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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文本出现故事张力的缺乏和主题思想的混沌。总的来说，我们认为陈凯歌电影的叙事缝隙是三种文化的冲突造成的，一是古代善恶二元对立与当代人性多元复合观念的矛盾；二是西方的个体叙事与中国传统集体叙事的矛盾；三是中国传统仁义观与西方复仇观的对立。而这三个冲突也是其他传统故事改编中所普遍面临的文化难题，现代性改编欲做到圆满，就不得不对之进行深思。
关键词：多重文本；情节冲突；文化杂糅
一、四重结构重叠的叙事混乱
我们认为，事实上电影《赵氏孤儿》中叠合着四个基本叙事结构：
1.《左传·宣公二年》中的“弑君”及赵盾遭杀的场景。据《春秋》记载“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左传》对此有详叙：晋灵公为君不尊，赵盾三番五次劝谏，惹得晋灵公起了杀心，先后两次欲置其于死地，不想赵盾都侥幸逃过，而成功逃到了边境。此时赵盾的堂兄弟赵穿杀晋灵公于桃园，即所谓“乙丑弑君事”，赵盾回来主持朝政。但史官依照“书法不隐”，写了赵盾弑君，而身位大夫，竟不得不为法受恶。但赵氏家族并没有因此而灭族。灭族事发生在成公八年，但不是忠奸争斗的悲剧，而是一场由乱伦引发的血案。且赵武也没有成为孤儿，而是跟着公主母亲在王宫里避难。电影《赵氏孤儿》显然糅合了史实，将灭族前情节移至晋灵公时代的君臣冲突中。
2.司马迁《史记·赵世家》以及据此而作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忠奸争斗、搜孤救孤的故事框架，奸佞屠岸贾和忠义门客程婴、公孙杵臼介入，整个故事重叙为奸佞当道，忠臣灭门，而门客舍生救孤的故事。屠岸贾以全城一百名孤儿相要挟，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公孙杵臼、韩厥等人为保赵孤舍身自杀，程婴忍辱负重抚育孤儿。电影版显然沿用了此一重叙框架：以自我牺牲为代价，保存赵氏遗孤并最终灭奸除害，弘扬正义的故事，悲剧的力量来自于为正义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最终实现“永恒正义”的胜利。
3.西方戏剧《哈姆雷特》的复仇模式及心理刻画。影片鲜明地留有莎亚名作《哈姆雷特》的影子，从国王的死因，到复仇之路的漫长而焦虑的等待，再到最后的决斗，两者多有相似之处。影片留有的西方经典剧作的情节特征，尤其是在下部的复仇叙事中。在中国古典名著中，赵氏孤儿复仇的过程是叙事上的空白，是叙事时间的省略。而电影则表现了程婴复杂的文化心理，在叙事方法上更多了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与呈现。其复仇过程与《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王子的复仇过程极为相似，表现为时间上的延宕，是十五年的漫长等待，十五年的仇恨潜伏，十五年的处心积虑。哈姆雷特作为成年王子，一再的时间延宕中经历着身心的巨大痛楚。而在《赵氏孤儿》中，程婴复仇的焦虑痛苦心路也得到了丰富的再现。痛失妻儿后，程婴每日提心吊胆，内心被仇恨啃食。
4. 现代叙事视角的人物重构与故事变动。将作为门客的程婴设置成一个市井医生，程婴和公孙杵臼从不相识，韩厥未死而与之进行了十五年的密谋，从而跳脱出主人与门客的主仆忠义关系，使之在偶然中陷入历史的漩涡，而成为被动的牺牲献祭者。一个荡气回肠的舍生取义的故事，改写成为现代版的尊重生命与实践承诺的努力：普通的草民为他人的利益和愿望，可以说是不由自主地牺牲了妻儿的性命和自己一生的幸福。
在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中，这四个叙事结构是叠合在一起的，因此也就出现了故事情节的弱化和矛盾、意义上的复杂和含混。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具体谈到。
二、改编不当造成的文本矛盾
首先，程婴与赵武的双重复仇造成了叙事上无法弥合的裂隙。我们看到，影片中赵武的成长只是年龄的成长，而不是心理的成长，因此，赵武的形象只起到了情节发展的作用，而没有更深度的精神内涵，以至在影片中产生多处情节矛盾。七岁时，程勃知道屠岸贾为自己的杀母仇人后，却依旧与其融洽相处、真心亲近；十六岁时程勃前日还为救治屠岸贾操劳，翌日却突然转变心意、刺杀屠岸贾，行为转变之大令人难以信服。
