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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大致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安全观，即现实主义安全观、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丰富思想内涵，既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又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安全观的合理成分，并摒弃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立意高远，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具有时代的前瞻性和先进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西方主要国际安全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而实现了对后者质的超越。只有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化于心并付诸实践，才可能实现整个国际社会持久的和平与安全。
关键词：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国家安全观;西方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D820;D81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0）06-0198-13
一、学术动态与问题提出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1]，在此后许多重大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其基本蕴涵进行了深刻阐释。在2015年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全面论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和路线图。2017年2月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上，该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同年11月被载入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委员会通过的两份有关国际安全的决议中[2]，中国理念由此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思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一个部分专门论述，而且写进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2018年3月，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在新时代背景之下，学术界主要从产生背景、形成发展、概念内涵、理论渊源、时代意义、现实构建等方面进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丰硕成果[3]，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诸多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有待深化。文本解读型论文较多，而理论探讨型论文较少。很多文章仅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讲话为主要研究文本，仅对其文字加以解读和阐释，导致这类研究成果缺乏足够的系统性和理论深度。二是研究视角有待拓宽。目前许多研究主题的视角过于宏观，比如“亞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等等，命题相对宏大，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政治交往而产生的政治共同体、由经济交往而产生的经济共同体、由文化交流而产生的文化共同体、由安全共享而产生的安全共同体、由责任共担而产生的生态共同体，也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微观层面，未能给予必要的关注与研究[3]。
鉴于上述文献分析，笔者更多关注“安全”层面，聚焦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它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是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该思想的丰富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列思想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升华，其代表性成果是《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并于2018年4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目前，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比如：吴玉军教授的论文《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行动指南》主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剖析;陈向阳研究员的论文《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塑造新时代中国安全》，侧重于国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刻内涵与本质特征，为维护和塑造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强化了理论自觉;此外，郑先武教授的论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安全世界的思想真谛》，关朋先生的论文《全球安全局势中的新图景——略论习近平国际安全观》，王舒毅先生的论文《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安全视域》，都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安全观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复旦大学潘忠岐教授和蒋昌建教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一文则从宏观上对比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对于更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列理念和思想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可以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其核心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这里的普遍安全即总体安全，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此，笔者将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际安全为视角，通过与西方主要的国际安全观进行对比分析，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刻内涵。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时代蕴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背景下何为安全？安全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它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和永恒目标。安全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国际社会重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安全观，即现实主义安全观、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针对当今全球安全形势中出现的具体情况和全新挑战而设计的中国方案，它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摒弃了西方安全观的糟粕。它包括国内和国际两种视角，其国际视角即国际安全观的核心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5]，具有西方主要国际安全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已经实现了对后者质的超越，其内涵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安全主体来看，倡导“共同”安全，即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不能排除在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和保障，不能通过牺牲他国安全来换取自身安全。责任共担、权利共享的主体是任何一国。任何国家的安全都不能因为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被剥夺或受损害。 第二，就安全范围而言，注重“综合”安全，既兼顾以军事、政治为中心的传统安全领域，又包括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生态环境、重大疾病、经贸冲突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兼顾当下现实的安全问题和潜在的安全问题，兼顾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标本兼治。
第三，在實现安全的方法和途径方面，采取“合作”对话而非博弈对抗，加强交流沟通，增强互信，减少猜忌，支持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作用，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抛弃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大棒政策，形成以心相交、心心相通的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
最后，在安全保障方面，强调“可持续”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持久的和平与安全离不开可持续发展。“贫困是动荡的根源，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6]，发展与安全并重才能实现并维护持久安全。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现实主义安全观的超越
（一）现实主义安全观及其缺陷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思想。现实主义安全观可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看法以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法则。认为作为人的集合的国家会保持甚至放大人的私欲和邪恶，在对外关系中不择手段地不断追求权力和利益，引起矛盾、冲突甚至战争。而在由众多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里，不存在像国内政府那样有维持公理和正义的权力机构对此行为加以约束。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要确保本国的首要利益即安全利益，只能依靠自助，增强本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然而，一国由于增强力量变得强大而实现了安全，则他国会感受到威胁从而变得不安全，于是竞相仿效，导致“安全困境”，军备竞赛陷入螺旋式上升的恶性循环。现实主义安全观认为，安全困境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但可以通过改良使人类实现短暂的和平与安全，其实现途径便是维持国家间实力的均势以及霸权国家的威慑。
1.均势安全观及其缺陷
均势安全观或均势论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最悠久，影响也很广泛。该理论主张，国家之间实力的均衡分布最有利于国际稳定;相反，如果均衡状态被打破，即当其中某一国家变得过于强大时，则可能引发地区或者国际局势动荡、冲突甚至战争。均势以维持现状，不改变国际均衡体系和格局为目标。1713年的《乌德勒支和约》第一次把“均势”载入正式的条约文件。均势安全观（又称均势和平观）认为，如果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实力大体相当，那么它们彼此和平共处，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天下太平。实现均势的具体办法主要是自强和结盟两种，结盟是权宜之计，而自强则为长久之道。毋庸置疑，均势安全观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国际和平，但显然无法确保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首先，从1815年维也纳体系到1914年“一战”爆发，这一段时间被许多均势论者所津津乐道，称之为“世纪和平”。但“一战”的爆发，使均势和平论调彻底破产。理想主义者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均势威胁着人类和平，未能有效遏制战争，和平应该植根于道德，而不可能建立在均势基础之上。二战后形成的苏美两极格局，是在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均衡，在此均势状态下，规模巨大、伤亡惨重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同样未能避免。
