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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要搞好科学技术人类学这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建设是首当其冲的。科学技术人类学要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田野调查与参与观察，其次是民族志，此外还有比较方法、文献方法和历史方法等等。科学技术人类学可以运用人类学的三大理念：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跨文化比较研究。
关键词：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理念；价值意义
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一门学科的成立的关键是方法和理论。理论指导实践，没有系统的理论，便没有成熟的学科。方法论是一门研究有关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一门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当它对其方法论加以完善和革新时，就常常孕育新的研究领域或新的理论内容，推动着学科建设的不断前进。要搞好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这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建设是首当其冲的。
一、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田野调查与参与观察，其次是民族志，此外还有比较方法、文献方法和历史方法等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体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民族志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田野调查方法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民族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
(一)田野调查方法
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功。重视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进行研究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的途径，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无疑也是进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最基本的方法。田野调查也称作田野工作。田野调查或田野工作是指人类学家对于选定地区或社区的调查研究。长久以来，在特定地点从事长期田野调查的民族志研究，被认为是人类学建构其知识来源的主要基础。
在国内现有的科技人类学的个案中，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一些成果还尝试用民族志的方式来表述研究成果。万辅彬教授的《科技人类学：理论与实践》一文介绍了科技人类学对地方性知识和社区进行的实证研究，并强调科技人类学知识的建构主要来自“田野工作”，通过田野工作，科技人类学者了解某项科技，建构对人、社会、文化、科技的理论。从这一点而言，田野工作不仅是科技人类学者的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认识外在生活世界的凭借。
但是运用了田野调查方法的科技史研究不等于科技人类学。在已有的科技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把科技史研究中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研究等同于科技人类学。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前辈李迪先生曾多次到民族地区做调查，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万辅彬先生因此认为，“李迪先生和陈久金先生事实上已经在实践中开始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先河。”由此可见，是否在研究中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科技人类学的基础。
(二)参与观察方法
田野调查的传统作法是首先进行准备，包括学习所研究地区的语言和历史情况，选择翻译和联络人，训练当地人成为自己的信息员。后来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对田野调查方法进行了革命性创新，开创了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方法。在调查中，人类学家要积极参与当地人民的生活，进行详细的观察，对于观察和访谈得到的以及信息员提供的情况做详细的记载。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的时间一般持续一年甚至更长，这是人类学经验研究方法的起点。
科学技术人类学所主张的参与观察方法与人类学的客位(“他者”)观察方法是一致的。重视从“他者”的角度理解技术在研究不同民族和社会的文化时，人类学家十分强调主位和客位观察方法的区分。主位研究是指被研究者(局内人)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客位的研究则是指从局外人的角度去解释所研究的文化。主位研究强调的是从被研究者的观点来理解文化，拒绝用研究者的范畴将被研究的文化切割成零星的碎片，即人类学中强调的“他者”观念。与人类学的这一观念比较，科技史的研究则更倾向于客位的研究，即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去理解科学和技术。在现有科技人类学的理论中，往往要求研究者要用一种“他者的目光”进入“别人的世界”，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一些科技人类学的个案研究也试图站在“他者”的角度去理解技术。
(三)民族志方法
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民族志方法。民族志又叫人种志。民族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民族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科技人类学中科技具体研究的内容包含了“是什么”和“为什么”两种不同层次的研究目的，它不仅强调了科技本身，也强调科技和所拥有它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科技人类学的目的。
从方法角度说，民族志是田野调查成果表述的形式。但是比较规范的理解和使用意义是包括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在内的完整研究过程。民族志的完成形态是把在田野调查中积累的各种资料总结起来并撰写出来。有的学者把民族志通俗地说成是“写人民”，可见文字表述之重要。民族志的规范形式是马林诺斯基关于特罗布利安群岛的考察报告所确立的，从那时起，民族志就成为人类学家专业训练的必经“仪式”。
(四)比较方法、文献方法、历史方法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决不会局限在纯粹的经验描述的水平，即使是以描述和记载形式出现的民族志，作者也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背景下写作的。所以，人类学家在思考的时候，在撰写过程中，为了说明问题，经常运用比较方法和文献方法。这种比较往往是跨文化的比较，也会有历史的比较，这就要引人历史的方法。至于文献法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个人经历的局限性，当前文献和历史文献是必不可少的。
(五)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方法
李迪教授发表在1999年12月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专辑上的《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综述》一文对科学技术史的 研究方法作了详细介绍。陈久金先生在受聘为广西民族学院特聘教授期间，对各类科技史研究方法作了详细的论述，他总结的科技史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学与数学方法，综合分析法，模拟观测法，对比研究法，成分分析化验法，对古代器物仪器的复制方法，实地考察法，社会调查法，科技考古法，文献解读法等，李迪和陈久金先生概括总结的这些科技史研究方法是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李迪先生和陈久金先生事实上已经在实践中开了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先河。
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理念
