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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文章对国内学术界2015年纵向和横向研究的相关报刊论文，进行归纳和总结，并针对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三大原则和四大途径，有利于科学、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向。
关键词：2015年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横向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具体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典范，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实践标志。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上升为理论高度的有效探索，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理论标志。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之一。
2016年4月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篇名进行精确检索，共有5887篇文章，而2015年共收入公开发表的论文336篇（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有101篇）。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归纳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其纵向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为逻辑主线，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因、历史起点、历史进程、话语体系和学科建设等问题研究；其横向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研究为逻辑主线，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报刊、传统文化和重要历史人物等的关系研究。
一、201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纵向研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因问题的研究
这一研究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等问题做出了回答。相关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因的研究方面，意见较为统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发展需求和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活动等实践需求，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于理论需求和实践需要之中。如金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一文中，以理论和实践为出发点，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要求和中国具体实际的外在要求。除此之外，对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问题的研究
学者主要持两种观点，分别是传人即起点论与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起点论。李怡和孙宜芳认为历史起点必须涵盖认识历史起点、实践应用起点和理论生成起点，因此，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期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历史进程，最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而李贵忠则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指出：“中共二大初步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又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中共二大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初步结合，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学术界以这两种观点作为主流观点。此外，张世飞则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等同于逻辑起点，他在阐述逻辑起点相关内涵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1919年8月李大钊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具体地说，可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出的那个著名论断为标志”（即“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经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界定于马克思主义传入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间。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问题的研究
相关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别进行了整体研究和具体研究，总结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首先，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梳理。这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进行整体研究，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划分。如孙建华在《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分期理论的架构》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大致经历了萌发期、攀升期、形成期、巩固期、推进期、奋进期、曲折期、挫折期、徘徊期、开拓期、丰富期、发展期等12个阶段。从孕育期到发展期的各个阶段分别呈现了自然、应然、使然、必然、阶进、骤进、升进、冒进、负进、求实、夯实、盈实、务实的显著特征。其次，一些学者对具体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学者对我国新启蒙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研究。如王先俊指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不仅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互动，而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再次，还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概括。不同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各有侧重和差异，而掌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则是必不可少的经验之谈。如陈占安从五个方面进行总结：“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切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坚定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重视实践经验总结，善于集中党和群众集体智慧；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讲究与时俱进同一脉相承辩证统一。”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问题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号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研究和发展。而学者在相关研究过程中，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向进行切入。如邓伯军和谭培文等以方法论为切入点，阐述了普遍性原则的哲学方法论、逻辑性原则的科学方法论、特殊性原则的学科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方法论中的关系和地位。陈红娟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表达史为切入点，分别阐述了以“革命”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以“建设、发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相同观点也可参见唐爱军的《从“革命”到“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转换》一文。李亚彬则通过对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别和以王明为代表的“两个凡是”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进行对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使得其在作为历史过程和重要概念的基础上，更是成为了一门关键学科，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之一。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不仅要注重处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还要注重协调学科内部关系。正如何龙群在其文章中所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应从基础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和比较研究四个基本维度加强内涵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中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与所属二级学科的关系、学科内部单维研究与多维研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
二、201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横向研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关系问题研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中所取得的新成效和新理论，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深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不少学者投身于研究最新理论成果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王伟光在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文中从理论基石、政治主题、伟大宣言、行动纲领、科学判断、基本原则、执政理念、发展理念、治国方略、重要观念、对外战略、军事思想等十二个方面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包涵的基本理论观点。而王仕国和杨海则具体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出“四个全面”在“科学回应时代性课题中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是战略导向，在创新社会治理结构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三者辩证统一，互动互适，共同发展。”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报刊的关系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一定的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也需要一定的媒介，而大众报刊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和理论载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媒介的关系研究中，中国共产党早期机关报刊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和侧重点，如《向导》《新青年》《共产党人》和《解放》等早期机关报刊。学者普遍倾向于通过对相关报刊的文章内容和话语风格进行研究，进而总结归纳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促进作用。正如徐立波和王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对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的解读》一文中通过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途径与策略、批判国民革命中的错误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作用阐述了党的早期政治机关报《向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重大历史人物的关系问题研究