其次，即使在欧洲均势的“百年和平”时期，也爆发过多次国际战争。例如：1864年因为石勒苏益格被划入丹麦版图而引起的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同丹麦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同奥地利的战争、1870—1871 年普鲁士同法国的战争、1854—1855 年英国法国联军同俄罗斯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等等。均势原则常常通过牺牲小国的领土和其他利益，以实现大国之间的互相补偿，进而维护大国力量和关系的平衡。在1863 年爆发波兰民族起义时，普鲁士扮演了俄国镇压起义的帮凶角色，换取了后来在普奥战争中俄国保持中立的收益。普鲁士宰相俾斯麦三次会晤拿破仑三世，让后者同意普鲁士进攻奥地利，而普鲁士不反对法国获得领土“赔偿”，即由法国兼并卢森堡、比利时或者普鲁士莱茵省的一部分。由此不难看出，正是均势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放纵并促使了普奥战争的爆发。
第三，由于实力增强，或者野心膨胀，抑或判断失误，原本处于均势的某一国家可能对他国发动战争，其他一国或者多国可能单独或联合以战争方式对其制衡，拿破仑战争和反法联盟就是很好的例子。1853 年俄军入侵土耳其，俄土战争爆发。为了阻止俄国在近东急剧扩张势力、一家独大、打破均势，也正是为了维持大国均势，英国和法国于1854 年3 月对俄国宣战，即爆发克里米亚战争。总之，战争完全可能发生于下列情况，即在防止均势被打破时或者在试图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均势时。
第四，要对一国的综合实力和真实意图做出准确判断并非易事。处于均势下的某国决策者如果对自身实力以及他国实力和意图做出偏差性判断，则可能损害和平与安全。比如：“一战”后英国对法国和德国的实力及意愿就产生了重大误判，结果英国打压法国而纵容德国;法国由于拥有马奇诺防线也错误地高估了自身实力;另外，英法两国同时错看了德国的意图，盲目认为一开始就可以做到“祸水东引”，引导德国进攻苏联。由此顺理成章，英法采取绥靖政策，未能阻止“二战”之欧战的爆发。
第五，自强是实现或维持均势的途径之一，均势往往会促使国家自强，也许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自保，但常常会引起他国的怀疑和担心，从而纷纷效仿，扩军备战，彼此无休止军备竞赛，形成“安全困境”。另外，有些野心勃勃的国家不是出于自保而是为了称霸，假借均势之名疯狂扩张实力，其结果同样会产生“安全困境”，必然破坏安全。
第六，作为实现或维持均势的另一途径，结盟瞄准的对手或敌人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但对外却习惯性宣称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通常人为树敌，给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造成地区或国际局势紧张，破坏地区和世界安全。另外，结盟的不可靠问题，也是动荡和战争的一个诱因。1924 年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结盟。后来波兰退出盟约，1938 年当德国要求吞并原本属于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时，作为盟友的法国抛弃了捷克。法国既没有决心，也没有展示出保卫盟友的决心，这让希特勒野心膨胀，得寸进尺，吞并整个捷克，然后进攻波兰，欧洲“二战”正式爆发。由此可以认为，均势安全观既违背常理也不可靠。 2.霸权安全观及其弊端
霸权安全观或霸权稳定论源自20 世纪70 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以吉尔平为代表的政治学家将其扩展到军事和安全领域。该理论认为，一个霸权国家的存在有利于国际秩序稳定和安全，而霸权国的缺失会导致国际秩序混乱不稳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破坏;霸权国越强大，就能提供越多越好的作为稳定器的公共产品，国际安全和秩序就越有保障。显然，这种观点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支撑。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美国充当了世界霸主，形成了美国治下的和平。冷战期间，国际冲突此起彼伏，全球发生了许多场战争，包括五次中东战争、三次印巴战争、马岛战争、两伊战争、苏联侵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战争、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等。特别是从1946—1955 年间，美国实力处于相对最强盛时期，可是国际冲突并没有下降，而朝鲜战争就发生于其间。美国霸权体系并没有保障世界和平与稳定，“所谓的‘长期和平’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长期战争’时期。在这40年时间里，共发生了269次国际武装冲突， 2 180 万人因战争丧生”[7]346。 著名学者秦亚青教授基于冷战期间（1946—1988）的国际冲突，“以统计模式为分析方法，检验了霸权稳定理论的可靠性和准确程度。测试结果否定了霸权稳定理论提出的假设，表明这一理论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7]332。国际冲突的频率高低同美国的国力强弱不存在逆相关关系，霸权并不能为国际社会带来和平。
可以认为，霸权稳定观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其一，当国际体系内部出现挑战国或者潜在挑战国时，其实力通常会稍微弱于霸权国，后者会习惯性地、有意无意地尽可能防范和遏制，甚至主动出击，打击前者，从而引发动荡与战争。事实上，美俄关系的现状较好地反映了这种情况。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精英层始终视俄罗斯为其政治、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挑战国，所以也就一直打压、遏制甚至挑衅俄罗斯，比如通过冷战后不断抵近俄罗斯家门口的北约东扩、频繁大规模军演、退出像中导条约这样的战略武器条约和平衡机制。其二，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当挑战国实力略等于甚至强于霸权国，双方实力和地位发生显著变化，霸权国独自力不从心时，则可能被迫联合他国与前者抗衡，这就可能引起剧烈冲突甚至战争。其三，当国际体系内出现局部冲突或战争时，如果不动摇自身的霸权地位或不危及自身的重大利益，霸权国一般不会主动提供“维持和平”这一公共产品，而对此冲突或战争放任自流，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加极端的情形是故意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此拉长战争进程。例如：在两伊战争期间，除了在战争后期伊朗门事件中偷偷向伊朗出售武器以外，美国总体上是扶植和支持伊拉克的，采取弱势均衡和间接介入，使交战双方不胜不败或者两败俱伤，战争持续长达八年，改善了盟友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巩固了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而其国家利益的实现是以两伊人民丧失八年和平生活为代价的。总之，从理论上看，霸权安全观的漏洞非常明显。
霸权稳定观虽然诞生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但风行于冷战结束后，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就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舞台上，也能找到很多生动的实例证明该理论是多么的虚伪。2003 年，基于两个莫须有的罪名，即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与基地组织有瓜葛，美国绕开联合国，不顾中俄反对，而且也无视其传统盟友法国和德国的反对，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致使战后的伊拉克长期充满暴力和动乱。这完全是在单极独霸状态下的战争，事实证明霸权没有带来安全与稳定，反而导致了不稳定和不安全。至今已持续多年的叙利亚内战以及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正是美国霸权带来的恶果。极具讽刺意味的是，“9·11”恐怖袭击以及一系列后续事件还说明霸权甚至还无法为霸权国自身带来真正的安全。对于国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面对强权者的霸道与专横，可能产生激烈的反抗心理，鉴于实力不对称且别无他法，很容易催生恐怖主义，破坏非传统安全，威胁全人类的安定与和平。完全有理由讲，霸权安全观本质上是为美国霸权行为提供理论支撑，完全无益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国际安全规则的形成。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超越
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和睦，倡导和谐，热爱和平，推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和”“仁”“爱”的优秀基因，传承和弘扬了“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和平思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如下阐述，“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構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8]。事实上，中国已经与世界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大约一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但是没有一个是对抗性的政治、军事同盟。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利益结合起来思考，积极寻求共同利益，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三赢’新理念”[4]。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和实践优势也可以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反映出来，它在战略上指出了确保中美两国不走向冲突和对抗，不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途径。总体国家安全观深信“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摒弃丛林法则，超越零和博弈，反对武力扩张、强权政治、均势外交和霸权主义，因而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和赞誉。
均势安全观和霸权安全观都是现实主义安全观，都是基于人性恶和自然状态法则，因而本质上是悲观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则基于人性善与和为贵，因此本质上充满乐观主义精神。霸权安全观支持霸权国强制建立等级体系，而总体国家安全观主张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均势安全观和霸权安全观都关注和强调相对收益，即自己所得是否大于他国所得;而总体国家安全观关注并侧重绝对收益，即自己是否有所获，是否互利双赢，绝对收益即可构成双方合作的基础。“至于谁得更多，谁得较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协调的机制存在并不间断地运作，安全就能够得到较大保障”[9]。均势安全观和霸权安全观的内涵都只涉及政治和军事领域，实现安全的手段主要依靠武力，是片面安全观;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则不限于此，还涵盖经济、文化、科技、环境等领域，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实现安全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因而是全面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强调，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0]。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自由主义安全观的超越
（一）自由主义安全观及其局限
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研究源于“一战”后，中途经历了“二战”带来的低潮，20 世纪70 年代再度兴起，其思想主要包括三种观点：集体安全观、相互依赖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它们固然有其各自的合理成分，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
1.集体安全观及其弱点
“一战”为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促使以威尔逊为代表的政治家和学者探索避免重蹈覆辙的办法。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制定国际法规、签订国际公约，以集体的力量威慑或阻止组织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行为，实行责任共担和安全共享，能够预防并制止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从而实现每个国家的安全。然而，应运而生的国际联盟未能防止“二战”的爆发，这就使集体安全的思想陷入低潮。“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在冷战期间几乎成了外交家舌战的场所，集体安全再遇困境。
