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不提拔，我咽不下那口气。即便是砸锅卖铁，我也要当官。”
　　
　　80岁的翟桂花，最近老做一个梦：一头长着獠牙的青色毛驴站在床前，她儿子英喜子站在边上一个劲地哭。有时，英喜子脖子上会挂条白毛巾，白毛巾会突然变黑。梦里她一直喊:“英喜子！英喜子！”
　　“英喜子”是宋建忠的乳名，是老人5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老人不知道，媒体已有报道，宋建忠因买官不成，于2007年1月29日晚10点，将一把锤子砸进了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惠敏的后脑勺，后被警方逮捕。
　　老人更不知道，2007年5月12日晚9点，山阴县公安局已对她的子女宣布，宋建忠“于当日凌晨3点在看守所内上吊身亡”。
　　
　　“我既不想他也不恨他”
　　对于宋建忠的死，妻子杨娟荣说她无所谓，“我既不想他也不恨他。” 7年前，她在大同市粮油储蓄公司办了内退，目前每月领300元生活费。
　　在杨娟荣的记忆中，宋建忠对她说过最多的话便是，“谁能帮他转正，谁能提拔他。”“一定要对谁好一些，通过谁又能认识谁。”“今天又和哪个领导的秘书或司机一起吃饭。”“谁一点本事没有，但靠着谁当上了什么官。”
　　“他提起这些事便满怀激情与兴奋。”但杨娟荣很讨厌听丈夫谈这些想法，“闹啥呢，有那钱应该先把孩子的病给治了。”
　　1990年，30岁的杨娟荣由母亲做主嫁给了比她小两岁的宋建忠。那时宋任大同市南郊区委办公室秘书。婚后不久，两人性格不合的矛盾逐渐爆发。
　　“他就是特别固执、霸道，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要顺着他，从不和我商量。他这人就是爱被夸，爱被捧。除了他的领导能批评他，任何人说他不好，他都敢跟你急。”
　　宋建忠总是说自己怀才不遇，得不到重用，经常喝醉，有时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摔东西甚至打妻子。
　　“他看不上我，觉得我没文化，也看不起我们家，觉得我们家没有背景，对于他的升迁我们家一点忙都帮不上。”杨娟荣说。
　　“妈！”这时，杨娟荣16岁的女儿欢欢(化名)推门而入，她脸上的笑容是安静的。
　　“这是北京来的记者叔叔。”
　　欢欢的笑容迅速凝结。她垂下头，目视脚尖，开始缩向墙角。沉默中，有眼泪滴落。“人都死了，你们还来干嘛?买官杀人毕竟是不好的。我还觉得丢人呢。”
　　欢欢在母亲面前提起父亲时，只称呼“他”。现在让杨娟荣担心的是，正读初中的欢欢抑郁症越来越严重。“她不敢独自呆在一个地方，总是让我陪着不停地走动，她不和任何人说话，晚上做噩梦。”
　　杨娟荣曾想过与宋建忠离婚，“他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在他没有升官、他的情人还没有离婚之前，他不会和我离婚的，他平时总是看不起那些离婚独居的男人。”杨娟荣顿了顿，说:“若条件成熟，他一定会和我离的。”
　　
　　砸锅卖铁也要当官
　　2004年，宋建忠认识了在大同中级法院上班的徐某。宋建忠和她很快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回家就更少了。
　　徐某和掌管大同市公安系统人事变动大权的政治部主任李惠敏是亲戚。认识她之后，宋建忠的人生出现了转折。
　　8年前，宋建忠已从南郊区委调至公安局南郊交警大队，任职副教导员。在队里，共有十几名交警，领导占了7个编制。内部通讯录显示，宋建忠的姓名排在领导层的第七位。一名大队的警员说，“有什么事，人家都找队长、副队，基本上不会找他，尽管当地交警查超载、煤车特别有赚头，但宋建忠很难捞到大的油水。”
　　而且，交警大队一位同事还透露，“老宋从心眼里看不起我们的领导，他觉得自己更有能力，只不过没找到一个合适的靠山。”
　　“宋建忠认为自己有才华也是有道理的。”南郊分局副政委王国彦是宋建忠多年的好友。他说，宋建忠对于乒乓球、武术、大提琴、拳击都很精通，在公安系统内，多次获奖。他还在杂志、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许多部门都请他来写材料，他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个人。
　　宋建忠还花了5000元，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该书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署名。书中许多篇幅写了他的述职报告、荣誉证书和个人简历。书共印了600本，平时都放在他车子的后备箱里。遇见领导，他就会送上一本。
　　“兄弟姐妹也都说建忠有才，朋友也说，同事也说，最后他本人也这么认为。他的自信膨胀得越厉害，怀才不遇的感觉就更强烈。”杨娟荣说。
　　宋建忠曾对妻子说，那么多不如他的人，都爬到自己的上面，就是因为他们有了好的靠山，“这辈子不转正、提拔，我咽不下那口气。即便是砸锅卖铁，我也要当官。”
　　
　　20万跑官多次落空
　　在认识了徐某之后，宋建忠觉得自己离“靠山”近了许多。他对妻子说:“小徐的背景很深，除了和李惠敏是亲戚，她还有一位省人大官员的叔叔。结交她就是为了办事，能升官。”
　　杨娟荣说，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宋建忠在做着什么，他只要一接到徐某的电话，就会立刻赶过去。宋建忠给她买化妆品、手机、家具。“有时我随口说一句哪儿什么东西比较好，隔天宋建忠就买回来送给徐某。”
　　“我们一家三口出去旅游，刚到就接到小徐的电话，我们又得马不停蹄地回来。”杨娟荣说，“之后欢欢再也不愿意和他出去旅游了。”
　　从那一年起，宋建忠开始与徐某“专职”跑官。他基本上不到单位上班了。当年7月份，在徐某的作用下，她那个省人大官员的亲戚，给大同市公安局某官员写了一封推荐宋建忠的信，“此人有文才、谋断，建议提拔任用”。
　　宋建忠曾多次向他的同事、领导、兄姐、朋友甚至杨娟荣出示这封推荐信，“看看，我不认识小徐的话，人家省级干部能给我写推荐信吗?”