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对我国的重大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时，主要是集中在对党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陈独秀、刘少奇、李达、恽代英、罗亦农和张闻天等同志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研究，仅2015年就有15篇相关文章刊登于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者在对伟大领袖人物的思想研究的过程中往往是结合相关历史事件和实践活动进行研究，将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相结合。如李芬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概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模糊’提升到‘明确’；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自在’提升到‘自为’；在内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抽象’提升到‘具体’。”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本质方面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实现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客观条件之一。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主要是阐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论述儒家文化和墨学等优秀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陈先达于2015年7月3日在《光明日报》刊发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在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基础上，提出应该站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指导，又要走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道路。
三、201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性研究
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对阶段特征的分析和阐述、对理论成果的推广和论证，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规律等理论问题的具体研究。如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等相近的概念缺乏明确系统的辩证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命题的辨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规律性和普遍性的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载体研究等方面就明显存在不足之处。
（二）缺乏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首先，学术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理论成果的精细化研究。相对而言，学者较为注重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具体理论的研究，但是缺乏对这一系列具体理论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相关研究。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大理论成果的体系结构、总体特征、理论主题等均未形成系统和科学的论述和研究。其次，缺乏对理论源与流相结合的融合性研究。只有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支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一源泉相结合进行研究，才能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优势和成效。而学术界更多的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孤立研究，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三）缺乏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研究
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检验理论是否具备科学性和可行性。因此，能否科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检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我们除了要对其理论形成、理论内涵和理论特征进行系统研究之外，还应注重对理论价值、理论意义和理论运用的应用研究。而学术界在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注重从理论高度进行研究，而缺乏对理论外化于实践的研究，则难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以及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规律，难以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具体实践过程中的价值意义，难以呈现马克思主义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飞跃。 四、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生长点与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今世纪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之一，针对学术界相关研究存在的具体问题，我们应遵循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梳理、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研究、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始文献研究这三大基本原则，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研究、比较研究、载体研究和最新成果研究，并将原苏联和我国社会各阶层态度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加以研究。
（一）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三大原则
1.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的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具有历史性和发展性，在历史发展和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有其发展的必然性和呈现出的规律性。而实践是理论认识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将其置于历史洪流的实际背景之下，置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注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出的特殊性，不能一言以蔽之。既要认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功绩，也要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教训。只有如此，才能科学对待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成功和挫折。
2.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研究。这就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等理论成果的丰富和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相结合的论证，是马克思主义同各阶段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研究，实现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融合。
3.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为主要研究内容，这就使得文献资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基础和资料来源。同时，文献研究方法是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在文献研究方法中，原始文献资料也就是第一手的文献材料（本人著作、手稿、笔记、书信、讲话发言材料，以及原始音像、电子文档、文件原件等）则拥有其他期刊文章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在以原始文献材料为理论依据和直接来源的基础上辅以第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大途径
1.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原则的研究。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思想基础、认识要求、主体条件等问题作出具体回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应当遵循的相关原则的整体把握和运用作出进一步说明。其次，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路径的方法论研究。对此，许多学者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然而，我们不仅仅需要了解何种方法能够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要明确这些方法为什么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如何去推动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之一，但是，我们如何将这二者进行结合则需要进行具体研究和阐述。再次，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相关因素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涉及到国内外等众多因素，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变迁、具体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等相关因素的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2.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对事物进行有效考察，根据一定的联系，寻找其异同之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横向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的民族化之间的特殊性比较及其本土化差异研究；还要加强对我国的不同社会阶层和主要代表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秉承的态度和发挥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如延安知识分子与重庆左翼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比较等；以及加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其他社会思潮和思想派别的优劣对比研究等。其次，要以时间发展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纵向分析。这就要求归纳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建党初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途径。通过对各历史时期的比较分析，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比较研究。
3.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载体研究。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一定的载体承载，这就要求加强对报刊、团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首先，要加强相关报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其相应的宣传刊物，如《新青年》《向导》《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刊物；《中国青年》《中国学生》和《先驱》等中国早期青年、学生报刊；《工人周刊》《劳动周刊》和《中国农民》等工农报刊，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缺乏对这些大众刊物的研究。其次，要加强社会团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由李大钊、陈独秀等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指导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致力于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新民学会、互助社、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觉悟社等社团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也有着重要作用；“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以及“政治夜校”等补习组织也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4.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世界性意义研究。这就要求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理论价值研究和实践价值研究。首先，要明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价值。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治国理政思想和“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思想是新起点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的科学论述，是全面阐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其次，在关注理论的同时，加强对理论实践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还要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何种方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这就要求回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又是如何发挥其指导作用的；要求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转化过程的关键之处等。这些都应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和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2015年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横向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具体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典范，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实践标志。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上升为理论高度的有效探索，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理论标志。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之一。