总体而言，集体安全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明显的弱点。第一，“出事地点”与一些成员国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使这些国家产生安全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想法。第二，在“城门失火”而不“殃及池鱼”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也会在集体行动上显得“羞羞答答”。第三，个别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家利益或长远利益，可能利用集体安全体系打击“侵略国家”，甚至不顾国际法，损害“被惩罚国家”的权利[11]。比如：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推进到三八线时并没有止步，而是越过三八线继续攻击朝鲜军队。第四，对于大国破坏和平的行为，集体安全组织无可奈何、有心无力。如果说在均势体系下，弱小国家随时可能被强大国家当成筹码，而导致其安全利益的牺牲，那么，设计和实践集体安全机制的目的就是，保障弱小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并完成调查报告，1933 年的国联大会通过决议，申明对伪“满洲国”不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除此以外，国联没有给予中国实际有效的支持，未能成功制止日本对华侵略。“集体安全在大国挑战面前软弱无力，日本以退出国联进一步向集体安全体系发出挑衅。事态至此，
英法并不关心欧洲以外的中小国家的安全”[12]。此外，1935 年未能有效阻止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二战”前夕未能阻止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以及苏联对芬兰的侵略扩张，更无法防止“二战”的爆发。第五，对于一些得到大国支持的国家所引发的扰乱和平与安全的行为，集体安全组织常常也无能为力。摩根索指出，“许多中小国家与某些支配着国际舞台的大国有联盟关系，如果它敢于违反国际法，破坏某个地区的现状的话，那必定有大国在后面撑腰”[13]。1982 年第五次中东战争，即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就是一例，其背后有美国的支持。第六，在联合国安全构架中，由于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大国一致原则，很难达成共识。后冷战时期美国的联合国政策是最好的注解，有利则用，有害则弃。这样一来，在安全方面，对于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特别是小国、弱国，集体安全好似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2.相互依赖安全观及其不足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之前，国际安全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军事安全，国际安全的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70 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了人口、资源、生态、发展等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问题，人们日益认识到国际安全与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国际安全的含义正在发生重大变化”[14]。事实上，国际安全远非仅指国家间的军事关系。全球各国、各地区经济联系越发密切，包括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再加上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相互依赖理论应运而生。以《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学者指出，鉴于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势头日趋明显，呈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因此冲突和战争必将减少和缓解，国际和平必然实现。毋庸置疑，该思想有失偏颇。
首先，根据外交决策中的层次分析理论，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离不开三个层面的因素，即系统层次、国家层次、个人层次。也就是说，国家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能只考慮系统层次的宏观的国际因素，同时还必须考虑国家层次的因素，诸如国内的选举政治、利益集团、大众舆论、决策者的性格等。而相互依赖安全是基于系统层次的研究，忽略了国家层次的巨大作用以及个人层次的影响。它在理论上存在明显漏洞，实践中反证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中美之间经贸联系密切，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也无法消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对华军事高压政策。显然，单纯用相互依赖理论是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的。相反，如果考虑到选举政治，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美贸易摩擦曾经有一段时间逐渐趋缓。
其次，相互依赖的神话掩盖了国际政治的现实。肯尼斯·华尔兹认为，“许多人倾向认为，相互依赖的日益紧密增大了和平的机会。但殊不知这同时也意味着密切的交往，以及由此引发偶然冲突的可能性的增大。最残酷的内战和最血腥的国际战争都发生于紧密相联、高度近似的群体之间。如果彼此没有某种关联，很难发生战争。如果相互依赖的诸国之间的关系未能得到规范，必然会产生冲突，甚至陷入暴力。如果相互依赖的发展速度超越了中央控制的发展，相互依赖便会加速战争的爆发”[15]。例如：“一战”前的英国和德国经贸往来非常频繁，而且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德意志人还有亲属关系，但这不足以阻止“一战”的爆发。很强的积极的相互依赖促进彼此团结甚至一体化，严重的消极的相互依赖助长矛盾和冲突，甚至引发战争。贸易和相互依赖常常导致利益分配方面的摩擦和冲突，如果其中一方政治和军事力量强大，而且从成本效益角度看合算，那么军事手段则无法排除。“如果说资本家的行为本质上受利润驱使，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人能从帝国主义战争中获利，那他们将在必要时竭尽全力制造战争”[16]。 另外，“当强国在经济上控制了较弱的贸易伙伴后，即使不施以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弱国也会感到不安全——如同一个人的家当都被别人握在手上，心里肯定会担心不已”[17]375。 第三，相互依存并不完全意味着均衡或平等，有对称和不对称、平等和不平等之别。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治独立，“但在经济上，由于殖民主义时代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和独立后在选择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种种失误，特别是面临完全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就多数国家而言还是相当落后的，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依然严重”[18]。这种情况可能会演变为单向的依附，使这些国家内部的社会生活条件日趋恶劣，催生恐怖主义、暴力冲突、战争，破坏社会稳定和安全;在某些条件下，还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引起周边国家和地区局势动荡不安。
3.民主安全观及其问题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和平的呼声高涨，西方普遍认为冷战的胜利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间很少或从不打仗，他们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矛盾分歧。显然，民主安全观不仅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也难以自圆其说。
首先，“民主国家”这一概念的界定标准难以统一，众说纷纭。“很多研究均指出，民主和平论在‘民主’等关键概念的界定上缺乏明确的标准”[19]。例如：根据某套标准，某国完全被认为是“民主国家”，但如果依据另一标准则可以判断为非民主国家。1974 年围绕塞浦路斯冲突中的希腊和土耳其两国，被民主和平论者以该两国“民主机制不健全，不属于真正的民主国家”为由，排除在分析对象之外。
其次，民主安全观的基本逻辑是，如果和平与安全在国内能实现，那么推而广之，在国际层面上也同样能实现。这种认识片面强调层次分析法中的国家层次，忽略了系统层次。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这样就颠倒了国际体系限制同国内政治机制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现和维持不是靠单一因素，而是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因素，在国际、国内和个人多个层面上所产生的“合力”。
第三，现实中“民主国家”互相打仗的例子不少，但正如苏长和教授所言，民主和平论者以随意的态度、用人为的门槛和模棱两可的概念拒绝将其纳入分析范围。例如：他们故意排除掉1812 年爆发的英美冲突，理由是英国在1832年选举制度改革以前不是“民主国家”。
第四，民主安全观认为，民主制度和民意能阻止冲突或战争。但这无法解释2003年尽管强大的美国国内反战浪潮和盟友法德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依然爆发。1982 年马岛战争的发起和扩大恰恰是由于英国民意的推动而不是阻止。
第五，支持民主安全观的证据中有一条是，“民主国家”互相尊重、彼此信任。然而，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打破了这个神话。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范围覆盖全球，周期数十年，对象包含各国政要，包括美国的多数欧洲盟国，监听力度尤以法德为甚，这体现的本质恰恰是不尊重、不信任。
最后，民主安全观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其潜台词是要实现和平与安全，就得从国家的“民主化”着手。事实上，“扩展民主”正是20 世纪90 年代克林顿主义的重要内容，这种理论支撑着强推西式民主的新干涉主义对外政策，导致对抗、冲突或者战争。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超越
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了对自由主义安全观本质上的超越。比如：联合国这个目前最大、最重要的集体安全组织，的确存在上述种种缺陷，尽管如此，总体国家安全观继续提倡“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0]，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严格遵守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和法规，反对任何国家或组织绕开联合国直接发动军事打击，破坏国际安全。
相互依赖论者认为，经济或贸易相互依赖必将减少冲突和战争，从而必然带来国际和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也认为，相互依赖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并将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涵。2015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英期间指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1]。但与相互依赖安全观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并不认为相互依赖就会自然带来和平，如果彼此处理不当，也可能导致冲突，关键是如何扬长避短。比如，尽管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但是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强征高额关税，打压并试图扼杀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美国对华经济战愈演愈烈，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安全。而且，这种冲突还扩大到政治、军事层面，美军在南海动作频频，挑衅滋事，引发南海的动荡不安，严重影响了地区和平。显然，美国的这些做法或损人利己，或损人但不利己。
习近平总书记
