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可见，文章是写作主体的社会人生认知、内在精神和个性特质等人文素养的折射；人文素养是文章写作的基础动力，它决定了作者的作品内容格调、表达形式运用水平。所以，人文素养对于作者和文章来说极为重要，人文素养的培育应是写作教育的基础内容和核心内容。
然而，人文思想与精神缺失，人生、社会关注与认知缺少，写作动力缺乏，内容“假、大、空”，是當代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写作的主要痼疾。因此，写作教学以人文素养培育为基础和核心，显得尤为必要。
人文素养生成发展与人格品质有着重要关联。要培育写作所需要的人文素养体系，帮助学生产生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强大的写作动机、极具感染力的文章内容，哪些是写作教学人文素养培育中具有基元性、生长发展性和动力性的核心品质？
基于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精义及其培育的迫切性，在写作教学中，可将仁爱、正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批判精神等人格品质作为写作中最为需要的基础性核心人格予以培养。
一、仁爱
仁爱，是宽仁、慈爱，爱护、同情之意，是一种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特征，是一种宝贵的人性特征体现。
仁爱在整个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中居于核心地位，儒家认为“仁”是其他所有美德的核心和总纲，其他各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境界和道德品质，都是“仁”的原则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在现代看来，“仁爱”依旧是其他各种优秀道德品质的核心，它所衍生的人格品质主要体现在爱人、善良、友善、慈善、博爱、怜悯、救助、尊重、宽容、民主、和谐、克己严己、以德报怨、诚明、大智大勇等许多方面。这些人格特质，不仅是作家写作内涵产生的重要基石，是写作的重要驱动力，还是作品重要的人文内涵，是作品动人的人格力量。
曹禺一生热爱戏剧。在目睹了生命的诸多困厄和时代的艰难险恶之后，他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感悟，执笔刻画个体生命在经历人生惨痛沉浮时的高贵与美丽，最终创作出名作《雷雨》。而社会的黑暗、蒙昧，人们生活的艰难和痛苦，也激起了作者强烈的正义感和斗争勇气。在创作动机和作品内涵方面，仁爱之心是其写作内涵及写作动力产生的基础，仁爱之心所产生的爱人、怜悯、同情等人道精神是作者产生正义的基础，也是作者急于通过写作去揭露、饱含愤怒和同情去描述和控诉的基础动力。
仁爱及其衍生的人格品质对创作者的人文素养、写作动机及写作内容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几乎在所有作者、所有作品的写作活动与文本内容之中都有很明显的体现。
二、坚守和追求正义
正义是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是指符合事实、规律、道理或某种公认标准的，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和制度等。它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崇高价值。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因为正义，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以保障，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社会得以健康、持续地发展，人类文明得以进步。正义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评价因素。
作为元价值观之一，正义，这一基本规范可以衍生或包涵真理、公平、公道、清明、民主、自由、责任、正直、爱国、文明、良知、正当、法治、勇毅、不屈等系列具体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这些规范，是无数作品内涵的价值观主流。
坚守和追求正义，是创作者人文素养里重要的元价值因素和人格精神。因为坚守和追求正义，作者才能有坚定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认知、情感、行为才会符合社会规范和发展需要；因为坚守和追求正义，作者才能发现纷繁的社会现象的是非曲直，发现众多有重大意义的素材，确定作品的正确方向，让作品内容具有合理的、积极的引导社会发展的主体价值，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还是以现代作家曹禺创作《雷雨》为例。曹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青少年时代就目睹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经过几年酝酿、构思，完成了处女作《雷雨》。可以说，《雷雨》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曹禺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才拿起笔。他在《<雷雨>序》中说道：“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1]从这创作动机里，可以看出作者坚守和追求正义以及正义所衍生的公道、清明、良知、责任、自由、勇毅等人文品质，这对于生成写作内容产生了重大作用。
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易·象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此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2]，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
这种精神，是公认的、崇高的价值追求。比如，成就千古大业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感天地、泣鬼神。这种精神是作者写作的重要动力和源泉。司马迁虽遭受奇冤、奇耻，仍忍辱负重，满怀记历代帝王政绩，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记十表、八书等等伟业的宏伟激情，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并且，《史记》中司马迁用了大量的笔墨彰显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人们为远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而生活、奋斗，乃至献身。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精神，也是写作者的基本素质和写作动力之一。写作者如果没有这种人文素养，就没有追求卓越的激情和对正义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精神，就会缺少正气、事业心、责任感、意志、勇气，就会缺少写作的激情，就难以写出积极向上、具有感召力和震撼力的作品，就难以体现其作品对于社会的价值。 四、批判精神
