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中国人有所谓“王天下”之理想，用现代人的话说即是建立一理想的世界政府。故而《中庸》便如是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非妄自尊大，因在当时人的眼光里，中国便是整个世界，整个天下了。凝成这样一个团结的中国，并非易事，据载，始皇二十六年云：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统一度量衡在国家、民族的凝成以及经济发展上的重大意义是人所共知的，但计量标准的建立给予全社会形成公平、公道的道德准则上的深层影响，怕是为大多数人所忽视。
　　不管如何，从此人们开始重视一样东西：权。锤，谓之权(《广雅·释器》)。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汉书·律历志》)。权就是秤锤，亦即俗称秤砣者，它发端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我们如今能见到的最为著名的权，是1973年在西安发现的两只秦代的权，一只铁铸，一只铜铸，铁权上的铭文成为研究秦权的重要史料。后世制作权的材质逐步增多，除了铜、铁之外尚有石、瓷。
　　又不知是谁，在什么时候竟然仿秦权而成紫砂壶。如今能见到的最早秦权壶制于清道光、咸丰年间，两把均藏于南京博物院，一为申锡所制石棵铭刻，一为“万泉”款。申锡，字子贻，《阳羡砂壶图考》上说他“笃志壶艺”，“所制壶底有‘茶熟香温’篆书方印”，“善雕刻，喜用白泥，精者捏造巧不可阶”，“考清代阳羡壶艺能蔚为名家者当推子贻为后劲，后此则有广陵绝响之叹矣”。石棵，亦称石梅，即朱坚，嘉道间书画家。《墨林今话》评价他“共奖赏，多巧思”，“偶写墨梅亦具苍古之致，尤精铁笔，竹石铜锡靡不工”。一位是制壶名家，一位是陶刻大师，两人之合作可谓珠联璧合。观此秦权壶全以秤砣为范本，壶身挺拔玉立，且有敦厚之德，身桶一面刻梅花一枝，一面镌铭文一句：“玉花一本，瑶草两茎，玩之望世，餐之长生”，书画皆精妙而有雅趣。
　　另一秦权壶制作者万泉，本名蒋德林，亦是嘉庆、同治年间宜兴制壶高手。光绪八年《宜兴荆溪县新志》说他“无所师承而艺极精。凡茗壶、花盆、杯盘及一切书案陈设器具，色色工致，为一时之冠”，“德林既以名陶称绝，不作奇器，士林重之”。他也正逢上清中期文人壶崛起之时，与当时包括陈曼生在内的多位书画名士合做砂壶，名噪一时。从“万泉”款秦权壶来看，与申锡所制较为不同。申壶身桶挺拔，万壶则敦厚；申壶长圆圈把加飞扣，万壶则仅有圈把且较圆。最为明显的不同是壶钮，申壶全仿秤砣以桥钮为之，而万壶则以近似乳头的球形钮为之，使整壶看上去更像是砝码而非秤砣。总体的气息是申锡所制挺拔秀美而雅致，万泉所制敦实简洁而古朴。
　　秦权壶自创制以来，因其典雅大方的造型颇受人们的推崇，尤其为文人雅士所喜。申锡、万泉之后，更有晚清之玉成窑也烧成秦权壶。玉成窑是由晚清著名书法家梅调鼎和任伯年、胡公寿、虚谷等书画大家以及紫砂壶名家何心舟、王东石，铭刻高手陈山农、徐三庚等于同治年间的宁波慈城创烧而成。玉成窑集合了众多书画名家、文人雅士，他们参与紫砂造型设计并在紫砂器上题诗作画。加之制壶高手何心舟和王东石的技艺，使得玉成窑紫砂器呈现出造型大胆、书画精雅、别具一格、铭文布局奇巧、文人气息极其浓厚的风格。尤其梅调鼎所撰铭文极风雅，可与曼生壶铭媲美。因此，玉成窑所制秦权壶便自有一种风貌，它更为高拔、古雅，流的位置极高而短，环耳形把手更具古意，加之梅调鼎所撰与秦权造型极相契合的“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秤来”之铭文，使此秦权壶充满了文人雅趣。
　　顾景舟是现代最具文人情怀的紫砂大师，他所制作的秦权壶可谓把紫砂光器之美推向极致。那是一种简约而抽象之美，其妙处即在于：越是简约如此，气韵却越是充盈其间。在光素器造型线条的探索上，从时大彬的高绝起点发展至邵大亨的近乎极端，最终在顾景舟手上成就了完美的三级跳。然而顾景舟的秦权壶在线条、造型比例上的恰如其分倒还不是关键，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秦权壶简劲的线条透露出来金石的凝重和内敛的雅致，这是一种形、神、气融会贯通之后所营造出的率真简练的艺术境界，充满着蓬勃的张力和意蕴，气度泰然，刚正不阿。可以说，顾景舟的秦权壶是他真正回归紫砂本真与朴雅的代表之作。
　　小小的秤砣能有何种神力，竟让如此众多的紫砂艺人钟情于它?《太平御览》记诸葛亮之言“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低昂”，这是一种坚守与刚毅；姚崇有《执秤诫》言道：“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执之以平其心……使锱铢不惑，轻重无疑，智不能矫，愚不能欺。存信去诈，以公灭私。无偏无党，君子似之”，这是一种无私与诚信；清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卷四中说：“市肆谓砝码为招财童子，谓秤锤为公道老儿”，这是一种公道与平衡。可以说，两千多年来形成于秦代之权一直轻轻挑动着中国人的道德脉搏，它几乎成了社会良知的准绳和标尺!人心的坚守与刚毅、无私与诚信、公道与平衡，全寄托在这权的轻重摇摆之间。
　　然而，纷繁的世事里秦权已离我们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