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6年5月下旬，正当“文革”运动风云初起之际，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一直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的安东将军突然死亡。安东的死因扑朔迷离，在“文革”那种非常时期，“安东死亡事件”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又成了康生、江青等人攻击打倒军委老帅的一个借口，所引起的风波，数年未息。
安东将军清晨突发意外
1966年5月21日清晨，北京下起了小雨。
8时许，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办公室里，突然铃声大作。值班秘书赶忙接电话，一听，是个未脱稚气的女孩子焦急的声音：“叔叔，我爸爸突然发病，快不行了，你赶快来!”
值班秘书立即听出这是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安东的小女儿打来的电话。因为在此之前，他曾经是安东将军的机要秘书，对安东一家熟悉得很。
其时，安东的家与聂帅的住处仅一墙之隔。安东是聂帅的老部下，且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帅直接分管国防科委，由此，两家工作上、生活上更是常有往来。放下电话，聂帅秘书急匆匆赶过去了解情况。然而，一进安东将军的办公室，所见到的情景却让他惊呆了：
办公室里，安东将军单腿跪在地板上，一只手勉强扶着办公桌，另一只手里还握着电话，半瘫倒在那里。走过去一看，其脸色惨白、嘴唇乌紫，整个人已昏迷过去。
见此情形，很像是突发心脏病的症状。聂帅秘书和安东女儿两人手忙脚乱地将安东抱起来，小心地抬到旁边的一张藤椅上躺下。然后立即用电话与医院联系，请他们赶快派医生过来急救。
安排好这些事，秘书赶紧跑回聂帅住所，向聂帅作紧急报告。
听到秘书关于安东病危的报告，聂帅愣住了。
安东是聂帅的得力部下和助手，从建国初期在总参开始，跟随聂帅多年，彼此相知甚深。听了秘书的报告，联系到前不久安东发现心脏病的事，聂帅最初也认为安东可能是心脏病突然发作。听说已通知北京医院派医生来，聂帅连忙对秘书和身边一名照顾他起居的男护士吩咐说：“你们不要管我了，去照顾安东要紧，赶快把这里的氧气筒先拿去抢救。切记，在医生没到之前，不得离开，也不得停用氧气。”
聂帅秘书与那名男护士立即拿着氧气筒赶去，一面给安东输氧救治，一面焦急等着医生到来。期间，安东一直昏迷不醒，病情继续恶化。
急救电话打出去大约20分钟后，北京医院抢救组的专家匆匆赶来，并展开紧急救治，一面注射强心针，一面采用人工呼吸。然而，安东的情况很严重，呼吸很差，心跳也逐渐微弱下来。半个钟头后，其呼吸、心跳竟然全部停止，且瞳孔散大，呈现死亡征象。到9时40分，负责抢救的医生只得正式宣布抢救无效，安东将军已溘然去世，时年仅48岁。
安东，原名安振成，1918年出生于四川阆中。1932年(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5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因脑子灵活，聪明能干，又小有文化，曾任红四方面军师政治部秘书；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入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涯中，安东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一处副处长、冀热辽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东北分部执行处处长兼情报处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参谋处长、四野四十三军一二九师参谋长等职。
共和国成立后，安东先是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局第一副局长。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部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时，因赏识安东的才干，将其调任总参谋部，做了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中央军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处处长。
应当说，安东是个很称职的办公室主任。不仅是因为他文化水平高、思维敏捷，而且头脑清楚、办事细致，不管有多忙，每样事情总是井井有条，处置得当。同他共过事或打过交道的人，都十分欣赏安东这种杰出的办事能力。
聂帅深为赏识的得力助手
当时，身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总是每天早晨8点钟准时来到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总参谋部。聂总办公室在东侧，作战室在西侧，中间是会议室。一进门，他总是先直奔西边的作战室，首先听取值班参谋的报告，一般性的电报、战报、文件、电话记录都是当场处理。然后，他才来到东侧自己单独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安东已提前半小时，将必须在当天处理的各种文件、电报等整理好，并分门别类地放在聂总案头，等待聂总处置。聂荣臻开始办公时，安东就退出来，回自己办公室处理其他各类大小事务。聂总随时有事，总是按电铃叫他，安东闻声即来。聂总需要办什么事，习惯将要处理的问题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安东，通常是一张纸条记一件事。安东按字条办理，简便利落，效率很高。
安东这种办事水平和效能，深为聂帅所赏识。上世纪80年代，聂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当年在总参谋部的工作经历时，仍颇有感触，满带缅怀之情地谈起安东的这种能力：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来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的作战文电、各种情况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一一向我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713页)