批判精神是运用批判思维，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评论人或事物的是非、自我完善以及提出应该怎么做的一种人格品质。
批判精神源自于批判思维。“批判性思维是21世纪所要求的基本技能之一，是教育的目标之一，也是现代公民的素质。”[3]批判性思维的重要作用是引导人们冲破盲从和封闭，真正独立地去思考、理由充分地去否定，提出合理的建设性意见。所以，没有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就没有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没有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就会缺少正义的力量。
批判精神可衍生出追求真理、理性、自由、勇敢、质疑、自我完善、批判、探究与创造、追求至善至美等一系列人格特质。创作者有了这种人格精神，就会追求自我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就会勇敢地去思考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鞭挞丑恶、落后与封闭，提出具有发展性的锐意观点和做法，使文章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追求真理与完美的力量。这种精神对于创作者的个人品质、作品内容、创作动力异常重要，是推动创作者写作的主要人格精神之一。
（一）他相批判
他相批判，即对自身以外现象的批判。在写作中，他相批判是产生创作动机和写作内容的常见因素，时常充满锐意的进步力量。
鲁迅是近代文学创作领域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的代表。鲁迅作为民族的“灵魂”，其深刻的民族反思与批判意识，在那个特殊时期，如匕首、投枪，鞭挞了丑恶，激发了民族觉醒和民族正气，促进了中国人民对光明与进步的勇敢追求。比如，面对三大发明，他在《电的利弊》一文中深刻地剖析道：“火藥在中国被用来造鞭炮，而西方却用来造大炮；罗盘在中国被用来看风水，而西方却用来航海……”；在民族危机中，不管是《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类小说，还是《拿来主义》等杂文，对民族的深刻反思与批判，都警醒了每一个中国人，激起了民族的自觉与自立意识。理性、深刻的批判精神是鲁迅先生的写作及其在世界文学史的不朽地位得以形成的灵魂。没有批判思维，哪来的正义、理性、独立、进步、发展、敏感、思想力度和写作激情？
（二）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基于批判思维产生的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方向、规律的一种自觉的能动的预测和认识行为，是对事物现状、前途和命运遭遇到的困境和危难的忧虑和思索。这种人格品质主要体现在对人类、国家、社会、人民前途命运的忧患和萦系。
自古以来，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高风亮节与伟大人格的标志。《周易》中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到近现代，无数政治家、革命家、文化人基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推行革命、改革，都反映出中华民族在悠远的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深沉的忧患意识。人类历史表明，一个没有危机感和使命感的国家、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忧患意识贯穿于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传统的中国文学之中。无数作家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前途放在首位，将忧患意识升华为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成为了创作的巨大驱动力，作品体现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内容，使其独具历史沧桑的美感和丰富厚重的感染力。
在漫长的文学长河中，尤其让人景仰的是杜甫和鲁迅。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充满着浓厚的忧国忧民的意识。这种忧患意识贯穿了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鲁迅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先行者，以其惊世骇俗的文学开创了感时忧国的新文学发展方向。他以科学民主的精神反思历史，大力改造尚未觉悟的国民，期望重塑国民人性。鲁迅站在时代的前列，以广阔的胸襟、深深的忧患意识，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触发作家创作冲动的因素很多，纵览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学充满了文人们浓郁的忧国忧民意识。这些忧患意识和痛苦体验源于对现实的深刻认知与分析，打破了平庸、封闭的思维局限，是文学创作最深层、最持久的内驱力和最动人的内涵。
（三）忏悔
忏悔意识是主体对自身的过错或罪过自发进行内心审判的一种意识，是一种面对自己的深刻批判思维和勇敢批判精神。古代文学中常出现的“悔过”“悔罪”“追悔”“内省”“自讼”“反躬自省”“罪己”等思维意识皆属于忏悔意识的范畴。由于基于自身，忏悔是真挚、感人的作品内容的重要来源，是促进作者写作、完成自我超越的重要方式。忏悔意识是创作者的重要写作素养、写作动力，是作品内容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性因素。
比如巴金先生创作《随想录》。“文革”结束后，巴金开始创作这部散文，前后历时8年。先后出版了《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等5集作品。他并未像其他“文革”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四人帮”，而是对自己“做了十年的奴隶”的“奴在心者”心态作了毫不留情的自我解剖；同时，对全民族在“文革”浩劫中的病态思想和知识分子为自保而出卖朋友、出卖良知的行为作了深刻的思考与分析，表现了一位伟大作家的良心与勇气。这部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是一次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没有严苛的自我剖析、自我拯救与完善的忏悔，他不可能产生这么强烈的写作动机，完成5集满怀激情的鸿篇巨制。
上述从基本人性、社会发展与写作内容需要的基本精神、作者应具有的基本品质等角度，建构了促进作者人文素养生长、写作动机产生的具有基元性、动力性价值的核心人格品质培育体系。这个体系，在写作教学中应该作为基础内容予以重视和培育。
注释：
[1]曹禺：《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2]金元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页。
