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是党的重要软实力和突出的组织优势，具有平等性、公开性、严肃性等特点。民主讨论的组织生活，严肃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尊重少数、尊重下级的民主精神，为增强党的凝聚力、生命力和创造力，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关键词] 延安时期 组织生活 党内民主 政党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优势十分突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优势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才完整形成的。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党内生活的特点和经验，对于增强新时期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和透明度，发展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主讨论的组织生活
畅所欲言、民主讨论，是延安时期党内组织生活的一个突出特点。刘少奇对党内的民主生活有过通俗而深刻的阐述。他说：“就是有什么事情，讓同志们发表一些意见，大家来讨论一下，商量一番，取得大家的同意，然后再去做。在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地方，也要尽可能地用一种民主的方式去进行工作，尽可能地用一种民主的精神来建立我们组织的民主生活。这样，我想我们同志之间的关系就会好一些，工作也会做得好一点，党里面的统一团结也会好一点。”[1]P387
针对过去党内存在的压制不同意见、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张闻天在1938年专门强调了民主生活的重要性：“党内领导同志千万注意，不要随便给下级同志们以‘倾向’的大帽子，以吓倒同志，而真能倾听同志们的意见，估计同志们某些思想的来源，给以克服，使之心悦诚服。要使同志们不怕发表自己的意见，而真能帮助他们在思想上的开展与进步，使他们真正能够灵活的懂得党的路线与策略，并学会自己全灵活运用，这是巩固与发展党的基本条件。”[2]P456张闻天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成为张闻天在党内生活中的一贯准则。在他负总责期间，除了中央讨论带全党、全局性的问题外，很少首先发言或结论，而是让分工负责有关问题的领导同志作报告。比如，中央应对西安事变时，由毛泽东作统战问题报告和结论，在白区工作会议上让刘少奇先作报告，多数情况下张闻天在大家讨论时中间发言，必要时最后再作个简短的总结发言。发电报时也一样，个人单独署名少，同别人联合署名多，其中三年内同毛泽东一道以“洛、毛”方式联合署名的电报达286份之多。
延安时期除了早先负总责的张闻天以外，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样十分注重民主生活。1941年7月中央明确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3]P147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指出：“讨论及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展民主同时并重，不可偏废。只有上面领导，而不启发下面积极性，是不能彻底讨论文件与检查工作的。只有下面的积极性，而没有上面的领导，会使讨论与检查脱离正确方向。”[3]P3651945年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封建专制时代还有那么几个开明的皇帝能广开言路，何况我们共产党呢？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4]P399
延安时期党内生活的民主性，还体现在党员可以在党内批评任何干部，党内生活中不称呼领导职务，形成了上下级一律平等、民主风气浓厚的党内生活氛围。对于这些民主作风，党的七大进行了制度总结，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党员可以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党的政策及各种问题，在未经决定以前，每个党员在党的组织内及党的会议上，均可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一经决议以后，即须服从，并须无条件地执行。”[5]P124正是这种民主生活氛围，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了集体智慧，促进了科学决策。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从一九三五年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处理全国性的重要问题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征询和听取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同志们的意见，对于不同的意见，一般也可以进行自由的反复的讨论。大家知道，中央有许多重要的指示，是先用草案的形式发给地方，要求各地在讨论和试行中加以修正，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以后，才根据各地的意见修正发布的。对于中央已经发布的指示，如果地方组织由于具体情况确实不能照样执行，中央也同意地方组织按照实际情况加以变通。”[6]P226
二、严肃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高质量的党内生活，既表现为党内民主的平等性，也表现为党内批评的严肃性。可以说，开展严肃深入的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优势，也是增强党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强大武器。毛泽东说：“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4]P339
中央领导不仅这么说，而且身体力行。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诚恳地多次作自我批评：“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4]P298有一次，他听到一些同志的意见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我提倡做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4]P343对于延安整风中的审干扩大化错误，毛泽东主动作自我批评：“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4]P262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这种自我批评、勇于担责的民主风范，进一步推进了全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党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 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对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的斗争历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他说：“我的本质是忠厚的、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革命的自信心和决心。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点，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也是错误的。在抗战初期，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对王明的机会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7]P568。博古在会上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8]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克服。
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针对有人以鲁迅为例否认要转变思想的论调，深挚地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明：“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1943年12月，张闻天写了整风笔记，对自己六届四中全会后所犯的“左”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自我批评，毫不含糊承担应负的责任。1944年12月，毛泽东给陈毅写信，要求他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4]P296事实正是这样。陈云回忆起延安时期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深有感触地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干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的指名道姓，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在所有干部中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会议上通过了这个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9]P239正是这种不居功、不诿过的领导作风，推动了整风的深入开展。对此，邓小平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10]P282