因此，当赵武最后用剑刺死带他长大，教他功夫，并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义父屠岸贾时，情节设置上的突兀和不合情理之处便集中暴露了出来。他将剑指向屠岸贾之时口中所说的“我要为我爹报仇”，到底是指为亲生父亲赵朔及赵氏一族报仇，还是指为程婴及其妻儿报仇？而无论是哪种报仇，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如果是指为赵氏复仇，先不说前半部中庄姬曾嘱咐程婴，待孤儿长大，“不要告诉他自己是谁，仇人是谁，就过普通百姓的日子”，复仇就违背了“春秋大义”、“诚信”等传统精神；即便是不顾母亲叮嘱，考虑到赵家是因为为臣弄权、树大招风招致的屠岸贾报复，一定程度是上罪有应得；而赵武则是在程婴屠岸贾双重父爱下长大，对两个父亲都怀有着浓厚的感情，对仇恨一无所知，在这种前提下刺剑也于理不合。再如果是指为程婴一家复仇，那么程婴教唆、利用别家的孩子为自己妻儿复仇，这于情于理也不像是一个好人所为之事。如此有失周全的处理，很容易让观众引起误解。矛盾又混乱的叙事思路，使得快意恩仇的故事却使人感到不快，甚至憋屈。
缝隙的产生就来自影片叙事时间的处理，是程婴的漫长等待与赵武的一剑成功上体现出来的时间叙事上的矛盾。下部的叙事时间绝大部分地集中于程婴的复仇心理与复仇之路上，而对赵武的复仇心理缺乏铺垫。叙事时间上的逆差，势必造成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上的比例失调。这其实也是中国古典的仁义文化与西方现代的复仇文化没有找到合适对接的结果——仁爱与复仇是有矛盾的，更何况是借他人之手复仇呢？中国传统的忠奸二元对立式的思维和现代多元复合式的思维之间存在着悖论，而这种悖论势必造成叙事上的困惑与矛盾。文化上不可弥合的缝隙造成情节上的疏漏，也使得影片对人性的透视和挖掘显得游移和摇摆不定。
如果说叙事时间的逆差是造成情节矛盾的原因之一的话，那么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的裂缝也是不可忽视的作用因素。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叙事中，无论何种类型的主人公，所差别的仅仅是时代与身份的不同，永恒的是其形象中所蕴含的中式思维和集体主义——人不是个体的人，而是集体的人。因此，中国传统文学更多的是追究善恶分野和伦理意义，而不是个人的存在和精神。失去了集体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在传统文学中很难发现对个人心理活动和个人生命、价值的探求。而西方文学在此点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在于《赵氏孤儿》在故事情节极其相似的西方戏剧《哈姆雷特》中，作家对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人生思考做出了详细的展开，喊出了“to be or not to be, is a question”的终极疑问。为了克服传统叙事对个人的忽视，更为了迎合当代文化界和普罗大众的接受心理，我们看到在电影版的《赵氏孤儿》中导演为展示程婴内心的复杂斗争而施展了大量笔墨。但是，必须承认，因为西方的个体叙事与传统的集体叙事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矛盾和不兼容，以程婴为主人公的故现代架构与以程勃为主人公的传统故事架构的天然冲突，使电影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得不顾此失彼，对程婴复仇心理的着重描述必然造成其他角色的扁平。
而与叙事裂痕密切相关的，还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前后矛盾的人物形象。作为电影版《赵氏孤儿》传达草根英雄主旨的灵魂人物，程婴这一形象的塑造无疑是前后矛盾的。在元杂剧中，程婴是当之无愧的义士形象。但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程婴仅仅是一个在偶然中被命运推上晋国社稷祭台的民间游医。他没有牺牲与忠义的动机与对象，收养赵孤纯粹是因为偶然中被激发的善良品性。而在这个偶然举措使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后，他在抚养赵孤的15年里心心念念的不再是最初的善良，更不会是其原本就没有的忠义精神，而是血淋淋的复仇——使赵孤杀死屠岸贾，让他痛苦的死去，为自己的妻儿偿命。甚至为了让这种报复更加彻底和狠毒，他不惜欺骗作为幼儿的赵孤的感情，把其当成复仇的工具，让他在成长中与仇人“相亲相爱”，更屡次不让孩子上学，却又没有给他应有的教育。但在元杂剧中，程勃白天跟屠岸贾习武，晚上跟程婴习文，这才成就了他的文武双全。至此，影片已将主人公程婴描述为了一个在 15 年中被仇恨占据、不惜一切手段要复仇的小人。而这无疑是与电影想要塑造的平凡的父亲形象相违背的。
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它们都通过表现核心价值而完成了对叙事情节的整合和人物性格统一的。相比之下，影片版的《赵氏孤儿》显然有些仓促：欲破的破得不彻底，待立的未有说服力，致使影片陷入主题思想的空缺和混沌。
