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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克拉克教授在他的著作《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一书中详细探讨了现代大学中分离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的各种力量,以及重新整合连接体的条件。在我国的研究型大学中也出现了克拉克教授所描述的“教学漂移”和“科研漂移”的趋势,连接体面临着分裂的危险,需采取相应措施重新整合学术条件。
【Abstract】Professor Clark discusses the various forces of the sepa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teaching-learning combin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ies,and the conditions for reintegration in his book,"Place of Inquiry:Research and Advanced Education of Modern Universities",in research-based universities of China, the trend of "teaching drif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drift" as described by professor Clark have appeared.The combination is in danger of division,so we need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reintegrate academic conditions.
【关键词】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分化;整合
【Keywords】scientific research-teaching-learning combination;differentiation;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1 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的历史演变
大学起源于西欧中世纪,是由当时学者或师生自发聚集在某一场所研习学问、传道授业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行会色彩的组织。[1]中世纪大学功能单一(只有教学功能),缺乏形成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的条件。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为欧洲建立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大学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在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培养牧师、律师、医生、官员等)的基础上,增加了自由教育的内容,神学教育逐渐衰落,自由学科地位上升,教育开始走向普及化、世俗化、民族化和政治化。大学本身也转变成为民族国家发展服务的机构,在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下,增加了发展科学研究的功能,科研成为大学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19世纪初,为挽救德意志,洗刷军事失利带来的国耻,德国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学术教育上的繁荣和精神上的胜利实现民族复兴。因此,对大学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柏林大学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认为,新大学的本质是“客观的学问与主观的教养相结合”,[2]应教会学生通过探索、学习和研究与纯粹理性认识有关的客观学问来获得教养;新大学的发展应秉持“孤独和自由”,以“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办学方针,逐渐确立科研、教学、学习相统一的教育原则。在此过程中,科研成为连接教育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铸成了紧密的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这一原则对近现代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
2 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的分化与整合
现代大学中科研—教學—学习连接体并非一成不变和牢不可破。伯顿·克拉克在其所著的《探究的场所》一书中,对分化的力量和整合的条件进行了探索分析[3]。
2.1 两种漂移的分化力量
克拉克曾在《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基础》一书中提出,从国际上看,推动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相分离存在四个共同趋势:大众化高等教育运动、劳动力市场对各行专家需求的增长、前沿知识和现有可教的知识之间不断增长的断裂,以及政府赞助和监督的增强。
在《探究的场所》中,克拉克指出,分离连接体的力量存在两种漂移形式,即科研的漂移和教学的漂移。他强调,因现代科研的需要,越来越多的科研份额被安排在承担教学任务的系或单位之外,甚至安排在大学之外。这类以科研为主要任务的单位一般不再承担教学责任,在科研过程中也没有科研学徒的参与,更遑论教学模式,这些单位明确将科研活动从大学的教学单位和中心课程构架中分离出去,这个趋势就是所谓的“科研漂移”。[3]反过来,因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需要,大学低年级或中间年级的学生人数规模迅速扩大,可参与学术科研活动的学生比例相对迅速降低,教学从以科研为中心的系和大学中分离出来,转移到专门负责教学的机构和大学,这个趋势就是所谓的“教学漂移”。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工业的利益驱动作为分离的力量在科研漂移和教学漂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2 三个层次的整合条件
克拉克认为,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学系科、研究群体组成,层次多样,组织复杂,还包括大量学术活动。同时,系统内部充斥着一些相反的逻辑: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官僚式的行动习惯常常与系科、讲座和研究所的学院式、行会式的风格格格不入。在上层也许正确的东西,在底层可能并非如此。因此,在讨论整合的条件时至少要仔细考察高教系统、各大学机构和基层单位三个层次。
在高等教育系统层面,可以从四个方面搭建框架:一是将大学分为研究型部门和非研究型部门,允许少数大学高度集中进行科研和高级教育;二是将科研实力作为校级竞争的有利驱动力;三是构建有利的拨款模式为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四是树立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信念。
在大学层面,首先要将研究生阶段分离出来,使科研在大学的框架中与教学、学习建立紧密的联结。其次要建立畅通的经费渠道和自主的拨款制度,实行交叉补助,以加强科研和科研训练。 在基层单位层面,主要包括为负责开展实际行动的系、讲座、研究院、次级学院和科研群体等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鼓励高级学生加入实验室或研讨班,使有形的知识和缄默的知识(即怀疑、批判、积极的学习态度和学术精神)在教学群体和科研群体中得以传递,并以此维持这两种集体的相互联系。在组织上,教授和学生的集合形式决定了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的形式,并对教学和科研提供支持。在现代大学中,系和科研群体的融合造就了高等教育和科学的联姻,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在大学与现代化碰撞中仍发挥重要的作用。
3 对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启示
