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C.P.还是S.Y.？”
　　“我们是S.Y.。”
　　“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
　　这段对话，问的人是李达，答的人是毛泽东。C.P.是指共产党，S.Y.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既然来了就参加”的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毕竟，“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是回望历史时才一目了然的。当时出于保密，多数接到开会通知的代表连来开什么会都不清楚。那时候，中国社会有200多个政治党派，每天成立的组织和解散的组织一样多。
　　1945年举行的中共七大前夕，毛泽东在预备会上作报告，动情地回忆起一大时的情形。他说，中国《莊子》里有句话叫“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再次引用了这句“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他说：“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不忘初心，无疑需要回到其作始之时：1921年7月23日，风穿行于上海的里弄之间，起于南湖之上。

上海“二李”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长夜，
　　吾辈仰承。
　　要开会了，但是一开始就遇到难题：“北李南陈”一个都没能来。
　　第一个到的，是24岁的北大学生张国焘，约在6月下旬就到了。他一到上海就展开了“穿梭外交”，首先去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李达，又去望志路106号拜访了李汉俊。
　　“二李”与陈独秀一道，都是上海党组织的发起成员。与人们的印象不同，它的名称从来不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1920年8月成立起就叫“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南下广州，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把书记职务交给了李汉俊代理。
　　但不久，李汉俊即与陈独秀发生冲突。李达回忆，冲突的起因是，当时党的工作每月需要经费约200元，但党员大多没有职业，无力负担。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希望由书社每月划拨200元，陈独秀不同意，且在《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费方面也起了一些争端。此外，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李汉俊也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草案，陈独秀认为李汉俊等反对他，双方裂痕越来越深。李汉俊坚决辞职，于1921年2月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交给了李达，书记也由李达代理了。

　　因此，一大的会务主要是李达承担的。他给每个地方组织写信，通知派两人来开会，信是由他以个人名义发出。每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再给50元。经费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供的。马林1921年6月3日到达上海，此行的任务就是帮助筹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老渔阳里2号是《新青年》编辑部，李达住在楼上的亭子间。他秉性直率，学者气很重，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一言不合就睁大双眼瞪视对方。他很看重跟共产国际的关系，但觉得马林太骄傲，很难沟通，双方谈得不大投机。
　　李汉俊通晓四国语言，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不轻易附和别人的意见，总是坦率地表明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
　　李汉俊说，开代表大会其他都好办，目前最重要的是厘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马林曾“毫不客气”地要他报告工作，他拒绝了，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期，没什么好报告的;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他说中国共产党还没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决定，现在根本谈不上。在他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不应该自居领导地位。
　　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是荷兰人，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就是多少有一点“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总是以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自居，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不过，他在碰了“二李”的钉子后急于打破僵局，也调整了自己的态度。

　　张国焘一向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充当联络人，如今又周旋于二李和马林之间，开支经费等都由他一力协调。如此一来，他反客为主，很快成了会议的主导者。 　　另一位来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也到得比较早。他先去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7月6日左右到达上海。
　　张国焘和刘仁静都属于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是李大钊呼应陈独秀的建党活動在北大沙滩红楼建立的，当时已有16名党员，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为什么李大钊没来出席大会呢？
　　刘仁静回忆，接到李达通知开会的信后，张国焘、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和他自己在西城区一所补习学校开会讨论，罗章龙和邓中夏都说自己有事，就决定张国焘和刘仁静去。刘仁静说，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估计一方面是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他们当时开会时也没有推选他。
　　罗章龙回忆的推选过程跟刘仁静相当一致，而且还具体说到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至于李大钊自己又是什么说法，令人遗憾地没有任何人提到过。