要进一步加强科技人类学跨学科的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不仅仅涉及到该学科的学理基础、价值意义与研究方法的探讨，而且应该从科技史与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类学理论范畴。我们将人类学方法引入科技史研究时，不能仅宥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更多的应该体现人类学独特的研究理念。我们在科技史研究中引入人类学独特的参与参观法外，作为人类学三大理念的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也应被引入科技史的研究中。
(一)文化相对论
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可以说总是处于社会边缘，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科学技术是与少数民族不沾边的，他们有的仅是缘于自身经验积累而得来的经验科学和技术，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地人比任何一个外来者都更加熟悉他们自己的发展限制、发展潜力及发展机会，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他们总结并掌握了一套处理他们自己所面临问题的特有知识和技能，即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如果人们能以人类学者的身份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做田野作业之后，便逐渐认识到在西方式的知识体系之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从未走上过课本和词典的本土文化知识，这种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的知识，人们一般称之“地方性知识”。
获得地方性知识的方法在于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另一方面还需要人们在传统心态与价值观方面有所转变。人类学对此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叫做“文化相对主义”。吉尔兹对这个原则早已心领神会，并以此作为他所倡导的阐释人类学的起码条件。他在《地方性知识》绪言中写道：
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启悟出很多瞠目的事实。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只有这样，宏阔的胸怀，不带自吹自擂的假冒的宽容的那种客观化的胸襟才会出现。如果阐释人类学家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有其位置的话，他就应该不断申述这稍纵即逝的真理。
(二)文化整体观
我们选择了科学技术或者文化事项进行研究，不能就事论事，都要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也只有在整个文化的环境中才能生动地把所研究事项的文化意义和蕴含内容揭示出来。简要说来就是要把所研究的事物当作一种文化的象征符号，也就是说这个事项不过是某种文化的物质载体或者依托。虽然人类学的描述不一定必然是象征人类学的，不一定要按照符号论的模式来工作，但是当我们力图深入理解和揭示某种文化现象的时候，象征和符号的理解就变成一个极其有力的工具和说明框架，
万辅彬教授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终极目标是得出对少数民族科技文明的总的看法。人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不仅仅是寻求对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其规律的科学总结，而且是对少数民族的科技文明的科学阐释。
20世纪初传人中国的人类学既是一门理论性学科，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这门新兴的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的学科要有所作为，我认为应借鉴中国人类学的做法，在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上，其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寻求对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其规律的科学总结，而且是对少数民族的科技文明的科学阐释。
(三)跨文化比较研究
刘兵和卢卫红的关于科技史研究中应引入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文化相对论”、“跨文化比较研究”等理论都是极有价值的尝试，但是要深入进行科技人类学研究，必须在更为深入的层次上提出普遍的理论问题，还应该提出人类学特性的科技理论或者科技人类学范畴，这不仅仅是科技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更是理论者对具体的科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
运用人类学家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就要研究本土的生活，以本地的话语来表述它们。当然，这种境地是不容易达到的，但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和规范行动的原则。
三、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价值意义
1995年丁长青认为技术人类学的使命是“解决技术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影响，对人类的存在形式与发展形式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人类学的精神实质是人文精神，人类学文献之所以丰富多样是因为这些文献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当代是科学技术的时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曾被视为是对立的文化，现在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致力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我们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技术，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研究，真实而具体地揭示科学与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从而得到启示，使我们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道路上顺利前进。
刘珺珺教授认为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门基础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技术，并通过这种研究，真实而具体地揭示科学与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从而得到启示，使我们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道路上顺利前进。
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研究科学技术，拓宽研究视野和领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主流人类学领域。多年来在社会学领域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始终觉得自己处于边缘的地位，好像没有能够通过研究本身进人主流社会学领域，因为没有关注科学技术以外的事情。运用什么学科方法，就要努力掌握那个学科的本质和精髓而不只是技巧，只有那样才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在最简要、最一般性的总结中，刘兵将科学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归结为三点，即：
(1)扩展了传统中对科学的各种人文研究的对象范围；
(2)带来了诸多对科学的新认识和新理解，特别是对于传统的科学观带来了重大的变革；
(3)引入了传统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中所没有的新方法。
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科技背后隐藏的文化信息。这些研究都强调要透过技术或科层机构了解其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信息，以达到了解文化的目的。如韦丹芳对壮族纱纸的研究，她对贡川纱纸生产的工艺操作、工艺技艺、纸药及烤炉(裱纸工具)的制作等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这些记录只是她文章的目的之一，但透过技术看壮族社会才是她的最终目的。她看到了物质载体及其生产过程，并对之加以详细的记录和描述，对文化并未有太多的关注。王丽的论文则更为重视的物质载体的文化象征，具有更为浓烈的文化人类学的色彩，但对工艺本身并未有太多的关注。