2016年4月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篇名进行精确检索，共有5887篇文章，而2015年共收入公开发表的论文336篇（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有101篇）。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归纳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其纵向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为逻辑主线，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因、历史起点、历史进程、话语体系和学科建设等问题研究；其横向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研究为逻辑主线，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报刊、传统文化和重要历史人物等的关系研究。
一、201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纵向研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因问题的研究
这一研究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等问题做出了回答。相关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因的研究方面，意见较为统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发展需求和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活动等实践需求，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于理论需求和实践需要之中。如金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一文中，以理论和实践为出发点，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要求和中国具体实际的外在要求。除此之外，对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问题的研究
学者主要持两种观点，分别是传人即起点论与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起点论。李怡和孙宜芳认为历史起点必须涵盖认识历史起点、实践应用起点和理论生成起点，因此，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期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历史进程，最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而李贵忠则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指出：“中共二大初步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又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中共二大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初步结合，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学术界以这两种观点作为主流观点。此外，张世飞则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等同于逻辑起点，他在阐述逻辑起点相关内涵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1919年8月李大钊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具体地说，可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出的那个著名论断为标志”（即“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经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界定于马克思主义传入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间。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问题的研究
相关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别进行了整体研究和具体研究，总结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首先，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梳理。这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进行整体研究，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划分。如孙建华在《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分期理论的架构》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大致经历了萌发期、攀升期、形成期、巩固期、推进期、奋进期、曲折期、挫折期、徘徊期、开拓期、丰富期、发展期等12个阶段。从孕育期到发展期的各个阶段分别呈现了自然、应然、使然、必然、阶进、骤进、升进、冒进、负进、求实、夯实、盈实、务实的显著特征。其次，一些学者对具体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学者对我国新启蒙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研究。如王先俊指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不仅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互动，而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再次，还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概括。不同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各有侧重和差异，而掌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则是必不可少的经验之谈。如陈占安从五个方面进行总结：“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切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坚定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重视实践经验总结，善于集中党和群众集体智慧；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讲究与时俱进同一脉相承辩证统一。”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问题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号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研究和发展。而学者在相关研究过程中，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向进行切入。如邓伯军和谭培文等以方法论为切入点，阐述了普遍性原则的哲学方法论、逻辑性原则的科学方法论、特殊性原则的学科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方法论中的关系和地位。陈红娟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表达史为切入点，分别阐述了以“革命”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以“建设、发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相同观点也可参见唐爱军的《从“革命”到“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转换》一文。李亚彬则通过对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别和以王明为代表的“两个凡是”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进行对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使得其在作为历史过程和重要概念的基础上，更是成为了一门关键学科，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之一。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不仅要注重处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还要注重协调学科内部关系。正如何龙群在其文章中所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应从基础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和比较研究四个基本维度加强内涵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中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与所属二级学科的关系、学科内部单维研究与多维研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
二、201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横向研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关系问题研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中所取得的新成效和新理论，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深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不少学者投身于研究最新理论成果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王伟光在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文中从理论基石、政治主题、伟大宣言、行动纲领、科学判断、基本原则、执政理念、发展理念、治国方略、重要观念、对外战略、军事思想等十二个方面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包涵的基本理论观点。而王仕国和杨海则具体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出“四个全面”在“科学回应时代性课题中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是战略导向，在创新社会治理结构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三者辩证统一，互动互适，共同发展。”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报刊的关系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一定的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也需要一定的媒介，而大众报刊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和理论载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媒介的关系研究中，中国共产党早期机关报刊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和侧重点，如《向导》《新青年》《共产党人》和《解放》等早期机关报刊。学者普遍倾向于通过对相关报刊的文章内容和话语风格进行研究，进而总结归纳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促进作用。正如徐立波和王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对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的解读》一文中通过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途径与策略、批判国民革命中的错误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作用阐述了党的早期政治机关报《向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重大历史人物的关系问题研究
