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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遣小组成立
1959年5月的一天，我在外交部大饭厅吃午饭，同桌的有西亚非洲司一处温业湛副处长。听说温副处长要去闻名全球的炎热国家苏丹，在“火炉子”喀土穆选址建馆，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要去那里“烤烤”了。听到我有点幸灾乐祸的话，温笑眯眯地说，是呀，第一次去非洲工作就赶上高温国家，接受“烤烤”的恐怕还不止我一个吧。温笑语中似有言外之意。果然，下午一上班，三处处长刘英仙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派你去苏丹使馆工作，当翻译。先遣组6月出发，那里环境艰苦复杂，要注意使馆的安全，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温副处长在驻外使馆工作过，有事多请教他。刘处长操着浓重的山东胶东口音，慢条斯理地给我上了一堂“上阵”前的必修课。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愣住了。1958年刚从北大东语系毕业入部，时隔半年就要出国工作，有些不知所措。我去找温副处长，他在北楼办公室为建馆做头绪繁多的准备工作。温副处长耐心地给我讲使馆工作特点、生活细节、着装要求等，听了之后我心里有了点底。几天后，我回家告别二老。老爸说了不少革命词句：“这是领导对你的信任，好好干，别给家里丢脸。”老妈嘱咐我：“注意身体，常来信，别惦记家里。”老妈是最疼我的，给我包了顿饺子，我有意多吃，不时地看着她。妈有些老了。
回到北京，首任驻苏丹大使王雨田召集大家开会。王大使是新四军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个医生。此前任驻民主德国使馆参赞，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不土，不傲，不摆老资格，知书达理，党性很强。王大使说，新中国成立十年了，我们在努力打开对外工作局面，现在和苏丹建交了，东北非还没有我们的工作据点（当时只和埃及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要做好苏丹工作，也要开拓东北非工作局面。去一个新地方，要学的东西很多，要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用自己的头脑去看，去听，去说，有些书和资料可以做参考。王大使还强调，要讲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不搞自由主义。对这些话，自己听得明白但也不完全明白，尤其是内部关系方面。外交部干部等级严格，自己是小小干部，一定要听领导的话。我想起刚入部时老同志嘱咐的三句话：“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后来经常想这三句话，琢磨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完全不看不听不问，也不行吧。
对苏丹了解太少赶紧补课。入部之前买了一本《非洲内幕》，作者是美國著名记者兼政治评论家约翰·根室。这本书让我对苏丹有了笼统的了解，突出的印象是：天气热（50多摄氏度），面积大（约为中国面积的四分之一），肤色黑（尤其是南苏丹人），尼罗河流经全境。
苏丹曾是英属殖民地，设总督，后为英、埃共管。1956年1月1日独立。20世纪50年代，亚非民族运动高涨，苏丹工人、妇女、学生运动发展，是阿拉伯国家中相当民主开放的国家；有人民民主党（属哈特未亚教派的政治组织）、民族联合党（知识界、中产阶级为主体），还有共产党（不公开活动）。苏丹独立后第一届政府由民族联合党组成。1958年军事政变后，易卜拉欣·阿布德中将任国家元首。军政权承认新中国，1959年2月，两国建交。
头枕匕首睡觉
6月中旬，先遣组抵达喀土穆。苏丹之热名不虚传。当地没有空调，只有一种用水降温的电风扇，晚上热得睡不着觉。白天洗了衣服第一件挂在太阳底下，挂第二件的时候第一件已经干了。千万不能用手摸大铁门，粘下一层皮不是闹着玩的。每天冒高温出去跑，一天吃两顿饭。没有办公桌，在大木箱上放块木板办公。
