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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童志勇（1973-），男，湖北黄冈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讲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武汉，430074。刘香菊（1977-），女，河南邓州人，管理学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教务处讲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武汉，430200。
摘要：院长是现代大学中连接管理系统与学术系统的桥梁和纽带，既是大学核心管理层权力的延伸，也是教师群体的代表。自1933年至今，国外学者对大学院长的研究已有80年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只有数量有限的经验性研究成果，并且主要是美国学者关于美国大学院长的研究。之后，有关院长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始被应用。宏观层次的研究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治理变革使传统的学者-院长转变为管理者-院长；中观的院校层次的研究既关注院长职务的产生和发展，也关注与院长职务相关的领导管理，还研究了其与教师、系主任、大学核心管理层以及其他院长之间的关系等；微观层次的角色冲突或角色模糊及角色压力等因其对院长角色行为的有力解释而占据重要位置。
关键词：国外大学；院长；院长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1-0075-08
学院或系是大学中负有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职能的二级教学和学术组织，院长或系主任是学院或系的首要负责人，在本研究中，将其统称为“院长”。院长是现代大学中连接管理系统与学术系统的桥梁和纽带，既是大学核心管理层权力的延伸，也是教师代表。在我国大学校院两级管理改革过程中，随着学院承担职能的增加，院长的地位和作用愈发重要，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却非常少。比较而言，国外学者对院长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和颇为丰富的成果。从1933年美国学者麦可金斯（F.A.McGinnis）在《高等教育杂志》（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上发表第一篇以院长为主题的论文——《院长和他的职责》至今，国外学者对大学院长的研究已有80年的历史。对这80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为我们开展院长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国外院长研究概述
继麦可金斯之后，1936年麦克格拉斯（Earl J.McGrath）在《高等教育杂志》上发表《院长：1860-1934》一文。“二战”后，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加，并出现了第一部相关著作，即1968年迪布登（Arthur J. Dibden）等人编著的《美国大学和学院中的院长》。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外的院长研究主要是美国学者关于美国大学院长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政府、大学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大学内部治理发生巨大的变革，有关院长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除学术论文外，专著的数量明显增多，并且开始有研究生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到1990年，已有三部关于院长的学术著作问世，分别是莫里斯（Van C. Morris）的《院长：大学的中层管理者》、塔克（A.Tucker）和布赖恩（R.A.Bryan）合著的《院长：和平鸽、龙和外交官》以及沃恩（G.B.Vaughan）的《通向校长之路：社区学院院长》。[1]1991年，克拉克（Burton Clark）在《高等教育百科全书》的“学术领导”部分对此前各国有关院长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汇总。此后，鲍恩（Larry S. Bowen）的《奇怪的领导者：教育学院院长的领导历程》、阿伦（George Allan）等人编著的《美国大学院长（系主任）工作手册》、科尔文（Diane J.Colvin）的《公立综合社区学院院长角色》、沃弗顿（Mimi Wolverton）的《变革中的院长职务》和格梅尔希（Walter H.Gmetlch）的《学院院长：来自内部的领导者》等著作相继出版。2010年，米克（V.L.Meek）等人联合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学者对作为大学中层管理者的院长进行了多国比较研究，并撰写了《变革中的高等教育中层管理》一书。2004年，霍克斯（Richard D.Hawks）首次将《院长领导风格对系主任职业倦怠的影响》作为其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此外，许多有关高等教育治理或大学治理的著作分别从不同方面对院长进行了研究，如《高等教育治理：大学治理的多国研究》、《高等院校学术组织管理》、《高等教育管理变革》和《学术权力》等。
20世纪80年代之前，院长和大学管理者是研究的主体，如迪布登、莫里斯、塔克、布赖恩和鲍恩等人都曾担任校长或院长（系主任）。近年来，高等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涉足这一领域，如高等教育学者沃弗顿和格梅尔希近年来出版了两部相关著作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在研究方法和技术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运用问卷调查、统计量表以及长期跟踪调查等技术或手段。与此同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也逐步从美国扩展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对院长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也从最初的经验描述到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这标志着院长成为一个被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
二、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验研究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关于院长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基本是经验性的描述，辅以少量、小范围的统计分析。甚至还有个别既没有担任过院长也没有进行过调查的研究者提出的关于如何当院长的泛泛之谈。这一时期研究的成果形式主要是学术论文，关注的主要问题则是：院长职务产生的时间、方式；院长的关系网络；院长的工作职责和性质以及有关院长任职者特征的统计与描述。很少有研究者对“院长”加以界定，在以“Dean”或“Academic Dean”为主题的研究中，有不少是关于教务长（Provost）、学生事务主任、研究生院院长或大学首席学术官的研究。而在直接关于大学院长的研究中，麦可金斯、麦克格拉斯、迪布登以及古德塞尔（David R.Goodsell）、费尔那（Bill D.Feltner）等人的研究较具代表性。 童志勇刘香菊：国外大学院长研究80年迪布登认为，虽然院长职位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大学，但在美国却是一个较新的现象。[2]直到1913年，这一职位才在美国得到普遍的认可。[3]麦可金斯的研究揭示了1933年之前美国大学院长的产生方式以及院长的关系网络等，如院长的产生方式包括：校长提名，董事会任命；教师提名，校长选任；校长提名后经教师投票选出等七种。通过不同方式产生的院长，其立场与关系网络是不同的。[4]