早就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22] 由于新冠疫情的常态化，2020年以来全球贸易萎缩，世界经济低迷。少数国家出于一己私利祭起保护主义大旗，“逆全球化”风潮渐起。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要求“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3]。即立足于扩大内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維护国内的产业链安全与供应链安全。与此同时，进一步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大力拓展同世界各国的互利互惠合作，积极推动新型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确保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运转安全畅通，共同推动世界经济早日恢复繁荣，维护全球经济安全。总之，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增强中国经济发展韧劲，为中国产业发展拓宽空间，从而有助于保障中国经济安全，同时也为全球提供巨大的中国机遇，促进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重视相互依存，基于尊重各国主权、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坚决反对弱小贫穷国家对大国富国的依附。鉴于相互依赖中可能出现的严重不对称性，总体国家安全观主张，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增强其代表性并扩大其发言权，努力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使全球治理体制平衡和公正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4]。针对民主安全观暴露的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世界是充满多样性的，倡导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民族或种族不管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如何千差万别，都要彼此尊重和平共处。特别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国情不同，各国选择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反对借“民主化”之名，行干涉主义之实，把西式民主凌驾于万物之上。“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向其沿线所有文明各异、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敞开怀抱、兼容并包，既包括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国家，也包括西方民主制国家和大量非西方民主制国家。
五、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建构主义安全观的超越
（一）建构主义安全观及其不足
20 世纪90 年代出现了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为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政治体系的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或观念结构），而后者更为根本。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通向国际安全的途径——均势、霸权、民主化、相互依赖、集体安全，都无法保证人类最终走出安全困境，实现永久和平，因为这些方法本质上都属于外在的物质层面，而只有内在的观念层面才是最牢固可靠和持久的。“这就好比一个国家可以暂时通过严刑峻法来杜绝违法犯罪现象，但只有人人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约束才是社会稳定的长远之策”[17]377。国家之间可以通过互动，培养共同的文化观念，形成高度互信和集体认同，建立安全共同体，从而摆脱“安全困境”。
针对建构主义安全观，郭树永教授认为，安全共同体归根到底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客观产物，不管是欧洲安全共同体，还是东南亚安全共同体，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经济发展需求，相似的经济制度，共同的经济任务对于安全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袁正清教授主张，安全共同体的成员国必须拥有“共同制度、共同价值观、共同的共同体感”。显而易见，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安全共同体的主体必然要排除那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价值观、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缺乏共同性或较少相似性的国家。
显然，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超越
在所有西方主流安全观中，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某些相似性，比如都强调互信、认同及对共有规范的自觉遵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言，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讲话时强调“战争发端于人心”。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实现和维护，必须始于以心换心、心心相印。习近平总书记
在很多场合深入阐述“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倡导以心相交的外交政策。利、权的相交，是赤裸的物质交换，是冰冷的商业规则，双方必然患得患失，彼此猜忌，随时破裂;而以心相交，方能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历久弥新。因为心所追求的是精神的同道和灵魂的契合，唯如此，才能实现彼此真实而持久的安全与和平。
显然，与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包含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以同质文化为必要前提，不排斥多元文化，甚至主张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世界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多元文化并不是人类组成命运共同体的障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25]。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企图由单一文明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2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国别、党派和制度的异同，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期待，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27]。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来不寻求把国际体系改造为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发展水平以及文化观念等方面几乎整齐划一的“世界社会”，而是正视并且承认各国在诸多方面的种种差异，求同存异，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同舟共济， 共享安全，其安全主体的范围涵盖整个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可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了对西方建构主义安全观的本质的超越。
六、结语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日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也日益重塑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国际格局以西方占主导、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已难以为继，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28]。
本着天下为公的情怀，基于人类整体命运的深思，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完美体现了该理念下的新型国际安全观，它明确昭示了“中国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国际安全问题的价值观和基本原则，顺应了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的时代潮流”[29]。例如，当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秉承“命运与共、天下一家”的理念，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中国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广泛感召力，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30]。只有践行总体安全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任何狭隘自私、混淆黑白、嫁祸他人的做法，一定会害人害己，绝不会有半点安全可言。 “总体国家安全观”立意高远，为21 世纪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思路，具有时代的前瞻性和先进性。需要指出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了对西方主要国际安全观本质上的超越。事实上，西方安全观往往顾及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偏颇;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东方智慧，是整体思维。如果说西方主流安全观侧重“警之以威，示之以法”，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则还同时兼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整个国际社会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仅仅凭借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为后盾或依靠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来约束，尚不足以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持久的和平与安全，只能始于人的内心。只有逐步实现人类“内心的和平”[31]，不忘初心，只有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化于心并付诸实践，全人类的永久和平与安全才能真正实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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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ory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the doctrine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
Transcendence over major wester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SHI Junjie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1， P. R.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as long been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re are three major Western theories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amely， realism，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 the Theory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which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benefits from the classic Chinese culture and keeps the above Western theories for reference while abandoning their dross， has been receiving worldwide attention. The Theory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provides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new visions owing to its foresight and progressiveness. With transcendence over major Western theories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Theory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hould be internalized and put into action， and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perpetual peace and security for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 achieved and maintained.