第一,在高等教育系统层面,继续加大研究生教育投入,设立专门的研究生培养基金,夯实连接体的基础。
近年来,我国高校科研经费增长快速,来自政府的纵向科研经费和来自企业的横向科研经费占比各一半,但经费总量与发达国家大学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用于研究生教育的经费得到了迅速增加,占高校经费投入的比重有所上升,其中来自国家的拨款占研究生培养费用的 50%,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应从国家层面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设立专门的研究生培养基金,稳固这个连接体。
第二,在大学和基层组织层面,应改革科研评价机制,合理控制研究生规模,在系等基层教学科研组织中要发挥导师的核心作用,调动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积极性,确保有形的知识和缄默的知识在教学群体和科研群体中得以传递,维护连接体的稳定。[4]
克拉克认为,教师通过科研活动进行教学,科研便成为一种教学形式;学生通过科研活动进行学习,科研便成为一种学习形式。 当导师和学生致力于研究共同的问题时,他们通过共同的研究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时他们更像研究中的同事,而不仅仅是师徒。然而,当前高校教师队伍的评价体系呈现出“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教师群体被迫从连接体中分离出来,打破了固有的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因此,高校应改革考核评价体系,将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数量纳入考评指标,从制度上建立科研-教学-学习的连接体的维护和发展机制,创新在科研实践中培养研究生的教育模式和方法。同时,合理规划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模,严格控制生师比,确保导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
此外,我国研究生教育采取的是导师责任制下的个体培养方式,导师的作用至关重要。导师需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积极承担责任,帮助和引导研究生进入学科领域,有针对性地指导其课程学习、学位论文,个性化地辅导其科研活动。在科研-教学-学习的连接体中,导师起核心支柱作用,是科研的实践者、教学的引导者、研究生学习的督促者,要在教学、科研的过程中,教育和引导研究生进行科研训练、获取知识。同时,在连接体中研究生是重要的参与者,是科研的初级训练者、教学的受益者和学习的主体。只有教师和学生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切实保证了其权益,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使连接体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三,在基层单位层面,高校应重视与企业建立利益共享、优势互补的产、学、研一体化的机制,激发企业支持研究生教育的热情,为连接体的长久发展提供外部动力。[4]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具有强烈的创新需求,而研究型大学则具备创新所需的技术基础和科研条件,两者联合,建立企业——高校的互动机制,可以发挥各自的優势,形成交叉互补、合作双赢,有利于在高校建立牢固的科研、教学和学习的紧密连接,一方面高校科研活动获得了来自企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高校在开展科研的过程中通过连接体的作用,提升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通过形成产、学、研相互依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的整合。
【参考文献】
【1】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4】王福胜,刘少雪. 我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要夯实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J]. 现代教育管理,2011(02):107-110.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3-0154-03
【Abstract】Professor Clark discusses the various forces of the sepa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teaching-learning combin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ies,and the conditions for reintegration in his book,"Place of Inquiry:Research and Advanced Education of Modern Universities",in research-based universities of China, the trend of "teaching drif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drift" as described by professor Clark have appeared.The combination is in danger of division,so we need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reintegrate academic conditions.
【关键词】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分化;整合
【Keywords】scientific research-teaching-learning combination;differentiation;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1 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的历史演变
大学起源于西欧中世纪,是由当时学者或师生自发聚集在某一场所研习学问、传道授业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行会色彩的组织。[1]中世纪大学功能单一(只有教学功能),缺乏形成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的条件。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为欧洲建立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大学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在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培养牧师、律师、医生、官员等)的基础上,增加了自由教育的内容,神学教育逐渐衰落,自由学科地位上升,教育开始走向普及化、世俗化、民族化和政治化。大学本身也转变成为民族国家发展服务的机构,在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下,增加了发展科学研究的功能,科研成为大学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19世纪初,为挽救德意志,洗刷军事失利带来的国耻,德国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学术教育上的繁荣和精神上的胜利实现民族复兴。因此,对大学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柏林大学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认为,新大学的本质是“客观的学问与主观的教养相结合”,[2]应教会学生通过探索、学习和研究与纯粹理性认识有关的客观学问来获得教养;新大学的发展应秉持“孤独和自由”,以“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办学方针,逐渐确立科研、教学、学习相统一的教育原则。在此过程中,科研成为连接教育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铸成了紧密的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这一原则对近现代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
