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5岁的非著名作家马里奥·普佐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小说，作为一个追求纯粹文学艺术的作家，他的作品受到一些好评，如果照此写下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纯文学作家。但此时，普佐债务缠身，连最基本的生活费用都发生了困难，根本不可能埋头书斋心平气和地进行高雅的创作活动。于是他屈服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创作初衷，改写通俗类小说。3年后，《教父》一书横空出世，创造了当时的销售纪录。
　　1970年，30岁的艺术影片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遇到了与普佐相似的窘境，他执导的几部艺术类影片票房几乎颗粒无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欠了哪些人的数额难以想象的债务，在走投无路之际，派拉蒙公司派人与他商谈改编拍摄《教父》的事宜。他匆匆看了几页原作就大倒胃口，可是无论他怎样倒胃口，他的胃口终究还是需要粮食的，为了生存，科波拉也选择了屈服。不久，电影《教父》问世了，影片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
　　两个原本追求纯粹艺术的人，在向世俗投降之后创作出了真正的经典作品，这样的结果肯定大大出乎他们本人的意料。显然，当时他们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者他们当初仅仅是想以此换几块聊以为生的面包，可是他们却获得了高额的回报、空前的成功和巨大的荣誉。


　　普佐和科波拉所取得的成功看起来似乎让人困惑，在当今，是不是只有向世俗低头，是不是只有与世俗同流合污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任何艺术总是要与世俗保持相当的距离，两个向世俗低头的人所取得的成功的背后并不单纯是它的俗，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先前在追求高雅艺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雅的底蕴。离开了这样的艺术底蕴，一味地向世俗献媚，不可能产生任何精品。
　　向世俗低头的人本身肯定立于世俗之外，否则他们早就俗不可耐又何须与世俗媾和呢？高雅的艺术素养与通俗的表现手法相结合，才是《教父》获得成功的关键。很多艺术精品正是在雅与俗的相互交融中产生的，尽管有时候在这种交融中雅常常显得极不情愿。
　　（顾洪波荐自《青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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