Key words：
XI Jinping;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western security theories（責任编辑 彭建国）
关键词：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国家安全观;西方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D820;D81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0）06-0198-13
一、学术动态与问题提出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1]，在此后许多重大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其基本蕴涵进行了深刻阐释。在2015年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全面论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和路线图。2017年2月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上，该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同年11月被载入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委员会通过的两份有关国际安全的决议中[2]，中国理念由此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思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一个部分专门论述，而且写进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2018年3月，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在新时代背景之下，学术界主要从产生背景、形成发展、概念内涵、理论渊源、时代意义、现实构建等方面进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丰硕成果[3]，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诸多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有待深化。文本解读型论文较多，而理论探讨型论文较少。很多文章仅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讲话为主要研究文本，仅对其文字加以解读和阐释，导致这类研究成果缺乏足够的系统性和理论深度。二是研究视角有待拓宽。目前许多研究主题的视角过于宏观，比如“亞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等等，命题相对宏大，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政治交往而产生的政治共同体、由经济交往而产生的经济共同体、由文化交流而产生的文化共同体、由安全共享而产生的安全共同体、由责任共担而产生的生态共同体，也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微观层面，未能给予必要的关注与研究[3]。
鉴于上述文献分析，笔者更多关注“安全”层面，聚焦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它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是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该思想的丰富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列思想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升华，其代表性成果是《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并于2018年4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目前，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比如：吴玉军教授的论文《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行动指南》主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剖析;陈向阳研究员的论文《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塑造新时代中国安全》，侧重于国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刻内涵与本质特征，为维护和塑造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强化了理论自觉;此外，郑先武教授的论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安全世界的思想真谛》，关朋先生的论文《全球安全局势中的新图景——略论习近平国际安全观》，王舒毅先生的论文《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安全视域》，都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安全观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复旦大学潘忠岐教授和蒋昌建教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一文则从宏观上对比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对于更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列理念和思想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可以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其核心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这里的普遍安全即总体安全，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此，笔者将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际安全为视角，通过与西方主要的国际安全观进行对比分析，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刻内涵。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时代蕴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背景下何为安全？安全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它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和永恒目标。安全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国际社会重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安全观，即现实主义安全观、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针对当今全球安全形势中出现的具体情况和全新挑战而设计的中国方案，它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摒弃了西方安全观的糟粕。它包括国内和国际两种视角，其国际视角即国际安全观的核心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5]，具有西方主要国际安全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已经实现了对后者质的超越，其内涵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安全主体来看，倡导“共同”安全，即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不能排除在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和保障，不能通过牺牲他国安全来换取自身安全。责任共担、权利共享的主体是任何一国。任何国家的安全都不能因为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被剥夺或受损害。 第二，就安全范围而言，注重“综合”安全，既兼顾以军事、政治为中心的传统安全领域，又包括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生态环境、重大疾病、经贸冲突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兼顾当下现实的安全问题和潜在的安全问题，兼顾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标本兼治。
第三，在實现安全的方法和途径方面，采取“合作”对话而非博弈对抗，加强交流沟通，增强互信，减少猜忌，支持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作用，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抛弃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大棒政策，形成以心相交、心心相通的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
最后，在安全保障方面，强调“可持续”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持久的和平与安全离不开可持续发展。“贫困是动荡的根源，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6]，发展与安全并重才能实现并维护持久安全。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现实主义安全观的超越
（一）现实主义安全观及其缺陷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思想。现实主义安全观可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看法以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法则。认为作为人的集合的国家会保持甚至放大人的私欲和邪恶，在对外关系中不择手段地不断追求权力和利益，引起矛盾、冲突甚至战争。而在由众多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里，不存在像国内政府那样有维持公理和正义的权力机构对此行为加以约束。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要确保本国的首要利益即安全利益，只能依靠自助，增强本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然而，一国由于增强力量变得强大而实现了安全，则他国会感受到威胁从而变得不安全，于是竞相仿效，导致“安全困境”，军备竞赛陷入螺旋式上升的恶性循环。现实主义安全观认为，安全困境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但可以通过改良使人类实现短暂的和平与安全，其实现途径便是维持国家间实力的均势以及霸权国家的威慑。
1.均势安全观及其缺陷
均势安全观或均势论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最悠久，影响也很广泛。该理论主张，国家之间实力的均衡分布最有利于国际稳定;相反，如果均衡状态被打破，即当其中某一国家变得过于强大时，则可能引发地区或者国际局势动荡、冲突甚至战争。均势以维持现状，不改变国际均衡体系和格局为目标。1713年的《乌德勒支和约》第一次把“均势”载入正式的条约文件。均势安全观（又称均势和平观）认为，如果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实力大体相当，那么它们彼此和平共处，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天下太平。实现均势的具体办法主要是自强和结盟两种，结盟是权宜之计，而自强则为长久之道。毋庸置疑，均势安全观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国际和平，但显然无法确保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首先，从1815年维也纳体系到1914年“一战”爆发，这一段时间被许多均势论者所津津乐道，称之为“世纪和平”。但“一战”的爆发，使均势和平论调彻底破产。理想主义者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均势威胁着人类和平，未能有效遏制战争，和平应该植根于道德，而不可能建立在均势基础之上。二战后形成的苏美两极格局，是在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均衡，在此均势状态下，规模巨大、伤亡惨重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同样未能避免。
其次，即使在欧洲均势的“百年和平”时期，也爆发过多次国际战争。例如：1864年因为石勒苏益格被划入丹麦版图而引起的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同丹麦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同奥地利的战争、1870—1871 年普鲁士同法国的战争、1854—1855 年英国法国联军同俄罗斯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等等。均势原则常常通过牺牲小国的领土和其他利益，以实现大国之间的互相补偿，进而维护大国力量和关系的平衡。在1863 年爆发波兰民族起义时，普鲁士扮演了俄国镇压起义的帮凶角色，换取了后来在普奥战争中俄国保持中立的收益。普鲁士宰相俾斯麦三次会晤拿破仑三世，让后者同意普鲁士进攻奥地利，而普鲁士不反对法国获得领土“赔偿”，即由法国兼并卢森堡、比利时或者普鲁士莱茵省的一部分。由此不难看出，正是均势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放纵并促使了普奥战争的爆发。