朝鲜战争爆发后，总参谋部的工作非常紧张，作为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工作量极大，他自己说，在此期间，“是我一生最繁忙的时期”。终于，1952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晕倒在办公室里。经检查，心脏及血管、神经方面都有问题，需要治疗。经中央批准，聂荣臻于1953年初暂时离职治疗休养，总参的工作由粟裕接替。聂帅离开总参后，推荐安东出任总参装备计划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时，安东成为少数几个不足40岁的共和国年轻将军之一。
之后，聂帅分管国防科研工作，安东又成了聂帅的得力助手。1956年4月，中央批准成立负责导弹航空科研的领导机构“国家航空委员会”，由聂帅兼主任，安东任航委会委员兼秘书长。1958年又将“航委”与国防部五部合并，正式成立国防科委，聂帅任国防科委主任，安东任国防科委秘书长。“文革”前，安东任国防科委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对发展我国国防科研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我国涉及国防建设及现代化的一切机密(包括众所周知的“两弹一星”)，安东无不参与其中并为之付出巨大心血。正因为如此，也为日后将“安东之死”政治化、复杂化，埋下了祸根。
死亡原因成“政治问题”
5月21日，安东将军去世当天，聂帅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回到住处，对当前时局发展的忧虑和对安东猝逝的伤感交织在一起，让他感到心情郁闷。在坚持每天的例行散步时，聂帅边走边对身边的人感叹：“安东年纪轻轻，又喜欢体育运动，既会打乒乓球、网球，又爱滑冰、游泳，经常锻炼身体，健康状况一直挺好。不久前说是有心脏病，所以我让他到杭州来，跟我住一起，休息了十多天。前几天，他还几次来陪我散步，好好地，怎么这样突然就去世了，真是可惜!”
周围的人听了，也无不感慨叹息。然而，当天晚上，情况突变。
晚上11时许，聂帅正在院子里遵医嘱做睡前散步，负责安东将军治丧活动的总参谋部管理局派副局长姜严俊来到聂帅住所，向聂帅报告说，北京医院关于安东的尸检报告已经作出，结论是：安东并非死于心脏病，而是因其误服了大剂量的安眠镇静药“眠尔通”，导致中枢神经麻痹而死亡。据检查，安东仅有轻度心脏病，不致猝死。
聂帅听罢，大吃一惊，他似乎不相信这个结论，站住脚，连连向姜严俊副局长问了几次：“这尸检报告是否正确?”姜严俊均予以肯定地回答。
对此，聂帅沉默了，他没有再说话，只有闷头散步。姜严俊看聂帅心情不好，赶紧告辞，其他人也不敢作声。那天晚上，聂帅一个人闷闷地在院子里来回走着，比平时多走了10来分钟。
第二天早饭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给聂帅送来关于安东死亡的正式的尸检书面报告。聂帅紧锁眉头，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证实了昨晚姜严俊所说的结论。阅毕，他又再看了一遍，陷入沉思好一阵，才对罗舜初将军交待安东治丧活动的有关安排及应注意的事项。这天，聂帅心情更加不好，为此，推迟了两个小时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事实证明，聂帅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其时，正处于“文革”风云初起的非常时期，安东逝世3天前的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那个著名的“5·18”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经”，杀气腾腾地说中国有人要搞“政变”。由此，中央高层气氛骤然紧张，许多领导感到人人自危。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一个有着大军区首长高级军方职务，又掌握着我国国防尖端机密情报的负责干部，突然“非正常死亡”，当即引起中央及中央军委领导层的重视。
中央有关领导对此研究后作出决定：安东丧事活动照常进行，内部则展开调查，弄清安东“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不过，据知情者后来透露，当时调查的主要方向，是查清安东将军之死存不存在“他杀”(即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暗害)的可能。
康生插手列为“绝密专案”
7天后的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的通知，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这个“中央文革小组”以后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了权势极大的特殊机构。
众所周知，康生是一个靠整人起家，以搞专案整人为乐事的“专家”，40年代在延安整风时期“抢救运动”，整了一大批人；60年代又先后炮制“刘志丹小说专案”、“杨献珍专案”等，迫害一批党的领导干部。如今，窃据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大权，康生就趁机拿安东死亡事件做文章。
正当有关方面在对安东死因深入调查未有结论之际，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康生别有用心地提出“安东是不是有国际背景”的问题。康生所谓的“国际背景”，意指安东是不是同苏联方面有某种可疑的联系?当时，中苏交恶已久，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极度恶化，任何人、任何事，只要与“苏联”沾上边，即可能遭灭顶之灾。而安东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在1960年苏联专家撤出以前，自然同苏联方面有各种各样的交道。康生欲抓住这一点做文章，其用心非常险恶。