麦克格拉斯则是这一时期对院长进行调查统计的少数研究者之一，他的研究表明，美国部分院校在1854到1918年间分别设立院长职位，设立时间的中数为1891；院长任职者的学科背景涉及除美术外的所有学科，既有拥有学士和硕士学位者，也有拥有博士学位者，而且绝大多数院长在整个任职期间都承担着教学任务。[5]总之，无论是从任职者的学术背景、职责还是称谓等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院长都是一个“非标准化”的职位。
从这一时期研究者的观点来看，彼时院长可能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职务。马歇尔（Max S.Marshall）说：“除了院长自己，谁都知道如何成为一位院长。”他认为，无论非专业人士、半专业人士或专业人员都可以胜任院长一职。[6]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甚至声称：“院长就是试图捉猫的老鼠，……其智慧不足以成为一名教授，但是又太狡猾而不能成为一名校长”。[7]但他们并没有提供得出这些论断的事实或理论依据。费尔那和古德塞尔也认为，院长角色有点不伦不类，其既非教师，也非管理者，但同时却要履行服务、建议和沟通三个方面的职责，服务于大学领导者、教师和学生三个群体。[8]维希涅夫斯基（Richard Wisniewski）则从互动与回应的视角指出，院长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系主任、教师、学生和大学核心管理层及政府教育部门期望的回应，院长必须学习如何扮演这一角色。[9]
迪布登曾先后任诺克斯学院（Knox College）哲学系教授与系主任、南伊利诺伊大学（Sou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高等教育学系系主任以及约翰逊州立学院（Johnson State College）哲学教授和校长（President）。在担任约翰逊州立学院校长期间，迪布登组织19位院长（系主任）和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的师生共同撰写了《美国大学和学院中的院长》一书，该书从院长的职责、院长的角色、院长的关系网络、院长的形象和院长的智慧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作为第一部以院长为主题的著作，该书在出版当年即受到广泛关注，但研究者对其的评价却褒贬不一。瓦格（Paul Varg）认为，该书除了一些案例外并没有深思熟虑的学术研究与分析，而且因为作者的学科背景限制，也不可能为专业学院院长提供有益的帮助。[10]但尤韦马（Ben Euwema）认为，该书可以作为院长工作指南，因为院长职责本来就是由院长任职者来定义的，不同类型的院长任职者使院长因其承担的主要职责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类型。[11]达林顿（James Darlington）的评价较为客观，他认为，知识爆炸、社会动荡和计算语言与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学教学理念的快速变化使得院长在传统的义务之外承担了学术项目、科研及相关预算等越来越多的职责，他说：“如果院长要在对大学至关重要的学术项目方面保持效率和有效性，那么他必须从日常行政事务中脱身，转而集中于决策。”[12]总体上来说，该书对院长的研究是经验性的、描述性的。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如麦克格拉斯、迪布登和古德尔等人都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或实践者，其研究基本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虽然对大学管理实践来说具有参考价值，但缺乏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探讨与分析。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已经涉及了与院长相关的主要问题，如院长的选任方式、职责、关系网络、角色以及任职者与角色的关系等，拓宽了院长研究的视野，为后期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以经验为基础、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院长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如前所述，相关成果大量涌现。从切入点来看，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从宏观的高等教育系统角度研究治理变革对院长角色及其性质的影响；二是从中观的院校角度对院长群体或个体的研究；三是有关院长心理或行为以及心理与行为关系的微观研究。这三个层次的研究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相互之间存在诸多的交叉联系，特别是院长任职者的自我研究往往同时涉及三个层次。
（一）院长：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中层学术管理者
在从高等教育系统角度出发的院长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将院长视为大学的中层管理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高等教育系统或大学治理变革对院长地位、权力、职责以及职务性质等的影响。
研究者认为，过去的20多年，根植于新自由主义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导致传统的大学与政府关系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了大学治理模式的变革。在管理主义的侵蚀下，大学中学者的地位持续下降，专业学者与专业管理者（行政管理者）之间的分离趋势更加明显。大学中主导学术活动的战略权力呈现向上集中的趋势，但是具体业务却越来越多的下放到学院和院长身上[13]；绩效与问责等旨在提高公共部门管理效率的诸多新手段在大学管理中逐步被采用，迫于外部压力，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为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经济与商业化的需求而非文化需求——而采取强化管理的治理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治理中出现了与院长角色相关的变化。
首先，通过加强董事会与核心管理机构的权力并减小学术权力的治理安排，大学治理权力进一步向顶层集中。在大学治理变革中，学校层面的治理权力得到强化，大学中出现了一个“强化的管理中心”。管理者在作决策时越来越少考虑学术因素，外部快速且多变的要求以及目的的紧迫性，成为绕过学术因素作决策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普遍性的资源短缺也成为影响大学决策的关键因素，“任何提高资源使用效益的努力甚至可能左右学校的局面”[14]。 其次，在充满管理主义的组织文化中，大学内部出现管理事务和权力向学院转移的趋势。包括院长在内的中层管理者与基层学术组织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等级化，院长的管理者形象加强。在大学治理变革过程中，许多国家的大学院长不再被视为学者，而被当做行政管理专家。如美国多数大学的院长不再由其同事选举，而是由教务长、校长或董事会任命产生。相比过去几十年，院长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并已开始参与大学的决策制定过程。在从大学核心管理层获得权力的同时，院长也从下属的学系或学院其他学术部门获得权力，传统上学系拥有的关于课程、学位授予以及学术人员聘任与晋升的权力都慢慢地转入院长手中，成为院长决策范围内的事务。同时，院长也成为学校最重要的一项活动——资金筹集中的更活跃的角色。可以说，在美国的多数大学中，院长的地位加强了。[15]