参考文献：
[1]肖锦龙.中西文化深层结构和中西文学的思想导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5.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多重文本；情节冲突；文化杂糅
一、四重结构重叠的叙事混乱
我们认为，事实上电影《赵氏孤儿》中叠合着四个基本叙事结构：
1.《左传·宣公二年》中的“弑君”及赵盾遭杀的场景。据《春秋》记载“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左传》对此有详叙：晋灵公为君不尊，赵盾三番五次劝谏，惹得晋灵公起了杀心，先后两次欲置其于死地，不想赵盾都侥幸逃过，而成功逃到了边境。此时赵盾的堂兄弟赵穿杀晋灵公于桃园，即所谓“乙丑弑君事”，赵盾回来主持朝政。但史官依照“书法不隐”，写了赵盾弑君，而身位大夫，竟不得不为法受恶。但赵氏家族并没有因此而灭族。灭族事发生在成公八年，但不是忠奸争斗的悲剧，而是一场由乱伦引发的血案。且赵武也没有成为孤儿，而是跟着公主母亲在王宫里避难。电影《赵氏孤儿》显然糅合了史实，将灭族前情节移至晋灵公时代的君臣冲突中。
2.司马迁《史记·赵世家》以及据此而作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忠奸争斗、搜孤救孤的故事框架，奸佞屠岸贾和忠义门客程婴、公孙杵臼介入，整个故事重叙为奸佞当道，忠臣灭门，而门客舍生救孤的故事。屠岸贾以全城一百名孤儿相要挟，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公孙杵臼、韩厥等人为保赵孤舍身自杀，程婴忍辱负重抚育孤儿。电影版显然沿用了此一重叙框架：以自我牺牲为代价，保存赵氏遗孤并最终灭奸除害，弘扬正义的故事，悲剧的力量来自于为正义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最终实现“永恒正义”的胜利。
3.西方戏剧《哈姆雷特》的复仇模式及心理刻画。影片鲜明地留有莎亚名作《哈姆雷特》的影子，从国王的死因，到复仇之路的漫长而焦虑的等待，再到最后的决斗，两者多有相似之处。影片留有的西方经典剧作的情节特征，尤其是在下部的复仇叙事中。在中国古典名著中，赵氏孤儿复仇的过程是叙事上的空白，是叙事时间的省略。而电影则表现了程婴复杂的文化心理，在叙事方法上更多了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与呈现。其复仇过程与《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王子的复仇过程极为相似，表现为时间上的延宕，是十五年的漫长等待，十五年的仇恨潜伏，十五年的处心积虑。哈姆雷特作为成年王子，一再的时间延宕中经历着身心的巨大痛楚。而在《赵氏孤儿》中，程婴复仇的焦虑痛苦心路也得到了丰富的再现。痛失妻儿后，程婴每日提心吊胆，内心被仇恨啃食。
4. 现代叙事视角的人物重构与故事变动。将作为门客的程婴设置成一个市井医生，程婴和公孙杵臼从不相识，韩厥未死而与之进行了十五年的密谋，从而跳脱出主人与门客的主仆忠义关系，使之在偶然中陷入历史的漩涡，而成为被动的牺牲献祭者。一个荡气回肠的舍生取义的故事，改写成为现代版的尊重生命与实践承诺的努力：普通的草民为他人的利益和愿望，可以说是不由自主地牺牲了妻儿的性命和自己一生的幸福。
在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中，这四个叙事结构是叠合在一起的，因此也就出现了故事情节的弱化和矛盾、意义上的复杂和含混。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具体谈到。
二、改编不当造成的文本矛盾
首先，程婴与赵武的双重复仇造成了叙事上无法弥合的裂隙。我们看到，影片中赵武的成长只是年龄的成长，而不是心理的成长，因此，赵武的形象只起到了情节发展的作用，而没有更深度的精神内涵，以至在影片中产生多处情节矛盾。七岁时，程勃知道屠岸贾为自己的杀母仇人后，却依旧与其融洽相处、真心亲近；十六岁时程勃前日还为救治屠岸贾操劳，翌日却突然转变心意、刺杀屠岸贾，行为转变之大令人难以信服。
因此，当赵武最后用剑刺死带他长大，教他功夫，并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义父屠岸贾时，情节设置上的突兀和不合情理之处便集中暴露了出来。他将剑指向屠岸贾之时口中所说的“我要为我爹报仇”，到底是指为亲生父亲赵朔及赵氏一族报仇，还是指为程婴及其妻儿报仇？而无论是哪种报仇，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如果是指为赵氏复仇，先不说前半部中庄姬曾嘱咐程婴，待孤儿长大，“不要告诉他自己是谁，仇人是谁，就过普通百姓的日子”，复仇就违背了“春秋大义”、“诚信”等传统精神；即便是不顾母亲叮嘱，考虑到赵家是因为为臣弄权、树大招风招致的屠岸贾报复，一定程度是上罪有应得；而赵武则是在程婴屠岸贾双重父爱下长大，对两个父亲都怀有着浓厚的感情，对仇恨一无所知，在这种前提下刺剑也于理不合。再如果是指为程婴一家复仇，那么程婴教唆、利用别家的孩子为自己妻儿复仇，这于情于理也不像是一个好人所为之事。如此有失周全的处理，很容易让观众引起误解。矛盾又混乱的叙事思路，使得快意恩仇的故事却使人感到不快，甚至憋屈。