第三，由于实力增强，或者野心膨胀，抑或判断失误，原本处于均势的某一国家可能对他国发动战争，其他一国或者多国可能单独或联合以战争方式对其制衡，拿破仑战争和反法联盟就是很好的例子。1853 年俄军入侵土耳其，俄土战争爆发。为了阻止俄国在近东急剧扩张势力、一家独大、打破均势，也正是为了维持大国均势，英国和法国于1854 年3 月对俄国宣战，即爆发克里米亚战争。总之，战争完全可能发生于下列情况，即在防止均势被打破时或者在试图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均势时。
第四，要对一国的综合实力和真实意图做出准确判断并非易事。处于均势下的某国决策者如果对自身实力以及他国实力和意图做出偏差性判断，则可能损害和平与安全。比如：“一战”后英国对法国和德国的实力及意愿就产生了重大误判，结果英国打压法国而纵容德国;法国由于拥有马奇诺防线也错误地高估了自身实力;另外，英法两国同时错看了德国的意图，盲目认为一开始就可以做到“祸水东引”，引导德国进攻苏联。由此顺理成章，英法采取绥靖政策，未能阻止“二战”之欧战的爆发。
第五，自强是实现或维持均势的途径之一，均势往往会促使国家自强，也许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自保，但常常会引起他国的怀疑和担心，从而纷纷效仿，扩军备战，彼此无休止军备竞赛，形成“安全困境”。另外，有些野心勃勃的国家不是出于自保而是为了称霸，假借均势之名疯狂扩张实力，其结果同样会产生“安全困境”，必然破坏安全。
第六，作为实现或维持均势的另一途径，结盟瞄准的对手或敌人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但对外却习惯性宣称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通常人为树敌，给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造成地区或国际局势紧张，破坏地区和世界安全。另外，结盟的不可靠问题，也是动荡和战争的一个诱因。1924 年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结盟。后来波兰退出盟约，1938 年当德国要求吞并原本属于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时，作为盟友的法国抛弃了捷克。法国既没有决心，也没有展示出保卫盟友的决心，这让希特勒野心膨胀，得寸进尺，吞并整个捷克，然后进攻波兰，欧洲“二战”正式爆发。由此可以认为，均势安全观既违背常理也不可靠。 2.霸权安全观及其弊端
霸权安全观或霸权稳定论源自20 世纪70 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以吉尔平为代表的政治学家将其扩展到军事和安全领域。该理论认为，一个霸权国家的存在有利于国际秩序稳定和安全，而霸权国的缺失会导致国际秩序混乱不稳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破坏;霸权国越强大，就能提供越多越好的作为稳定器的公共产品，国际安全和秩序就越有保障。显然，这种观点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支撑。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美国充当了世界霸主，形成了美国治下的和平。冷战期间，国际冲突此起彼伏，全球发生了许多场战争，包括五次中东战争、三次印巴战争、马岛战争、两伊战争、苏联侵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战争、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等。特别是从1946—1955 年间，美国实力处于相对最强盛时期，可是国际冲突并没有下降，而朝鲜战争就发生于其间。美国霸权体系并没有保障世界和平与稳定，“所谓的‘长期和平’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长期战争’时期。在这40年时间里，共发生了269次国际武装冲突， 2 180 万人因战争丧生”[7]346。 著名学者秦亚青教授基于冷战期间（1946—1988）的国际冲突，“以统计模式为分析方法，检验了霸权稳定理论的可靠性和准确程度。测试结果否定了霸权稳定理论提出的假设，表明这一理论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7]332。国际冲突的频率高低同美国的国力强弱不存在逆相关关系，霸权并不能为国际社会带来和平。
可以认为，霸权稳定观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其一，当国际体系内部出现挑战国或者潜在挑战国时，其实力通常会稍微弱于霸权国，后者会习惯性地、有意无意地尽可能防范和遏制，甚至主动出击，打击前者，从而引发动荡与战争。事实上，美俄关系的现状较好地反映了这种情况。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精英层始终视俄罗斯为其政治、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挑战国，所以也就一直打压、遏制甚至挑衅俄罗斯，比如通过冷战后不断抵近俄罗斯家门口的北约东扩、频繁大规模军演、退出像中导条约这样的战略武器条约和平衡机制。其二，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当挑战国实力略等于甚至强于霸权国，双方实力和地位发生显著变化，霸权国独自力不从心时，则可能被迫联合他国与前者抗衡，这就可能引起剧烈冲突甚至战争。其三，当国际体系内出现局部冲突或战争时，如果不动摇自身的霸权地位或不危及自身的重大利益，霸权国一般不会主动提供“维持和平”这一公共产品，而对此冲突或战争放任自流，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加极端的情形是故意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此拉长战争进程。例如：在两伊战争期间，除了在战争后期伊朗门事件中偷偷向伊朗出售武器以外，美国总体上是扶植和支持伊拉克的，采取弱势均衡和间接介入，使交战双方不胜不败或者两败俱伤，战争持续长达八年，改善了盟友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巩固了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而其国家利益的实现是以两伊人民丧失八年和平生活为代价的。总之，从理论上看，霸权安全观的漏洞非常明显。
霸权稳定观虽然诞生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但风行于冷战结束后，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就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舞台上，也能找到很多生动的实例证明该理论是多么的虚伪。2003 年，基于两个莫须有的罪名，即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与基地组织有瓜葛，美国绕开联合国，不顾中俄反对，而且也无视其传统盟友法国和德国的反对，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致使战后的伊拉克长期充满暴力和动乱。这完全是在单极独霸状态下的战争，事实证明霸权没有带来安全与稳定，反而导致了不稳定和不安全。至今已持续多年的叙利亚内战以及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正是美国霸权带来的恶果。极具讽刺意味的是，“9·11”恐怖袭击以及一系列后续事件还说明霸权甚至还无法为霸权国自身带来真正的安全。对于国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面对强权者的霸道与专横，可能产生激烈的反抗心理，鉴于实力不对称且别无他法，很容易催生恐怖主义，破坏非传统安全，威胁全人类的安定与和平。完全有理由讲，霸权安全观本质上是为美国霸权行为提供理论支撑，完全无益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国际安全规则的形成。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超越
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和睦，倡导和谐，热爱和平，推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和”“仁”“爱”的优秀基因，传承和弘扬了“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和平思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如下阐述，“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構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8]。事实上，中国已经与世界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大约一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但是没有一个是对抗性的政治、军事同盟。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利益结合起来思考，积极寻求共同利益，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三赢’新理念”[4]。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和实践优势也可以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反映出来，它在战略上指出了确保中美两国不走向冲突和对抗，不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途径。总体国家安全观深信“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摒弃丛林法则，超越零和博弈，反对武力扩张、强权政治、均势外交和霸权主义，因而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和赞誉。
均势安全观和霸权安全观都是现实主义安全观，都是基于人性恶和自然状态法则，因而本质上是悲观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则基于人性善与和为贵，因此本质上充满乐观主义精神。霸权安全观支持霸权国强制建立等级体系，而总体国家安全观主张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均势安全观和霸权安全观都关注和强调相对收益，即自己所得是否大于他国所得;而总体国家安全观关注并侧重绝对收益，即自己是否有所获，是否互利双赢，绝对收益即可构成双方合作的基础。“至于谁得更多，谁得较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协调的机制存在并不间断地运作，安全就能够得到较大保障”[9]。均势安全观和霸权安全观的内涵都只涉及政治和军事领域，实现安全的手段主要依靠武力，是片面安全观;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则不限于此，还涵盖经济、文化、科技、环境等领域，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实现安全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因而是全面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强调，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0]。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自由主义安全观的超越
（一）自由主义安全观及其局限
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研究源于“一战”后，中途经历了“二战”带来的低潮，20 世纪70 年代再度兴起，其思想主要包括三种观点：集体安全观、相互依赖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它们固然有其各自的合理成分，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
1.集体安全观及其弱点
“一战”为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促使以威尔逊为代表的政治家和学者探索避免重蹈覆辙的办法。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制定国际法规、签订国际公约，以集体的力量威慑或阻止组织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行为，实行责任共担和安全共享，能够预防并制止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从而实现每个国家的安全。然而，应运而生的国际联盟未能防止“二战”的爆发，这就使集体安全的思想陷入低潮。“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在冷战期间几乎成了外交家舌战的场所，集体安全再遇困境。