接着，康生又专门找到聂帅，说安东非正常死亡问题是个很严重的“特殊事件”，“可能有很复杂的政治背景”，要列为“绝密专案”，并决定改由公安部负责侦查，同时要国防科委积极配合。
在那时，不管什么样的人和事，只要一列为“专案”，即表明政治上有问题，而且性质严重，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没有问题也可能弄出问题来。康生打着“中央”的旗号，将其列为“专案”，由此看来，安东恐怕在劫难逃，聂帅对此不无忧虑。
对于安东这位十几岁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几十年出入生死，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对发展国防科研的贡献，聂帅是深有了解，且十分信任的。对这样一位富有才干和献身精神的年轻将领，竟然成了公安部侦查的“政治要案”的对象，这点让聂帅及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委的许多人都大惑不解。
不过，“专案”既然是中央定的，聂帅及其他领导也不便多说，只好静等调查结果，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水落石出，证明安东的清白。
造反派突然贴大字报发难
然而，没等公安部和国防科委的联合专案组调查出个结果，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在国防科委内部就围绕“安东死亡之谜”掀起了一场大的风波。其锋芒所及，最后竟牵涉到聂帅头上。
进入1966年8月，中国“文革”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提出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接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林彪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陈伯达、康生等“文革小组”大员，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整个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受此影响，8月23日，国防科委一些人带头造反，用大字报形式，将本身属于内部机密的“安东非正常死亡问题”捅了出来，公之于众。这份张贴于国防科委大楼的大字报，以典型的“文革”造反派语言，无端指责安东之死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行为”，进而指认安东为革命的“叛徒”。同时，该大字报还扬言，要以此为“突破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大无畏的造反精神”，揭开所谓“国防科委的阶级斗争盖子”云云。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犹如一枚重磅炸弹，顿时在国防科委机关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对此持激烈反对态度，认为安东之死尚属党内机密，况且，中央关于安东死亡问题的指示精神也要求保密，就更不应该就此随便贴大字报。于是，反对者当晚趁夜深人静，将此大字报揭下并立即销毁。
国防科委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为此展开激烈辩论。贴大字报的那些造反派及其支持者认为，贴大字报是“四大”，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予的权力，对方撕毁大字报，是反对“四大”，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动行为”。而揭撕大字报的那派群众则认为，这是保护国家机密的革命行动，同时指责对方有意将作为党和国家机密的事情捅出来，公之于众，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应当批判。两派为此争议不休、互不相让。以这一事件为起因，也是国防科委机关内部干部群众后来分裂成观点严重对立两大派的导火索之一。
聂帅仗义执言护安东
国防科委内部这件搅乱局势的“大字报事件”，开始时，聂帅并不知情。后来两方越闹越凶，争斗越来越激烈，聂帅才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聂帅为平息争斗，也为保护去世的安东，于8月底专门召集国防科委领导，当面指示说，关于“安东之死”，组织正在调查，没有正式结论前，此事不应在大字报上公开。要给群众做工作，说服他们并设法平息争论。后经国防科委领导多方努力，终于让这一“大字报事件”暂时平息下来。
9月12日，聂帅专门来到国防科委，听取关于国防科委机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汇报。汇报中，又有人提到安东问题。聂帅对此明确表态说，你们说安东平时不突出政治，这有可能，但是如果要说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看不是事实。几句话，将那些人说得面面相觑。
在那种非常时期和政治气氛下，聂帅如此为遭到造反派攻击且处于专案调查对象的安东将军仗义执言，明辨是非，是很难得的。也由此，在所谓“二月逆流”之后，林彪、江青等人整几个军委老帅时，“中央文革”那些人和造反派攻击批判聂帅，将这次表态讲话作为聂帅“包庇安东”的主要证据。
“安东之死”被列为专案后，聂帅从根本上不相信安东会有什么“政治问题”，更不相信康生、谢富治等人说安东有所谓“国际背景”，甚至里通外国。因此，为澄清事实，他也很想实事求是地弄清安东的真正死因。
公安部当时受康生、谢富治等控制，聂帅无力过问。为此聂帅指示国防科委负责人和参与调查的相关人员，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调查，弄清事情真相。既对死去的安东负责，也对其家人负责。这对保证调查的正常开展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死因调查扑朔迷离