为了安全，先遣组带了双筒猎枪。外交官携带武器，是对驻在国不信任，除非形势需要。例如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中国大使有“神枪手”护卫。美驻外使馆有海军陆战队站岗。携带武器入境必须办理准入手续，猎枪作为打猎工具，不作武器论，必要时可防身。为试枪，去郊外椰枣林朝天放了几枪，双筒猎枪交机要员保管。我分到一把匕首，睡觉时放在枕下，听到动静立刻行动。
开始时租了一家平房小院，由于还没开馆，苏丹治安部门未派警卫把守。当时国民党在非洲的势力比我们大，苏丹邻国乌干达就有国民党的“使馆”，西方国家特务和情报部门在苏丹有活动。我驻外人员还要严防绑架，曾发生过某国绑架我使馆人员未遂事件。我有生头一次“枕戈待旦”。大家把床垫放在地上睡觉，担心哪位同志“梦游”，把自己人当不速之客，动起家伙可就惨了。
不久，使馆租到交通部部长辛迪·谢里夫的一处住宅。王雨田大使来了以后，有卫兵把守了。领导强调外事纪律，出门必须双人同行，除安全考虑外，还有出了事相互帮助相互做证。后来，我当了外交官，对外办事坚持双人同行。再后来，我被任命为大使，同官方和使团打交道一定带翻译，要求翻译做谈话记录。1991年海湾战争前，萨达姆接见美驻伊大使，这位大使通晓阿拉伯语，未带翻译。据外电称，当时萨达姆问美大使，如果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交界处发生事端，美态度如何。美大使答，这是伊、科之间的事。萨达姆理解为伊侵科美不会做出反应，于是大举入侵科威特，引发海湾战争。后来谈起此事，美国务院强调大使回答未经授权，擅自做主。美大使不服，坚称她是按国务院指示谈话，但没有旁证，有口难辩。
还要防窃听。买车修车买家具，乃至接受礼品，都要防范被安装窃听装置。使馆在官邸旁租用了一座平房，与官邸一墙之隔。平房是两层楼的地基，因工作需要加盖一层。施工期间，使馆监督施工者有无异常举动。工程结束，过了一段时间，底层屋子的一面墙壁不时发出响声，引起我们的注意。为探究竟，索性把墙面打破，水泥隔层里发现了一根电线，深入地下，顺藤摸瓜在不少房间发现了窃听器。电线对外伸向何方？我们选定了可疑方向，掘地两米多深，果然发现电线通向后墙，进入邻居院内。院内住着一对夫妇，来自某大国，在某国际组织工作。我们掘地时，两人在阳台上用不安的眼光看着我们，看来心中有鬼。一位常来工地的外国工程师，同我们打交道彬彬有礼，有求必应，也暗中做了手脚。
第一次给大使当翻译
先遣组抵喀土穆后，选馆址，对外联系，购买食品用品等，经常跑外，实践中把在学校学的正统阿拉伯语“苏丹化”了，学会一些土语。大使到任后去苏丹外交部礼节性拜会，由我做翻译。第一次给大使做翻译，确实紧张，担心出原则性错误。记得刚进亚非司工作时，抄一份上呈文件，把“否则影响两国友好关系”抄成“否则影响两国外交关系”，幸好领导上报前发现了。事后，领导找我谈话：外交文件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文字表达，你第一次犯错误，可以原谅，如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就要考虑你是否有政治上的问题。领导谈话口气平和，并无恫吓之意，这句话记忆至今。 20世纪70年代初，苏丹元首尼迈里主席访华，曾同毛主席谈到南苏丹问题。毛主席说南苏丹人口并不多（当时南方人口900多万，占苏丹总人口三分之一），要发展南方经济，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南北战事持续多年，2011年，南苏丹共和国宣告独立。
周总理访问苏丹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访非洲十国，首次提出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苏丹是周总理访非的第八个国家，官方热情接待。周总理和苏丹元首会谈，访问产棉区，离开时苏丹百姓夹道欢送，总理站在敞篷车上向群众挥手致意。陈毅副总理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出访给予高度评价：“此行不虚，由此为证。”
周总理和陈老总来访，是使馆头等大事。全体馆员出动，轮流值班去机场看守总理专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住在共和国宫。我作为联络员住在宫里，随时同接待方官员保持联系，那几夜基本没合眼。