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对我国的重大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时，主要是集中在对党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陈独秀、刘少奇、李达、恽代英、罗亦农和张闻天等同志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研究，仅2015年就有15篇相关文章刊登于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者在对伟大领袖人物的思想研究的过程中往往是结合相关历史事件和实践活动进行研究，将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相结合。如李芬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概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模糊’提升到‘明确’；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自在’提升到‘自为’；在内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抽象’提升到‘具体’。”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本质方面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实现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客观条件之一。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主要是阐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论述儒家文化和墨学等优秀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陈先达于2015年7月3日在《光明日报》刊发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在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基础上，提出应该站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指导，又要走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道路。
三、201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性研究
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对阶段特征的分析和阐述、对理论成果的推广和论证，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规律等理论问题的具体研究。如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等相近的概念缺乏明确系统的辩证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命题的辨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规律性和普遍性的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载体研究等方面就明显存在不足之处。
（二）缺乏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首先，学术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理论成果的精细化研究。相对而言，学者较为注重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具体理论的研究，但是缺乏对这一系列具体理论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相关研究。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大理论成果的体系结构、总体特征、理论主题等均未形成系统和科学的论述和研究。其次，缺乏对理论源与流相结合的融合性研究。只有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支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一源泉相结合进行研究，才能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优势和成效。而学术界更多的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孤立研究，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三）缺乏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研究
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检验理论是否具备科学性和可行性。因此，能否科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检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我们除了要对其理论形成、理论内涵和理论特征进行系统研究之外，还应注重对理论价值、理论意义和理论运用的应用研究。而学术界在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注重从理论高度进行研究，而缺乏对理论外化于实践的研究，则难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以及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规律，难以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具体实践过程中的价值意义，难以呈现马克思主义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飞跃。 四、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生长点与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今世纪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之一，针对学术界相关研究存在的具体问题，我们应遵循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梳理、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研究、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始文献研究这三大基本原则，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研究、比较研究、载体研究和最新成果研究，并将原苏联和我国社会各阶层态度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加以研究。
（一）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三大原则
1.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的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具有历史性和发展性，在历史发展和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有其发展的必然性和呈现出的规律性。而实践是理论认识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将其置于历史洪流的实际背景之下，置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注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出的特殊性，不能一言以蔽之。既要认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功绩，也要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教训。只有如此，才能科学对待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成功和挫折。
2.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研究。这就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等理论成果的丰富和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相结合的论证，是马克思主义同各阶段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研究，实现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融合。
3.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为主要研究内容，这就使得文献资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基础和资料来源。同时，文献研究方法是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在文献研究方法中，原始文献资料也就是第一手的文献材料（本人著作、手稿、笔记、书信、讲话发言材料，以及原始音像、电子文档、文件原件等）则拥有其他期刊文章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在以原始文献材料为理论依据和直接来源的基础上辅以第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大途径
1.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原则的研究。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思想基础、认识要求、主体条件等问题作出具体回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应当遵循的相关原则的整体把握和运用作出进一步说明。其次，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路径的方法论研究。对此，许多学者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然而，我们不仅仅需要了解何种方法能够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要明确这些方法为什么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如何去推动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之一，但是，我们如何将这二者进行结合则需要进行具体研究和阐述。再次，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相关因素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涉及到国内外等众多因素，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变迁、具体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等相关因素的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2.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对事物进行有效考察，根据一定的联系，寻找其异同之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横向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的民族化之间的特殊性比较及其本土化差异研究；还要加强对我国的不同社会阶层和主要代表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秉承的态度和发挥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如延安知识分子与重庆左翼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比较等；以及加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其他社会思潮和思想派别的优劣对比研究等。其次，要以时间发展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纵向分析。这就要求归纳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建党初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途径。通过对各历史时期的比较分析，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比较研究。
3.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载体研究。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一定的载体承载，这就要求加强对报刊、团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首先，要加强相关报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其相应的宣传刊物，如《新青年》《向导》《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刊物；《中国青年》《中国学生》和《先驱》等中国早期青年、学生报刊；《工人周刊》《劳动周刊》和《中国农民》等工农报刊，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缺乏对这些大众刊物的研究。其次，要加强社会团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由李大钊、陈独秀等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指导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致力于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新民学会、互助社、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觉悟社等社团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也有着重要作用；“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以及“政治夜校”等补习组织也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4.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世界性意义研究。这就要求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理论价值研究和实践价值研究。首先，要明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价值。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治国理政思想和“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思想是新起点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的科学论述，是全面阐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其次，在关注理论的同时，加强对理论实践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还要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何种方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这就要求回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又是如何发挥其指导作用的；要求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转化过程的关键之处等。这些都应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