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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利他行为倾向量表、青少年社会支持问卷、幸福感指数量表，对广东省某寄宿制学校的 1147名小学生进行调查，考察利他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利他行为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因此社会支持在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关键词〕利他行为;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寄宿制小学生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35-0015-04
幸福是人类一直在探寻的主题，对自身情绪和生活状态的良好评价是幸福人生的重要内容。主观幸福感 （ Subjective Well -being） 是指个体根据自己制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做出整体性的评价，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成分：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1]。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对其进行研究，在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水平方面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体倾向于大学生、成人以及初中生、高中生为主的青少年群体，以小学生尤其是寄宿制小学生为对象的研究较少。寄宿制学校是教育体制改革下的新型办学模式，与普通小学生相比，寄宿制小学生在学校学习状况、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之处，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因此受到影响。探讨寄宿制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響机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有促进作用。
研究发现，利他行为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变量[2]。利他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最高水平，是个体自愿且未期待他人回报的助人行为[3]。研究表明，更乐意帮助他人，做出亲社会和利他行为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特质性快乐者[4]。积极参与利他服务可以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5]。也有研究表明，学生的利他行为可以提升其主观幸福感[6]。一项提升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践干预研究显示，利他的小学生更幸福[7]。综合已有研究认为，利他行为可能是提高寄宿制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一条佳径。目前对二者关系间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还较为缺乏，本研究旨在初步考察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利他行为究竟如何引发寄宿制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根据互惠利他模型（Reciprocal Altruistic Model），个体做出越多的助人行为，则越容易被社会所接纳，更容易获得他人的支持[8]。多项实证研究发现，利他行为可以改善个体的人际关系，为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9-10]。社会支持主要是来自家人、团体组织成员的关心、尊重和需要等心理帮助或物质支持，对维护和促进身心健康有重要作用[11]。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青少年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2-13]。社会支持是儿童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14]。王玉花[15]将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发现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强的正面影响，社会支持在有童年期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依恋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人类存在三种基本需求：自主需求（对自己有自主决定权）、胜任需求（认为自身有能力和价值）、关系需求（自己同他人有联系，有归属感，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16]。当个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则会得到积极健康发展。利他行为可以使个体的社会关系需求得到满足，获得他人的帮助与支持，这些满足可以使个体拥有更多的积极向上的情绪，进而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利他行为会影响社会支持的获得，而社会支持又会进一步影响主观幸福感，所以社会支持可能是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关系间的中介因素。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2.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即社会支持在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
选取广东省某寄宿制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整班方便取样的方式发放1200份问卷，剔除异常值和缺失值超过10%的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147份，有效率为 95. 58% 。其中，男生658人（57.2%），女生489人（42.6%）;四年级345人（30.1%），五年级419人（36.5%），六年级383人（33.1%）。被试平均年龄在9～13 岁之间（10.48 ± 0.96）。
（二）研究工具
1. 小学生利他行为倾向问卷
该量表由曹瑞、张海霞、马丽莉等[17]编制，包括奉献帮助、爱心助人、分享合作、友善慷慨四个维度，共计17个项目。信效度分析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4个维度的克伦巴赫α系数分别为0.70、0.70、0.68和0.61，总量表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5（p
〔关键词〕利他行为;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寄宿制小学生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35-0015-04
幸福是人类一直在探寻的主题，对自身情绪和生活状态的良好评价是幸福人生的重要内容。主观幸福感 （ Subjective Well -being） 是指个体根据自己制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做出整体性的评价，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成分：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1]。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对其进行研究，在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水平方面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体倾向于大学生、成人以及初中生、高中生为主的青少年群体，以小学生尤其是寄宿制小学生为对象的研究较少。寄宿制学校是教育体制改革下的新型办学模式，与普通小学生相比，寄宿制小学生在学校学习状况、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之处，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因此受到影响。探讨寄宿制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響机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有促进作用。
研究发现，利他行为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变量[2]。利他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最高水平，是个体自愿且未期待他人回报的助人行为[3]。研究表明，更乐意帮助他人，做出亲社会和利他行为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特质性快乐者[4]。积极参与利他服务可以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5]。也有研究表明，学生的利他行为可以提升其主观幸福感[6]。一项提升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践干预研究显示，利他的小学生更幸福[7]。综合已有研究认为，利他行为可能是提高寄宿制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一条佳径。目前对二者关系间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还较为缺乏，本研究旨在初步考察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利他行为究竟如何引发寄宿制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根据互惠利他模型（Reciprocal Altruistic Model），个体做出越多的助人行为，则越容易被社会所接纳，更容易获得他人的支持[8]。多项实证研究发现，利他行为可以改善个体的人际关系，为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9-10]。社会支持主要是来自家人、团体组织成员的关心、尊重和需要等心理帮助或物质支持，对维护和促进身心健康有重要作用[11]。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青少年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2-13]。社会支持是儿童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14]。王玉花[15]将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发现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强的正面影响，社会支持在有童年期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依恋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人类存在三种基本需求：自主需求（对自己有自主决定权）、胜任需求（认为自身有能力和价值）、关系需求（自己同他人有联系，有归属感，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16]。当个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则会得到积极健康发展。利他行为可以使个体的社会关系需求得到满足，获得他人的帮助与支持，这些满足可以使个体拥有更多的积极向上的情绪，进而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利他行为会影响社会支持的获得，而社会支持又会进一步影响主观幸福感，所以社会支持可能是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关系间的中介因素。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2.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即社会支持在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
选取广东省某寄宿制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整班方便取样的方式发放1200份问卷，剔除异常值和缺失值超过10%的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147份，有效率为 95. 58% 。其中，男生658人（57.2%），女生489人（42.6%）;四年级345人（30.1%），五年级419人（36.5%），六年级383人（33.1%）。被试平均年龄在9～13 岁之间（10.48 ± 0.96）。
（二）研究工具
1. 小学生利他行为倾向问卷
该量表由曹瑞、张海霞、马丽莉等[17]编制，包括奉献帮助、爱心助人、分享合作、友善慷慨四个维度，共计17个项目。信效度分析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4个维度的克伦巴赫α系数分别为0.70、0.70、0.68和0.61，总量表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