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身体是一种象征系统、蕴含着被忽视的不平等、背后有着丰富的意蕴；身体也是一种意义系统、蕴含着被建构出来的不平等、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部分；同时，身体也是被不断改造、被归训，其中蕴含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关键词：身体研究；社会建构；规训；权力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0
20世纪80年代，身体开始成为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趋势成为社会理论的“躯体转向”。[1]本文将对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身体研究进行探微。
一、身体的象征性意蕴
重返“身体”的社会科学把身体从“身－心”的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从注重身体体验的角度，或者从注重身体的社会意义与象征意义的角度肯定了“身体”的地位。这其中，道格拉斯、赫兹、莫斯和冯珠娣的观点尤为突出。玛丽﹒道格拉斯强调身体是一种象征系统，她认为身体是整体社会的隐喻，身体中的疾病也仅仅是社会失范的一个象征反应，稳定性的身体也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隐喻，对社会关系中的风险和不稳定性的焦虑都可以通过身体秩序理论得到说明。道格拉斯注意到了身体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且强调身体的社会塑造特征，身体性的控制就是社会控制的表达；并且两种身体经验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不断转换。道格拉斯认为身体是一个模式，是个复杂的结构，它的边界可以代表任何有威胁和不牢靠的边界，它不同部分的功能及其相互联系为其他复杂的系统提供了象征的源泉。道格拉斯还指出了身体与文化象征的内在关联性。[2]赫兹研究了人类生活中对于左手和右手的看法，并发现了惊人的不平等；右手充满荣羚、令人满意的指派、特权，它行动、下命令和获取；左手则相反。[3]当今社会中的许多用品基本上都是按照右撇子的习惯来设计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社会其实是一个右撇子霸权的社会。莫斯则发明了——“身体技术”，这种身体技术带有鲜明的社会文化色彩，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打交道的对象其实不是具体的身体，而是各种身体技术。在莫斯的身体技术里，人及其身体表现方式与社会文化产生了别有意味的对接。这些身体技术的习得，使身体变成社会的身体，使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同时也就进行着社会规范的传递和文化的延续。冯珠娣则强调从多元的角度来研究身体，她认为身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关系，随着文明进程的推进，后者对前者的渗透愈来愈深，也愈全面。在现代社会里，身体与社会/文化有更紧密的扣连与镶嵌。这种身体与社会之间相互渗透的深密化，以及从此而强化的各种对立、紧张关系，构成现代文化的基本冲突与矛盾，也体现了现代心灵的分裂、焦虑或燥郁。[5]
二、身体的社会建构性意蕴
在身体的社会建构性研究方面，社会建构主义、布迪厄、女性主义和吉登斯的研究最为突出。建构主义强调人的身体横跨了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文化两个领域，其特征可概括为：更愿意将身体看成社会的意义系统，身体是一个整体社会的隐喻，身体表面不仅仅是光滑的肌肤，对身体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变成了当代身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布迪厄认为，身体是社会所建构的产物，或者说是惯习和场域共同作用的产物；反之，身体也影响着惯习和场域；同时，身体也是一种资本，在不同的惯习和场域的作用下，身体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也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2]37女性主义的研究目标主要在于揭示和批判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女性主义最核心的战斗武器就是社会性别。在女性主义看来，人的性别其实有两种：一个是社会性别，主要由后天的社会文化建构而成；另一个是生理性别，主要由先天遗传所造成；生理性别无法改变，而社会性别则可以改变，社会性别最重要。女性主义坚决反对“生理就是宿命”的观点，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激进女性主义则将身体的重要性推进到了另一个极端，其主要表现在强调女性身体的优越性、生理革命论、欲望政治化、性别表演等。吉登斯分别从健康、疾病和衰老等方面对身体社会学加以论述，并认为身体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还说明了身体与自我认同的特殊关联性：即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这些身体活动反映了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并影响到个体的自我建构。吉登斯认为，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身体逐渐成为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部分。[6]