“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位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是一栋两层楼石库门房子，外墙青红砖相间，典雅大方。时值暑假，学生都放假了，学校空着，只有厨役一人每天看门兼做饭，清静方便，又便于保密。
　　“二李”与这间学校的校长黄绍兰都颇有渊源。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还当过博文女校董事长、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于是由她出面，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下了楼上几间房，付了两个月租金。房间里没有床，好在是夏天，王会悟买了些芦席，用于在红漆木地板上打地铺。
　　从日本回来的周佛海住当街靠东的一间。他在日本鹿儿岛留学，利用暑假回来参加，算是代表他和施存统两个旅日党员。留学日本几年，他谈起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来头头是道，对筹备工作也很积极。
　　当街靠西一间住着来自济南党小组的王尽美和邓恩铭。两人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话不多，总是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
　　再往西是湖南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的房间，这原是职工宿舍，屋里摆放着两张单人板床。毛泽东收到李达通知开会的信后，便约上何叔衡来到上海。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埃德加·斯诺回忆了自己去出席一大的前后。他说，对这个会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个人都是中国知识界领导人。他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时，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第二次去上海时，曾与陈独秀讨论了自己所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他一生很关键的这个时期，陈独秀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独秀也同样对毛泽东印象深刻，他在上海建党后，长沙也列入了他的建党计划，并明确“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即着手在湖南建团。
　　这也成为要确定一大时期党员名单的一大难点：当时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难以分清，特别是1920年底到1921年夏这半年，很多党员是以青年团面目出现的。
　　那时的毛泽东在同学间有个绰号叫“毛奇”。毛奇是与俾斯麦齐名的普鲁士帝国元帅，雄心勃勃，才智过人，性格沉默寡言。毛泽东的密友、新民学会会员萧瑜说，自己一个格子能写两个字，而毛泽东写两个字起码占三个格子。

　　毛泽东经常在自己住的房间里走走想想，有时其他人经过窗前跟他打招呼，他却浑然不觉，被一些人说成“书呆子”。李达认为，毛泽东后来做全党领袖，这时已露了端倪。
　　武汉支部的董必武和陈潭秋在结束了教学工作之后，于七月初一起乘坐客轮顺长江而下。到上海后，他们先住在湖北善后公会内，会议开幕前夕才住进博文女校。
　　董必武是在五四运动时结识比自己小10岁的陈潭秋的，觉得陈充满朝气而又朴实无华，两人一见如故。1920年1月，董必武和张国恩等共同筹办了私立武汉中学，陈潭秋成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学校很快成为了传播新思想的红色据点。
　　1920年8月，董必武收到湖北老乡、好友李汉俊从上海寄来的信。李汉俊在信中写道：“我们现在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他告诉董必武，上海已成立了党组织，希望他和张国恩在武汉也组织起来。董必武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陈潭秋。
　　武汉是除上海之外中国大工业相对集中的城市，有工人近30万。成立党组织的各方面条件已比较成熟，1920年10月，陈独秀派刘伯垂回武汉组建了武汉支部。成立会是在董必武寓所内召开的，参加的人有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和郑凯卿。经刘伯垂提议，包惠僧被推举为书记。不久后，又组建起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
　　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在武汉中学举行了青年团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发表了热情讲话。他说：新思想正向我们扑面涌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以五四运动为例告诉同学们，不要说我们人少，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着手改造社会。他还引用《国际歌》的歌词说，“不要把我们看得分文不值”。 　　1921年7月20日，包惠僧也从广州坐海船到了。他是武汉支部的书记，却从广东来，这为一段百年公案埋下了伏笔。
　　包惠僧回忆，武汉支部成立时刘伯垂带了两三百元经费，此后上海每月寄來200元作为活动经费，寄了两三个月。经费是由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派遣来华的维金斯基提供的，不久维金斯基回国，经费就断绝了。其他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包惠僧一人在武汉几乎“无钱举火”，遂去上海找党。
　　李汉俊告诉他：“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以前是新闻记者，李汉俊知道他跟陈独秀比较熟，要他去广州找陈独秀谈一谈，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或者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去。1921年5月，包惠僧好容易筹措到15元路费，到广州去见陈独秀。陈独秀对这两种意见都不同意，因正在用人之际，就留包惠僧暂时在广州工作。
　　陈独秀到广东后，于1921年春建立了共产党广东支部，最初的成员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都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大毕业生。包惠僧来后，每天没事就到陈独秀的“看云楼”住处聊天，有时也参加广东支部的活动。
　　包惠僧回忆，一天陈独秀召集他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李汉俊的来信，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他回上海，要广州支部派两个代表出席，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陈公博是办报的，了解的情况多;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就可以回去工作。
　　所以包惠僧就这样来了。但他的“代表资格”，从当时到现在都众说纷纭。
　　张国焘和周佛海等认为他是湖北代表，湖北的董必武和陈潭秋认为他是广东代表，广东的陈公博说广东就他一个代表，刘仁静则觉得包惠僧属于“串门”的代表。
　　或许因为他究竟“代表”哪里这一点不好处理，会后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代表人数被写成12名。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曾向毛泽东请示，都说代表是13人，惟李达说是12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论不知孰是？毛泽东肯定地答复是12名。因此，他在13位一大参会者中成了独立的一支：“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