同苏丹领导人阿布德中将举行会谈时，为尊重对方讲阿拉伯语，要我当翻译。我没有思想准备，自己做事务性工作方面的翻译尚可，怎能做政治会谈翻译？“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没有商量余地，只能硬着头皮上。我紧张极了，总理说的话我听得清楚，阿布德将军讲官方阿语我也能听懂，但当他激动起来语速很快还夹着土语时，我懵了。从来没有给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水平低，既无经验也无技巧，也不敢要求对方再说一遍。这时冀朝铸同志坐了过来，用英语翻译，帮我解了围。我羞愧难当，坐在一旁，心中特别不是滋味。国宴时，周总理和阿布德的講话都有稿子，我只需“照本宣科”。回想会谈时没有完成任务，很感不安，但又很兴奋，因为给周总理当过翻译了。
时间过了0时，共和国宫二层楼一间宽大的房屋尚未熄灯，灯光透过白色百叶窗照在走廊上，那是总理的卧室。总理离开北京近20天了，旅途劳顿，每天会谈参观，深夜仍阅读文件思考工作。我方警卫人员昼夜值班，他们之间也常问，总理太累了怎么还不休息？等到总理屋内灯熄了，他们才坐下来轮流打个盹。
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共和国宫前的尼罗河两岸一片寂静，河水缓缓地向北流去，大地还在沉睡中，此时是凌晨4点。我们看见总理已站在走廊，面向尼罗河，身披中山装，活动手臂，在做晨练。警卫立即走上前去说：我们去叫醒陈老总吧。周总理立即阻止，并轻声地说：“让他多睡会儿吧。”总理也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这一幕，生动感人，触动了我内心深处，永生难忘。总理精力过人，严于律己，体贴入微地关心老战友。这短短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了多么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情怀，这是贯穿总理一生的美德。
周总理在非洲享有崇高声誉。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参加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工作时，在开罗街头听到埃及百姓高呼“周恩来！周恩来！”的名字。60年代，屈武率领上海杂技团到苏丹访问演出，游览喀土穆商业街，街道两旁行人驻足招手欢迎。有一群人高喊：“周恩来！周恩来！”在亚非人民心目中，周恩来就是新中国，周恩来的形象就是新中国的形象。他的名字超越国界，跨越亚洲，响彻在非洲城市的上空。
总理在苏丹的时候，时值凉爽季节，白天万里无云气温仍高，使馆熬了绿豆汤给代表团解暑。总理和陈老总的衣服拿回使馆清洗。他们的内衣已经穿得很旧了，陈老总的文化衫上面有洞。使馆女同事洗着衣服深情地说，看看，我们的领导出国还穿旧的破了洞的衣服。陈老总说话不多，同代表团成员交流看法时，我在旁观察，他有刚直果断的将帅风度，一身正气。陈老总敬重周总理，有时二人谈笑风生，在紧张工作中出现了轻快放松的气氛。
新中国培养年轻一代外交官，把他们派往亚非拉艰苦地区，经受锻炼，增长知识和才干。我在苏丹一干就是六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不仅看到苏丹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又透过苏丹看阿拉伯国家外交和西方外交，这是学习国际政治和外交业务极具实践意义的生动大课堂。
苏丹是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启蒙地，六年的喀土穆生活使我对这块土地和人民怀有一种特殊情怀。后来，在也门、伊拉克和沙特使馆工作，苏丹大使都是我的好朋友。苏丹驻伊拉克大使在海湾战争中留守巴格达，患白血病不治故去。每当看到他赠送的黑木雕刻小象和蛇皮便鞋，就会想起他真挚友好的音容笑貌。
在苏丹建馆的故事，是新中国外交史册的点点滴滴，反映出外交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种素质和才干。如今，中国外交已登上大国外交舞台，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挑战无处不在。祝愿我们的外交事业风雨无阻，大展宏图！