2 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的分化与整合
现代大学中科研—教學—学习连接体并非一成不变和牢不可破。伯顿·克拉克在其所著的《探究的场所》一书中,对分化的力量和整合的条件进行了探索分析[3]。
2.1 两种漂移的分化力量
克拉克曾在《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基础》一书中提出,从国际上看,推动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相分离存在四个共同趋势:大众化高等教育运动、劳动力市场对各行专家需求的增长、前沿知识和现有可教的知识之间不断增长的断裂,以及政府赞助和监督的增强。
在《探究的场所》中,克拉克指出,分离连接体的力量存在两种漂移形式,即科研的漂移和教学的漂移。他强调,因现代科研的需要,越来越多的科研份额被安排在承担教学任务的系或单位之外,甚至安排在大学之外。这类以科研为主要任务的单位一般不再承担教学责任,在科研过程中也没有科研学徒的参与,更遑论教学模式,这些单位明确将科研活动从大学的教学单位和中心课程构架中分离出去,这个趋势就是所谓的“科研漂移”。[3]反过来,因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需要,大学低年级或中间年级的学生人数规模迅速扩大,可参与学术科研活动的学生比例相对迅速降低,教学从以科研为中心的系和大学中分离出来,转移到专门负责教学的机构和大学,这个趋势就是所谓的“教学漂移”。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工业的利益驱动作为分离的力量在科研漂移和教学漂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2 三个层次的整合条件
克拉克认为,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学系科、研究群体组成,层次多样,组织复杂,还包括大量学术活动。同时,系统内部充斥着一些相反的逻辑: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官僚式的行动习惯常常与系科、讲座和研究所的学院式、行会式的风格格格不入。在上层也许正确的东西,在底层可能并非如此。因此,在讨论整合的条件时至少要仔细考察高教系统、各大学机构和基层单位三个层次。
在高等教育系统层面,可以从四个方面搭建框架:一是将大学分为研究型部门和非研究型部门,允许少数大学高度集中进行科研和高级教育;二是将科研实力作为校级竞争的有利驱动力;三是构建有利的拨款模式为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四是树立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信念。
在大学层面,首先要将研究生阶段分离出来,使科研在大学的框架中与教学、学习建立紧密的联结。其次要建立畅通的经费渠道和自主的拨款制度,实行交叉补助,以加强科研和科研训练。 在基层单位层面,主要包括为负责开展实际行动的系、讲座、研究院、次级学院和科研群体等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鼓励高级学生加入实验室或研讨班,使有形的知识和缄默的知识(即怀疑、批判、积极的学习态度和学术精神)在教学群体和科研群体中得以传递,并以此维持这两种集体的相互联系。在组织上,教授和学生的集合形式决定了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的形式,并对教学和科研提供支持。在现代大学中,系和科研群体的融合造就了高等教育和科学的联姻,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在大学与现代化碰撞中仍发挥重要的作用。
3 对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启示
第一,在高等教育系统层面,继续加大研究生教育投入,设立专门的研究生培养基金,夯实连接体的基础。
近年来,我国高校科研经费增长快速,来自政府的纵向科研经费和来自企业的横向科研经费占比各一半,但经费总量与发达国家大学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用于研究生教育的经费得到了迅速增加,占高校经费投入的比重有所上升,其中来自国家的拨款占研究生培养费用的 50%,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应从国家层面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设立专门的研究生培养基金,稳固这个连接体。
第二,在大学和基层组织层面,应改革科研评价机制,合理控制研究生规模,在系等基层教学科研组织中要发挥导师的核心作用,调动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积极性,确保有形的知识和缄默的知识在教学群体和科研群体中得以传递,维护连接体的稳定。[4]
克拉克认为,教师通过科研活动进行教学,科研便成为一种教学形式;学生通过科研活动进行学习,科研便成为一种学习形式。 当导师和学生致力于研究共同的问题时,他们通过共同的研究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时他们更像研究中的同事,而不仅仅是师徒。然而,当前高校教师队伍的评价体系呈现出“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教师群体被迫从连接体中分离出来,打破了固有的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因此,高校应改革考核评价体系,将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数量纳入考评指标,从制度上建立科研-教学-学习的连接体的维护和发展机制,创新在科研实践中培养研究生的教育模式和方法。同时,合理规划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模,严格控制生师比,确保导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
此外,我国研究生教育采取的是导师责任制下的个体培养方式,导师的作用至关重要。导师需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积极承担责任,帮助和引导研究生进入学科领域,有针对性地指导其课程学习、学位论文,个性化地辅导其科研活动。在科研-教学-学习的连接体中,导师起核心支柱作用,是科研的实践者、教学的引导者、研究生学习的督促者,要在教学、科研的过程中,教育和引导研究生进行科研训练、获取知识。同时,在连接体中研究生是重要的参与者,是科研的初级训练者、教学的受益者和学习的主体。只有教师和学生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切实保证了其权益,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使连接体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三,在基层单位层面,高校应重视与企业建立利益共享、优势互补的产、学、研一体化的机制,激发企业支持研究生教育的热情,为连接体的长久发展提供外部动力。[4]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具有强烈的创新需求,而研究型大学则具备创新所需的技术基础和科研条件,两者联合,建立企业——高校的互动机制,可以发挥各自的優势,形成交叉互补、合作双赢,有利于在高校建立牢固的科研、教学和学习的紧密连接,一方面高校科研活动获得了来自企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高校在开展科研的过程中通过连接体的作用,提升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通过形成产、学、研相互依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的整合。
【参考文献】
【1】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4】王福胜,刘少雪. 我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要夯实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J]. 现代教育管理,2011(02):107-110.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3-015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