而在其他国家，院长职位的等级性与管理权力也随其任职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明显的变化，院长的权力逐步附着于其职位之上。例如，在澳大利亚，部分大学的院长已被视为学校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定期与校长、副校长举行联合会议，已很难界定其是否还是中层学术管理者[16]；在英国，尽管约52%的院长表示其对教学、科研和管理同等重视，但他们已经被迫运用新管理主义的技术手段[17]；在加拿大，虽然包括院长在内的大学中层学术管理者角色没有显著的变化，院长主要负责学院内部的财务与人事工作，但是其新增了“筹款”职能。[18]这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中，院长在大学中的地位更高，面临的需求更多，其工作更具复杂性与战略性，最重要的是更具管理性。[19]347-364但也有特例存在，如在法国，院长自19世纪以来作为大学核心成员被视为教育部长同事的特权消失了，多数院长认为，大学太大，管理工作太多，自己却没有权力和财政资源，并且易于树敌。[20]
总的来说，大学治理变革导致院长们的职权更大，角色更倾向于管理者，传统的学者-院长（Scholardean）已为管理者-院长（Managerdean）所取代。[21]229-234或者说，问责制使院长的学术领导人形象为政治敏锐和经济精明的行政院长形象所取代。[22]任命制强化了院长的管理权力意识，致使他们认为自己是大学管理阶层的一部分，是大学上层领导者给予了他们领导的合法性。[23]77-78
（二）院校层次中的大学院长
院长在大学中具有特殊且重要的地位，这使诸多研究者都关注院校层次的院长问题，但研究者至今未对“院长”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大学院长（主任）工作手册》中曾提出，“Dean”或“Academic Dean”一词“就像胖矮人跟爱丽丝解释的，是一个可以盛装许多不同意义的词汇”，包括了大学学术事务副校长（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教务长、院长（Dean of the College）、系主任（Dean of the Faculty）和四年制学院或大学中被冠之以“学院或学部名称机构的负责人”等。[24]莫西（I.Moses）对“院长”的描述较具一般意义，即院长是学术领导者，是所在学院的管理者和教师行列中的一员，具有职位所授予的正式权力。同时，他认为，他们所拥有的职位通常不是职业的终点，只是一个具有行政或管理功能的临时性岗位，他们在教师和管理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25]
但无论怎样界定院长，也不管研究的视角如何，院校层次的研究普遍关注院长职务的产生、从教师到院长的角色转换、院长作为领导者的管理与决策，其与系主任、教师以及大学核心管理层之间的关系网络等问题。部分研究还涉及不同学科院长的领导风格、院长的职业发展路径以及院长角色的性质等问题。
第一，院长是如何产生的，任职结束后又何去何从？
大多数院长担任该职务是由校长或其他高级管理者决定的，并且多数人有终身教职依傍。研究者认为，从教师到院长是全新的转变，意味着更多的公众生活和更少的私人空间；工作中充满了矛盾冲突，并且院长几乎要竭尽全力地来寻求资金。[26]3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大学的院长不可能兼顾学术与管理，因此，多数研究者认为，对志于学术者而言，院长并不是一个良好的职业经历。部分研究者甚至持悲观态度，如帕姆（Risa Palm）认为，从教师到院长的转变是单向度的，院长任期结束后再重返教师岗位的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27]福特斯（Brain L.Foster）则认为，从教师到院长的转变是巨大的，就如同到了另一个星球。[28]格梅尔希也指出，从教师到院长要先后经历“坚持（Insist）、融入（Immersion）、重新调整（Reshaping）和巩固（Consolidation）、再提高（Refinement）”五个递次渐进的阶段。[29]尽管如此，仍然有院长任职者认为其任职经历是精彩的和有价值的。[30]
从院长自身来说，许多院长在任职前的某个阶段通常都曾在该院任系主任一职，有相当一部分人把院长职务作为通向教务长或校长职务的阶梯，但也有超过25%的院长计划任期结束后重返教师岗位。[31]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75%的院长具有博士学位，多数院长希望任职结束后最好能返回其原来的教师岗位。[18]
第二，院长是学术领导者，具有决策的责任和权力，其核心事务是资源分配。
作为学院的首要领导者，院长必须对许多问题作出决策，包括资源分配、师资评聘与晋升、组织机构设置甚至校园停车、办公用品分配等。决策是院长的法定职责，也是院长的权力。但由于学术组织的特殊性，即便在美国这种被认为官僚化的学院组织中，院长也不可能独自作出决策，任何情况下，教师和学生都应参与决策，参与程度是院长必须处理的一个问题。[26]28-30
预算和资源分配是院长的核心事务，其关键是设定优先事项并处理好优势项目与弱势项目的关系。对院长而言，设定优先事项最快的方法是咨询学院的系主任和教师们，但各系往往宁可平分经费导致大家不足，也不愿意按优先分配原则来分配资金，因此，院系会议是不适合做预算分配决定的。[32]实际上，院长在资源分配中往往倾向于优势项目而非弱势项目；并且院长对教学的实际投入往往比其所说的要少。[33]因此，有研究者建议，预算分配过程中，院长首先要考虑的是满足教学需要，也即聘任教师。[34] 第三，院长的关系网络。
系主任、教师和大学核心管理层是院长关系网络的核心部分。院长与系主任之间的领导与合作是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两者要承担共同的工作任务，必须共同面对学院的重大决策。[26]77-81如在美国的大学里，院长和系主任在课程、招聘、评估、教师发展和学院发展规划及学术标准等方面承担共同的职责，而在欧洲大陆国家、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中，系主任与院长至少都是大学或学院委员会的成员。[35]作为关键的合作者，院长必须努力获取系主任的支持，因为后者对学院理念的实现具有关键作用。如果一位美国大学院长的工作被认为是成功的，通常人们会认为系主任参与了其工作的每一步。但也必须认识到院长与系主任之间是存在领导关系的，基本上系内的所有决策都是在院长的支持下作出的，院长是教师招聘、晋升和终身职等重要决策的最终决定者。此外，院长对系主任的领导更多地体现在对其的监督和评估方面，通常院长每年会对系主任进行一次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人事、课程、财务、发展规划等方面，但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协商来进行沟通的。
教师事务是院长最为关切、压力最大的事务。不同类型的学院中，院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目前关于院长的研究中，直接论及德国和英国大学院长与教师关系的较少，即便提及，研究者也通常用“同辈中的长者”来指称德国大学院长，用同事关系来描述其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或者用“共同治理”来描述牛桥学院成员的共同决策模式。[36]但关于美国大学院长和教师关系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多。在美国，院长与教师之间存在紧密的专业联系，院长最重要的工作是招募到最优秀的教师，同时扮演教师利益维护者的角色，维护教师的学术自治和独立开展研究的自由，衡量并协调教师诉求与大学核心管理层的要求。同时，院长与教师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委员会工作方面，院长要与履行学院重要职能的委员会如规划委员会、课程委员会、招生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
校长、学术副校长或教务长、副校长等为代表的大学核心管理层与院长的关系是大学学术和管理中最核心的关系之一。院长的选聘、管理、考核和连任是大学核心管理层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多数大学，院长是由校长、副校长或教务长任命的，教务长或学术副校长对院长的任职及其成功与否起着关键作用，而学院在资金分配、发展规划和教师招聘计划等方面的决策往往也需要得到前者的建议或支持。[37]院长与大学核心管理层之间至少在仪式性活动、筹款活动以及招聘教师与系主任的工作三个领域存在着直接的合作关系。有学者就认为院长履行了许多教务长或学术副校长本应履行的职责，而曾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担任过院长和校长职务的杜德施塔特（James J.Duderstadt）更加明确地指出现在的院长越来越像校长。[38]