总体而言，集体安全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明显的弱点。第一，“出事地点”与一些成员国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使这些国家产生安全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想法。第二，在“城门失火”而不“殃及池鱼”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也会在集体行动上显得“羞羞答答”。第三，个别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家利益或长远利益，可能利用集体安全体系打击“侵略国家”，甚至不顾国际法，损害“被惩罚国家”的权利[11]。比如：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推进到三八线时并没有止步，而是越过三八线继续攻击朝鲜军队。第四，对于大国破坏和平的行为，集体安全组织无可奈何、有心无力。如果说在均势体系下，弱小国家随时可能被强大国家当成筹码，而导致其安全利益的牺牲，那么，设计和实践集体安全机制的目的就是，保障弱小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并完成调查报告，1933 年的国联大会通过决议，申明对伪“满洲国”不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除此以外，国联没有给予中国实际有效的支持，未能成功制止日本对华侵略。“集体安全在大国挑战面前软弱无力，日本以退出国联进一步向集体安全体系发出挑衅。事态至此，
英法并不关心欧洲以外的中小国家的安全”[12]。此外，1935 年未能有效阻止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二战”前夕未能阻止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以及苏联对芬兰的侵略扩张，更无法防止“二战”的爆发。第五，对于一些得到大国支持的国家所引发的扰乱和平与安全的行为，集体安全组织常常也无能为力。摩根索指出，“许多中小国家与某些支配着国际舞台的大国有联盟关系，如果它敢于违反国际法，破坏某个地区的现状的话，那必定有大国在后面撑腰”[13]。1982 年第五次中东战争，即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就是一例，其背后有美国的支持。第六，在联合国安全构架中，由于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大国一致原则，很难达成共识。后冷战时期美国的联合国政策是最好的注解，有利则用，有害则弃。这样一来，在安全方面，对于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特别是小国、弱国，集体安全好似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2.相互依赖安全观及其不足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之前，国际安全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军事安全，国际安全的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70 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了人口、资源、生态、发展等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问题，人们日益认识到国际安全与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国际安全的含义正在发生重大变化”[14]。事实上，国际安全远非仅指国家间的军事关系。全球各国、各地区经济联系越发密切，包括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再加上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相互依赖理论应运而生。以《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学者指出，鉴于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势头日趋明显，呈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因此冲突和战争必将减少和缓解，国际和平必然实现。毋庸置疑，该思想有失偏颇。
首先，根据外交决策中的层次分析理论，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离不开三个层面的因素，即系统层次、国家层次、个人层次。也就是说，国家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能只考慮系统层次的宏观的国际因素，同时还必须考虑国家层次的因素，诸如国内的选举政治、利益集团、大众舆论、决策者的性格等。而相互依赖安全是基于系统层次的研究，忽略了国家层次的巨大作用以及个人层次的影响。它在理论上存在明显漏洞，实践中反证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中美之间经贸联系密切，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也无法消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对华军事高压政策。显然，单纯用相互依赖理论是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的。相反，如果考虑到选举政治，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美贸易摩擦曾经有一段时间逐渐趋缓。
其次，相互依赖的神话掩盖了国际政治的现实。肯尼斯·华尔兹认为，“许多人倾向认为，相互依赖的日益紧密增大了和平的机会。但殊不知这同时也意味着密切的交往，以及由此引发偶然冲突的可能性的增大。最残酷的内战和最血腥的国际战争都发生于紧密相联、高度近似的群体之间。如果彼此没有某种关联，很难发生战争。如果相互依赖的诸国之间的关系未能得到规范，必然会产生冲突，甚至陷入暴力。如果相互依赖的发展速度超越了中央控制的发展，相互依赖便会加速战争的爆发”[15]。例如：“一战”前的英国和德国经贸往来非常频繁，而且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德意志人还有亲属关系，但这不足以阻止“一战”的爆发。很强的积极的相互依赖促进彼此团结甚至一体化，严重的消极的相互依赖助长矛盾和冲突，甚至引发战争。贸易和相互依赖常常导致利益分配方面的摩擦和冲突，如果其中一方政治和军事力量强大，而且从成本效益角度看合算，那么军事手段则无法排除。“如果说资本家的行为本质上受利润驱使，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人能从帝国主义战争中获利，那他们将在必要时竭尽全力制造战争”[16]。 另外，“当强国在经济上控制了较弱的贸易伙伴后，即使不施以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弱国也会感到不安全——如同一个人的家当都被别人握在手上，心里肯定会担心不已”[17]375。 第三，相互依存并不完全意味着均衡或平等，有对称和不对称、平等和不平等之别。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治独立，“但在经济上，由于殖民主义时代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和独立后在选择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种种失误，特别是面临完全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就多数国家而言还是相当落后的，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依然严重”[18]。这种情况可能会演变为单向的依附，使这些国家内部的社会生活条件日趋恶劣，催生恐怖主义、暴力冲突、战争，破坏社会稳定和安全;在某些条件下，还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引起周边国家和地区局势动荡不安。
3.民主安全观及其问题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和平的呼声高涨，西方普遍认为冷战的胜利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间很少或从不打仗，他们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矛盾分歧。显然，民主安全观不仅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也难以自圆其说。
首先，“民主国家”这一概念的界定标准难以统一，众说纷纭。“很多研究均指出，民主和平论在‘民主’等关键概念的界定上缺乏明确的标准”[19]。例如：根据某套标准，某国完全被认为是“民主国家”，但如果依据另一标准则可以判断为非民主国家。1974 年围绕塞浦路斯冲突中的希腊和土耳其两国，被民主和平论者以该两国“民主机制不健全，不属于真正的民主国家”为由，排除在分析对象之外。
其次，民主安全观的基本逻辑是，如果和平与安全在国内能实现，那么推而广之，在国际层面上也同样能实现。这种认识片面强调层次分析法中的国家层次，忽略了系统层次。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这样就颠倒了国际体系限制同国内政治机制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现和维持不是靠单一因素，而是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因素，在国际、国内和个人多个层面上所产生的“合力”。
第三，现实中“民主国家”互相打仗的例子不少，但正如苏长和教授所言，民主和平论者以随意的态度、用人为的门槛和模棱两可的概念拒绝将其纳入分析范围。例如：他们故意排除掉1812 年爆发的英美冲突，理由是英国在1832年选举制度改革以前不是“民主国家”。
第四，民主安全观认为，民主制度和民意能阻止冲突或战争。但这无法解释2003年尽管强大的美国国内反战浪潮和盟友法德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依然爆发。1982 年马岛战争的发起和扩大恰恰是由于英国民意的推动而不是阻止。
第五，支持民主安全观的证据中有一条是，“民主国家”互相尊重、彼此信任。然而，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打破了这个神话。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范围覆盖全球，周期数十年，对象包含各国政要，包括美国的多数欧洲盟国，监听力度尤以法德为甚，这体现的本质恰恰是不尊重、不信任。
最后，民主安全观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其潜台词是要实现和平与安全，就得从国家的“民主化”着手。事实上，“扩展民主”正是20 世纪90 年代克林顿主义的重要内容，这种理论支撑着强推西式民主的新干涉主义对外政策，导致对抗、冲突或者战争。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超越
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了对自由主义安全观本质上的超越。比如：联合国这个目前最大、最重要的集体安全组织，的确存在上述种种缺陷，尽管如此，总体国家安全观继续提倡“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0]，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严格遵守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和法规，反对任何国家或组织绕开联合国直接发动军事打击，破坏国际安全。
相互依赖论者认为，经济或贸易相互依赖必将减少冲突和战争，从而必然带来国际和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也认为，相互依赖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并将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涵。2015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英期间指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1]。但与相互依赖安全观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并不认为相互依赖就会自然带来和平，如果彼此处理不当，也可能导致冲突，关键是如何扬长避短。比如，尽管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但是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强征高额关税，打压并试图扼杀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美国对华经济战愈演愈烈，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安全。而且，这种冲突还扩大到政治、军事层面，美军在南海动作频频，挑衅滋事，引发南海的动荡不安，严重影响了地区和平。显然，美国的这些做法或损人利己，或损人但不利己。
习近平总书记