　　包惠僧1927年脱党，曾官至国民党内政部人口局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前夕暂居澳门。看到开国大典的消息后，他一口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书信，给周恩来和董必武各打了一封电报，急切而又委婉地表达盼望回归之心。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他回来，但认为他过去不是普通党员，要对党有一个交代。他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并写了一份长达3万言的《思想总结》，后被安排在国务院参事室，受到很好的待遇。
　　他在自传中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从毛主席以下，多半是我少年时代的伙伴。他们从艰苦中创造了新时代，我很欣慰，也很惭愧。我回到了我的老家，我精神上很感觉温暖，仍然免不了惭愧。”
　　最后一个到的是陈公博。他顺道带着太太新婚旅行，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于7月21日才姗姗来迟，住进豪华的大东旅社，并不加入这个“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大家觉得，他就像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
　　7月22日，部分代表在博文女校开了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陈潭秋称之为“开幕式”。会上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

舌战

　　7月23日是一个周六，这天晚上，代表们陆续从后门进入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家。
　　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砖间镶嵌白线，门上有大型雕花。黑漆大门上配有铜环，门框围以石条。屋子开间不大，一进后门就是厨房，通过一个倾斜度较大的楼梯上楼，从街上看不到楼上。
　　李汉俊与哥哥李书城同住，106号和108号内部打通，人称“李公馆”。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当时他和夫人都外出了，房子空着。公馆正门临街，有后门通向贝勒路树德里，环境僻静，离博文女校不到一站地。这一切使得这里成为一个比较理想的秘密开会的地方。
　　晚8时左右，开会者全部到齐入座。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一共13人，代表着全国58名党员。此外，还有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可能出于保密考虑，楼下餐厅里的一张大餐桌被抬到了楼上书房里。每人座位前一只白瓷小茶碗，几份油印文件。开会者们随意围坐，先来先坐，不讲究座次。北大英语系的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给他当翻译，坐在另一侧的李汉俊有时也翻译几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开幕了。 　　会议首先通过了四项议程：一起草党纲，二起草党章，三决定中心工作和方针，四选举。
　　马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马林身材高大，一脸络腮胡子使得38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他用英语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声如洪钟，口若悬河，给毛泽东留下“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印象，包惠僧觉得大家都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马林讲毕，尼克尔斯基致辞。他不懂英语，在座只有马林稍懂俄语，因此他的致辞很简单，主要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大会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进程。
　　两个外国人出入目标太大，因此从第二天起，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不再参加。第二天的大会，各地代表自由发言，报告各地情况，阐述对要起草的文件的意见。
　　包惠僧回忆，董必武和陈潭秋推他代表武汉支部报告工作，但没有太多可以报告的，因为成立不久，做的事不多。毛泽东也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支部的情况。他话不多，總是留心听别人的发言，这是他在会上少有的一次发言。

