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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7日16时16分，“中国核医学之父”王世真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消息传出，震动学界。
核医学的日常工作离不开放射性核素和核射线，可是出于对放射性的恐惧，有不少人谈“核”色变。而科学家们，在利用原子核造福人类的同时，还要兼任“辟谣者”。在王世真的“核世界”里，放射性不是危及人类生命的代名词，而是一把济世救人的“金钥匙”。
一辈子都在给核医学正名
采访王世真的记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问过他“什么是核医学”。有次采访，王世真一听这话便委屈起来：“上次也有记者间这个问题，我解释了很久，还带他去我们的PET中心参观，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看来我们不能只研究，科普也得努力啊。”
王世真经常向人解释，核医学的“核”，和核武器的“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核武器是冰雹、飓风，那核医学就是春天的细雨，由于辐射剂量不同，这两者对人类的影响截然不同。
“同位素示踪技术”是利用放射性核素作为示踪剂对研究对象进行标记的微量分析方法，经常被应用于医学诊断中。王世真是这么解释这种方法的：“就像一个人拿一面鲜艳的红旗，你站在很远的地方就可看见拿旗子的他。他跑动了，就可以知道他从哪个门进去。哪个门出来。这就叫标记，就好像贴了一个标签，可以追踪它。所以我们叫它示踪方法。”
他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平时食用的盐，从吃进去，到从尿液里排出，无迹可寻，因为身体里含有很多钠元素。但如果改用带放射性的钠-24，吃进去10分钟以后，尿液里就开始有放射性，用仪器一测就能知道何时开始排出、何时排完。也可以将放射性钠注射到体内，观察它在身体中的移动轨迹，“这样就达到了核医学监测的目的”。
王世真带过很多学生，有些女学生刚学这个专业时，对核医学也不甚了解，他总是劝她们说：“不要怕辐射，这不会影响皮肤。”
为了给核医学正名，王世真办过两件很“英雄”的事。
第一件事是给放射医学研究所搬家。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于1959年6月在北京成立，1969年迁往四川简阳。研究所设在四川偏远的山沟里，科研和教学都很不便。为此，王世真专程赶往天津，用一整天的时间“舌战群儒”。
“我跟他们讲，此核非彼核，它的輻射对人体是安全的，跟他们讲这种核对医疗诊治多么重要，最后，我赢啦。”1984年，研究所搬进了天津南开区。
第二件事是花了近10年时间，成立了中国首个PET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年过花甲的王世真有感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技术（PET）的优越性，立志要建成我国自己的PET中心。为此，他和同样研究核医学的妻子周前，专程前往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取经，并向国内有关部门反复呼吁。
与其他分子显像方法相比，PET技术的优点十分明显。它的安全性好，检查所用核素量很少，且在受检者体内存留时间很短。一次PET全身检查的放射线照射剂量，远远小于一个部位的常规CT检查。在疾病早期，MRI、CT检查还不能明确诊断时，PET检查即可发现病灶所在，并可获得三维影像，还能进行定量分析，这是直至目前其他影像检查都无法比拟的。
在王世真的大力宣传下，1996年，19位肿瘤、心脑疾病、核技术等有关领域的中科院院士，联名签字支持他“在我国筹建PET中心”的建议。1998年，北京协和医院PET中心宣告成立，王世真欣喜地说：“建立PET中心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梦。而今，这个梦终于圆了！”
拿自己当人体试验的小白鼠
核医学又名原子医学，1896年起源于法国。中国的核医学研究，是从1956年开始的，王世真推开了这扇大门。
当时，中国拟定《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第一次将“同位素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王世真亲手制定了这个项目的实施规划。
万事开头难，创办同位素训练班就是王世真要开的这个头。
“没有方法、没有技术、没有仪器设备，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全部自己造。”王世真说。
1960年，原计划派专家来华办核素标记物学习班的前苏联突然“撤军”，中国核医学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我们想，一定要争这口气，不行就自己上。越是困难，越要拼命干。”王世真带着一批助手日夜奋战，苦熬一个月，成功地做出了当时最有用的9种放射性药物和标记化合物。
同位素技术是核医学领域的核心内容，办同位素训练班，成为中国核医学发展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训练班里，诞生了我国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测试仪，研制出了第一批放射性标记物，完成了第一批显影实验，培养了第一批从事核医学研究的专业人员。
王世真在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同位素中心实验室，并首次将同位素应用于人体试验。而这第一个勇敢的被试者，就是他自己。