三、沉默与反抗：身体的欲望、归训及其权力关系
莫斯的身体技术学说初涉身体的规训、实践，而埃利亚斯、福柯等人的研究则进一步发展了身体实践的研究。埃利亚斯主要以一种构型社会学的过程性视角，从身体行为的文明化过程入手，考察西方文明发展的动态过程，并以就餐行为、擤鼻涕、吐痰、卧室中行为、攻击行为等日常生活为例做了具体而详尽的身体阐述，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持续的个人习得和代际传递，身体的自然性不断被改造，各种社会文化的烙印逐渐增强。因此，整个西方社会文明的漫长进程，不仅是从宫廷礼仪礼貌再到文明的演变过程，也是身体不断被社会化、理性化、文明化的过程。[7]福柯对身体的研究其范围包括空间与身体、欲望与性、医学与身体、纪律与身体，并提出生物权力这一重要概念。福柯身体研究的核心主题是：“身体的即政治的、社会的”。[8]福柯从权力、知识和人的身体之间变化着的斗争与反抗关系出发，指出权力的眼睛是如何通过体制化的话语实施的(在现代社会中，身体不仅受到官僚政治机构、医院、监狱、疯人院的规训，而且受到大量以各种分散地分布的形式，如关于性的话语的规训)。身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隐喻，具有的符号意涵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布迪厄也认为不同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品位、性情倾向、生活方式、社會表现等，而这些都通过特殊的符号加之于身体并通过身体表现出来，这种身体的差异性表现，更体现了一种权力和社会不平等。[2]62女性主义受福柯权力学说的影响，认为身体也卷入了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作为一种生产力直接地控制和干预身体，并给它打上了各种经过训练或折磨的标记。征服体制利用有关身体的知识及其对身体力量的驾驭能力形成了身体的技术政治学，以此来控制身体并制造驯服的身体。
四、结语
身体毕竟只是一种象征、一种载体、一种隐喻，身体背后所潜藏的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意蕴。身体社会学的兴盛、对“身体”研究的繁荣有助于重建明晰的身体意象，有助于挖掘人的潜在本质，有助于进一步拨开人类自身的迷雾。
关键词：身体研究；社会建构；规训；权力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0
20世纪80年代，身体开始成为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趋势成为社会理论的“躯体转向”。[1]本文将对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身体研究进行探微。
一、身体的象征性意蕴
重返“身体”的社会科学把身体从“身－心”的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从注重身体体验的角度，或者从注重身体的社会意义与象征意义的角度肯定了“身体”的地位。这其中，道格拉斯、赫兹、莫斯和冯珠娣的观点尤为突出。玛丽﹒道格拉斯强调身体是一种象征系统，她认为身体是整体社会的隐喻，身体中的疾病也仅仅是社会失范的一个象征反应，稳定性的身体也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隐喻，对社会关系中的风险和不稳定性的焦虑都可以通过身体秩序理论得到说明。道格拉斯注意到了身体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且强调身体的社会塑造特征，身体性的控制就是社会控制的表达；并且两种身体经验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不断转换。道格拉斯认为身体是一个模式，是个复杂的结构，它的边界可以代表任何有威胁和不牢靠的边界，它不同部分的功能及其相互联系为其他复杂的系统提供了象征的源泉。道格拉斯还指出了身体与文化象征的内在关联性。[2]赫兹研究了人类生活中对于左手和右手的看法，并发现了惊人的不平等；右手充满荣羚、令人满意的指派、特权，它行动、下命令和获取；左手则相反。[3]当今社会中的许多用品基本上都是按照右撇子的习惯来设计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社会其实是一个右撇子霸权的社会。莫斯则发明了——“身体技术”，这种身体技术带有鲜明的社会文化色彩，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打交道的对象其实不是具体的身体，而是各种身体技术。在莫斯的身体技术里，人及其身体表现方式与社会文化产生了别有意味的对接。这些身体技术的习得，使身体变成社会的身体，使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同时也就进行着社会规范的传递和文化的延续。冯珠娣则强调从多元的角度来研究身体，她认为身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关系，随着文明进程的推进，后者对前者的渗透愈来愈深，也愈全面。在现代社会里，身体与社会/文化有更紧密的扣连与镶嵌。这种身体与社会之间相互渗透的深密化，以及从此而强化的各种对立、紧张关系，构成现代文化的基本冲突与矛盾，也体现了现代心灵的分裂、焦虑或燥郁。[5]