[3]武宏志：《批判思维》，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
然而，人文思想与精神缺失，人生、社会关注与认知缺少，写作动力缺乏，内容“假、大、空”，是當代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写作的主要痼疾。因此，写作教学以人文素养培育为基础和核心，显得尤为必要。
人文素养生成发展与人格品质有着重要关联。要培育写作所需要的人文素养体系，帮助学生产生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强大的写作动机、极具感染力的文章内容，哪些是写作教学人文素养培育中具有基元性、生长发展性和动力性的核心品质？
基于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精义及其培育的迫切性，在写作教学中，可将仁爱、正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批判精神等人格品质作为写作中最为需要的基础性核心人格予以培养。
一、仁爱
仁爱，是宽仁、慈爱，爱护、同情之意，是一种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特征，是一种宝贵的人性特征体现。
仁爱在整个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中居于核心地位，儒家认为“仁”是其他所有美德的核心和总纲，其他各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境界和道德品质，都是“仁”的原则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在现代看来，“仁爱”依旧是其他各种优秀道德品质的核心，它所衍生的人格品质主要体现在爱人、善良、友善、慈善、博爱、怜悯、救助、尊重、宽容、民主、和谐、克己严己、以德报怨、诚明、大智大勇等许多方面。这些人格特质，不仅是作家写作内涵产生的重要基石，是写作的重要驱动力，还是作品重要的人文内涵，是作品动人的人格力量。
曹禺一生热爱戏剧。在目睹了生命的诸多困厄和时代的艰难险恶之后，他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感悟，执笔刻画个体生命在经历人生惨痛沉浮时的高贵与美丽，最终创作出名作《雷雨》。而社会的黑暗、蒙昧，人们生活的艰难和痛苦，也激起了作者强烈的正义感和斗争勇气。在创作动机和作品内涵方面，仁爱之心是其写作内涵及写作动力产生的基础，仁爱之心所产生的爱人、怜悯、同情等人道精神是作者产生正义的基础，也是作者急于通过写作去揭露、饱含愤怒和同情去描述和控诉的基础动力。
仁爱及其衍生的人格品质对创作者的人文素养、写作动机及写作内容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几乎在所有作者、所有作品的写作活动与文本内容之中都有很明显的体现。
二、坚守和追求正义
正义是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是指符合事实、规律、道理或某种公认标准的，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和制度等。它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崇高价值。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因为正义，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以保障，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社会得以健康、持续地发展，人类文明得以进步。正义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评价因素。
作为元价值观之一，正义，这一基本规范可以衍生或包涵真理、公平、公道、清明、民主、自由、责任、正直、爱国、文明、良知、正当、法治、勇毅、不屈等系列具体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这些规范，是无数作品内涵的价值观主流。
坚守和追求正义，是创作者人文素养里重要的元价值因素和人格精神。因为坚守和追求正义，作者才能有坚定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认知、情感、行为才会符合社会规范和发展需要；因为坚守和追求正义，作者才能发现纷繁的社会现象的是非曲直，发现众多有重大意义的素材，确定作品的正确方向，让作品内容具有合理的、积极的引导社会发展的主体价值，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还是以现代作家曹禺创作《雷雨》为例。曹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青少年时代就目睹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经过几年酝酿、构思，完成了处女作《雷雨》。可以说，《雷雨》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曹禺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才拿起笔。他在《<雷雨>序》中说道：“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1]从这创作动机里，可以看出作者坚守和追求正义以及正义所衍生的公道、清明、良知、责任、自由、勇毅等人文品质，这对于生成写作内容产生了重大作用。
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易·象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此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2]，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
这种精神，是公认的、崇高的价值追求。比如，成就千古大业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感天地、泣鬼神。这种精神是作者写作的重要动力和源泉。司马迁虽遭受奇冤、奇耻，仍忍辱负重，满怀记历代帝王政绩，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记十表、八书等等伟业的宏伟激情，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并且，《史记》中司马迁用了大量的笔墨彰显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人们为远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而生活、奋斗，乃至献身。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精神，也是写作者的基本素质和写作动力之一。写作者如果没有这种人文素养，就没有追求卓越的激情和对正义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精神，就会缺少正气、事业心、责任感、意志、勇气，就会缺少写作的激情，就难以写出积极向上、具有感召力和震撼力的作品，就难以体现其作品对于社会的价值。 四、批判精神