早就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22] 由于新冠疫情的常态化，2020年以来全球贸易萎缩，世界经济低迷。少数国家出于一己私利祭起保护主义大旗，“逆全球化”风潮渐起。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要求“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3]。即立足于扩大内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維护国内的产业链安全与供应链安全。与此同时，进一步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大力拓展同世界各国的互利互惠合作，积极推动新型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确保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运转安全畅通，共同推动世界经济早日恢复繁荣，维护全球经济安全。总之，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增强中国经济发展韧劲，为中国产业发展拓宽空间，从而有助于保障中国经济安全，同时也为全球提供巨大的中国机遇，促进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重视相互依存，基于尊重各国主权、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坚决反对弱小贫穷国家对大国富国的依附。鉴于相互依赖中可能出现的严重不对称性，总体国家安全观主张，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增强其代表性并扩大其发言权，努力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使全球治理体制平衡和公正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4]。针对民主安全观暴露的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世界是充满多样性的，倡导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民族或种族不管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如何千差万别，都要彼此尊重和平共处。特别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国情不同，各国选择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反对借“民主化”之名，行干涉主义之实，把西式民主凌驾于万物之上。“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向其沿线所有文明各异、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敞开怀抱、兼容并包，既包括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国家，也包括西方民主制国家和大量非西方民主制国家。
五、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建构主义安全观的超越
（一）建构主义安全观及其不足
20 世纪90 年代出现了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为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政治体系的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或观念结构），而后者更为根本。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通向国际安全的途径——均势、霸权、民主化、相互依赖、集体安全，都无法保证人类最终走出安全困境，实现永久和平，因为这些方法本质上都属于外在的物质层面，而只有内在的观念层面才是最牢固可靠和持久的。“这就好比一个国家可以暂时通过严刑峻法来杜绝违法犯罪现象，但只有人人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约束才是社会稳定的长远之策”[17]377。国家之间可以通过互动，培养共同的文化观念，形成高度互信和集体认同，建立安全共同体，从而摆脱“安全困境”。
针对建构主义安全观，郭树永教授认为，安全共同体归根到底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客观产物，不管是欧洲安全共同体，还是东南亚安全共同体，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经济发展需求，相似的经济制度，共同的经济任务对于安全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袁正清教授主张，安全共同体的成员国必须拥有“共同制度、共同价值观、共同的共同体感”。显而易见，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安全共同体的主体必然要排除那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价值观、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缺乏共同性或较少相似性的国家。
显然，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超越
在所有西方主流安全观中，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某些相似性，比如都强调互信、认同及对共有规范的自觉遵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言，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讲话时强调“战争发端于人心”。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实现和维护，必须始于以心换心、心心相印。习近平总书记
在很多场合深入阐述“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倡导以心相交的外交政策。利、权的相交，是赤裸的物质交换，是冰冷的商业规则，双方必然患得患失，彼此猜忌，随时破裂;而以心相交，方能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历久弥新。因为心所追求的是精神的同道和灵魂的契合，唯如此，才能实现彼此真实而持久的安全与和平。
显然，与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包含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以同质文化为必要前提，不排斥多元文化，甚至主张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世界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多元文化并不是人类组成命运共同体的障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25]。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企图由单一文明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2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国别、党派和制度的异同，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期待，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27]。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来不寻求把国际体系改造为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发展水平以及文化观念等方面几乎整齐划一的“世界社会”，而是正视并且承认各国在诸多方面的种种差异，求同存异，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同舟共济， 共享安全，其安全主体的范围涵盖整个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可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了对西方建构主义安全观的本质的超越。
六、结语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日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也日益重塑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国际格局以西方占主导、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已难以为继，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28]。
本着天下为公的情怀，基于人类整体命运的深思，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完美体现了该理念下的新型国际安全观，它明确昭示了“中国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国际安全问题的价值观和基本原则，顺应了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的时代潮流”[29]。例如，当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秉承“命运与共、天下一家”的理念，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中国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广泛感召力，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30]。只有践行总体安全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任何狭隘自私、混淆黑白、嫁祸他人的做法，一定会害人害己，绝不会有半点安全可言。 “总体国家安全观”立意高远，为21 世纪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思路，具有时代的前瞻性和先进性。需要指出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了对西方主要国际安全观本质上的超越。事实上，西方安全观往往顾及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偏颇;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东方智慧，是整体思维。如果说西方主流安全观侧重“警之以威，示之以法”，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则还同时兼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整个国际社会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仅仅凭借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为后盾或依靠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来约束，尚不足以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持久的和平与安全，只能始于人的内心。只有逐步实现人类“内心的和平”[31]，不忘初心，只有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化于心并付诸实践，全人类的永久和平与安全才能真正实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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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ory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the doctrine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
Transcendence over major wester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SHI Junjie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1， P. R.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as long been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re are three major Western theories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amely， realism，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 the Theory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which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benefits from the classic Chinese culture and keeps the above Western theories for reference while abandoning their dross， has been receiving worldwide attention. The Theory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provides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new visions owing to its foresight and progressiveness. With transcendence over major Western theories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Theory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hould be internalized and put into action， and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perpetual peace and security for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 achieved and maintained.
Key words：
XI Jinping;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western security theories（責任编辑 彭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