关键词：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理念；价值意义
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一门学科的成立的关键是方法和理论。理论指导实践，没有系统的理论，便没有成熟的学科。方法论是一门研究有关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一门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当它对其方法论加以完善和革新时，就常常孕育新的研究领域或新的理论内容，推动着学科建设的不断前进。要搞好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这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建设是首当其冲的。
一、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田野调查与参与观察，其次是民族志，此外还有比较方法、文献方法和历史方法等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体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民族志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田野调查方法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民族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
(一)田野调查方法
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功。重视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进行研究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的途径，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无疑也是进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最基本的方法。田野调查也称作田野工作。田野调查或田野工作是指人类学家对于选定地区或社区的调查研究。长久以来，在特定地点从事长期田野调查的民族志研究，被认为是人类学建构其知识来源的主要基础。
在国内现有的科技人类学的个案中，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一些成果还尝试用民族志的方式来表述研究成果。万辅彬教授的《科技人类学：理论与实践》一文介绍了科技人类学对地方性知识和社区进行的实证研究，并强调科技人类学知识的建构主要来自“田野工作”，通过田野工作，科技人类学者了解某项科技，建构对人、社会、文化、科技的理论。从这一点而言，田野工作不仅是科技人类学者的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认识外在生活世界的凭借。
但是运用了田野调查方法的科技史研究不等于科技人类学。在已有的科技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把科技史研究中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研究等同于科技人类学。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前辈李迪先生曾多次到民族地区做调查，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万辅彬先生因此认为，“李迪先生和陈久金先生事实上已经在实践中开始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先河。”由此可见，是否在研究中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科技人类学的基础。
(二)参与观察方法
田野调查的传统作法是首先进行准备，包括学习所研究地区的语言和历史情况，选择翻译和联络人，训练当地人成为自己的信息员。后来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对田野调查方法进行了革命性创新，开创了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方法。在调查中，人类学家要积极参与当地人民的生活，进行详细的观察，对于观察和访谈得到的以及信息员提供的情况做详细的记载。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的时间一般持续一年甚至更长，这是人类学经验研究方法的起点。
科学技术人类学所主张的参与观察方法与人类学的客位(“他者”)观察方法是一致的。重视从“他者”的角度理解技术在研究不同民族和社会的文化时，人类学家十分强调主位和客位观察方法的区分。主位研究是指被研究者(局内人)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客位的研究则是指从局外人的角度去解释所研究的文化。主位研究强调的是从被研究者的观点来理解文化，拒绝用研究者的范畴将被研究的文化切割成零星的碎片，即人类学中强调的“他者”观念。与人类学的这一观念比较，科技史的研究则更倾向于客位的研究，即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去理解科学和技术。在现有科技人类学的理论中，往往要求研究者要用一种“他者的目光”进入“别人的世界”，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一些科技人类学的个案研究也试图站在“他者”的角度去理解技术。
(三)民族志方法
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民族志方法。民族志又叫人种志。民族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民族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科技人类学中科技具体研究的内容包含了“是什么”和“为什么”两种不同层次的研究目的，它不仅强调了科技本身，也强调科技和所拥有它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科技人类学的目的。
从方法角度说，民族志是田野调查成果表述的形式。但是比较规范的理解和使用意义是包括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在内的完整研究过程。民族志的完成形态是把在田野调查中积累的各种资料总结起来并撰写出来。有的学者把民族志通俗地说成是“写人民”，可见文字表述之重要。民族志的规范形式是马林诺斯基关于特罗布利安群岛的考察报告所确立的，从那时起，民族志就成为人类学家专业训练的必经“仪式”。
(四)比较方法、文献方法、历史方法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决不会局限在纯粹的经验描述的水平，即使是以描述和记载形式出现的民族志，作者也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背景下写作的。所以，人类学家在思考的时候，在撰写过程中，为了说明问题，经常运用比较方法和文献方法。这种比较往往是跨文化的比较，也会有历史的比较，这就要引人历史的方法。至于文献法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个人经历的局限性，当前文献和历史文献是必不可少的。
(五)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方法
李迪教授发表在1999年12月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专辑上的《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综述》一文对科学技术史的 研究方法作了详细介绍。陈久金先生在受聘为广西民族学院特聘教授期间，对各类科技史研究方法作了详细的论述，他总结的科技史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学与数学方法，综合分析法，模拟观测法，对比研究法，成分分析化验法，对古代器物仪器的复制方法，实地考察法，社会调查法，科技考古法，文献解读法等，李迪和陈久金先生概括总结的这些科技史研究方法是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李迪先生和陈久金先生事实上已经在实践中开了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先河。
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理念
要进一步加强科技人类学跨学科的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不仅仅涉及到该学科的学理基础、价值意义与研究方法的探讨，而且应该从科技史与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类学理论范畴。我们将人类学方法引入科技史研究时，不能仅宥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更多的应该体现人类学独特的研究理念。我们在科技史研究中引入人类学独特的参与参观法外，作为人类学三大理念的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也应被引入科技史的研究中。