缝隙的产生就来自影片叙事时间的处理，是程婴的漫长等待与赵武的一剑成功上体现出来的时间叙事上的矛盾。下部的叙事时间绝大部分地集中于程婴的复仇心理与复仇之路上，而对赵武的复仇心理缺乏铺垫。叙事时间上的逆差，势必造成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上的比例失调。这其实也是中国古典的仁义文化与西方现代的复仇文化没有找到合适对接的结果——仁爱与复仇是有矛盾的，更何况是借他人之手复仇呢？中国传统的忠奸二元对立式的思维和现代多元复合式的思维之间存在着悖论，而这种悖论势必造成叙事上的困惑与矛盾。文化上不可弥合的缝隙造成情节上的疏漏，也使得影片对人性的透视和挖掘显得游移和摇摆不定。
如果说叙事时间的逆差是造成情节矛盾的原因之一的话，那么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的裂缝也是不可忽视的作用因素。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叙事中，无论何种类型的主人公，所差别的仅仅是时代与身份的不同，永恒的是其形象中所蕴含的中式思维和集体主义——人不是个体的人，而是集体的人。因此，中国传统文学更多的是追究善恶分野和伦理意义，而不是个人的存在和精神。失去了集体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在传统文学中很难发现对个人心理活动和个人生命、价值的探求。而西方文学在此点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在于《赵氏孤儿》在故事情节极其相似的西方戏剧《哈姆雷特》中，作家对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人生思考做出了详细的展开，喊出了“to be or not to be, is a question”的终极疑问。为了克服传统叙事对个人的忽视，更为了迎合当代文化界和普罗大众的接受心理，我们看到在电影版的《赵氏孤儿》中导演为展示程婴内心的复杂斗争而施展了大量笔墨。但是，必须承认，因为西方的个体叙事与传统的集体叙事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矛盾和不兼容，以程婴为主人公的故现代架构与以程勃为主人公的传统故事架构的天然冲突，使电影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得不顾此失彼，对程婴复仇心理的着重描述必然造成其他角色的扁平。
而与叙事裂痕密切相关的，还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前后矛盾的人物形象。作为电影版《赵氏孤儿》传达草根英雄主旨的灵魂人物，程婴这一形象的塑造无疑是前后矛盾的。在元杂剧中，程婴是当之无愧的义士形象。但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程婴仅仅是一个在偶然中被命运推上晋国社稷祭台的民间游医。他没有牺牲与忠义的动机与对象，收养赵孤纯粹是因为偶然中被激发的善良品性。而在这个偶然举措使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后，他在抚养赵孤的15年里心心念念的不再是最初的善良，更不会是其原本就没有的忠义精神，而是血淋淋的复仇——使赵孤杀死屠岸贾，让他痛苦的死去，为自己的妻儿偿命。甚至为了让这种报复更加彻底和狠毒，他不惜欺骗作为幼儿的赵孤的感情，把其当成复仇的工具，让他在成长中与仇人“相亲相爱”，更屡次不让孩子上学，却又没有给他应有的教育。但在元杂剧中，程勃白天跟屠岸贾习武，晚上跟程婴习文，这才成就了他的文武双全。至此，影片已将主人公程婴描述为了一个在 15 年中被仇恨占据、不惜一切手段要复仇的小人。而这无疑是与电影想要塑造的平凡的父亲形象相违背的。
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它们都通过表现核心价值而完成了对叙事情节的整合和人物性格统一的。相比之下，影片版的《赵氏孤儿》显然有些仓促：欲破的破得不彻底，待立的未有说服力，致使影片陷入主题思想的空缺和混沌。
参考文献：
[1]肖锦龙.中西文化深层结构和中西文学的思想导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5.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