此外，院长还和学生以及其他学院的院长保持着联系。虽然在系主任、副院长和院长等人当中，院长直接参与学生事务可能是最少的，但是，市场条件下，父母和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和压力逐步推动院长改革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39]尤其是非传统大学生人数的增加使院长面临的变革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在一定程度改变了院长职务的性质。[40]5-8院长与其他学院的院长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是必须的，也是有益的。一方面，如文理学院院长等必须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考虑为其他专业学院服务，另一方面，其他院长还能够在工作上给出良好的策略、有益的建议或警告。[41]
总的来说，当前院长这一角色变得更具挑战性，在大学中地位更高，也更具变革性。[19]347-364由于院长履行的职责和承担的任务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人们常常用“三明治”、“夹缝”等形容院长角色。要较好地履行院长角色，院长必须认识到自己角色的多重性和受限制性。[42]
（三）微观层面的院长研究
在关于院长的微观研究方面，角色冲突或角色模糊及角色压力等因其对院长角色行为和状况的有力解释而占据重要位置。大学管理的早期研究表明，角色冲突渗透整个大学，特殊的地位是引发院长角色冲突的主要原因。院长处于院系与大学核心管理部门的“夹缝”之中[43]，既是校长工作与权力的延伸点，又是教师团体的扩展部分[44]，其工作具有管理与学术的双重价值[45]，但每一方的成功又取决于院长的表现。因此，各自形成了院长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的不同期望或观念，这种对院长角色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了角色冲突，进而造成角色压力，使得许多院长提前结束其行政事业生涯。
此外，有研究者对院长领导风格及管理行为等进行了研究。不同院长的领导风格（从极端民主到极端专制）具有差异性，并且其与学科或院长个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如费根（Claire M.Fagin）等人的研究表明，学科类型或学科声望导致院长的领导风格的差异，并造成大学核心管理层对其理解程度的差异，从而使院长更容易或更难履行角色。[46]纯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教师更讲求实际，更愿意“专注其工作”，因此允许院长运用实权；人类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教师们则不愿意将权力交给院长，他们更愿意挑战现状。[23]80沃弗顿等则指出，在1980年至2000年间，事务型（Transactional）领导和变革型（Transformational）领导是学术领域中两类主要的领导类型。事务型院长倾向于运用控制和命令机制，围绕目标和任务来安排组织行为并配置组织资源；变革型院长比事务型院长更倾向于改变组织文化和现状，建立并依靠学院成员的共同治理。[40]5-8同时，院长的管理行为与复杂性认知、学科规训有明显的相关关系。[47]因此，学校在培育后备院长时不可小视学科规训的作用。而作为院长自身，则必须懂得压力管理，对学院和自己保持切实的期望，确保多元价值观，并花费时间处理那些令人不愉快的问题。[48]
四、国外大学院长研究的经验与启示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有关院长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内容的广泛性和深入性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多样性方面，以及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水平方面，都呈现出历久的成熟性，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或启示。 第一，实践是大学院长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相关学科理论指导下的深入探索是大学院长研究的发展方向。
大学院长角色的实践性决定了对其研究必然是以经验为基础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院长研究基本上就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此后，研究者在前期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一般的具有指导性的理性共识，另外也更多地引入了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来指导院长研究。近年来，部分研究者开始尝试构建院长研究的独特理论框架。正如德布尔（HDe Boer）等人所言，这种尝试本身比研究更具有意义，其将推动院长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1]229-234
其次，国外学者们为研究院长问题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思路和分析框架。
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宏观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观的院校和微观的院长本身三个层次，从院长地位、权力、职责和关系网络以及院长角色矛盾冲突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揭示了影响院长角色的多重因素。从结构主义视角来看，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与构成，包括政府、社会与大学的关系，大学的组织结构与组织方式等是影响院长角色的重要因素，其中，权力配置是关键。高等教育治理变革和大学组织结构调整都会影响院长角色及其性质。从互动主义视角来看，院长角色的形成是一个期望与不断回应期望的过程，是在以院长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中形成的，大学核心管理层、系主任、教师以及学生家长等群体对院长角色的形成和调整都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院长任职者个人、学科文化、任职方式和任期等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有关院长的微观研究则为我们从心理、行为以及两者关系入手研究院长问题提供了参考。
第三，研究院长问题要运用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
虽然研究者以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学者为主，但是越来越多地运用了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其中基于调查的经验性研究是最为基本的方法。当前，国内学者关于院长的研究还非常有限，相关成果也较少，且缺乏深入系统的探索。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学院在大学中的地位和功能日益强大，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目前，大学校院两级改革不断深入，多数大学提出了校院两级管理、扩大学院管理权力的改革目标。但是，改革并没有触及院长这一角色，这与现实中院长地位、权力和职责的变革，以及其关系网络的发展变化极不相符。舍弃院长角色，就等于割断了大学核心管理层与学院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管理决策与学术组织两分，何以完善大学治理？何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因此，在大学治理变革的视野下对院长角色进行研究，不仅是迫切需要的，而且也是完善大学治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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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芊）
