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袁世凯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权力达到了顶峰,但他并不满足,又开始觊觎皇帝宝座。为了加紧复辟,他精心策划,制造舆论,并让幕僚美国人古德诺抛出了《共和与君主论》,将中国当时的政治乱局归咎于共和体制,认为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因此中国人需要一个皇帝。
　　此言一出,举国哗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此之前,梁启超在北京已经看出了袁世凯的野心,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复辟,就是叛国!”为了驳斥其复辟图谋,梁启超还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4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梁启超的文字在当时被称为利刃,可以杀人,果然名不虚传!全文气势磅礴,历数民国以来的乱政,字字句句直指要害,毫不留情地揭穿了袁世凯的复辟野心,读来酣畅淋漓,大快人心。
　　袁世凯得知消息后,不禁大惊失色,冷汗直冒,仿佛被人脱光了衣服游街示众,慌忙派人给梁启超送去二十万大洋。名义上说是给梁的父亲做寿礼,实际上心照不宣,这二十万大洋就是买梁启超的一篇文章,请他高抬贵手,不要在报上发表此文。袁世凯没料到,送钱的人竟无功而返,还遭到梁启超严词拒绝:“袁世凯太瞧不起人了,以为什么人都可以拿钱收买!”
　　袁世凯不愧是超级政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派人告诉梁启超:“你流亡国外十几年,那种艰苦的滋味想必早已尝够了,现在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何必又要自找苦吃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袁世凯亮出了底牌。面对威胁,梁启超丝毫不惧,从容笑答:“我已经是流亡的经验家了,再流亡一次简直轻车熟路。”
　　实际上,袁世凯放出此话,除了威胁之外,还有另一层深意。这要从戊戌变法说起,1898年6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宣布实施新政,但是仅仅维持了103天,变法失败。光绪被慈禧太后囚禁,“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梁启超被迫远走他乡,流亡日本。直到1912年,袁世凯当上总统后,主动邀请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回国参政。梁启超满怀热情,欣然回国,由此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
　　袁世凯自认为对梁有知遇之恩,所以软硬兼施,委婉暗示,希望他能顾及当年旧情,网开一面。但袁世凯失算了,梁启超毫不留情面,1915年8月,他把这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在《大中华》月刊,其余各报迅速转载,一时间洛阳纸贵,有人买不到报纸,只好借来抄读。《亚细亚报》公开悬赏三千元,征文反驳梁启超,却无人敢应征。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登基复辟,终于走上了不归路。梁启超立即联合蔡锷将军,在云南发起了讨袁护国战争,其余各省迅速跟进,纷纷宣布独立,反对帝制。袁世凯四面楚歌,仅做了83天皇帝,就被迫宣布“退位”,3个月后一命呜呼。
　　不知袁世凯临死之前可曾后悔?倘若站在袁的立场来看,梁启超的确不够“义气”。人家大老远把他从日本请来,让他免受流离之苦,还加以提拔重用,知恩不报也就算了,而他偏偏成了袁世凯的掘墓人。是不是很没人情味?
　　或许,这正是梁启超最为可敬之处。他一生只忠于真理,一旦发现有人背叛真理,无论是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与之战斗到底。作为当时知名的社会专家,梁启超掌握了一部分话语权,但他不畏强权,不徇私情,不为金钱所诱,而是始终坚持真理,敢说真话。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其人其文,足为后世楷模。
　　图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