　　这天的会上还推选出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等共同起草党纲、党章。起草期间，其他人休会两天。
　　起草者们汇聚了大家的意见和陈独秀的来信。他们同意，党纲是必须有的，党章现阶段则可从略，有个简明的党章要点就够用了。
　　陈独秀来信是由陈公博带来的，主要谈了四点意见：培植党员、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重纪律、争取群众以准备将来夺取政权。
　　茅盾曾回忆，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他翻译《国际通讯》中一个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开会的参考。他记得其中有些表述不好翻译，例如“核心”这个词，当时不知道用什么词对应。
　　草案完成后，提交大会，连续展开了三天的辩论。
　　提出不同意见的主要是李汉俊，对方主要辩友则是刘仁静。两位湖北人都饱读马克思经典著作，都能整段整段地引用原著，唇枪舌剑，让其他人瞠目结舌。
　　李汉俊说，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依据不同环境而选择不同的模式，俄国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德国有考茨基的社会民主党，中国也有自己的特别情形，是否适用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先考察和研究。目前中国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则针锋相对地说，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该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太多幻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重大的原则问题。
　　19岁的刘仁静是年纪最小的代表，被许多人视为北大“小团体”中的人。很多人觉得他爱说教，好抬杠，因为张口闭口“马克思说”，都叫他“小马克思”。他后来曾在自述中写道：“我年纪比人小，组织能力比人差……除了会引证或复述马列的话外别无所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仁静成了“托派”，1929年被开除党籍。他以“正统托派”自居，不久又被“托派”组织赶了出去。后来他成为国民党报刊的主笔，直到解放前夕还在与共产党论战。解放后他留在了大陆，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后，以化名被安排了工作。1987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不幸在同年遭遇车祸去世，终年85岁，成为最后一个离世的一大代表。
　　虽然刘仁静锋芒毕露，但真正的道路之争发生在李汉俊和张国焘之间。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以下简称《档案文献选编》）中有份材料《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这是张国焘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作报告时的讲稿，一共讲了两次。材料2002年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舍维廖夫提供，是当年的手写稿复印件。
　　张国焘回忆，一大召开前，党组织里有三种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和研究系的。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力量很大，他们虽然同情苏俄，但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张国焘与他们发生“大吵”，李大钊想调和矛盾，陈独秀则很坚决。张国焘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和陈独秀是一种意见，李汉俊和李大钊是另一种意见。陈独秀在给张国焘的信中说：“如果守常动摇，就不客气地开除他。”张国焘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分歧，引起了他和李汉俊在会上的争论。
　　不出意外，大多数代表都对李汉俊的改良主义观点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批评。只有李达与李汉俊观点比较接近，陈公博有时“含混”地加持一下。
　　《档案文献选编》还收入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中关于一大的回忆。这份回忆显示，讨论党章条款时，李汉俊又提出了两点修正意见：一是中央应是一个联络机关，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须有共同讨论、遇事公开的精神;二是发展党员不可限制太严，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他的意见同样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
　　引起最大争论的，是党章中有关“共产党员不得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团体”和“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的条款。
　　对于进入国会，李汉俊认为，应该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平时应该利用国会等多种方式进行斗争。张国焘、刘仁静等则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说明，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把国会制看成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有可能把党变成“黄色”的党。 　　对于不得“做官”，不但李汉俊提出异议，连之前只是“含混”表示一下的陈公博也强烈表示了反对。他争辩，共产党是应该斗争的，为什么连校长都不可以干？
　　李汉俊提出“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政务官，但可以做事务官”的修正意见，张国焘问，那可以做警察厅长吗？李汉俊说可以。张国焘反问，那可以捕共产党员吗？
　　双方你来我往，一场舌战，颇为激烈。最后付诸表决，“维持原案”胜出。
　　对此，包惠僧有自己的解读。在他看来，李汉俊和陈公博反对这一条是因为他们自己仕途光明，这是“存在决定意识”。他认为，这两条规定本来是可以研究的，但由他们说出来，加之态度都很激动，就激起了多数人的反对。
　　《档案文献选编》收入了陈公博《寒风集甲篇》（上海书店1989年版）中的“我与中国共产党”部分。他回忆，那时大家推张国焘为主席，他不免趾高气昂，然而一切惟俄国代表马首是瞻。次晚开会时，他又提出取消关于参加国会和做官的这两条。陈公博质问为什么通过的决议可以取消，张国焘说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陈公博说自己气得差不多想退席。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最后通过的党纲中，这一条留了一个尾巴，表述为：“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并且注明：此条款留至1922年二大时再做决定。
　　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代表们部分接受了李汉俊的意见，认为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其支部。因此，这条被表述为：联合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要等到一年后开二大时，才明确为：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对此，张国焘回忆，马林“以不耐烦的心情”要求让他次日出席大会陈述。这个要求被接受了。

变故

　　第二天即7月30日，这是一个闷热的暑天。傍晚，凉风骤袭，仿佛要下大暴雨，然而却又没下。
　　就在这时，变故骤然发生。
　　那时是晚上8点多，代表们刚在大餐桌四周坐定不久。突然门帘一揭，一个穿灰布长褂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扫视一周后说自己走错了地方匆匆退出。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立刻用手猛击桌面，说这一定是密探，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马上离开。

