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植物的小文章算来也写了不少了。几个常在一起吃茶的朋友总是要问我，为什么要写它们呢，难道是为普及植物的知识？我倒不是这样的想法。又有朋友说我对植物有些“法喜”的态度，我也不置可否。幼年时的孤寂，大约只有田野里摇曳的野花能懂，一点可怜与自艾的情绪，在树林深处滋长，不至于受到干扰，这些都弥足珍贵。除去食用之敷，植物赐予我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弥补。我是从结识植物开始，才慢慢体会到生命，以及生命的循环往复、世事无常、人生的苦辣酸甜。植物固执地占据我的生活，隐秘地充斥于个人的成长历程，于今后，还将会促使生命日益完满。是以，我笔下的植物，无不带有我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是我的悲伤、沮丧、振作与欢欣。
　　昨晚，照例是和朋友们吃茶，语及近况，旧话题不由得重提。我依然不作解释。墙壁与地板是杉木做的，桌子是榉木打造的。屁股下面坐着的，却是藤椅。窗帘子吊着，那是棉布印染。端上来的是茶。一桌子点心，依次是薯条、葵花籽、花生、芝麻糖、金橘、柿饼。嘿，这就是我们的一部分生活，跟植物密切相关的生活。就着点心吃茶，他们聊得欢快，转瞬就忘了刚才提起的事情。而我的思绪，却从几只柿饼身上，一下子撇开到老远。
　　小时候特别期待过年。不仅可以穿新衣，放鞭炮，还可以吃到肉，吃到很多“好东西”。比如京果、麻枣、贯心糖、翻饺子、玉兰片、荷叶片、饼干，孩子们用了小伢瓢端来吃，却都不是稀罕物事，糯米粉或小麦粉做的。鄉下没啥新东西，只有用现成的粮食来翻些花样，调剂胃口。做京果是件磨人的活，要的是工夫。先把糯米泡上，每天换水，泡足整整二十天，沥干了，再去日头下晒，晒干了，再磨成粉，上笼蒸，蒸好了，揉成团，团好了，捏成条，捏好了，切成块，滚上现成的黄豆粉，搓得圆了，沾上糖，下了锅，沸油里头走一遭，捞起来，也就金灿灿的一竹匾。麻枣的做法也类似，不过是用作辅材的黄豆粉换成了芝麻。翻饺子做起来相对容易些，小麦粉发水，揉成面团，饧一饧面筋的劲道，擀面杖擀好抻开，菜刀横竖划成菱形片，中间再用刀脚破一道小口子，菱角尖从中穿过去，翻绞成形，再去下沸油锅，炸至金黄。荷叶片与玉兰片的做法，还是回到糯米上，磨浆，蒸熟，切成片，晒干，下油锅。荷叶片的制作粗糙，片片小荷叶似的“油炸货”。玉兰片则较为精致，里面轧染了红绿的颜料，片形像白玉兰花瓣一般晶莹剔透，中间红绿颜料切出来倒真是花的样子。大人们费尽工夫，终究是为了家里的孩子们和老人。小孩儿端出来吃，大家就要比，看谁家端出来的“内容”多，做得好，若是又多又好，左邻右舍交口称赞，大人们脸面上有光，心下自是得意，不枉辛苦一番。小时候，我的小伢瓢里总会比别人多一件东西。哎呀，绕这么大的一个圈子来说话，不过是想要告诉你，惭愧呀，我家只是多一样柿饼罢了。今天谁还稀罕这物事呢？包装精致的礼盒，孩子看到了，也懒得去拆开它。可是那时候乡下人拮据，走亲戚，看望老人，才会舍得买此“凉物”，孝敬一二。礼盒自然也是没有的，拎去时用马粪纸包一下，外面再用手帕子包扎，系成“十字口”的结，拎过去就算格外礼遇了。
　　我家的柿饼并非从供销社的门市部买来，是自家做的。仓房后面，有一棵柿子树，要三四个成年人才能合成一抱。祖父在世时曾说，他出生时这棵树就是有了的，谁知道它经历了多少岁月。听母亲讲，父亲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就高高地贴在这棵老柿子树上。说到这里，父亲就很有些不好意思。父亲说，“柿树爹爹”什么事都知道，我们做错了事，就是天塌下来也不打紧，柿树爹爹会原谅我们。我那时听到这些，半懂不懂，也懒得去管。老柿树是如此之粗，树杈又是如此之高，简直巴不住胳膊和双手，好不容易，抠到树纹裂隙，赤了脚蹬跗上去，却是再也不能往上攀爬半步。那时候，想了多少办法，小伙伴们搭了人梯，想要够得着哪怕一根树枝，“哎呀嗨哟”地加油，最后轰隆一声，人梯也散了架，倒下来，大伙儿滚落在仓房的草檐子和地皮上。而我们只能你架着我，我架着你，一群破裤头的小伙伴们躺在树底相互打趣，眼巴巴地看云团从树杈间飘走。要么，就是改换玩法，“立凉床”，细胳膊撑在地上，双脚翻上去，搭在树干上玩倒立。这都是调皮的玩法。也有文气些的。秋天，我们用泥巴搓成牛马猪羊、时蔬果馔、桌椅凳子之类的形状，在那里做买卖。金黄的柿叶抖落一地，拣拾干净的，一片片取了名字，唤作“一千”“一万”“二万”“三万”的“金叶子”，作价一直高到“九万两黄金”。还可以设置兑换处，大额与小额的金叶子互换，甚至还开了“当铺”。我少年时代的伙伴，现如今倒真有几个生意做得还算马马虎虎的，估计就是在老柿树底下发蒙，由此开窍。我那时是很羡慕“封官”的吧，隔三岔五便会玩一把这游戏，偷来祖父的羊毫笔，蘸了朱砂写上“丞相”“元帅”“先锋官”的字样，待小朋友们团团围坐，一一封赏。幼年时代，懂得了什么呢？潜意识里做下的事情，而今只能让人慨叹。回想之下，一片片金黄中的胭脂痕迹，至今历历在目，恍若一梦。