当时，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同位素医学应用技术和方法，都是在王世真的主持和倡导下创建，并向全国普及推广的。由此，学界尊称他为“中国核医学之父”。
1987年，71岁的王世真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作了中国核医学的现状和发展规划的报告。翌年，国际核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成为中国核医学研究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在抗日战场上合成DDT
王世真对母校清华大学可谓“一往情深”。在2016年之前，他每年都坚持参加清华校庆活动。2011年，他以95岁高龄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是参加这一庆典年纪最大的校友。
17岁那年，王世真考入燕京大学。一年后，他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便自作主张转学到清华大学化学系。当时，清华大学新建成了一个化学馆，而且清华化学系的教授都是极负盛名的大师，因此很多燕大的学生决定一起考试转学，跟王世真一个班转学过去的就有了人。 昔日的清华园见证了王世真最美好的青春。他受教于朱自清、萨本栋、梅贻琦……“值得景仰的清华名师是数不清的。”
一周7天，他5个下午都在做实验，测定30余种未知物的样品，误差不许超过0.2%，有时要重复测十余次，饿着肚子开夜车是常事。“的确很苦，但使我养成了认真、严谨的科研习惯。”
1937年王世真完成本科学业，但战争打碎了他继续在清华园读书的梦想。
“‘清华沦陷’是1937年7月28日。”王世真记得很清楚。他和同学们被迫走上流亡之路。
辗转了大半个中国，王世真从华北来到西南。在著名化学家袁翰青的推荐下，王世真进入贵阳医学院任教。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他加入了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批爱国教授组成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并担任化学组主任。
在这里，他第一次学以致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由于战场卫生条件很差，抗日军队随时会受到斑疹、伤寒等疾病的威胁。控制蚊蝇的繁殖以预防传染病爆发，是当务之急。从留学德国的哥哥漂洋过海寄来的一封信中，王世真了解到德国军队所用新型杀虫剂DDT的化学结构。
他马上动手合成，不久便向抗日部队提供了这种强效杀虫剂，投用后大大减轻了疟疾、伤寒等蚊蝇传播疾病的危害。由此，他成为在中国首次合成DDT的科学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科研基础薄弱，没有进行核医学研究的基本实验条件。王世真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首次在中国合成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特”。
此前，肺结核在民间被称为“痨病”，几乎是不治之症，中国每年有几百万人因此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雷米特”的出现，使得中国肺结核病的治疗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肺结核不再意味着死亡。
对于这些意义重大的贡献，王世真本人却很少提及。因为在他看来，这并非自己创造性的成果，他只是按照别人的方法，“非常简单地合成了药物”。
抛下在美国的一切
1945年，王世真报名参加了教育部负责招生的公费留学考试，并取得了制药化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第二年，他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药理学，半年后转入美国爱荷华大学化学系。
但他在美国的生活充满艰辛，奖学金无法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他一边求学一边替教授做实验，从中赚一点外快。最困難的时候，他不得不向学校贷款。
在爱荷华大学念完硕士，王世真又继续攻读博士。3年后，他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但是毕业时，他只拿到了一张博士证书封面，里面夹着一张字条，上面写道：“请你还清欠款以后再来领取证书。”工作后，他拿到了极高的薪酬，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还清欠款换回了证书。
王世真本想成为一名制药专家。这时，正好有一家著名的制药公司以丰厚的待遇招揽他，这家公司的先进设备，也对研制新药大有裨益。但要进入那里工作，必须先加入美国籍。
王世真果断放弃了这个机会，改去刚刚成立的爱荷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工作。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科研之路，让他与核医学相遇了。
在研究所里，王世真用核素示踪方法，成功标记了碳-14天门冬氨酸和碳14甲状腺素，其合成方法至今还收藏在美国的国家档案局。两年间，他与同事合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这也为他此后致力于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身在国外，会非常容易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尽管在美国过上了优越的生活，爱荷华实验室的百叶窗依然无法隔断他对祖国的思念。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终于来了，王世真立即决定抛下在美国的一切回国。