　　徐某至此成为宋建忠眼中“救命贵人”，对其言听计从，两人多次去太原、新疆、内蒙古、北京、青岛等地旅游，花销基本都由宋建忠承担。
　　“他有多少收入，家里有多少积蓄，如何开支，他从不跟我说。”杨娟荣说宋建忠每天都要请人吃饭，带回家的一些名贵首饰、衣服、电器等，第二天就会送给别人，说是找人办事。
　　2004年7月13日，欢欢12岁生日。宋建忠在大同云冈国际酒店里，置了40桌酒席，请来了公安系统各部门的领导、领导们的秘书和他们的司机。二姐宋建珍回忆，那天来了400多位客人，花费了2万多元。
　　在女儿的生日宴会上，宋建忠對在座的亲朋好友宣布，年底他将被提拔为南郊分局南郊交警大队队长。
　　此后，宋建忠多次在同事及自己的老领导面前说，他就要走了，离开这里了，哪个领导在哪个场合向他保证会升到什么位置。
　　王国彦记得“散伙饭”他们就吃了好几回。“我每次见到他，都开玩笑地说，老宋最近又要到哪里去高就啊？”
　　宋建忠对外宣布后，开始向四位兄姐借钱。宋建忠对他们说，现在只是一个升迁的好消息，等钱到位了，就可以去疏通关系。
　　四哥宋建国知道宋建忠没什么钱。宋建忠平时工资1800元左右，他曾在矿上养了两辆运煤车，在当地一家酒厂入了干股，并和徐某合开了一家服装店。“但这些并没让他赚到多少钱。”宋建国说。
　　“每次向我们借钱，宋建忠都说是用来跑关系的。那是大事，作为兄弟，再困难也是要帮忙推一把的。”四哥宋建国把积攒多年给儿子上大学的5.5万元钱拿了出来，支持弟弟的“事业”，大哥、二姐、三姐也都倾囊相助。
　　杨娟荣提供的宋建忠记账单显示，截至案发前，宋共借债23.5万元。宋建忠在拘留所时，留给杨娟荣的便条里提到,他共交付20万元给李惠敏，其中10万元是他亲手交的。
　　2005年，宋建忠又向同事宣布，即将升任大同市交警支队纪检组副组长。每次升迁都没有下文，他就整天黑着脸，躲着同事，最后连班也不上了。
　　“慢慢的，领导对他也有意见了：整天不上班，还想方设法爬到我头上。这样的小兵领导肯定不喜欢。”王国彦说，“我见惯了跑官的，但宋大头跑得‘雷声如此之大，雨点从没落过’还是比较少见的。”
　　
　　“赃车”牵连升官无望
　　2006年11月7日，徐某告诉宋建忠，大同市公安系统正在做领导班子调整的安排，李惠敏有意任命其为新荣区交警大队大队长。宋建忠又欢天喜地地对外宣布了这个消息。
　　那天，外甥白毅开着宋建忠的桑塔纳，去接在质量监督局上班的未婚妻。刚转过大同市小南街的华林商场，一群交警拦住了车，说白毅的车套牌，并扣了这辆桑塔纳车。
　　杨娟荣说，宋建忠的那辆车是2000年大同市一位市领导送的。宋建忠当时帮他的两个亲戚在公路上安排了一份工作。
　　宋建忠给刑侦支队队长赵凤林打电话，被告知：“我们查了车的发动机号，该车属公安部网上缉查的抢盗车，正在调查。”
　　宋建忠又找来徐某，让其给李惠敏说说，把车开回来就算了。在二姐宋建珍家，二姐记得当时徐某向宋建忠保证:“这事情很快就办好了，全在李惠敏的一句话。”
　　2006年11月22日，宋建忠接到刑侦支队的电话，让他去开车。“刚进支队大门，宋建忠就被控制了。我们就问他这车究竟是谁的，沉默半天，宋建忠说这车是他自己的。”支队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警察说。
　　11月23日，妻子杨娟荣向支队交纳了3万元保钱，由大同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惠敏做保人，宋建忠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候审期间，宋建忠被扣执法证与警察证，并不得着警察制服，工资由1800元降到700元。
　　“那段时间，他就整天呆在家里，一动不动，只看电视，脾气特别大，一点不如意就摔东西。”妻子杨娟荣回忆，“宋建忠说，肯定有人故意在整他，给他设套子。”
　　王国彦曾在此期间见过宋建忠一面，“车的事情对他打击太大了，情绪异常低落，在他看来取保候审的都是犯人，对他来说这是奇耻大辱，至于为何没供出这辆车是某个领导送的，他说，领导也是好心送我车的，我怎么好意思供出他呢?”
