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居的六年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es Agency）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捧到我没有抵抗力，觉得好像是真的。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与乔尔·罗斯合写了个剧本《不是迷信》，也开始到好莱坞去试试，两个礼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们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线》，然后一直吹捧，令我觉得充满了希望。有人建议剧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两个月后再去，又要再改，就这样来来回回，都没有付费。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这些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这是美国所谓的企划炼狱（development hell）。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这么多年看下来，我觉得电影这一行真是形势比人强。我那时发现，身边当上导演、又做出点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展。
　　当年我就很怕自己像闽南语歌《烧肉粽》歌词里所唱的：“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无，暂时来卖烧肉粽……”所以我就赖在家中，不肯去做赚钱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宵小或抢匪闯入抢劫。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1990年暑假，老二石头（李淳）出生时是我最消沉的时候，丈母娘与岳父来美帮忙，一下飞机，惠嘉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我会受不了。我每天做好菜饭给他们吃，他们就直说：“好吃，好吃。”我就是为了封他们的嘴。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我说：“开餐馆跟家里烧饭不一样。”饭后，我躲到房里给台湾《中国时报》写影评与报道，当时在美洲《时报周刊》工作的好友冯光远邀我写稿并提供资料，等于是接济我。写了两个月，差点要疯掉，只得停笔。
　　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然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或者机运未到，就连叫花子都还有三年好运！每个人都有他的时运，份大份小，要是时机来了，我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很窝囊。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
　　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了，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牵手走一生

　　惠嘉對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自己独立生活。她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当然她赚的还不够用，因为研究员只是微薄的基本薪水，有时双方家里也会变相接济一下。我一直不想让父母操心，我们家从来不谈钱的，但爸妈也会寄钱来给我们救急。
　　我拍片后，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贤内助。有一次，北一女北美校友会因为她是“李太太”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她。她对“妻以夫贵”的事情很不以为然，在致辞时就很不上道地一语道破：“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其实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诺伊大学时，前去世界青少棒冠军赛为台湾荣工队当啦啦队加油时认识的。
　　婚后我和惠嘉人隔两地，她继续念书，我在纽约剪辑毕业制作。1984年5月，我还在等毕业作冲印出来，大儿子阿猫诞生时，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丢飞盘。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经生产，第二天赶忙搭机飞去伊利诺伊看妻儿，当我傻傻地冲进医院时，大家一见我来都高兴地鼓掌。原来头天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说：“不必。”问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说：“不必。”她感到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沒汽油的车子来到医院，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她的个性就是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人。本来我们说好，腹中胎儿的头部开始移位往下转时，大约是预产的前一周，我回伊利诺伊来照顾她，结果她也没告诉我。所以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我就特别盯在一旁，她还是频频赶我走：“杵在这儿干吗，你又不能帮忙，你又不能生！”等孩子出生时，我去拉她的手，她还把我挡开，让我一点参与感都没有。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不太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太太性情刚直专注、独立聪明，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
　　在生活里，不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高峰，我们的感情一直差不多，相处上也没太大差别。当我低潮时，太太比较主动，是我迁就她的行程；在我高峰时，有时她要迁就我的行程。
　　在精神上，她以前比较痛快，从前她工作忙，我依赖她；我出名后，现在她有时候要出来做李太太，打搅了她的工作。
　　我觉得，夫妻间相处如一切事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做适度调整，甚至以变化来保持不变。以前我在外面谦卑，回家一样谦卑。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回家再谦卑，就觉得是在调整，其实只是保持不变。
　　而每经历一次成功，又要做些调整。像现在，不论坐地铁或上街，老是被人认出来。去中国馆子，都没法子坐下来安静地吃顿饭。
　　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我把菜装上车，太太到停车场对面的路边买西瓜，有位台湾来的太太对她说：“你真好命，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那位太太听到我太太这么说，一时气结，半天接不上话。其实以前她就很少陪我买菜，现在也一样。不过她管家有她的一套，儿子们服服帖帖，我也很服气。
　　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与爱是扯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