批判精神是运用批判思维，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评论人或事物的是非、自我完善以及提出应该怎么做的一种人格品质。
批判精神源自于批判思维。“批判性思维是21世纪所要求的基本技能之一，是教育的目标之一，也是现代公民的素质。”[3]批判性思维的重要作用是引导人们冲破盲从和封闭，真正独立地去思考、理由充分地去否定，提出合理的建设性意见。所以，没有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就没有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没有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就会缺少正义的力量。
批判精神可衍生出追求真理、理性、自由、勇敢、质疑、自我完善、批判、探究与创造、追求至善至美等一系列人格特质。创作者有了这种人格精神，就会追求自我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就会勇敢地去思考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鞭挞丑恶、落后与封闭，提出具有发展性的锐意观点和做法，使文章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追求真理与完美的力量。这种精神对于创作者的个人品质、作品内容、创作动力异常重要，是推动创作者写作的主要人格精神之一。
（一）他相批判
他相批判，即对自身以外现象的批判。在写作中，他相批判是产生创作动机和写作内容的常见因素，时常充满锐意的进步力量。
鲁迅是近代文学创作领域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的代表。鲁迅作为民族的“灵魂”，其深刻的民族反思与批判意识，在那个特殊时期，如匕首、投枪，鞭挞了丑恶，激发了民族觉醒和民族正气，促进了中国人民对光明与进步的勇敢追求。比如，面对三大发明，他在《电的利弊》一文中深刻地剖析道：“火藥在中国被用来造鞭炮，而西方却用来造大炮；罗盘在中国被用来看风水，而西方却用来航海……”；在民族危机中，不管是《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类小说，还是《拿来主义》等杂文，对民族的深刻反思与批判，都警醒了每一个中国人，激起了民族的自觉与自立意识。理性、深刻的批判精神是鲁迅先生的写作及其在世界文学史的不朽地位得以形成的灵魂。没有批判思维，哪来的正义、理性、独立、进步、发展、敏感、思想力度和写作激情？
（二）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基于批判思维产生的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方向、规律的一种自觉的能动的预测和认识行为，是对事物现状、前途和命运遭遇到的困境和危难的忧虑和思索。这种人格品质主要体现在对人类、国家、社会、人民前途命运的忧患和萦系。
自古以来，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高风亮节与伟大人格的标志。《周易》中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到近现代，无数政治家、革命家、文化人基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推行革命、改革，都反映出中华民族在悠远的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深沉的忧患意识。人类历史表明，一个没有危机感和使命感的国家、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忧患意识贯穿于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传统的中国文学之中。无数作家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前途放在首位，将忧患意识升华为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成为了创作的巨大驱动力，作品体现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内容，使其独具历史沧桑的美感和丰富厚重的感染力。
在漫长的文学长河中，尤其让人景仰的是杜甫和鲁迅。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充满着浓厚的忧国忧民的意识。这种忧患意识贯穿了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鲁迅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先行者，以其惊世骇俗的文学开创了感时忧国的新文学发展方向。他以科学民主的精神反思历史，大力改造尚未觉悟的国民，期望重塑国民人性。鲁迅站在时代的前列，以广阔的胸襟、深深的忧患意识，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触发作家创作冲动的因素很多，纵览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学充满了文人们浓郁的忧国忧民意识。这些忧患意识和痛苦体验源于对现实的深刻认知与分析，打破了平庸、封闭的思维局限，是文学创作最深层、最持久的内驱力和最动人的内涵。
（三）忏悔
忏悔意识是主体对自身的过错或罪过自发进行内心审判的一种意识，是一种面对自己的深刻批判思维和勇敢批判精神。古代文学中常出现的“悔过”“悔罪”“追悔”“内省”“自讼”“反躬自省”“罪己”等思维意识皆属于忏悔意识的范畴。由于基于自身，忏悔是真挚、感人的作品内容的重要来源，是促进作者写作、完成自我超越的重要方式。忏悔意识是创作者的重要写作素养、写作动力，是作品内容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性因素。
比如巴金先生创作《随想录》。“文革”结束后，巴金开始创作这部散文，前后历时8年。先后出版了《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等5集作品。他并未像其他“文革”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四人帮”，而是对自己“做了十年的奴隶”的“奴在心者”心态作了毫不留情的自我解剖；同时，对全民族在“文革”浩劫中的病态思想和知识分子为自保而出卖朋友、出卖良知的行为作了深刻的思考与分析，表现了一位伟大作家的良心与勇气。这部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是一次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没有严苛的自我剖析、自我拯救与完善的忏悔，他不可能产生这么强烈的写作动机，完成5集满怀激情的鸿篇巨制。
上述从基本人性、社会发展与写作内容需要的基本精神、作者应具有的基本品质等角度，建构了促进作者人文素养生长、写作动机产生的具有基元性、动力性价值的核心人格品质培育体系。这个体系，在写作教学中应该作为基础内容予以重视和培育。
注释：
[1]曹禺：《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2]金元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页。
[3]武宏志：《批判思维》，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