　　当宋建忠家人给那个送车领导打电话，寻求帮助时，该领导矢口否认与此车的联系。
　　2007年1月28日，大同市公安局公布了拟提拔任用干部名单，“犯人”宋建忠不在其列。
　　那天中午12点，徐某打来电话，宋建忠说:“闹什么闹，我不办了，你把钱还给我。”便挂断电话。
　　
　　“不让我活，你也别活”
　　2007年1月28日晚上10点，大西街某居民楼301室，宋建忠与妻子杨娟荣在一起看电视，那是宋酷爱的拳击比赛。宋突然说：“我不想活了。”
　　次日清晨7点，杨娟荣起床去娘家探亲，看见宋建忠换上一身崭新的警察制服，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一言不发。
　　那天晚上8点半，宋建忠和徐某来到李惠敏家。一位李惠敏的朋友说，当时，李惠敏在外跟亲友打牌，家中只有1岁零9个月的小孙子，19岁的保姆田某，和专门照看小孙子的一个16岁的小保姆。
　　李惠敏回家，和宋建忠交谈没多久，就话不投机，开始争吵。22点30分左右，大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赵凤林接到李惠敏的电话，电话中赵听到一片嘈杂的争吵声，李惠敏说：“我这有个泼皮无赖在闹事。”赵问需不需要出警。回答道：“过会儿再说。”其间有声音说：“你不让我活，你也别想活。”
　　电话那头，宋建忠先将徐某打倒在地，来到客厅用锤子猛击李惠敏头部。听到声音不对，出来看情况的保姆田某，也被宋建忠打伤。
　　李惠敏的小孙子一直哭，宋建忠冲进屋，往孩子的摇篮里砸了两下。因为篮子挂得比较高，篮子边挡了一下手，孩子才保住了命。知情人说，“照看孩子的小保姆，没有穿鞋就往外跑，找人求救。”
　　等到李惠敏的大女婿闻讯赶来时，李惠敏已停止了呼吸。宋建忠驾车逃跑。
　　王国彦认为，宋建忠去李惠敏家是为了要回买官的钱，中间可能起了争执。“宋在取保候审期，如果李惠敏让赵凤林出警的话，宋就只能进看守所了,这个电话可能刺激了他。”
　　2007年1月30日，专案民警在内蒙古警方的协助下，在呼和浩特市境内将犯罪嫌疑人缉捕归案。宋建忠被抓时，曾用匕首往自己脖子上捅了一下，被民警拦下。
　　看守所“上吊”身亡
　　2007年2月底的某一天，二姐宋建珍在房门下发现有人塞进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元旦那天，我对你说过，我肯定要处理好车的事情，此事我看得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对死我不惧，我更珍惜名誉，人活着是为了尊严，老妈就拜托你们了。”
　　那是宋建忠托人从看守所里带出来的。此后陆续有纸条传出，都是写给妻子杨娟荣的。
　　“娟荣:我面对的是强权高官，我对死毫无畏惧，当初我是决心拿命抵命的，现在活过来了，我要坚强地等到判决，并对得起所有关心我的人。”
　　“我先后给李惠敏送了20万，她为了达到既不辦事，又不退钱的目的，制造陷阱陷害我。”
　　其间共有4张纸条，最后一张在2007年3月底送出。
　　“娟荣，那个小狗能吃吗，把它喂好了也好有个伴。下个月的电费要中旬交，不然停电了影响女儿做作业。欢欢，不要和你妈顶嘴了，不要挑食，要吃肉，拼命地往胖里吃，我在看守所里连肉都吃不上。大姐，我走以后，母亲就拜托你们了，要好好照顾她，平时比较闷，要多陪陪她。”
　　2007年5月12日21点15分左右，山阴县公安局对宋氏兄妹宣布：宋建忠“于12日凌晨3点40多分在山阴县公安局看守所内上吊身亡”。
　　宋家要求查看宋建忠死亡现场、看守所的监控录像以及生前遗物，未果。
　　最近，翟桂花总是抱怨自己的关节炎越来越严重：“我腿脚不好，天一冷就腿疼，英喜子就给我买了个热水袋，每天半夜他还起来给我换热水。”
　　“英喜子肯定是因为他那车的事跑了吧，早就跟他说，不要乱要人家东西，圈套哩。现在天冷了，不知道在哪儿呢。”翟桂花依然在等待小儿子的讯息，盼其早日回家。
　　（摘自《新京报》2007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