深厚的国学根基上面。我读他们的视野广博又深入浅出的学术著作，不禁慨叹：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不了什么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