然而，随着调查深入，逐渐得知，在安东猝逝前几天，也确有一些值得重视和思索的情况。5月21日前不久，国防科委办公室曾给安东送来几册《文件汇编》，是关于国防科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在机关民主生活会上给几位主要领导提的“意见”的综合汇报。其中，对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的安东，提的意见较多，也较尖锐。当然，这些针对安东的意见，主要是一些关于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如说安东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待下级爱训人、爱发脾气，处理事情也比较主观武断等等。其中按当时的标准和观点，比较严重的是这样一条，认为安东“不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是一个带政治性的，可以上纲上线的问题。无疑，在“文革”运动风潮乍起，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对此感到不安和自危的情况下，这些材料对安东肯定构成了某种压力。
特别是联系到经毛泽东点头认可，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中那一段让人触目惊心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段话，可以说让当时中国好大一批干部(包括军方领导)都感到惶恐不安。安东见到那几本文件汇编中对自己问题的披露(尽管是“民主生活会”)，又联想到《五·一六通知》中那咄咄逼人、分量非同一般的警告性言辞，其内心肯定比较紧张。
而且，聂帅后来还了解到，在安东去世前不久，某些领导曾经把国防科委这些年在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将责任全部推到安东头上。尤其是安东猝逝3天前的5月18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因“三家村”问题受冲击自杀辞世的消息震动北京及中央高层。这些情况综合起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文革”运动，安东的处境及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凭聂帅多年对安东的了解，其一贯精明能干，思想活跃开朗，这点谈不上多少实质内容的“问题”，似乎还不足以让年富力强的安东走上绝路。而且，专案人员的调查及现场勘察情况也不支持“自杀”为死因。首先，自杀者多半会做好充分准备及留下遗嘱之类，而安东将军却没留下类似“遗嘱”的东西。其次，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者一般会卧于床上安静辞世，而安东将军被发现昏迷时，是在办公桌前，一只手还手握电话话筒，这不像是一个立意自杀辞世者的模样姿势。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安东那一阵心情不好，夜眠很差，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导致不幸。
当然，对于聂帅来讲，也找不到安东之死不是自杀的足够理由和证据。不过，他相信一点，就是安东无论如何不会有“政治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聂帅才有9月12日在国防科委汇报会上被认为是“包庇安东”的一番讲话。
随着“文革”的深入，局势更加混乱，运动锋芒以及斗争矛头指向性也越来越宽泛，被揪斗打倒人物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国防科委内部两派斗争加剧，安东死亡事件，反倒成了次要问题，康生亲自布置的“专案调查”也由此不了了之。
聂帅再次为安东作结论
然而，1968年以来，全国大张旗鼓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时，国防科委内部又有人翻出旧账，再次将“安东之死”列为被清查的“专案”之一，组织人员展开全面调查。可是毕竟就是那么一个“非正常死亡问题”，查来查去，也无实质性进展，没查出安东将军任何一点可以大做文章的东西，所谓“专案调查”，再度搁浅。
1973年，政治形势稍有缓和，“安东之死”就那么不明不白地作为问题挂起，给安东的家人长期蒙上政治阴影。为此，安东将军的爱人李树坚给聂帅写去一封信，要求正式为安东作出组织结论。其时，聂帅尽管也因所谓“二月逆流”和“杨余傅事件”而被列为“犯错误”之“另类”，处境困难，但他仍本着负责的态度，给国防科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关于安东同志的非正常死亡问题，建议国防科委党委按中央1972年45号文件指示精神，作出恰当结论，并报军委审批。
聂帅在信中，有意仍称安东为同志，这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是需要一点不惧邪恶、坚持真理的胆魄和勇气的。
由于聂帅敢于出面仗义执言，国防科委有关领导经慎重研究，最后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经中央军委批准后，给已故多年的安东将军，作出了“没有政治问题，按病故人员对待”的正式结论。
至此，“文革”中曾经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又显得扑朔迷离的“安东之死”引发的种种风波，才得以划上句号。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环境更加宽松，安东将军的相关问题得到进一步落实和解决。类似《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谱》等多种出版物，在“安东”条目中，均采用“1966年5月逝世”这种表述，回避了“非正常死亡”的提法。
安东将军清晨突发意外
1966年5月21日清晨，北京下起了小雨。
8时许，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办公室里，突然铃声大作。值班秘书赶忙接电话，一听，是个未脱稚气的女孩子焦急的声音：“叔叔，我爸爸突然发病，快不行了，你赶快来!”