摘要：院长是现代大学中连接管理系统与学术系统的桥梁和纽带，既是大学核心管理层权力的延伸，也是教师群体的代表。自1933年至今，国外学者对大学院长的研究已有80年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只有数量有限的经验性研究成果，并且主要是美国学者关于美国大学院长的研究。之后，有关院长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始被应用。宏观层次的研究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治理变革使传统的学者-院长转变为管理者-院长；中观的院校层次的研究既关注院长职务的产生和发展，也关注与院长职务相关的领导管理，还研究了其与教师、系主任、大学核心管理层以及其他院长之间的关系等；微观层次的角色冲突或角色模糊及角色压力等因其对院长角色行为的有力解释而占据重要位置。
关键词：国外大学；院长；院长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1-0075-08
学院或系是大学中负有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职能的二级教学和学术组织，院长或系主任是学院或系的首要负责人，在本研究中，将其统称为“院长”。院长是现代大学中连接管理系统与学术系统的桥梁和纽带，既是大学核心管理层权力的延伸，也是教师代表。在我国大学校院两级管理改革过程中，随着学院承担职能的增加，院长的地位和作用愈发重要，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却非常少。比较而言，国外学者对院长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和颇为丰富的成果。从1933年美国学者麦可金斯（F.A.McGinnis）在《高等教育杂志》（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上发表第一篇以院长为主题的论文——《院长和他的职责》至今，国外学者对大学院长的研究已有80年的历史。对这80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为我们开展院长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国外院长研究概述
继麦可金斯之后，1936年麦克格拉斯（Earl J.McGrath）在《高等教育杂志》上发表《院长：1860-1934》一文。“二战”后，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加，并出现了第一部相关著作，即1968年迪布登（Arthur J. Dibden）等人编著的《美国大学和学院中的院长》。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外的院长研究主要是美国学者关于美国大学院长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政府、大学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大学内部治理发生巨大的变革，有关院长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除学术论文外，专著的数量明显增多，并且开始有研究生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到1990年，已有三部关于院长的学术著作问世，分别是莫里斯（Van C. Morris）的《院长：大学的中层管理者》、塔克（A.Tucker）和布赖恩（R.A.Bryan）合著的《院长：和平鸽、龙和外交官》以及沃恩（G.B.Vaughan）的《通向校长之路：社区学院院长》。[1]1991年，克拉克（Burton Clark）在《高等教育百科全书》的“学术领导”部分对此前各国有关院长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汇总。此后，鲍恩（Larry S. Bowen）的《奇怪的领导者：教育学院院长的领导历程》、阿伦（George Allan）等人编著的《美国大学院长（系主任）工作手册》、科尔文（Diane J.Colvin）的《公立综合社区学院院长角色》、沃弗顿（Mimi Wolverton）的《变革中的院长职务》和格梅尔希（Walter H.Gmetlch）的《学院院长：来自内部的领导者》等著作相继出版。2010年，米克（V.L.Meek）等人联合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学者对作为大学中层管理者的院长进行了多国比较研究，并撰写了《变革中的高等教育中层管理》一书。2004年，霍克斯（Richard D.Hawks）首次将《院长领导风格对系主任职业倦怠的影响》作为其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此外，许多有关高等教育治理或大学治理的著作分别从不同方面对院长进行了研究，如《高等教育治理：大学治理的多国研究》、《高等院校学术组织管理》、《高等教育管理变革》和《学术权力》等。
20世纪80年代之前，院长和大学管理者是研究的主体，如迪布登、莫里斯、塔克、布赖恩和鲍恩等人都曾担任校长或院长（系主任）。近年来，高等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涉足这一领域，如高等教育学者沃弗顿和格梅尔希近年来出版了两部相关著作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在研究方法和技术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运用问卷调查、统计量表以及长期跟踪调查等技术或手段。与此同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也逐步从美国扩展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对院长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也从最初的经验描述到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这标志着院长成为一个被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
二、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验研究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关于院长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基本是经验性的描述，辅以少量、小范围的统计分析。甚至还有个别既没有担任过院长也没有进行过调查的研究者提出的关于如何当院长的泛泛之谈。这一时期研究的成果形式主要是学术论文，关注的主要问题则是：院长职务产生的时间、方式；院长的关系网络；院长的工作职责和性质以及有关院长任职者特征的统计与描述。很少有研究者对“院长”加以界定，在以“Dean”或“Academic Dean”为主题的研究中，有不少是关于教务长（Provost）、学生事务主任、研究生院院长或大学首席学术官的研究。而在直接关于大学院长的研究中，麦可金斯、麦克格拉斯、迪布登以及古德塞尔（David R.Goodsell）、费尔那（Bill D.Feltner）等人的研究较具代表性。 童志勇刘香菊：国外大学院长研究80年迪布登认为，虽然院长职位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大学，但在美国却是一个较新的现象。[2]直到1913年，这一职位才在美国得到普遍的认可。[3]麦可金斯的研究揭示了1933年之前美国大学院长的产生方式以及院长的关系网络等，如院长的产生方式包括：校长提名，董事会任命；教师提名，校长选任；校长提名后经教师投票选出等七种。通过不同方式产生的院长，其立场与关系网络是不同的。[4]