　　孩子们在老柿树下懵懂不觉地嬉戏、长大，但家里的大人，大抵从心底里都是敬畏这棵树的。柿树一侧，还有棵比它稍小些的桑树，是祖父幼年时手植，算起来也上了年岁。家里的猪和牛生产过后的胞衣，曾祖母会亲自动手，用稻草包裹，再用草绳捆扎，架到桑树的杈丫里。要是猫儿殁了，就捡个灶头上烟熏火燎、“漆黑得黑过日子”的破瓦罐盛着，也架到树杈上去。我至今也搞不懂这是什么风俗。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人们是绝对不会将“秽物”挂到柿树上去的。我小时候很有点木呆，往往喜欢去野地里捡拾枯树枝和蒿草秆回来，有时淋了雨，就会进屋里撒手丢下，站在堂屋里发愣，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遇到一句话也讲不完整，夜里发烧说胡话时，曾祖母便会到柿树的裂缝里塞根红布条，又叫我母亲晚上关门前，在堂屋一角烧几张黄表纸，再到门外也烧几张，撒一把米。大约是祈求神灵“放魂”吧。小时候，家里还有台老式的织机，曾祖母和母亲都是织布的好手，织布的时候，梭子在两手间不停地交换，线当里飞快地滑过来滑过去一条木鱼，而木条梃子上套好的十几个线轴，也就一齐抽线滚动，像小白鼠排着队拔丝，有趣得紧。但在这之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晴好的天气，柿树底下打扫得干干净净，曾祖母会恭敬地在柿树上扎上一匹布。之后，曾祖母搓棉条，母亲托线。而祖母，总是在柿树下纺线，一只手均匀地摇转纺车柄，另一只手则从棉条中变戏法似的抽出一根棉线。她纺出来的线又细又匀，像老柿树下的时光那样悠长。 　　记忆里的柿树粗壮、挺直，足可参天，它刚结出来的果子，我倒是看不真切。有早凋的果子，掉下来时，多是青黄的颜色。母亲起得早，会悄悄地出去走一遭，捡回来，放进醋里浸泡几日，柿子就软了，那样酸酸涩涩的味道，小时候食来觉得倒也不差。到秋天了，柿叶落尽，才看到满树红彤彤地挂了好多小灯笼，秋实累累，着实惹人喜爱。母亲在树下早就铺上了洁净的稻草，厚厚的一层，等着它们一个个熟透了掉下来。秋夜月华似水，我和弟弟有时会趁大人不注意，并排躺在稻草堆上静静地等，听得到彼此心里面叮咚、叮咚的声响。刚掉下来的柿子，剥去皮鲜甜可口，但也不能多吃，否则舌苔上会发涩发麻。母亲是有耐心的，她会捡起掉下来的柿子，放在糠皮篓里捂紧，不几天，柿子已经脱涩，皮酥肉软，吃起来满口的甜稠。就是这样的一棵柿子树，可惜的是再也见不着了。1986年村里动员搬迁新居，原来的祖屋台子全部辟为农田，纵是我和弟弟哭得要死，终究柿树还是被村里伐倒了事。
　　我是在浙北看到新生的柿子的。我所在的县城，小镇的乡下，柿子树栽种得尤为普遍。杭州的西溪，走进去，行道边也多的是柿子树。1996年，老柿树倒下十年之际，我才在西溪看到初结的柿子，天生地结实、饱满，天青色的果皮，白白地覆了一层粉霜，叫人如何也想不到的娇憨粉嫩。不管如何，这都是一个诗人喜爱的颜色。而我心下，此时已不难理解它们历经寒霜之后的红彤。也是在这一年，我搬迁新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房子很小，面積只有三十八点六二平方米，但带有四五平方米的一个小院。满院的杂草，除了一棵枇杷树之外，还有一棵小苗。那年冬天我抽空清理繁芜，打算只留下那棵枇杷，但转念想，不如也让它有个伙伴。头一年，院子里铺上青砖，这小苗似乎很不习惯，但是来年就挺直了腰杆，猛地蹿上一截，待它的叶片长出来，我才知道这是棵柿子树，似乎通达人意，生长得格外的发奋。秋雨的夜晚，在窗下眠卧，听着雨点打下，似乎都是故乡的声息。碰到天气晴和的周日，我在青砖上踱步，不经意间柿叶在脚边掉下一枚，倏忽之间，让人为之怔忡。我从幼年时代就与柿树结缘，一直到自己成门立户，依然与它息息相关，这也是旁人不易体察到的境遇。这还在其次。第三年它就开始挂果，结下了七颗。之后的一年，九颗。又一年，是十三颗。不过此时再也没有了吃柿子的心情，我只是喜欢在柿树身边徘徊，任由它们成熟脱落。而蚂蚁和鸟雀，或许就把它们当作了施舍与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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