1959年5月的一天，我在外交部大饭厅吃午饭，同桌的有西亚非洲司一处温业湛副处长。听说温副处长要去闻名全球的炎热国家苏丹，在“火炉子”喀土穆选址建馆，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要去那里“烤烤”了。听到我有点幸灾乐祸的话，温笑眯眯地说，是呀，第一次去非洲工作就赶上高温国家，接受“烤烤”的恐怕还不止我一个吧。温笑语中似有言外之意。果然，下午一上班，三处处长刘英仙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派你去苏丹使馆工作，当翻译。先遣组6月出发，那里环境艰苦复杂，要注意使馆的安全，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温副处长在驻外使馆工作过，有事多请教他。刘处长操着浓重的山东胶东口音，慢条斯理地给我上了一堂“上阵”前的必修课。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愣住了。1958年刚从北大东语系毕业入部，时隔半年就要出国工作，有些不知所措。我去找温副处长，他在北楼办公室为建馆做头绪繁多的准备工作。温副处长耐心地给我讲使馆工作特点、生活细节、着装要求等，听了之后我心里有了点底。几天后，我回家告别二老。老爸说了不少革命词句：“这是领导对你的信任，好好干，别给家里丢脸。”老妈嘱咐我：“注意身体，常来信，别惦记家里。”老妈是最疼我的，给我包了顿饺子，我有意多吃，不时地看着她。妈有些老了。
回到北京，首任驻苏丹大使王雨田召集大家开会。王大使是新四军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个医生。此前任驻民主德国使馆参赞，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不土，不傲，不摆老资格，知书达理，党性很强。王大使说，新中国成立十年了，我们在努力打开对外工作局面，现在和苏丹建交了，东北非还没有我们的工作据点（当时只和埃及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要做好苏丹工作，也要开拓东北非工作局面。去一个新地方，要学的东西很多，要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用自己的头脑去看，去听，去说，有些书和资料可以做参考。王大使还强调，要讲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不搞自由主义。对这些话，自己听得明白但也不完全明白，尤其是内部关系方面。外交部干部等级严格，自己是小小干部，一定要听领导的话。我想起刚入部时老同志嘱咐的三句话：“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后来经常想这三句话，琢磨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完全不看不听不问，也不行吧。
对苏丹了解太少赶紧补课。入部之前买了一本《非洲内幕》，作者是美國著名记者兼政治评论家约翰·根室。这本书让我对苏丹有了笼统的了解，突出的印象是：天气热（50多摄氏度），面积大（约为中国面积的四分之一），肤色黑（尤其是南苏丹人），尼罗河流经全境。
苏丹曾是英属殖民地，设总督，后为英、埃共管。1956年1月1日独立。20世纪50年代，亚非民族运动高涨，苏丹工人、妇女、学生运动发展，是阿拉伯国家中相当民主开放的国家；有人民民主党（属哈特未亚教派的政治组织）、民族联合党（知识界、中产阶级为主体），还有共产党（不公开活动）。苏丹独立后第一届政府由民族联合党组成。1958年军事政变后，易卜拉欣·阿布德中将任国家元首。军政权承认新中国，1959年2月，两国建交。
头枕匕首睡觉
6月中旬，先遣组抵达喀土穆。苏丹之热名不虚传。当地没有空调，只有一种用水降温的电风扇，晚上热得睡不着觉。白天洗了衣服第一件挂在太阳底下，挂第二件的时候第一件已经干了。千万不能用手摸大铁门，粘下一层皮不是闹着玩的。每天冒高温出去跑，一天吃两顿饭。没有办公桌，在大木箱上放块木板办公。