值班秘书立即听出这是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安东的小女儿打来的电话。因为在此之前，他曾经是安东将军的机要秘书，对安东一家熟悉得很。
其时，安东的家与聂帅的住处仅一墙之隔。安东是聂帅的老部下，且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帅直接分管国防科委，由此，两家工作上、生活上更是常有往来。放下电话，聂帅秘书急匆匆赶过去了解情况。然而，一进安东将军的办公室，所见到的情景却让他惊呆了：
办公室里，安东将军单腿跪在地板上，一只手勉强扶着办公桌，另一只手里还握着电话，半瘫倒在那里。走过去一看，其脸色惨白、嘴唇乌紫，整个人已昏迷过去。
见此情形，很像是突发心脏病的症状。聂帅秘书和安东女儿两人手忙脚乱地将安东抱起来，小心地抬到旁边的一张藤椅上躺下。然后立即用电话与医院联系，请他们赶快派医生过来急救。
安排好这些事，秘书赶紧跑回聂帅住所，向聂帅作紧急报告。
听到秘书关于安东病危的报告，聂帅愣住了。
安东是聂帅的得力部下和助手，从建国初期在总参开始，跟随聂帅多年，彼此相知甚深。听了秘书的报告，联系到前不久安东发现心脏病的事，聂帅最初也认为安东可能是心脏病突然发作。听说已通知北京医院派医生来，聂帅连忙对秘书和身边一名照顾他起居的男护士吩咐说：“你们不要管我了，去照顾安东要紧，赶快把这里的氧气筒先拿去抢救。切记，在医生没到之前，不得离开，也不得停用氧气。”
聂帅秘书与那名男护士立即拿着氧气筒赶去，一面给安东输氧救治，一面焦急等着医生到来。期间，安东一直昏迷不醒，病情继续恶化。
急救电话打出去大约20分钟后，北京医院抢救组的专家匆匆赶来，并展开紧急救治，一面注射强心针，一面采用人工呼吸。然而，安东的情况很严重，呼吸很差，心跳也逐渐微弱下来。半个钟头后，其呼吸、心跳竟然全部停止，且瞳孔散大，呈现死亡征象。到9时40分，负责抢救的医生只得正式宣布抢救无效，安东将军已溘然去世，时年仅48岁。
安东，原名安振成，1918年出生于四川阆中。1932年(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5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因脑子灵活，聪明能干，又小有文化，曾任红四方面军师政治部秘书；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入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涯中，安东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一处副处长、冀热辽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东北分部执行处处长兼情报处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参谋处长、四野四十三军一二九师参谋长等职。
共和国成立后，安东先是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局第一副局长。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部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时，因赏识安东的才干，将其调任总参谋部，做了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中央军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处处长。
应当说，安东是个很称职的办公室主任。不仅是因为他文化水平高、思维敏捷，而且头脑清楚、办事细致，不管有多忙，每样事情总是井井有条，处置得当。同他共过事或打过交道的人，都十分欣赏安东这种杰出的办事能力。
聂帅深为赏识的得力助手
当时，身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总是每天早晨8点钟准时来到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总参谋部。聂总办公室在东侧，作战室在西侧，中间是会议室。一进门，他总是先直奔西边的作战室，首先听取值班参谋的报告，一般性的电报、战报、文件、电话记录都是当场处理。然后，他才来到东侧自己单独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安东已提前半小时，将必须在当天处理的各种文件、电报等整理好，并分门别类地放在聂总案头，等待聂总处置。聂荣臻开始办公时，安东就退出来，回自己办公室处理其他各类大小事务。聂总随时有事，总是按电铃叫他，安东闻声即来。聂总需要办什么事，习惯将要处理的问题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安东，通常是一张纸条记一件事。安东按字条办理，简便利落，效率很高。
安东这种办事水平和效能，深为聂帅所赏识。上世纪80年代，聂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当年在总参谋部的工作经历时，仍颇有感触，满带缅怀之情地谈起安东的这种能力：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来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的作战文电、各种情况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一一向我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713页)
朝鲜战争爆发后，总参谋部的工作非常紧张，作为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工作量极大，他自己说，在此期间，“是我一生最繁忙的时期”。终于，1952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晕倒在办公室里。经检查，心脏及血管、神经方面都有问题，需要治疗。经中央批准，聂荣臻于1953年初暂时离职治疗休养，总参的工作由粟裕接替。聂帅离开总参后，推荐安东出任总参装备计划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时，安东成为少数几个不足40岁的共和国年轻将军之一。