三、保护少数、尊重下级的民主精神
延安时期党内的民主生活会不但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服从”原则，而且还坚持多数尊重少数、中央尊重地方、组织尊重个人、上级尊重下级的原则。这“四个尊重”和“四个服从”共同构成了党内生活的完整内容。
比如1938年3月，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彭德怀，要求八路军调动部队西移，以加强黄河河防，击敌后路。朱德等人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根据实际情况向中央反复说明意见，坚持向太行山区进军，开展华北游击战争。1938年3月8日，中央回电肯定朱德的主张：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只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11]P769
延安时期我们党不仅善于尊重少数人的正确主张，而且对于少数人提出的意见当时多数反对的，则采取暂不作出决议或者暂缓作出决定、继续讨论和等待转变认识、逐步统一思想的办法。比如，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过去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当时有的中央负责同志思想转不过弯来，明确反对毛泽东的意见。少数同志认为，苏维埃后期尽管犯了“左”的错误，但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毛泽东没有压制这些意见，也没有强迫大家接受，最后会议没有就路线问题形成决议，随后在延安整风中继续讨论，在深化认识和反思总结党史中逐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
延安时期我们党不仅坚持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而且坚持中央尊重地方、上级尊重下级的平等精神。以苏中战役决策为例。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设想一个南线出击的战略计划，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时，太行区野战军主力出击豫东、山东野战军主力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华中野战军主力配合出击淮南地区蚌埠、浦口之间津浦铁路沿线。6月26日，毛泽东向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发出贯彻南线出击战略计划的作战命令，并限粟裕率华中主力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西入淮南作战。粟裕接到电报后，迅速向华中野战军纵队、师首长传达中央作战方针。同时，根据苏中和淮南的敌我军力、我方的财力和后勤供应能力等因素，粟裕提出主力不宜出击南线、发动苏中战役的建议。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意见、综合考虑后，于6月30日电复华中张、邓、粟、谭：“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12]P57同日，致电陈毅等，指出粟裕主张主力留苏中，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两封电报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意见的尊重。7月初，由于中原我军主力已胜利突围，中共中央根据情况变化，采纳粟裕的建议，对打算外线出击的计划作重要调整，明确电示：“苏北大战即将开始……我苏中、苏北各部最好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13]P360南线出击计划的调整表明，坚持党内民主既需要下级创造性地执行组织决议，又需要充分尊重地方和下级的建议，集中正確的意见，保障党的科学决策和团结统一。可以说，“四个服从”与“四个尊重”的有机统一，成为延安时期党内民主的一个典范。○
参考文献：
[1]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2]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C].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7]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8]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J].党的文献，1994，（1）.
[9]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邓小平文选（1938—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1]朱德年谱（1886—1976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2]粟裕文选（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13]粟裕战争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延安时期 组织生活 党内民主 政党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优势十分突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优势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才完整形成的。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党内生活的特点和经验，对于增强新时期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和透明度，发展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主讨论的组织生活
畅所欲言、民主讨论，是延安时期党内组织生活的一个突出特点。刘少奇对党内的民主生活有过通俗而深刻的阐述。他说：“就是有什么事情，讓同志们发表一些意见，大家来讨论一下，商量一番，取得大家的同意，然后再去做。在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地方，也要尽可能地用一种民主的方式去进行工作，尽可能地用一种民主的精神来建立我们组织的民主生活。这样，我想我们同志之间的关系就会好一些，工作也会做得好一点，党里面的统一团结也会好一点。”[1]P387
针对过去党内存在的压制不同意见、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张闻天在1938年专门强调了民主生活的重要性：“党内领导同志千万注意，不要随便给下级同志们以‘倾向’的大帽子，以吓倒同志，而真能倾听同志们的意见，估计同志们某些思想的来源，给以克服，使之心悦诚服。要使同志们不怕发表自己的意见，而真能帮助他们在思想上的开展与进步，使他们真正能够灵活的懂得党的路线与策略，并学会自己全灵活运用，这是巩固与发展党的基本条件。”[2]P456张闻天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成为张闻天在党内生活中的一贯准则。在他负总责期间，除了中央讨论带全党、全局性的问题外，很少首先发言或结论，而是让分工负责有关问题的领导同志作报告。比如，中央应对西安事变时，由毛泽东作统战问题报告和结论，在白区工作会议上让刘少奇先作报告，多数情况下张闻天在大家讨论时中间发言，必要时最后再作个简短的总结发言。发电报时也一样，个人单独署名少，同别人联合署名多，其中三年内同毛泽东一道以“洛、毛”方式联合署名的电报达286份之多。
延安时期除了早先负总责的张闻天以外，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样十分注重民主生活。1941年7月中央明确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3]P147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指出：“讨论及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展民主同时并重，不可偏废。只有上面领导，而不启发下面积极性，是不能彻底讨论文件与检查工作的。只有下面的积极性，而没有上面的领导，会使讨论与检查脱离正确方向。”[3]P3651945年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封建专制时代还有那么几个开明的皇帝能广开言路，何况我们共产党呢？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4]P399
延安时期党内生活的民主性，还体现在党员可以在党内批评任何干部，党内生活中不称呼领导职务，形成了上下级一律平等、民主风气浓厚的党内生活氛围。对于这些民主作风，党的七大进行了制度总结，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党员可以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党的政策及各种问题，在未经决定以前，每个党员在党的组织内及党的会议上，均可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一经决议以后，即须服从，并须无条件地执行。”[5]P124正是这种民主生活氛围，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了集体智慧，促进了科学决策。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从一九三五年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处理全国性的重要问题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征询和听取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同志们的意见，对于不同的意见，一般也可以进行自由的反复的讨论。大家知道，中央有许多重要的指示，是先用草案的形式发给地方，要求各地在讨论和试行中加以修正，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以后，才根据各地的意见修正发布的。对于中央已经发布的指示，如果地方组织由于具体情况确实不能照样执行，中央也同意地方组织按照实际情况加以变通。”[6]P226
