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黎庶昌《西洋杂志》选择了具有明确主题的分类叙述样式，这种样式颠覆了晚清旅外游记的“日记体”样式，在其笔下，西方不再是简单的碎片化的异域奇观，而是整饬的具有理性的现代架构。
关键词：黎庶昌 西洋杂志 旅外游记
十九世纪下半期，随着国门渐开，一批中国人开始主动“走向世界”，这其中，既有民间工商士子私行游览，也有驻外使节公务往来，其足迹遍布东西各国之余，留下了数量颇丰的旅外游记。仅十九世纪下半期，即有林鍼《西海纪游草》（1849年）、罗森《日本日记》（1854年）、王韬《漫游随录》（1867年）和《扶桑游记》（1879年）、斌椿《乘槎笔记》（1866年）、张德彝《航海述奇》（1866年）、志刚《初使泰西记》（1869年）、郭嵩焘《使西纪程》（1876年）、刘锡鸿《英轺私记》（1877年）、黎庶昌《西洋杂志》（1877年）、李圭《环游地球新录》（1876年）、徐建寅《欧游杂录》（1881年）等林林总总几十种。通过这批旅外游记的多方位记叙，晚清人得以形成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总体轮廓，对于世界的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这些晚清士人们的旅外游记，其目的在于向国内的人群介绍异域奇观，其行文笔法，大多以作者旅程为顺序，按照时间分月日记载士人游历在外期间之眼观耳闻，中间夹杂一些对异域文化的慨叹赞美或者是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言论。这样的书写方式从操作上来说，较为简单便捷，也贴近写作者的写作实际，但是，在操作便捷的同时，却使得整部游记缺乏中心，异域感知书写大多成为零碎而不成体系的日记体。从现实的历史发展看来，“包括政治礼俗、社会规范、国民心理在内的整个观念变革，正是在大量漫无辞法的晚清域外游记中萌动与滋长的”[1]，但是，假如我们僭越地以今揣古，大多数晚清旅外游记的这种散漫零碎的表述方式，反而会将由西方导引的正在裹挟世界的“现代化”固化为一种“异域”风情，而非视其为人类历史共同的大进程，并不是特别有利于促进国人真正改变观念、正视世界、走向现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黎庶昌的《西洋杂志》显得弥足珍贵。
《西洋杂志》一反之前旅外游记的日记体样式，全书不再以时间排序，而是以一篇篇具有明确主题的文章联缀而成，例如《曾侯两次呈递法国国书情形》、《日国开议院情形》、《开色遇刺》、《英国选兵之法》等，篇章内部即围绕本主题来写作，不再有其他冗余的记述。在全书编排上，《西洋杂志》又有意地将相近内容的文章放置于一起，形成使臣规矩、宫廷礼俗、各国政治事件、各国国家制度礼仪、重要军事民用设施考察、各国艺术与娱乐、各国币制、西方天文总说等几个小单元，这使得全书结构极为整饬，条分缕析，令读者阅读整理与即时查询都极为便利。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编排似乎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但是，放在黎庶昌写作《西洋杂志》的1877年，这样的编排就具有极为明显的前瞻性和现代色彩。当时出游世界的晚清人，很多并不曾意识到自己出行的意义，对于自己写作的游记，也没有太多的价值认识。作于1867年的旅外游记《漫游随录》，作者王韬在其后序中言，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以佐谈屑、扩异观，俾作宗少文之卧游”[2]，也就是说，是为了让自己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可以作为聊天时的材料，就像南北朝时候名僧宗炳将所游历过的山水画在墙壁上，号称可以据此卧游五岳一般。即便是阅读旅外游记的人，对于这些游记，也没有太多的价值认识，斌椿的《乘槎笔记》篇首有同治八年（1869年）杨能格序，其评价斌椿的出行和游记“是行也，其奉宣天子威德，以怀服远方，永式声教，余无以测之；亦惟从贤士大夫后，俯仰欣赏于不世之文章而已矣”[3]。虽然，随着越来越多有见识的官员被派遣出国，晚清士人对于自己出行的意义和游记的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知，例如张德彝就在其《随使英俄记》自序中提出自己写作游记的原因是“愿海内士君子共闻此奇，得知天下时务之屡变，风景之日新，不诚愈出而愈奇哉！”[4]后来，第一任驻英使臣郭嵩焘甚至在其游记《使西纪程》中，大胆赞美西方各种文化现象，议论中西方制度的各种优劣之处，并且将自己的游记寄送回国刊出，以供国内讨论、学习。但是，这些游记的日记体样式，决定了其内容方面必然较为芜杂粗疏，关于世界的考察也较为缺乏条理，甚至可以说，作者自身的写作意识尚不是太过明确。与此相反，《西洋杂志》的写作和编排体例，决定了其作者在写作之初，必定是先有了明确的创作意识，对于自己观察的世界有了明确的认知，知道自己写作所要达成的目标。