当时他已在放射陸核素研究领域小有名气。由于该领域的保密性，美国方面为了留住他，一边以升职、加薪为诱惑，一边又威胁要以“非法就业”的罪名逮捕其妻子黄景泉。（1978年黄景泉亡故，两年之后，王世真与周前结婚。）
这些都没有让王世真产生丝毫动摇。1951年，他变卖全部家产，携妻儿回国。跟着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用所有积蓄购置的数百件医疗用品以及当时中国无法进口的国外新药。回国后，他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副教授。
“文革”期间，“出身于封建家族”的王世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风暴之中。1968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干校劳动，其间他的母亲辞世了。
多年后，他在一篇题为《无悔归途艰辛，唯愿祖国富强》的文章中写道：“由于干校的‘双抢’，我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还丢失了多年积累的科研资料，但我一直没有后悔当年回国的选择。”
年不年轻，要看心理年龄
鲐背之年，王世真的思维依旧敏捷，心态比同龄人豁达，心理年龄远比生理年龄年轻许多。
一辆红色的26寸轻便式自行车是王世真的宝贝，陪伴了他十几年。他每天坚持骑这辆自行车上下班，已经养成了习惯。周前怕他出意外，一直叫他不要骑了，每次问起，他都说“没骑、没骑”。可是每天在医院进进出出，经常被同事看到，他们还到周前面前“夸”他：“你老头真硬朗，还骑自行车呢。”这时他只能承认错误，之后又偷着骑。
王世真年轻时爱打乒乓球，上大学时还是校队的主力，“我们清华队当时‘华北无敌’，很厉害的”。回国后，他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职，院里让他加入了教工队。“打北京市的比赛。后来我没打，儿子却成了北京市比赛的冠军。”王世真笑道。
93岁的时候，他不仅走路稳健快速、不需要人扶，学术方面也丝毫不落于人后，依然在带博士生、做研究。
吴战宏是王世真带过的博士生之一，在她眼中，王世真是个“拼命三郎”。“先生习惯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他有一个小本，每天要做什么列得一清二楚，做完一件，划掉一件，似乎总也划不完。”可王世真还总是抱怨自己效率太低，常把工作“拖拉”到晚上。
对学生，王世真都当做孙子孙女般疼爱。看学生们工作辛苦，他就拿出老照片给他们讲故事调节气氛。学生们心疼他年纪大了，不忍再让他进实验室，“可先生总想‘挤’进来”。 王世真曾在一门课的开场白里对全班学生说：“青出于蓝，质重于量。这是我们这些超龄服役老兵的唯一愿望。”
2012年的春节，王世真是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与他相交了半世纪的好友、辐射防护专家郑钧正去医院看望他，却瞧见他正在病床上架起笔记本电脑，床头柜上堆满了资料。“他说一辈子习惯了闲不住，只要身体稍好就要继续工作。”郑钧正回忆道。
“他幽默地同我讲起‘文革’中在江西‘五七干校’的往事以及放射医学研究所搬迁到四川省简阳县的一些趣事，还打趣借此生与放射性核素结缘，也祈愿能像长半衰期核素那样永不停顿释放能量。”郑钧正说。
2016年5月31日，庄严肃穆的告别仪式之后，家属遵照王世真的遗愿，把其遗体捐赠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供医学研究之用。
（感谢郑钧正教授提供相关图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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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真出生于福州一个有名的望族“西清王氏”。他的母亲林剑言是林则徐的曾孙女，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还没上学就会背了。父亲王孝缃年轻时留学日本，后回国投身辛亥革命，曾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远东医学大会。辛亥革命后，王孝缃和林剑言一起到日本继续学医。
他的高祖王庆云是清朝两广总督，如今成都、昆明、太原等地的“庆云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祖父王仁堪，在光绪三年中了状元，是晚清清流党申的一員，曾上书慈禧反对中俄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劝阻慈禧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此外，舅舅凌青是著名外交大使，曾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族兄王世襄，则是文博大家。从王世真的父辈算起，王家在燕京、清华两校读过书的有40多人。
“这么大一家子人，我是‘代理’族长，”90岁时，王世真提起这件事，还有着孩子般的小骄傲，“我们建了一个老中青三代联络组，有什么重要的事，我就发一号通知、二号通知、三号通知，一家一家地告诉他们。”
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一直包围着王世真，考不了状元，他就一路念到博士。
而这样一个从小到大成绩优异的孩子，也做过出人意料的事。8岁那年，王世真竟自己拿了5块大洋，打算独自一人前往南京寻找行医的父亲。
他是因为在学校里受了冤枉，心里憋屈才想离开的。“我想做的事情非干到底。我觉得人间没有办不到的事，看你坚持不坚持。”得知他的真实想法，母亲不再阻拦，把他送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此后，王世真辗转福州、南京读完了小学、中学，并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