麦克格拉斯则是这一时期对院长进行调查统计的少数研究者之一，他的研究表明，美国部分院校在1854到1918年间分别设立院长职位，设立时间的中数为1891；院长任职者的学科背景涉及除美术外的所有学科，既有拥有学士和硕士学位者，也有拥有博士学位者，而且绝大多数院长在整个任职期间都承担着教学任务。[5]总之，无论是从任职者的学术背景、职责还是称谓等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院长都是一个“非标准化”的职位。
从这一时期研究者的观点来看，彼时院长可能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职务。马歇尔（Max S.Marshall）说：“除了院长自己，谁都知道如何成为一位院长。”他认为，无论非专业人士、半专业人士或专业人员都可以胜任院长一职。[6]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甚至声称：“院长就是试图捉猫的老鼠，……其智慧不足以成为一名教授，但是又太狡猾而不能成为一名校长”。[7]但他们并没有提供得出这些论断的事实或理论依据。费尔那和古德塞尔也认为，院长角色有点不伦不类，其既非教师，也非管理者，但同时却要履行服务、建议和沟通三个方面的职责，服务于大学领导者、教师和学生三个群体。[8]维希涅夫斯基（Richard Wisniewski）则从互动与回应的视角指出，院长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系主任、教师、学生和大学核心管理层及政府教育部门期望的回应，院长必须学习如何扮演这一角色。[9]
迪布登曾先后任诺克斯学院（Knox College）哲学系教授与系主任、南伊利诺伊大学（Sou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高等教育学系系主任以及约翰逊州立学院（Johnson State College）哲学教授和校长（President）。在担任约翰逊州立学院校长期间，迪布登组织19位院长（系主任）和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的师生共同撰写了《美国大学和学院中的院长》一书，该书从院长的职责、院长的角色、院长的关系网络、院长的形象和院长的智慧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作为第一部以院长为主题的著作，该书在出版当年即受到广泛关注，但研究者对其的评价却褒贬不一。瓦格（Paul Varg）认为，该书除了一些案例外并没有深思熟虑的学术研究与分析，而且因为作者的学科背景限制，也不可能为专业学院院长提供有益的帮助。[10]但尤韦马（Ben Euwema）认为，该书可以作为院长工作指南，因为院长职责本来就是由院长任职者来定义的，不同类型的院长任职者使院长因其承担的主要职责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类型。[11]达林顿（James Darlington）的评价较为客观，他认为，知识爆炸、社会动荡和计算语言与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学教学理念的快速变化使得院长在传统的义务之外承担了学术项目、科研及相关预算等越来越多的职责，他说：“如果院长要在对大学至关重要的学术项目方面保持效率和有效性，那么他必须从日常行政事务中脱身，转而集中于决策。”[12]总体上来说，该书对院长的研究是经验性的、描述性的。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如麦克格拉斯、迪布登和古德尔等人都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或实践者，其研究基本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虽然对大学管理实践来说具有参考价值，但缺乏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探讨与分析。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已经涉及了与院长相关的主要问题，如院长的选任方式、职责、关系网络、角色以及任职者与角色的关系等，拓宽了院长研究的视野，为后期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以经验为基础、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院长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如前所述，相关成果大量涌现。从切入点来看，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从宏观的高等教育系统角度研究治理变革对院长角色及其性质的影响；二是从中观的院校角度对院长群体或个体的研究；三是有关院长心理或行为以及心理与行为关系的微观研究。这三个层次的研究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相互之间存在诸多的交叉联系，特别是院长任职者的自我研究往往同时涉及三个层次。
（一）院长：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中层学术管理者
在从高等教育系统角度出发的院长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将院长视为大学的中层管理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高等教育系统或大学治理变革对院长地位、权力、职责以及职务性质等的影响。
研究者认为，过去的20多年，根植于新自由主义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导致传统的大学与政府关系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了大学治理模式的变革。在管理主义的侵蚀下，大学中学者的地位持续下降，专业学者与专业管理者（行政管理者）之间的分离趋势更加明显。大学中主导学术活动的战略权力呈现向上集中的趋势，但是具体业务却越来越多的下放到学院和院长身上[13]；绩效与问责等旨在提高公共部门管理效率的诸多新手段在大学管理中逐步被采用，迫于外部压力，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为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经济与商业化的需求而非文化需求——而采取强化管理的治理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治理中出现了与院长角色相关的变化。
首先，通过加强董事会与核心管理机构的权力并减小学术权力的治理安排，大学治理权力进一步向顶层集中。在大学治理变革中，学校层面的治理权力得到强化，大学中出现了一个“强化的管理中心”。管理者在作决策时越来越少考虑学术因素，外部快速且多变的要求以及目的的紧迫性，成为绕过学术因素作决策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普遍性的资源短缺也成为影响大学决策的关键因素，“任何提高资源使用效益的努力甚至可能左右学校的局面”[14]。 其次，在充满管理主义的组织文化中，大学内部出现管理事务和权力向学院转移的趋势。包括院长在内的中层管理者与基层学术组织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等级化，院长的管理者形象加强。在大学治理变革过程中，许多国家的大学院长不再被视为学者，而被当做行政管理专家。如美国多数大学的院长不再由其同事选举，而是由教务长、校长或董事会任命产生。相比过去几十年，院长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并已开始参与大学的决策制定过程。在从大学核心管理层获得权力的同时，院长也从下属的学系或学院其他学术部门获得权力，传统上学系拥有的关于课程、学位授予以及学术人员聘任与晋升的权力都慢慢地转入院长手中，成为院长决策范围内的事务。同时，院长也成为学校最重要的一项活动——资金筹集中的更活跃的角色。可以说，在美国的多数大学中，院长的地位加强了。[15]