考察黎庶昌的思想历程，在1862年，尚且只有廪贡生身份的他，即两次上万言书于廷，历数史上之“四大变”、“三大害”，纵声大呼，直指陈弊，分析当时的十二种“危道”，并指出了一整套除弊兴利的治国方略。其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国势的危颓，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带着这样的认识，到了英国之后，黎庶昌即“默察该国君臣”，努力了解各国信息，达成对于西方各国的总体认识，例如，在《与李勉林观察书》中，黎庶昌非常明确地指出英国“故虽有君主之名，而实民政之国也”[5]，并且就中国的外交策略和未来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盘算。可以说，黎庶昌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能够较为理性认识西方的人，也因为如此，在黎庶昌的笔下，就不满足于对西方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印象式的描述，也不满足于这种描述只是碎片化的、缺乏主体性的日记体，而是选择了具有明确主题的分类叙述。
《西洋杂志》内中的西方，是经过了黎庶昌观察思考之后的整饬的文明体，它不再是简单的异域奇观，也不再是混沌未名的难以理解的化外之地，而变成了完整、理性、充满勃勃生机的现代西方。
参考文献
[1]朱平.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观念演变[J].齐鲁学刊2008（6）
[2]王韬.漫游随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5：44
[3]斌椿.乘槎笔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张德彝.随使英俄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272
[5]黎庶昌.西洋杂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80
（作者介绍：陈荣阳，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戴绿红，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关键词：黎庶昌 西洋杂志 旅外游记
十九世纪下半期，随着国门渐开，一批中国人开始主动“走向世界”，这其中，既有民间工商士子私行游览，也有驻外使节公务往来，其足迹遍布东西各国之余，留下了数量颇丰的旅外游记。仅十九世纪下半期，即有林鍼《西海纪游草》（1849年）、罗森《日本日记》（1854年）、王韬《漫游随录》（1867年）和《扶桑游记》（1879年）、斌椿《乘槎笔记》（1866年）、张德彝《航海述奇》（1866年）、志刚《初使泰西记》（1869年）、郭嵩焘《使西纪程》（1876年）、刘锡鸿《英轺私记》（1877年）、黎庶昌《西洋杂志》（1877年）、李圭《环游地球新录》（1876年）、徐建寅《欧游杂录》（1881年）等林林总总几十种。通过这批旅外游记的多方位记叙，晚清人得以形成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总体轮廓，对于世界的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这些晚清士人们的旅外游记，其目的在于向国内的人群介绍异域奇观，其行文笔法，大多以作者旅程为顺序，按照时间分月日记载士人游历在外期间之眼观耳闻，中间夹杂一些对异域文化的慨叹赞美或者是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言论。这样的书写方式从操作上来说，较为简单便捷，也贴近写作者的写作实际，但是，在操作便捷的同时，却使得整部游记缺乏中心，异域感知书写大多成为零碎而不成体系的日记体。从现实的历史发展看来，“包括政治礼俗、社会规范、国民心理在内的整个观念变革，正是在大量漫无辞法的晚清域外游记中萌动与滋长的”[1]，但是，假如我们僭越地以今揣古，大多数晚清旅外游记的这种散漫零碎的表述方式，反而会将由西方导引的正在裹挟世界的“现代化”固化为一种“异域”风情，而非视其为人类历史共同的大进程，并不是特别有利于促进国人真正改变观念、正视世界、走向现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黎庶昌的《西洋杂志》显得弥足珍贵。