为了安全，先遣组带了双筒猎枪。外交官携带武器，是对驻在国不信任，除非形势需要。例如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中国大使有“神枪手”护卫。美驻外使馆有海军陆战队站岗。携带武器入境必须办理准入手续，猎枪作为打猎工具，不作武器论，必要时可防身。为试枪，去郊外椰枣林朝天放了几枪，双筒猎枪交机要员保管。我分到一把匕首，睡觉时放在枕下，听到动静立刻行动。
开始时租了一家平房小院，由于还没开馆，苏丹治安部门未派警卫把守。当时国民党在非洲的势力比我们大，苏丹邻国乌干达就有国民党的“使馆”，西方国家特务和情报部门在苏丹有活动。我驻外人员还要严防绑架，曾发生过某国绑架我使馆人员未遂事件。我有生头一次“枕戈待旦”。大家把床垫放在地上睡觉，担心哪位同志“梦游”，把自己人当不速之客，动起家伙可就惨了。
不久，使馆租到交通部部长辛迪·谢里夫的一处住宅。王雨田大使来了以后，有卫兵把守了。领导强调外事纪律，出门必须双人同行，除安全考虑外，还有出了事相互帮助相互做证。后来，我当了外交官，对外办事坚持双人同行。再后来，我被任命为大使，同官方和使团打交道一定带翻译，要求翻译做谈话记录。1991年海湾战争前，萨达姆接见美驻伊大使，这位大使通晓阿拉伯语，未带翻译。据外电称，当时萨达姆问美大使，如果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交界处发生事端，美态度如何。美大使答，这是伊、科之间的事。萨达姆理解为伊侵科美不会做出反应，于是大举入侵科威特，引发海湾战争。后来谈起此事，美国务院强调大使回答未经授权，擅自做主。美大使不服，坚称她是按国务院指示谈话，但没有旁证，有口难辩。
还要防窃听。买车修车买家具，乃至接受礼品，都要防范被安装窃听装置。使馆在官邸旁租用了一座平房，与官邸一墙之隔。平房是两层楼的地基，因工作需要加盖一层。施工期间，使馆监督施工者有无异常举动。工程结束，过了一段时间，底层屋子的一面墙壁不时发出响声，引起我们的注意。为探究竟，索性把墙面打破，水泥隔层里发现了一根电线，深入地下，顺藤摸瓜在不少房间发现了窃听器。电线对外伸向何方？我们选定了可疑方向，掘地两米多深，果然发现电线通向后墙，进入邻居院内。院内住着一对夫妇，来自某大国，在某国际组织工作。我们掘地时，两人在阳台上用不安的眼光看着我们，看来心中有鬼。一位常来工地的外国工程师，同我们打交道彬彬有礼，有求必应，也暗中做了手脚。
第一次给大使当翻译
先遣组抵喀土穆后，选馆址，对外联系，购买食品用品等，经常跑外，实践中把在学校学的正统阿拉伯语“苏丹化”了，学会一些土语。大使到任后去苏丹外交部礼节性拜会，由我做翻译。第一次给大使做翻译，确实紧张，担心出原则性错误。记得刚进亚非司工作时，抄一份上呈文件，把“否则影响两国友好关系”抄成“否则影响两国外交关系”，幸好领导上报前发现了。事后，领导找我谈话：外交文件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文字表达，你第一次犯错误，可以原谅，如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就要考虑你是否有政治上的问题。领导谈话口气平和，并无恫吓之意，这句话记忆至今。 20世纪70年代初，苏丹元首尼迈里主席访华，曾同毛主席谈到南苏丹问题。毛主席说南苏丹人口并不多（当时南方人口900多万，占苏丹总人口三分之一），要发展南方经济，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南北战事持续多年，2011年，南苏丹共和国宣告独立。
周总理访问苏丹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访非洲十国，首次提出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苏丹是周总理访非的第八个国家，官方热情接待。周总理和苏丹元首会谈，访问产棉区，离开时苏丹百姓夹道欢送，总理站在敞篷车上向群众挥手致意。陈毅副总理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出访给予高度评价：“此行不虚，由此为证。”
周总理和陈老总来访，是使馆头等大事。全体馆员出动，轮流值班去机场看守总理专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住在共和国宫。我作为联络员住在宫里，随时同接待方官员保持联系，那几夜基本没合眼。