核医学的日常工作离不开放射性核素和核射线，可是出于对放射性的恐惧，有不少人谈“核”色变。而科学家们，在利用原子核造福人类的同时，还要兼任“辟谣者”。在王世真的“核世界”里，放射性不是危及人类生命的代名词，而是一把济世救人的“金钥匙”。
一辈子都在给核医学正名
采访王世真的记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问过他“什么是核医学”。有次采访，王世真一听这话便委屈起来：“上次也有记者间这个问题，我解释了很久，还带他去我们的PET中心参观，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看来我们不能只研究，科普也得努力啊。”
王世真经常向人解释，核医学的“核”，和核武器的“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核武器是冰雹、飓风，那核医学就是春天的细雨，由于辐射剂量不同，这两者对人类的影响截然不同。
“同位素示踪技术”是利用放射性核素作为示踪剂对研究对象进行标记的微量分析方法，经常被应用于医学诊断中。王世真是这么解释这种方法的：“就像一个人拿一面鲜艳的红旗，你站在很远的地方就可看见拿旗子的他。他跑动了，就可以知道他从哪个门进去。哪个门出来。这就叫标记，就好像贴了一个标签，可以追踪它。所以我们叫它示踪方法。”
他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平时食用的盐，从吃进去，到从尿液里排出，无迹可寻，因为身体里含有很多钠元素。但如果改用带放射性的钠-24，吃进去10分钟以后，尿液里就开始有放射性，用仪器一测就能知道何时开始排出、何时排完。也可以将放射性钠注射到体内，观察它在身体中的移动轨迹，“这样就达到了核医学监测的目的”。
王世真带过很多学生，有些女学生刚学这个专业时，对核医学也不甚了解，他总是劝她们说：“不要怕辐射，这不会影响皮肤。”
为了给核医学正名，王世真办过两件很“英雄”的事。
第一件事是给放射医学研究所搬家。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于1959年6月在北京成立，1969年迁往四川简阳。研究所设在四川偏远的山沟里，科研和教学都很不便。为此，王世真专程赶往天津，用一整天的时间“舌战群儒”。
“我跟他们讲，此核非彼核，它的輻射对人体是安全的，跟他们讲这种核对医疗诊治多么重要，最后，我赢啦。”1984年，研究所搬进了天津南开区。
第二件事是花了近10年时间，成立了中国首个PET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年过花甲的王世真有感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技术（PET）的优越性，立志要建成我国自己的PET中心。为此，他和同样研究核医学的妻子周前，专程前往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取经，并向国内有关部门反复呼吁。
与其他分子显像方法相比，PET技术的优点十分明显。它的安全性好，检查所用核素量很少，且在受检者体内存留时间很短。一次PET全身检查的放射线照射剂量，远远小于一个部位的常规CT检查。在疾病早期，MRI、CT检查还不能明确诊断时，PET检查即可发现病灶所在，并可获得三维影像，还能进行定量分析，这是直至目前其他影像检查都无法比拟的。
在王世真的大力宣传下，1996年，19位肿瘤、心脑疾病、核技术等有关领域的中科院院士，联名签字支持他“在我国筹建PET中心”的建议。1998年，北京协和医院PET中心宣告成立，王世真欣喜地说：“建立PET中心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梦。而今，这个梦终于圆了！”
拿自己当人体试验的小白鼠
核医学又名原子医学，1896年起源于法国。中国的核医学研究，是从1956年开始的，王世真推开了这扇大门。
当时，中国拟定《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第一次将“同位素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王世真亲手制定了这个项目的实施规划。
万事开头难，创办同位素训练班就是王世真要开的这个头。
“没有方法、没有技术、没有仪器设备，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全部自己造。”王世真说。
1960年，原计划派专家来华办核素标记物学习班的前苏联突然“撤军”，中国核医学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我们想，一定要争这口气，不行就自己上。越是困难，越要拼命干。”王世真带着一批助手日夜奋战，苦熬一个月，成功地做出了当时最有用的9种放射性药物和标记化合物。
同位素技术是核医学领域的核心内容，办同位素训练班，成为中国核医学发展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训练班里，诞生了我国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测试仪，研制出了第一批放射性标记物，完成了第一批显影实验，培养了第一批从事核医学研究的专业人员。
王世真在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同位素中心实验室，并首次将同位素应用于人体试验。而这第一个勇敢的被试者，就是他自己。
当时，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同位素医学应用技术和方法，都是在王世真的主持和倡导下创建，并向全国普及推广的。由此，学界尊称他为“中国核医学之父”。