之后，聂帅分管国防科研工作，安东又成了聂帅的得力助手。1956年4月，中央批准成立负责导弹航空科研的领导机构“国家航空委员会”，由聂帅兼主任，安东任航委会委员兼秘书长。1958年又将“航委”与国防部五部合并，正式成立国防科委，聂帅任国防科委主任，安东任国防科委秘书长。“文革”前，安东任国防科委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对发展我国国防科研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我国涉及国防建设及现代化的一切机密(包括众所周知的“两弹一星”)，安东无不参与其中并为之付出巨大心血。正因为如此，也为日后将“安东之死”政治化、复杂化，埋下了祸根。
死亡原因成“政治问题”
5月21日，安东将军去世当天，聂帅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回到住处，对当前时局发展的忧虑和对安东猝逝的伤感交织在一起，让他感到心情郁闷。在坚持每天的例行散步时，聂帅边走边对身边的人感叹：“安东年纪轻轻，又喜欢体育运动，既会打乒乓球、网球，又爱滑冰、游泳，经常锻炼身体，健康状况一直挺好。不久前说是有心脏病，所以我让他到杭州来，跟我住一起，休息了十多天。前几天，他还几次来陪我散步，好好地，怎么这样突然就去世了，真是可惜!”
周围的人听了，也无不感慨叹息。然而，当天晚上，情况突变。
晚上11时许，聂帅正在院子里遵医嘱做睡前散步，负责安东将军治丧活动的总参谋部管理局派副局长姜严俊来到聂帅住所，向聂帅报告说，北京医院关于安东的尸检报告已经作出，结论是：安东并非死于心脏病，而是因其误服了大剂量的安眠镇静药“眠尔通”，导致中枢神经麻痹而死亡。据检查，安东仅有轻度心脏病，不致猝死。
聂帅听罢，大吃一惊，他似乎不相信这个结论，站住脚，连连向姜严俊副局长问了几次：“这尸检报告是否正确?”姜严俊均予以肯定地回答。
对此，聂帅沉默了，他没有再说话，只有闷头散步。姜严俊看聂帅心情不好，赶紧告辞，其他人也不敢作声。那天晚上，聂帅一个人闷闷地在院子里来回走着，比平时多走了10来分钟。
第二天早饭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给聂帅送来关于安东死亡的正式的尸检书面报告。聂帅紧锁眉头，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证实了昨晚姜严俊所说的结论。阅毕，他又再看了一遍，陷入沉思好一阵，才对罗舜初将军交待安东治丧活动的有关安排及应注意的事项。这天，聂帅心情更加不好，为此，推迟了两个小时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事实证明，聂帅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其时，正处于“文革”风云初起的非常时期，安东逝世3天前的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那个著名的“5·18”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经”，杀气腾腾地说中国有人要搞“政变”。由此，中央高层气氛骤然紧张，许多领导感到人人自危。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一个有着大军区首长高级军方职务，又掌握着我国国防尖端机密情报的负责干部，突然“非正常死亡”，当即引起中央及中央军委领导层的重视。
中央有关领导对此研究后作出决定：安东丧事活动照常进行，内部则展开调查，弄清安东“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不过，据知情者后来透露，当时调查的主要方向，是查清安东将军之死存不存在“他杀”(即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暗害)的可能。
康生插手列为“绝密专案”
7天后的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的通知，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这个“中央文革小组”以后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了权势极大的特殊机构。
众所周知，康生是一个靠整人起家，以搞专案整人为乐事的“专家”，40年代在延安整风时期“抢救运动”，整了一大批人；60年代又先后炮制“刘志丹小说专案”、“杨献珍专案”等，迫害一批党的领导干部。如今，窃据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大权，康生就趁机拿安东死亡事件做文章。
正当有关方面在对安东死因深入调查未有结论之际，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康生别有用心地提出“安东是不是有国际背景”的问题。康生所谓的“国际背景”，意指安东是不是同苏联方面有某种可疑的联系?当时，中苏交恶已久，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极度恶化，任何人、任何事，只要与“苏联”沾上边，即可能遭灭顶之灾。而安东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在1960年苏联专家撤出以前，自然同苏联方面有各种各样的交道。康生欲抓住这一点做文章，其用心非常险恶。
接着，康生又专门找到聂帅，说安东非正常死亡问题是个很严重的“特殊事件”，“可能有很复杂的政治背景”，要列为“绝密专案”，并决定改由公安部负责侦查，同时要国防科委积极配合。