　　上海弄堂房子一般从后门出入，前门是常闭的，这时，李汉俊打开了前门。几分钟内，代表们蜂拥而出，各自离去。
　　主人李汉俊留了下来，陈公博也自愿留下。
　　不一会儿，三个法国巡捕带着一群中国密探一拥上楼，搜查了整间屋子。他们翻了个底朝天，却没有注意到抽屉里一张改得一塌糊涂的党章草案。
　　李汉俊用法语镇定自若地应对着，解释说两个外国人是英国人、北大教授，暑假来访，不是开什么会。
　　最后，法国巡捕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们也只好通融办理。”
　　经过这场变故，开会只能换地方了，而且最好是在上海之外。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曾在嘉兴师范学校读书，经她提议，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
　　关于南湖会议，有两个问题一直是悬而未决的，一是时间，二是参加人员。嘉兴党史部门进行了深入考证，2018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一大浙江嘉兴南湖会议研究》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对于去南湖的时间，以前人们的印象都是想当然的“第二天一早”，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是8月3日。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考证是，何叔衡没有参加南湖会议。
　　很值得一提的是，李达和张国焘的回忆中都不约而同地说一大代表是12人。区别在于，李达认为包惠僧不算，张国焘则认为何叔衡不算。
　　45岁的何叔衡是毛泽东收到李达的信后约来的，在参加一大的代表中年龄最大。张国焘回忆，会议开始前，他们几个主要代表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列主义，也没有做过多少相关工作，因此由张国焘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毛泽东，毛泽东遂以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乡处理。包惠僧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他有印象开会时何叔衡就坐在毛泽东旁边。
　　《中共一大浙江嘉兴南湖会议研究》经过考证，认为何叔衡参加了会议，但提前离开了，很可能是在休会那几天走的。
　　此外，马林、尼克尔斯基、李汉俊因目标太大，都没有去南湖。陈公博30日晚被讯问完回到大东旅社，没想到深夜隔壁竟然发生凶杀案，第二天带着太太去杭州散心，也没有去南湖。因此，参加南湖會议的是10人。