1987年，71岁的王世真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作了中国核医学的现状和发展规划的报告。翌年，国际核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成为中国核医学研究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在抗日战场上合成DDT
王世真对母校清华大学可谓“一往情深”。在2016年之前，他每年都坚持参加清华校庆活动。2011年，他以95岁高龄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是参加这一庆典年纪最大的校友。
17岁那年，王世真考入燕京大学。一年后，他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便自作主张转学到清华大学化学系。当时，清华大学新建成了一个化学馆，而且清华化学系的教授都是极负盛名的大师，因此很多燕大的学生决定一起考试转学，跟王世真一个班转学过去的就有了人。 昔日的清华园见证了王世真最美好的青春。他受教于朱自清、萨本栋、梅贻琦……“值得景仰的清华名师是数不清的。”
一周7天，他5个下午都在做实验，测定30余种未知物的样品，误差不许超过0.2%，有时要重复测十余次，饿着肚子开夜车是常事。“的确很苦，但使我养成了认真、严谨的科研习惯。”
1937年王世真完成本科学业，但战争打碎了他继续在清华园读书的梦想。
“‘清华沦陷’是1937年7月28日。”王世真记得很清楚。他和同学们被迫走上流亡之路。
辗转了大半个中国，王世真从华北来到西南。在著名化学家袁翰青的推荐下，王世真进入贵阳医学院任教。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他加入了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批爱国教授组成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并担任化学组主任。
在这里，他第一次学以致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由于战场卫生条件很差，抗日军队随时会受到斑疹、伤寒等疾病的威胁。控制蚊蝇的繁殖以预防传染病爆发，是当务之急。从留学德国的哥哥漂洋过海寄来的一封信中，王世真了解到德国军队所用新型杀虫剂DDT的化学结构。
他马上动手合成，不久便向抗日部队提供了这种强效杀虫剂，投用后大大减轻了疟疾、伤寒等蚊蝇传播疾病的危害。由此，他成为在中国首次合成DDT的科学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科研基础薄弱，没有进行核医学研究的基本实验条件。王世真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首次在中国合成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特”。
此前，肺结核在民间被称为“痨病”，几乎是不治之症，中国每年有几百万人因此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雷米特”的出现，使得中国肺结核病的治疗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肺结核不再意味着死亡。
对于这些意义重大的贡献，王世真本人却很少提及。因为在他看来，这并非自己创造性的成果，他只是按照别人的方法，“非常简单地合成了药物”。
抛下在美国的一切
1945年，王世真报名参加了教育部负责招生的公费留学考试，并取得了制药化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第二年，他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药理学，半年后转入美国爱荷华大学化学系。
但他在美国的生活充满艰辛，奖学金无法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他一边求学一边替教授做实验，从中赚一点外快。最困難的时候，他不得不向学校贷款。
在爱荷华大学念完硕士，王世真又继续攻读博士。3年后，他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但是毕业时，他只拿到了一张博士证书封面，里面夹着一张字条，上面写道：“请你还清欠款以后再来领取证书。”工作后，他拿到了极高的薪酬，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还清欠款换回了证书。
王世真本想成为一名制药专家。这时，正好有一家著名的制药公司以丰厚的待遇招揽他，这家公司的先进设备，也对研制新药大有裨益。但要进入那里工作，必须先加入美国籍。
王世真果断放弃了这个机会，改去刚刚成立的爱荷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工作。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科研之路，让他与核医学相遇了。
在研究所里，王世真用核素示踪方法，成功标记了碳-14天门冬氨酸和碳14甲状腺素，其合成方法至今还收藏在美国的国家档案局。两年间，他与同事合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这也为他此后致力于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身在国外，会非常容易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尽管在美国过上了优越的生活，爱荷华实验室的百叶窗依然无法隔断他对祖国的思念。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终于来了，王世真立即决定抛下在美国的一切回国。
当时他已在放射陸核素研究领域小有名气。由于该领域的保密性，美国方面为了留住他，一边以升职、加薪为诱惑，一边又威胁要以“非法就业”的罪名逮捕其妻子黄景泉。（1978年黄景泉亡故，两年之后，王世真与周前结婚。）