在那时，不管什么样的人和事，只要一列为“专案”，即表明政治上有问题，而且性质严重，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没有问题也可能弄出问题来。康生打着“中央”的旗号，将其列为“专案”，由此看来，安东恐怕在劫难逃，聂帅对此不无忧虑。
对于安东这位十几岁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几十年出入生死，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对发展国防科研的贡献，聂帅是深有了解，且十分信任的。对这样一位富有才干和献身精神的年轻将领，竟然成了公安部侦查的“政治要案”的对象，这点让聂帅及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委的许多人都大惑不解。
不过，“专案”既然是中央定的，聂帅及其他领导也不便多说，只好静等调查结果，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水落石出，证明安东的清白。
造反派突然贴大字报发难
然而，没等公安部和国防科委的联合专案组调查出个结果，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在国防科委内部就围绕“安东死亡之谜”掀起了一场大的风波。其锋芒所及，最后竟牵涉到聂帅头上。
进入1966年8月，中国“文革”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提出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接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林彪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陈伯达、康生等“文革小组”大员，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整个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受此影响，8月23日，国防科委一些人带头造反，用大字报形式，将本身属于内部机密的“安东非正常死亡问题”捅了出来，公之于众。这份张贴于国防科委大楼的大字报，以典型的“文革”造反派语言，无端指责安东之死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行为”，进而指认安东为革命的“叛徒”。同时，该大字报还扬言，要以此为“突破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大无畏的造反精神”，揭开所谓“国防科委的阶级斗争盖子”云云。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犹如一枚重磅炸弹，顿时在国防科委机关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对此持激烈反对态度，认为安东之死尚属党内机密，况且，中央关于安东死亡问题的指示精神也要求保密，就更不应该就此随便贴大字报。于是，反对者当晚趁夜深人静，将此大字报揭下并立即销毁。
国防科委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为此展开激烈辩论。贴大字报的那些造反派及其支持者认为，贴大字报是“四大”，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予的权力，对方撕毁大字报，是反对“四大”，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动行为”。而揭撕大字报的那派群众则认为，这是保护国家机密的革命行动，同时指责对方有意将作为党和国家机密的事情捅出来，公之于众，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应当批判。两派为此争议不休、互不相让。以这一事件为起因，也是国防科委机关内部干部群众后来分裂成观点严重对立两大派的导火索之一。
聂帅仗义执言护安东
国防科委内部这件搅乱局势的“大字报事件”，开始时，聂帅并不知情。后来两方越闹越凶，争斗越来越激烈，聂帅才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聂帅为平息争斗，也为保护去世的安东，于8月底专门召集国防科委领导，当面指示说，关于“安东之死”，组织正在调查，没有正式结论前，此事不应在大字报上公开。要给群众做工作，说服他们并设法平息争论。后经国防科委领导多方努力，终于让这一“大字报事件”暂时平息下来。
9月12日，聂帅专门来到国防科委，听取关于国防科委机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汇报。汇报中，又有人提到安东问题。聂帅对此明确表态说，你们说安东平时不突出政治，这有可能，但是如果要说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看不是事实。几句话，将那些人说得面面相觑。
在那种非常时期和政治气氛下，聂帅如此为遭到造反派攻击且处于专案调查对象的安东将军仗义执言，明辨是非，是很难得的。也由此，在所谓“二月逆流”之后，林彪、江青等人整几个军委老帅时，“中央文革”那些人和造反派攻击批判聂帅，将这次表态讲话作为聂帅“包庇安东”的主要证据。
“安东之死”被列为专案后，聂帅从根本上不相信安东会有什么“政治问题”，更不相信康生、谢富治等人说安东有所谓“国际背景”，甚至里通外国。因此，为澄清事实，他也很想实事求是地弄清安东的真正死因。
公安部当时受康生、谢富治等控制，聂帅无力过问。为此聂帅指示国防科委负责人和参与调查的相关人员，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调查，弄清事情真相。既对死去的安东负责，也对其家人负责。这对保证调查的正常开展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死因调查扑朔迷离