南湖上

　　8月3日早上，代表们从上海北站乘上104次早班快车，于10时13分到达嘉兴。头一天去打前站的王会悟来接站，带着大家到离火车站不远的狮子汇，所雇的大画舫已泊在岸边。
　　南湖上碧波万顷，湖边一片芦苇中掩映着亭台楼阁。环游一圈后，画舫在幽静的湖面上随意荡漾着。11点左右，会议开始，继续第三项议题：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
　　张国焘回忆，这一议题下的项目本来是很多的，如党报、对青年团的联系和指导、妇运等。但马林未出席，又缺了常常持异议的李汉俊和陈公博，讨论明显加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发言。一些议题一带而过，留给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工运问题上。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13个与会者都是知识分子，全国近60名党员中也只有3个工人。因此如何组织工人，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张国焘、刘仁静等认为“职业工人”（指理發师、人力车夫等手工业者）是“流氓无产者”，主张集中力量发展产业工人。做实际工作的代表们则认为中国产业落后，很多城市没有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却有上千万，因此应该把整个工人阶级组织团结起来。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包惠僧觉得他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但一说话就很有力量。
　　李达回忆，党成立之初只高唱无产阶级革命和劳工专政，所以只专做工人运动，从不曾想到农民问题，幸亏有毛泽东纠正了这个偏向。此外，多数人幻想中国革命可以通过全国工人总罢工来实现，从不曾注意到武装斗争，而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南湖会议继续进行，又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草案。
　　董必武回忆，这是李汉俊起草的，他也参加了，其中提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个口号。在如何看待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上，又激起了争论。
　　包惠僧从广州来，认为孙中山和北洋军阀一样在广东搞军事独裁，军队无纪律，不同意联合孙中山。一些人赞成他的意见，觉得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董必武则认为，不能把南方政府和北洋军阀相提并论，应该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陈潭秋支持他的看法。但大会还是决定采取“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政策。这一不妥协政策，一年后悄然改变。
　　1935年，陈潭秋与陈云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6年7月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之际，陈潭秋在莫斯科发表文章，作报告，回忆一大。
　　他说，通过15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共产国际除联共（布）以外最优秀的支部，这是非常光荣的。他还说，党内思想上的斗争助长了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还在一大时即进行了党内正确的斗争，反对了极左和右的倾向。15年来，牺牲了很多老党员，一些人则背叛了革命，一大时的老党员现在剩下的很少了。但一大之后，新的力量生长起来了。在党内外斗争中锻炼出了毛泽东、朱德等最好的领袖，现在他们正领导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历史的斗争。
　　说到他自己，他说作为一个老党员15年来进步“非常微弱”，感到惭愧，好在自己始终是跟着党在前进。
　　1945年，陈潭秋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那时大家还完全不知道，他已于一年多以前在新疆被盛世才秘密处决，牺牲时年仅47岁。
　　李达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他记得，宣言有千把字，模仿《共产党宣言》的文体，以“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开头，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结束。但这个宣言后来进了陈独秀的“皮包”就没有下落了。
　　根据《档案文献选编》里的材料，事情可能并非因为疏忽才不了了之。陈公博回忆，他从杭州回来后，才得知会已开完了，并得知通过了一个宣言，把南北政府相提并论，批评得一钱不值，“直急得跳起来”。他找周佛海等商议后，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授权新任书记决定是否发出。他回去后向陈独秀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因此一大文献中，没有宣言。其文本此后也没有被找到。
　　一大还决定，大会通过的原则闭幕后由中央整理成正式文件，一切未决定的事项也交由中央全权处理。会后的结果是，针对大会讨论通过的党纲和党章，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实际上是一个包含党章条款的党纲;针对大会讨论通过的中心工作和行动方针，制定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
　　选举结果是，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委员，李达为宣传委员。在陈独秀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
　　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但大家都有默契似的，选票很集中。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问了一句：“是谁选的？”刘仁静答：“是我选的。”这是李汉俊获得的唯一一票。
　　刘仁静回忆，1923年李汉俊到北京时，自己去看他，他对这一票表示了感谢。
　　李汉俊在中共二大、三大上均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矛盾日深，不久自行脱党。他曾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旗帜鲜明主张讨蒋，并利用自己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等合法身份积极营救共产党员。1927年12月，他被武汉军阀逮捕并于当晚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7岁。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首批追任为革命烈士。毛泽东亲笔签发了烈士证书，上写：“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1923年秋，李达回到长沙，脱离了党。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李达画传》披露，与陈独秀的意见分歧是他脱党的一个重要原因。陈独秀最重实行，当时党内流行“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李达被加上了“研究系”的头衔。李达后来说，脱党是他生平最严重、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
　　但他没有脱离革命，仍以各种方式为党工作。1937年，他所著的《社会学大纲》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给毛泽东寄去了一本。毛泽东曾说这本书自己读了10遍，称这本书为“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1921年8月3日下午6时左右，一大全部议程完毕。张国焘致了一个简短的闭幕词，祝贺大会成功，吁请各代表回去后努力发展组织和工作。
　　张国焘回忆，1920年8月间，陈独秀在上海建党时曾给他写信说，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极，他们看不起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有意无意地蔑视中国新思潮新势力的方兴未艾，“总有一天，由于他们这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头破血流”。张国焘觉得，陈独秀这段话，显然并不只是指日本，不过是以日本为例罢了。
　　简短闭幕式的最后，代表们齐声轻呼口号：“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烟雨苍茫、湖波浩渺的孤舟中，正式诞生了。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尾声，或者说新的序曲。
　　1948年，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李达接到党的地下交通捎来的一封信。信是毛泽东亲笔写的：
　　鹤鸣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毛泽东。1948年11月9日
　　李达激动得彻夜难眠，恨不得插翅飞去，但当时正患严重胃病暂时未能成行。不久他又收到一封来自香港的电报，上写：“董事长有事相商，盼即来港。”

　　1949年5月，李达与200多民主人士一起，从香港经天津抵达北平。到后第三天，5月18日，他接到中办电话通知：毛泽东将在香山寓所请他做客并长谈。
　　当晚7点，一辆小车把他送往双清别墅，毛泽东已站在大门口迎候。两人双手紧紧相握。毛泽东说，鹤鸣兄，现在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啊！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949年12月初，在中南海，李达当面检讨了自己的过错。之后，由刘少奇做介绍人，毛泽东和李维汉做历史见证人，李达重新入党。
　　他说，自己“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他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文参考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中共一大轶事》《中国共产党历史通史》《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李达画传》《董必武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