这些都没有让王世真产生丝毫动摇。1951年，他变卖全部家产，携妻儿回国。跟着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用所有积蓄购置的数百件医疗用品以及当时中国无法进口的国外新药。回国后，他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副教授。
“文革”期间，“出身于封建家族”的王世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风暴之中。1968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干校劳动，其间他的母亲辞世了。
多年后，他在一篇题为《无悔归途艰辛，唯愿祖国富强》的文章中写道：“由于干校的‘双抢’，我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还丢失了多年积累的科研资料，但我一直没有后悔当年回国的选择。”
年不年轻，要看心理年龄
鲐背之年，王世真的思维依旧敏捷，心态比同龄人豁达，心理年龄远比生理年龄年轻许多。
一辆红色的26寸轻便式自行车是王世真的宝贝，陪伴了他十几年。他每天坚持骑这辆自行车上下班，已经养成了习惯。周前怕他出意外，一直叫他不要骑了，每次问起，他都说“没骑、没骑”。可是每天在医院进进出出，经常被同事看到，他们还到周前面前“夸”他：“你老头真硬朗，还骑自行车呢。”这时他只能承认错误，之后又偷着骑。
王世真年轻时爱打乒乓球，上大学时还是校队的主力，“我们清华队当时‘华北无敌’，很厉害的”。回国后，他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职，院里让他加入了教工队。“打北京市的比赛。后来我没打，儿子却成了北京市比赛的冠军。”王世真笑道。
93岁的时候，他不仅走路稳健快速、不需要人扶，学术方面也丝毫不落于人后，依然在带博士生、做研究。
吴战宏是王世真带过的博士生之一，在她眼中，王世真是个“拼命三郎”。“先生习惯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他有一个小本，每天要做什么列得一清二楚，做完一件，划掉一件，似乎总也划不完。”可王世真还总是抱怨自己效率太低，常把工作“拖拉”到晚上。
对学生，王世真都当做孙子孙女般疼爱。看学生们工作辛苦，他就拿出老照片给他们讲故事调节气氛。学生们心疼他年纪大了，不忍再让他进实验室，“可先生总想‘挤’进来”。 王世真曾在一门课的开场白里对全班学生说：“青出于蓝，质重于量。这是我们这些超龄服役老兵的唯一愿望。”
2012年的春节，王世真是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与他相交了半世纪的好友、辐射防护专家郑钧正去医院看望他，却瞧见他正在病床上架起笔记本电脑，床头柜上堆满了资料。“他说一辈子习惯了闲不住，只要身体稍好就要继续工作。”郑钧正回忆道。
“他幽默地同我讲起‘文革’中在江西‘五七干校’的往事以及放射医学研究所搬迁到四川省简阳县的一些趣事，还打趣借此生与放射性核素结缘，也祈愿能像长半衰期核素那样永不停顿释放能量。”郑钧正说。
2016年5月31日，庄严肃穆的告别仪式之后，家属遵照王世真的遗愿，把其遗体捐赠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供医学研究之用。
（感谢郑钧正教授提供相关图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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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真出生于福州一个有名的望族“西清王氏”。他的母亲林剑言是林则徐的曾孙女，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还没上学就会背了。父亲王孝缃年轻时留学日本，后回国投身辛亥革命，曾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远东医学大会。辛亥革命后，王孝缃和林剑言一起到日本继续学医。
他的高祖王庆云是清朝两广总督，如今成都、昆明、太原等地的“庆云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祖父王仁堪，在光绪三年中了状元，是晚清清流党申的一員，曾上书慈禧反对中俄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劝阻慈禧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此外，舅舅凌青是著名外交大使，曾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族兄王世襄，则是文博大家。从王世真的父辈算起，王家在燕京、清华两校读过书的有40多人。
“这么大一家子人，我是‘代理’族长，”90岁时，王世真提起这件事，还有着孩子般的小骄傲，“我们建了一个老中青三代联络组，有什么重要的事，我就发一号通知、二号通知、三号通知，一家一家地告诉他们。”
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一直包围着王世真，考不了状元，他就一路念到博士。
而这样一个从小到大成绩优异的孩子，也做过出人意料的事。8岁那年，王世真竟自己拿了5块大洋，打算独自一人前往南京寻找行医的父亲。
他是因为在学校里受了冤枉，心里憋屈才想离开的。“我想做的事情非干到底。我觉得人间没有办不到的事，看你坚持不坚持。”得知他的真实想法，母亲不再阻拦，把他送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此后，王世真辗转福州、南京读完了小学、中学，并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