二、身体的社会建构性意蕴
在身体的社会建构性研究方面，社会建构主义、布迪厄、女性主义和吉登斯的研究最为突出。建构主义强调人的身体横跨了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文化两个领域，其特征可概括为：更愿意将身体看成社会的意义系统，身体是一个整体社会的隐喻，身体表面不仅仅是光滑的肌肤，对身体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变成了当代身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布迪厄认为，身体是社会所建构的产物，或者说是惯习和场域共同作用的产物；反之，身体也影响着惯习和场域；同时，身体也是一种资本，在不同的惯习和场域的作用下，身体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也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2]37女性主义的研究目标主要在于揭示和批判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女性主义最核心的战斗武器就是社会性别。在女性主义看来，人的性别其实有两种：一个是社会性别，主要由后天的社会文化建构而成；另一个是生理性别，主要由先天遗传所造成；生理性别无法改变，而社会性别则可以改变，社会性别最重要。女性主义坚决反对“生理就是宿命”的观点，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激进女性主义则将身体的重要性推进到了另一个极端，其主要表现在强调女性身体的优越性、生理革命论、欲望政治化、性别表演等。吉登斯分别从健康、疾病和衰老等方面对身体社会学加以论述，并认为身体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还说明了身体与自我认同的特殊关联性：即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这些身体活动反映了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并影响到个体的自我建构。吉登斯认为，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身体逐渐成为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部分。[6]
三、沉默与反抗：身体的欲望、归训及其权力关系
莫斯的身体技术学说初涉身体的规训、实践，而埃利亚斯、福柯等人的研究则进一步发展了身体实践的研究。埃利亚斯主要以一种构型社会学的过程性视角，从身体行为的文明化过程入手，考察西方文明发展的动态过程，并以就餐行为、擤鼻涕、吐痰、卧室中行为、攻击行为等日常生活为例做了具体而详尽的身体阐述，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持续的个人习得和代际传递，身体的自然性不断被改造，各种社会文化的烙印逐渐增强。因此，整个西方社会文明的漫长进程，不仅是从宫廷礼仪礼貌再到文明的演变过程，也是身体不断被社会化、理性化、文明化的过程。[7]福柯对身体的研究其范围包括空间与身体、欲望与性、医学与身体、纪律与身体，并提出生物权力这一重要概念。福柯身体研究的核心主题是：“身体的即政治的、社会的”。[8]福柯从权力、知识和人的身体之间变化着的斗争与反抗关系出发，指出权力的眼睛是如何通过体制化的话语实施的(在现代社会中，身体不仅受到官僚政治机构、医院、监狱、疯人院的规训，而且受到大量以各种分散地分布的形式，如关于性的话语的规训)。身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隐喻，具有的符号意涵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布迪厄也认为不同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品位、性情倾向、生活方式、社會表现等，而这些都通过特殊的符号加之于身体并通过身体表现出来，这种身体的差异性表现，更体现了一种权力和社会不平等。[2]62女性主义受福柯权力学说的影响，认为身体也卷入了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作为一种生产力直接地控制和干预身体，并给它打上了各种经过训练或折磨的标记。征服体制利用有关身体的知识及其对身体力量的驾驭能力形成了身体的技术政治学，以此来控制身体并制造驯服的身体。
四、结语
身体毕竟只是一种象征、一种载体、一种隐喻，身体背后所潜藏的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意蕴。身体社会学的兴盛、对“身体”研究的繁荣有助于重建明晰的身体意象，有助于挖掘人的潜在本质，有助于进一步拨开人类自身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