《西洋杂志》一反之前旅外游记的日记体样式，全书不再以时间排序，而是以一篇篇具有明确主题的文章联缀而成，例如《曾侯两次呈递法国国书情形》、《日国开议院情形》、《开色遇刺》、《英国选兵之法》等，篇章内部即围绕本主题来写作，不再有其他冗余的记述。在全书编排上，《西洋杂志》又有意地将相近内容的文章放置于一起，形成使臣规矩、宫廷礼俗、各国政治事件、各国国家制度礼仪、重要军事民用设施考察、各国艺术与娱乐、各国币制、西方天文总说等几个小单元，这使得全书结构极为整饬，条分缕析，令读者阅读整理与即时查询都极为便利。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编排似乎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但是，放在黎庶昌写作《西洋杂志》的1877年，这样的编排就具有极为明显的前瞻性和现代色彩。当时出游世界的晚清人，很多并不曾意识到自己出行的意义，对于自己写作的游记，也没有太多的价值认识。作于1867年的旅外游记《漫游随录》，作者王韬在其后序中言，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以佐谈屑、扩异观，俾作宗少文之卧游”[2]，也就是说，是为了让自己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可以作为聊天时的材料，就像南北朝时候名僧宗炳将所游历过的山水画在墙壁上，号称可以据此卧游五岳一般。即便是阅读旅外游记的人，对于这些游记，也没有太多的价值认识，斌椿的《乘槎笔记》篇首有同治八年（1869年）杨能格序，其评价斌椿的出行和游记“是行也，其奉宣天子威德，以怀服远方，永式声教，余无以测之；亦惟从贤士大夫后，俯仰欣赏于不世之文章而已矣”[3]。虽然，随着越来越多有见识的官员被派遣出国，晚清士人对于自己出行的意义和游记的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知，例如张德彝就在其《随使英俄记》自序中提出自己写作游记的原因是“愿海内士君子共闻此奇，得知天下时务之屡变，风景之日新，不诚愈出而愈奇哉！”[4]后来，第一任驻英使臣郭嵩焘甚至在其游记《使西纪程》中，大胆赞美西方各种文化现象，议论中西方制度的各种优劣之处，并且将自己的游记寄送回国刊出，以供国内讨论、学习。但是，这些游记的日记体样式，决定了其内容方面必然较为芜杂粗疏，关于世界的考察也较为缺乏条理，甚至可以说，作者自身的写作意识尚不是太过明确。与此相反，《西洋杂志》的写作和编排体例，决定了其作者在写作之初，必定是先有了明确的创作意识，对于自己观察的世界有了明确的认知，知道自己写作所要达成的目标。
考察黎庶昌的思想历程，在1862年，尚且只有廪贡生身份的他，即两次上万言书于廷，历数史上之“四大变”、“三大害”，纵声大呼，直指陈弊，分析当时的十二种“危道”，并指出了一整套除弊兴利的治国方略。其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国势的危颓，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带着这样的认识，到了英国之后，黎庶昌即“默察该国君臣”，努力了解各国信息，达成对于西方各国的总体认识，例如，在《与李勉林观察书》中，黎庶昌非常明确地指出英国“故虽有君主之名，而实民政之国也”[5]，并且就中国的外交策略和未来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盘算。可以说，黎庶昌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能够较为理性认识西方的人，也因为如此，在黎庶昌的笔下，就不满足于对西方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印象式的描述，也不满足于这种描述只是碎片化的、缺乏主体性的日记体，而是选择了具有明确主题的分类叙述。
《西洋杂志》内中的西方，是经过了黎庶昌观察思考之后的整饬的文明体，它不再是简单的异域奇观，也不再是混沌未名的难以理解的化外之地，而变成了完整、理性、充满勃勃生机的现代西方。
参考文献
[1]朱平.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观念演变[J].齐鲁学刊2008（6）
[2]王韬.漫游随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5：44
[3]斌椿.乘槎笔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张德彝.随使英俄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272
[5]黎庶昌.西洋杂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80
（作者介绍：陈荣阳，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戴绿红，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