(一)文化相对论
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可以说总是处于社会边缘，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科学技术是与少数民族不沾边的，他们有的仅是缘于自身经验积累而得来的经验科学和技术，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地人比任何一个外来者都更加熟悉他们自己的发展限制、发展潜力及发展机会，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他们总结并掌握了一套处理他们自己所面临问题的特有知识和技能，即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如果人们能以人类学者的身份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做田野作业之后，便逐渐认识到在西方式的知识体系之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从未走上过课本和词典的本土文化知识，这种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的知识，人们一般称之“地方性知识”。
获得地方性知识的方法在于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另一方面还需要人们在传统心态与价值观方面有所转变。人类学对此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叫做“文化相对主义”。吉尔兹对这个原则早已心领神会，并以此作为他所倡导的阐释人类学的起码条件。他在《地方性知识》绪言中写道：
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启悟出很多瞠目的事实。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只有这样，宏阔的胸怀，不带自吹自擂的假冒的宽容的那种客观化的胸襟才会出现。如果阐释人类学家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有其位置的话，他就应该不断申述这稍纵即逝的真理。
(二)文化整体观
我们选择了科学技术或者文化事项进行研究，不能就事论事，都要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也只有在整个文化的环境中才能生动地把所研究事项的文化意义和蕴含内容揭示出来。简要说来就是要把所研究的事物当作一种文化的象征符号，也就是说这个事项不过是某种文化的物质载体或者依托。虽然人类学的描述不一定必然是象征人类学的，不一定要按照符号论的模式来工作，但是当我们力图深入理解和揭示某种文化现象的时候，象征和符号的理解就变成一个极其有力的工具和说明框架，
万辅彬教授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终极目标是得出对少数民族科技文明的总的看法。人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不仅仅是寻求对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其规律的科学总结，而且是对少数民族的科技文明的科学阐释。
20世纪初传人中国的人类学既是一门理论性学科，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这门新兴的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的学科要有所作为，我认为应借鉴中国人类学的做法，在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上，其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寻求对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其规律的科学总结，而且是对少数民族的科技文明的科学阐释。
(三)跨文化比较研究
刘兵和卢卫红的关于科技史研究中应引入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文化相对论”、“跨文化比较研究”等理论都是极有价值的尝试，但是要深入进行科技人类学研究，必须在更为深入的层次上提出普遍的理论问题，还应该提出人类学特性的科技理论或者科技人类学范畴，这不仅仅是科技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更是理论者对具体的科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
运用人类学家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就要研究本土的生活，以本地的话语来表述它们。当然，这种境地是不容易达到的，但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和规范行动的原则。
三、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价值意义
1995年丁长青认为技术人类学的使命是“解决技术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影响，对人类的存在形式与发展形式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人类学的精神实质是人文精神，人类学文献之所以丰富多样是因为这些文献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当代是科学技术的时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曾被视为是对立的文化，现在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致力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我们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技术，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研究，真实而具体地揭示科学与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从而得到启示，使我们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道路上顺利前进。
刘珺珺教授认为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门基础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技术，并通过这种研究，真实而具体地揭示科学与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从而得到启示，使我们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道路上顺利前进。
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研究科学技术，拓宽研究视野和领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主流人类学领域。多年来在社会学领域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始终觉得自己处于边缘的地位，好像没有能够通过研究本身进人主流社会学领域，因为没有关注科学技术以外的事情。运用什么学科方法，就要努力掌握那个学科的本质和精髓而不只是技巧，只有那样才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在最简要、最一般性的总结中，刘兵将科学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归结为三点，即：
(1)扩展了传统中对科学的各种人文研究的对象范围；
(2)带来了诸多对科学的新认识和新理解，特别是对于传统的科学观带来了重大的变革；
(3)引入了传统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中所没有的新方法。
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科技背后隐藏的文化信息。这些研究都强调要透过技术或科层机构了解其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信息，以达到了解文化的目的。如韦丹芳对壮族纱纸的研究，她对贡川纱纸生产的工艺操作、工艺技艺、纸药及烤炉(裱纸工具)的制作等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这些记录只是她文章的目的之一，但透过技术看壮族社会才是她的最终目的。她看到了物质载体及其生产过程，并对之加以详细的记录和描述，对文化并未有太多的关注。王丽的论文则更为重视的物质载体的文化象征，具有更为浓烈的文化人类学的色彩，但对工艺本身并未有太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