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当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父亲的工作单位——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时，医院所在的那个小山沟——刘万家沟沸腾起来。当时，我刚满7岁，对于这场战争胜利的意义不甚明了，但那晚军民满怀胜利的喜悦、欢呼雀跃的情景至今留在我脑海中。
　　那年，我住读于延安当地的抗日小学。8月份正值在家过暑假，每天和几个同龄孩子们玩着打鬼子、抓汉奸的游戏，或模仿京剧《三打祝家庄》中的人物，在附近黄土坡上追来打去，弄得浑身是土，筋疲力尽。每天晚饭后，母亲帮我匆匆洗净，我便倒头而睡。
　　那天（后来我很快知道并记住了，那是8月15日）晚饭后，父亲照例出去查看重伤员的伤势，母亲帮我洗完澡、换好衣。突然窑洞外响起几声“咣咣”的敲锣声，锣声停处有人高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我噌的一下跑了出去，看到医院的机要秘书边敲边跑，大声喊着。显然他是接到电话最早正式得知这一消息的人，他当时尚未来得及向医院领导汇报，便直接跑出来敲锣向大家宣布这一天大的喜讯。接着，几个先听到喊声的年轻人和我们这帮孩子们也跟着这位秘书绕着山坡上的宿舍区、病房区跑起来，边跑边使劲喊着“日本投降了”、“鬼子完蛋了”……那一刻，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就好像我也上了战场，为打败日本鬼子出了力。
　　听到喊声，工作人员、家属和轻伤员们纷纷走出窑洞，当他们确认这一消息后，也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涌向医院一块较大场地——人们称之为“梨园”的地方。在梨园，人们的情绪更加兴奋，大家握手、拥抱、欢呼雀跃。一位年轻护士拉着我母亲的手，激动地说：“大姐，这下你可以看到女儿了。”因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我的父母出来参加抗战，我姐姐1937年5月出生不久便留在上海由外祖母抚养。小护士流着眼泪说：“我也快3年没见到爸妈了，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
　　很快，医院领导们也到了梨园。政委正式宣布这一喜讯，人们再一次长时间欢呼、跳跃起来，许多人摘下军帽抛向空中。政委请住院治疗的一位八路军著名高级将领讲话。他讲了什么我听不太懂，也没记住，只记得他的讲话不断被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所打断。
　　天黑了，梨园里燃起一堆堆篝火。人们围着篝火笑着、跳着、高声谈论着。我和小伙伴们在篝火间追逐嬉戏。《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此起彼伏地响起。不一会儿，一阵锣鼓声、唢呐声由远及近，是旁边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和附近的老乡们来了。“鲁艺”师生的到来给欢庆的场面增添了更多的情趣。
　　医院的外籍医生也深深浸染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被纳粹迫害逃到上海后又参加八路军的德籍犹太医生米勒把我扛在肩膀上，迈着一双长腿扭进秧歌队伍中，他把我放下，几个孩子便涌上去，争着要骑上他那宽阔的肩膀。年近半百的朝鲜医生方禹庸和夫人穿着民族服装，翩翩跳起我从未见过的朝鲜舞。人们围着篝火拉起圆圈，玩起击鼓传花的游戏。从北平来的医务主任现编现唱，声情并茂地表演了一段京韵大鼓；一位壮实的炊事员两手着地、两脚朝天地绕着篝火倒行一圈；头系羊肚毛巾的一位陕北老农，唱起高亢的信天游；我父亲一向严肃、内向，那晚也破天荒地当众唱了一段《游击队之歌》。我从未见他这么高兴过。
　　接下来大家做击鼓传花游戏，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那朵“花”恰在我刚要甩给旁边的方韩青时鼓声突然停止。活动组织者提着一筐梨走到我面前，问我表演什么。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恨不得赶紧跑出人群。这时，方韩青拉着我走进场中，学着大人的样子向四周行个军礼，不慌不忙地宣布：“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个‘鬼子汉奸狗咬狗’。”说完便拉开架势，冲着我“汪汪汪”地叫起来。我马上心领神会，这不是小孩子们经常玩的“狗打架”嘛！我也龇牙咧嘴地朝他“汪汪”起来。我俩在场子里一边叫着，一边左蹿右跳，不时厮打在一起。场外的几个更小的孩子一看我俩的架势，也跟着汪汪、呜呜地学起狗叫，大人们笑得前仰后合。
　　夜深了，人们仍然很兴奋。如果不是政委和各科主任再三提醒第二天还有繁忙的工作要做，人们一定会闹个通宵的。
　　回到家，父亲迅速睡下，他天亮后还要给伤员做手术。母亲却点燃一支别人送的红蜡烛，说是要给我太奶奶、外婆和姐姐写信。我朦朦胧胧睡去，天亮醒来，见母亲仍在奋笔疾书，脸上还有泪水，旁边放着好几页已经写满字的纸。
　　母亲的信是几天后托一位途径西安的同志带到那里再寄出的。我不知外婆她们是否收到这封长长的家信。但4年后上海解放，母亲见到我外婆和姐姐时才得知，我的太奶奶已在抗战胜利前夕因贫病交加而故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公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晚，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儿童在延安城附近一个小山沟里所看到的军民狂欢的场景，是中华大地上无数城市、乡村、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普天同庆欢乐场面的一个小小缩影。
　　整整60年过去了，我已是将要步入古稀的老人。然而，60年前的那个晚上却令我终生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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