二、严肃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高质量的党内生活，既表现为党内民主的平等性，也表现为党内批评的严肃性。可以说，开展严肃深入的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优势，也是增强党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强大武器。毛泽东说：“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4]P339
中央领导不仅这么说，而且身体力行。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诚恳地多次作自我批评：“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4]P298有一次，他听到一些同志的意见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我提倡做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4]P343对于延安整风中的审干扩大化错误，毛泽东主动作自我批评：“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4]P262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这种自我批评、勇于担责的民主风范，进一步推进了全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党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 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对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的斗争历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他说：“我的本质是忠厚的、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革命的自信心和决心。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点，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也是错误的。在抗战初期，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对王明的机会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7]P568。博古在会上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8]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克服。
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针对有人以鲁迅为例否认要转变思想的论调，深挚地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明：“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1943年12月，张闻天写了整风笔记，对自己六届四中全会后所犯的“左”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自我批评，毫不含糊承担应负的责任。1944年12月，毛泽东给陈毅写信，要求他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4]P296事实正是这样。陈云回忆起延安时期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深有感触地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干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的指名道姓，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在所有干部中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会议上通过了这个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9]P239正是这种不居功、不诿过的领导作风，推动了整风的深入开展。对此，邓小平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10]P282
三、保护少数、尊重下级的民主精神
延安时期党内的民主生活会不但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服从”原则，而且还坚持多数尊重少数、中央尊重地方、组织尊重个人、上级尊重下级的原则。这“四个尊重”和“四个服从”共同构成了党内生活的完整内容。
比如1938年3月，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彭德怀，要求八路军调动部队西移，以加强黄河河防，击敌后路。朱德等人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根据实际情况向中央反复说明意见，坚持向太行山区进军，开展华北游击战争。1938年3月8日，中央回电肯定朱德的主张：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只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11]P769
延安时期我们党不仅善于尊重少数人的正确主张，而且对于少数人提出的意见当时多数反对的，则采取暂不作出决议或者暂缓作出决定、继续讨论和等待转变认识、逐步统一思想的办法。比如，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过去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当时有的中央负责同志思想转不过弯来，明确反对毛泽东的意见。少数同志认为，苏维埃后期尽管犯了“左”的错误，但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毛泽东没有压制这些意见，也没有强迫大家接受，最后会议没有就路线问题形成决议，随后在延安整风中继续讨论，在深化认识和反思总结党史中逐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
延安时期我们党不仅坚持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而且坚持中央尊重地方、上级尊重下级的平等精神。以苏中战役决策为例。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设想一个南线出击的战略计划，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时，太行区野战军主力出击豫东、山东野战军主力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华中野战军主力配合出击淮南地区蚌埠、浦口之间津浦铁路沿线。6月26日，毛泽东向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发出贯彻南线出击战略计划的作战命令，并限粟裕率华中主力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西入淮南作战。粟裕接到电报后，迅速向华中野战军纵队、师首长传达中央作战方针。同时，根据苏中和淮南的敌我军力、我方的财力和后勤供应能力等因素，粟裕提出主力不宜出击南线、发动苏中战役的建议。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意见、综合考虑后，于6月30日电复华中张、邓、粟、谭：“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12]P57同日，致电陈毅等，指出粟裕主张主力留苏中，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两封电报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意见的尊重。7月初，由于中原我军主力已胜利突围，中共中央根据情况变化，采纳粟裕的建议，对打算外线出击的计划作重要调整，明确电示：“苏北大战即将开始……我苏中、苏北各部最好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13]P360南线出击计划的调整表明，坚持党内民主既需要下级创造性地执行组织决议，又需要充分尊重地方和下级的建议，集中正確的意见，保障党的科学决策和团结统一。可以说，“四个服从”与“四个尊重”的有机统一，成为延安时期党内民主的一个典范。○
参考文献：
[1]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2]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C].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7]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8]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J].党的文献，1994，（1）.
[9]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邓小平文选（1938—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1]朱德年谱（1886—1976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2]粟裕文选（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13]粟裕战争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