同苏丹领导人阿布德中将举行会谈时，为尊重对方讲阿拉伯语，要我当翻译。我没有思想准备，自己做事务性工作方面的翻译尚可，怎能做政治会谈翻译？“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没有商量余地，只能硬着头皮上。我紧张极了，总理说的话我听得清楚，阿布德将军讲官方阿语我也能听懂，但当他激动起来语速很快还夹着土语时，我懵了。从来没有给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水平低，既无经验也无技巧，也不敢要求对方再说一遍。这时冀朝铸同志坐了过来，用英语翻译，帮我解了围。我羞愧难当，坐在一旁，心中特别不是滋味。国宴时，周总理和阿布德的講话都有稿子，我只需“照本宣科”。回想会谈时没有完成任务，很感不安，但又很兴奋，因为给周总理当过翻译了。
时间过了0时，共和国宫二层楼一间宽大的房屋尚未熄灯，灯光透过白色百叶窗照在走廊上，那是总理的卧室。总理离开北京近20天了，旅途劳顿，每天会谈参观，深夜仍阅读文件思考工作。我方警卫人员昼夜值班，他们之间也常问，总理太累了怎么还不休息？等到总理屋内灯熄了，他们才坐下来轮流打个盹。
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共和国宫前的尼罗河两岸一片寂静，河水缓缓地向北流去，大地还在沉睡中，此时是凌晨4点。我们看见总理已站在走廊，面向尼罗河，身披中山装，活动手臂，在做晨练。警卫立即走上前去说：我们去叫醒陈老总吧。周总理立即阻止，并轻声地说：“让他多睡会儿吧。”总理也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这一幕，生动感人，触动了我内心深处，永生难忘。总理精力过人，严于律己，体贴入微地关心老战友。这短短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了多么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情怀，这是贯穿总理一生的美德。
周总理在非洲享有崇高声誉。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参加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工作时，在开罗街头听到埃及百姓高呼“周恩来！周恩来！”的名字。60年代，屈武率领上海杂技团到苏丹访问演出，游览喀土穆商业街，街道两旁行人驻足招手欢迎。有一群人高喊：“周恩来！周恩来！”在亚非人民心目中，周恩来就是新中国，周恩来的形象就是新中国的形象。他的名字超越国界，跨越亚洲，响彻在非洲城市的上空。
总理在苏丹的时候，时值凉爽季节，白天万里无云气温仍高，使馆熬了绿豆汤给代表团解暑。总理和陈老总的衣服拿回使馆清洗。他们的内衣已经穿得很旧了，陈老总的文化衫上面有洞。使馆女同事洗着衣服深情地说，看看，我们的领导出国还穿旧的破了洞的衣服。陈老总说话不多，同代表团成员交流看法时，我在旁观察，他有刚直果断的将帅风度，一身正气。陈老总敬重周总理，有时二人谈笑风生，在紧张工作中出现了轻快放松的气氛。
新中国培养年轻一代外交官，把他们派往亚非拉艰苦地区，经受锻炼，增长知识和才干。我在苏丹一干就是六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不仅看到苏丹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又透过苏丹看阿拉伯国家外交和西方外交，这是学习国际政治和外交业务极具实践意义的生动大课堂。
苏丹是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启蒙地，六年的喀土穆生活使我对这块土地和人民怀有一种特殊情怀。后来，在也门、伊拉克和沙特使馆工作，苏丹大使都是我的好朋友。苏丹驻伊拉克大使在海湾战争中留守巴格达，患白血病不治故去。每当看到他赠送的黑木雕刻小象和蛇皮便鞋，就会想起他真挚友好的音容笑貌。
在苏丹建馆的故事，是新中国外交史册的点点滴滴，反映出外交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种素质和才干。如今，中国外交已登上大国外交舞台，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挑战无处不在。祝愿我们的外交事业风雨无阻，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