而在其他国家，院长职位的等级性与管理权力也随其任职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明显的变化，院长的权力逐步附着于其职位之上。例如，在澳大利亚，部分大学的院长已被视为学校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定期与校长、副校长举行联合会议，已很难界定其是否还是中层学术管理者[16]；在英国，尽管约52%的院长表示其对教学、科研和管理同等重视，但他们已经被迫运用新管理主义的技术手段[17]；在加拿大，虽然包括院长在内的大学中层学术管理者角色没有显著的变化，院长主要负责学院内部的财务与人事工作，但是其新增了“筹款”职能。[18]这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中，院长在大学中的地位更高，面临的需求更多，其工作更具复杂性与战略性，最重要的是更具管理性。[19]347-364但也有特例存在，如在法国，院长自19世纪以来作为大学核心成员被视为教育部长同事的特权消失了，多数院长认为，大学太大，管理工作太多，自己却没有权力和财政资源，并且易于树敌。[20]
总的来说，大学治理变革导致院长们的职权更大，角色更倾向于管理者，传统的学者-院长（Scholardean）已为管理者-院长（Managerdean）所取代。[21]229-234或者说，问责制使院长的学术领导人形象为政治敏锐和经济精明的行政院长形象所取代。[22]任命制强化了院长的管理权力意识，致使他们认为自己是大学管理阶层的一部分，是大学上层领导者给予了他们领导的合法性。[23]77-78
（二）院校层次中的大学院长
院长在大学中具有特殊且重要的地位，这使诸多研究者都关注院校层次的院长问题，但研究者至今未对“院长”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大学院长（主任）工作手册》中曾提出，“Dean”或“Academic Dean”一词“就像胖矮人跟爱丽丝解释的，是一个可以盛装许多不同意义的词汇”，包括了大学学术事务副校长（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教务长、院长（Dean of the College）、系主任（Dean of the Faculty）和四年制学院或大学中被冠之以“学院或学部名称机构的负责人”等。[24]莫西（I.Moses）对“院长”的描述较具一般意义，即院长是学术领导者，是所在学院的管理者和教师行列中的一员，具有职位所授予的正式权力。同时，他认为，他们所拥有的职位通常不是职业的终点，只是一个具有行政或管理功能的临时性岗位，他们在教师和管理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25]
但无论怎样界定院长，也不管研究的视角如何，院校层次的研究普遍关注院长职务的产生、从教师到院长的角色转换、院长作为领导者的管理与决策，其与系主任、教师以及大学核心管理层之间的关系网络等问题。部分研究还涉及不同学科院长的领导风格、院长的职业发展路径以及院长角色的性质等问题。
第一，院长是如何产生的，任职结束后又何去何从？
大多数院长担任该职务是由校长或其他高级管理者决定的，并且多数人有终身教职依傍。研究者认为，从教师到院长是全新的转变，意味着更多的公众生活和更少的私人空间；工作中充满了矛盾冲突，并且院长几乎要竭尽全力地来寻求资金。[26]3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大学的院长不可能兼顾学术与管理，因此，多数研究者认为，对志于学术者而言，院长并不是一个良好的职业经历。部分研究者甚至持悲观态度，如帕姆（Risa Palm）认为，从教师到院长的转变是单向度的，院长任期结束后再重返教师岗位的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27]福特斯（Brain L.Foster）则认为，从教师到院长的转变是巨大的，就如同到了另一个星球。[28]格梅尔希也指出，从教师到院长要先后经历“坚持（Insist）、融入（Immersion）、重新调整（Reshaping）和巩固（Consolidation）、再提高（Refinement）”五个递次渐进的阶段。[29]尽管如此，仍然有院长任职者认为其任职经历是精彩的和有价值的。[30]
从院长自身来说，许多院长在任职前的某个阶段通常都曾在该院任系主任一职，有相当一部分人把院长职务作为通向教务长或校长职务的阶梯，但也有超过25%的院长计划任期结束后重返教师岗位。[31]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75%的院长具有博士学位，多数院长希望任职结束后最好能返回其原来的教师岗位。[18]
第二，院长是学术领导者，具有决策的责任和权力，其核心事务是资源分配。
作为学院的首要领导者，院长必须对许多问题作出决策，包括资源分配、师资评聘与晋升、组织机构设置甚至校园停车、办公用品分配等。决策是院长的法定职责，也是院长的权力。但由于学术组织的特殊性，即便在美国这种被认为官僚化的学院组织中，院长也不可能独自作出决策，任何情况下，教师和学生都应参与决策，参与程度是院长必须处理的一个问题。[26]28-30
预算和资源分配是院长的核心事务，其关键是设定优先事项并处理好优势项目与弱势项目的关系。对院长而言，设定优先事项最快的方法是咨询学院的系主任和教师们，但各系往往宁可平分经费导致大家不足，也不愿意按优先分配原则来分配资金，因此，院系会议是不适合做预算分配决定的。[32]实际上，院长在资源分配中往往倾向于优势项目而非弱势项目；并且院长对教学的实际投入往往比其所说的要少。[33]因此，有研究者建议，预算分配过程中，院长首先要考虑的是满足教学需要，也即聘任教师。[34] 第三，院长的关系网络。
系主任、教师和大学核心管理层是院长关系网络的核心部分。院长与系主任之间的领导与合作是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两者要承担共同的工作任务，必须共同面对学院的重大决策。[26]77-81如在美国的大学里，院长和系主任在课程、招聘、评估、教师发展和学院发展规划及学术标准等方面承担共同的职责，而在欧洲大陆国家、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中，系主任与院长至少都是大学或学院委员会的成员。[35]作为关键的合作者，院长必须努力获取系主任的支持，因为后者对学院理念的实现具有关键作用。如果一位美国大学院长的工作被认为是成功的，通常人们会认为系主任参与了其工作的每一步。但也必须认识到院长与系主任之间是存在领导关系的，基本上系内的所有决策都是在院长的支持下作出的，院长是教师招聘、晋升和终身职等重要决策的最终决定者。此外，院长对系主任的领导更多地体现在对其的监督和评估方面，通常院长每年会对系主任进行一次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人事、课程、财务、发展规划等方面，但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协商来进行沟通的。
教师事务是院长最为关切、压力最大的事务。不同类型的学院中，院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目前关于院长的研究中，直接论及德国和英国大学院长与教师关系的较少，即便提及，研究者也通常用“同辈中的长者”来指称德国大学院长，用同事关系来描述其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或者用“共同治理”来描述牛桥学院成员的共同决策模式。[36]但关于美国大学院长和教师关系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多。在美国，院长与教师之间存在紧密的专业联系，院长最重要的工作是招募到最优秀的教师，同时扮演教师利益维护者的角色，维护教师的学术自治和独立开展研究的自由，衡量并协调教师诉求与大学核心管理层的要求。同时，院长与教师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委员会工作方面，院长要与履行学院重要职能的委员会如规划委员会、课程委员会、招生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
校长、学术副校长或教务长、副校长等为代表的大学核心管理层与院长的关系是大学学术和管理中最核心的关系之一。院长的选聘、管理、考核和连任是大学核心管理层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多数大学，院长是由校长、副校长或教务长任命的，教务长或学术副校长对院长的任职及其成功与否起着关键作用，而学院在资金分配、发展规划和教师招聘计划等方面的决策往往也需要得到前者的建议或支持。[37]院长与大学核心管理层之间至少在仪式性活动、筹款活动以及招聘教师与系主任的工作三个领域存在着直接的合作关系。有学者就认为院长履行了许多教务长或学术副校长本应履行的职责，而曾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担任过院长和校长职务的杜德施塔特（James J.Duderstadt）更加明确地指出现在的院长越来越像校长。[38]