然而，随着调查深入，逐渐得知，在安东猝逝前几天，也确有一些值得重视和思索的情况。5月21日前不久，国防科委办公室曾给安东送来几册《文件汇编》，是关于国防科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在机关民主生活会上给几位主要领导提的“意见”的综合汇报。其中，对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的安东，提的意见较多，也较尖锐。当然，这些针对安东的意见，主要是一些关于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如说安东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待下级爱训人、爱发脾气，处理事情也比较主观武断等等。其中按当时的标准和观点，比较严重的是这样一条，认为安东“不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是一个带政治性的，可以上纲上线的问题。无疑，在“文革”运动风潮乍起，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对此感到不安和自危的情况下，这些材料对安东肯定构成了某种压力。
特别是联系到经毛泽东点头认可，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中那一段让人触目惊心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段话，可以说让当时中国好大一批干部(包括军方领导)都感到惶恐不安。安东见到那几本文件汇编中对自己问题的披露(尽管是“民主生活会”)，又联想到《五·一六通知》中那咄咄逼人、分量非同一般的警告性言辞，其内心肯定比较紧张。
而且，聂帅后来还了解到，在安东去世前不久，某些领导曾经把国防科委这些年在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将责任全部推到安东头上。尤其是安东猝逝3天前的5月18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因“三家村”问题受冲击自杀辞世的消息震动北京及中央高层。这些情况综合起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文革”运动，安东的处境及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凭聂帅多年对安东的了解，其一贯精明能干，思想活跃开朗，这点谈不上多少实质内容的“问题”，似乎还不足以让年富力强的安东走上绝路。而且，专案人员的调查及现场勘察情况也不支持“自杀”为死因。首先，自杀者多半会做好充分准备及留下遗嘱之类，而安东将军却没留下类似“遗嘱”的东西。其次，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者一般会卧于床上安静辞世，而安东将军被发现昏迷时，是在办公桌前，一只手还手握电话话筒，这不像是一个立意自杀辞世者的模样姿势。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安东那一阵心情不好，夜眠很差，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导致不幸。
当然，对于聂帅来讲，也找不到安东之死不是自杀的足够理由和证据。不过，他相信一点，就是安东无论如何不会有“政治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聂帅才有9月12日在国防科委汇报会上被认为是“包庇安东”的一番讲话。
随着“文革”的深入，局势更加混乱，运动锋芒以及斗争矛头指向性也越来越宽泛，被揪斗打倒人物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国防科委内部两派斗争加剧，安东死亡事件，反倒成了次要问题，康生亲自布置的“专案调查”也由此不了了之。
聂帅再次为安东作结论
然而，1968年以来，全国大张旗鼓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时，国防科委内部又有人翻出旧账，再次将“安东之死”列为被清查的“专案”之一，组织人员展开全面调查。可是毕竟就是那么一个“非正常死亡问题”，查来查去，也无实质性进展，没查出安东将军任何一点可以大做文章的东西，所谓“专案调查”，再度搁浅。
1973年，政治形势稍有缓和，“安东之死”就那么不明不白地作为问题挂起，给安东的家人长期蒙上政治阴影。为此，安东将军的爱人李树坚给聂帅写去一封信，要求正式为安东作出组织结论。其时，聂帅尽管也因所谓“二月逆流”和“杨余傅事件”而被列为“犯错误”之“另类”，处境困难，但他仍本着负责的态度，给国防科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关于安东同志的非正常死亡问题，建议国防科委党委按中央1972年45号文件指示精神，作出恰当结论，并报军委审批。
聂帅在信中，有意仍称安东为同志，这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是需要一点不惧邪恶、坚持真理的胆魄和勇气的。
由于聂帅敢于出面仗义执言，国防科委有关领导经慎重研究，最后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经中央军委批准后，给已故多年的安东将军，作出了“没有政治问题，按病故人员对待”的正式结论。
至此，“文革”中曾经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又显得扑朔迷离的“安东之死”引发的种种风波，才得以划上句号。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环境更加宽松，安东将军的相关问题得到进一步落实和解决。类似《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谱》等多种出版物，在“安东”条目中，均采用“1966年5月逝世”这种表述，回避了“非正常死亡”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