此外，院长还和学生以及其他学院的院长保持着联系。虽然在系主任、副院长和院长等人当中，院长直接参与学生事务可能是最少的，但是，市场条件下，父母和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和压力逐步推动院长改革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39]尤其是非传统大学生人数的增加使院长面临的变革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在一定程度改变了院长职务的性质。[40]5-8院长与其他学院的院长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是必须的，也是有益的。一方面，如文理学院院长等必须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考虑为其他专业学院服务，另一方面，其他院长还能够在工作上给出良好的策略、有益的建议或警告。[41]
总的来说，当前院长这一角色变得更具挑战性，在大学中地位更高，也更具变革性。[19]347-364由于院长履行的职责和承担的任务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人们常常用“三明治”、“夹缝”等形容院长角色。要较好地履行院长角色，院长必须认识到自己角色的多重性和受限制性。[42]
（三）微观层面的院长研究
在关于院长的微观研究方面，角色冲突或角色模糊及角色压力等因其对院长角色行为和状况的有力解释而占据重要位置。大学管理的早期研究表明，角色冲突渗透整个大学，特殊的地位是引发院长角色冲突的主要原因。院长处于院系与大学核心管理部门的“夹缝”之中[43]，既是校长工作与权力的延伸点，又是教师团体的扩展部分[44]，其工作具有管理与学术的双重价值[45]，但每一方的成功又取决于院长的表现。因此，各自形成了院长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的不同期望或观念，这种对院长角色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了角色冲突，进而造成角色压力，使得许多院长提前结束其行政事业生涯。
此外，有研究者对院长领导风格及管理行为等进行了研究。不同院长的领导风格（从极端民主到极端专制）具有差异性，并且其与学科或院长个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如费根（Claire M.Fagin）等人的研究表明，学科类型或学科声望导致院长的领导风格的差异，并造成大学核心管理层对其理解程度的差异，从而使院长更容易或更难履行角色。[46]纯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教师更讲求实际，更愿意“专注其工作”，因此允许院长运用实权；人类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教师们则不愿意将权力交给院长，他们更愿意挑战现状。[23]80沃弗顿等则指出，在1980年至2000年间，事务型（Transactional）领导和变革型（Transformational）领导是学术领域中两类主要的领导类型。事务型院长倾向于运用控制和命令机制，围绕目标和任务来安排组织行为并配置组织资源；变革型院长比事务型院长更倾向于改变组织文化和现状，建立并依靠学院成员的共同治理。[40]5-8同时，院长的管理行为与复杂性认知、学科规训有明显的相关关系。[47]因此，学校在培育后备院长时不可小视学科规训的作用。而作为院长自身，则必须懂得压力管理，对学院和自己保持切实的期望，确保多元价值观，并花费时间处理那些令人不愉快的问题。[48]
四、国外大学院长研究的经验与启示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有关院长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内容的广泛性和深入性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多样性方面，以及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水平方面，都呈现出历久的成熟性，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或启示。 第一，实践是大学院长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相关学科理论指导下的深入探索是大学院长研究的发展方向。
大学院长角色的实践性决定了对其研究必然是以经验为基础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院长研究基本上就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此后，研究者在前期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一般的具有指导性的理性共识，另外也更多地引入了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来指导院长研究。近年来，部分研究者开始尝试构建院长研究的独特理论框架。正如德布尔（HDe Boer）等人所言，这种尝试本身比研究更具有意义，其将推动院长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1]229-234
其次，国外学者们为研究院长问题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思路和分析框架。
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宏观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观的院校和微观的院长本身三个层次，从院长地位、权力、职责和关系网络以及院长角色矛盾冲突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揭示了影响院长角色的多重因素。从结构主义视角来看，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与构成，包括政府、社会与大学的关系，大学的组织结构与组织方式等是影响院长角色的重要因素，其中，权力配置是关键。高等教育治理变革和大学组织结构调整都会影响院长角色及其性质。从互动主义视角来看，院长角色的形成是一个期望与不断回应期望的过程，是在以院长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中形成的，大学核心管理层、系主任、教师以及学生家长等群体对院长角色的形成和调整都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院长任职者个人、学科文化、任职方式和任期等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有关院长的微观研究则为我们从心理、行为以及两者关系入手研究院长问题提供了参考。
第三，研究院长问题要运用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
虽然研究者以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学者为主，但是越来越多地运用了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其中基于调查的经验性研究是最为基本的方法。当前，国内学者关于院长的研究还非常有限，相关成果也较少，且缺乏深入系统的探索。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学院在大学中的地位和功能日益强大，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目前，大学校院两级改革不断深入，多数大学提出了校院两级管理、扩大学院管理权力的改革目标。但是，改革并没有触及院长这一角色，这与现实中院长地位、权力和职责的变革，以及其关系网络的发展变化极不相符。舍弃院长角色，就等于割断了大学核心管理层与学院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管理决策与学术组织两分，何以完善大学治理？何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因此，在大学治理变革的视野下对院长角色进行研究，不仅是迫切需要的，而且也是完善大学治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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