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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闽西区域作为中国客家民系数次南迁的聚集区、中转站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的汇聚区，自唐宋以来，就是联结南北方的重要交通走廊、推动海外商业贸易繁荣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本文通过对闽西区域古陶瓷的生产与海外运销及影响关系的考析，探究闽西客家古陶瓷为古代海E陶瓷贸易所做出的贡献，为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开拓新的视野，
关键词：客家古瓷、海外运销、文化交流
福建闽西地处“四海通衢”的地理环境，且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适合农业耕作。晚唐以后，每逢北方动乱，便有移民流入闽西定居。随着人口的增加，水利兴修，农田改良，也促进了采矿，冶炼和陶瓷等手工业生产规模的大发展。闽西境内有闽江和汀江支流的源头，得江河直达海港之便利，商贸活动也相当活跃。闽西与沿海及赣粤的经济联系频繁，许多产品甚至远销海外，陶瓷就是其中的重要对外商贸产品，通过考察，我们认为闽西古陶瓷窑业的外销，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宋元时期，为闽西客家瓷参与外销的起步期，主要通过泉州港，汕头港，福州港，销往印尼，菲律宾等南亚国家；第二个时期为明清时期，为闽西客家瓷由繁盛转衰落期，主要由漳州月港，厦门港，福州港，销往日本，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甚至还到达红海，进入北非和东非市场。
一、宋元时期闽西瓷的外销
闽西瓷的外销始于南宋。两宋时期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大力促进了海外贸易的鼎盛，南宋统治者为防止金银货币的外流，规定对外贸易以瓷器，绢帛易物的“博易”措施，这使得陶瓷的对外贸易成为一项可图厚利的买卖，在客观上刺激了福建，江西、浙江等地瓷业的大生产，据本课题组的多方考证，闽西客家瓷业参与福建瓷器的海外贸易是客观存在的。
首先，凭借江河直达海港之运输便利，闽西也是福建“海上陶瓷之路”外销瓷生产基地之一。闽西境内有闽江，汀江支流的源头，通过汀江可达广东韩江，通过闽江可将宋时的汀州，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与福州海港串联一起。宋代对闽江水道的三凿修造，使上游与下游的交通大大改善。闽西陆路通达漳州，泉州的交通亦较便利，相较于远隔千里的耀州瓷，景德镇瓷，闽西窑烧造的瓷器对外运输自然是便利得多。
南宋理宗宝庆元年时任福建路市舶提举的赵汝适所撰的《诸善志》记载：“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由沿海港口输出的陶瓷器皿中除景德镇，龙泉等名窑所出，利于运输能减少运费和损耗的闽西各地窑场自然不会放弃此能厚利的市场机遇。元代文献中提及瓷器的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书中有一记载：“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镶，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这文中所说的“泉州青瓷器”据陶瓷考古大家陈万里先生的意见，应该是福建地区窑品的泛称，他认为：“元代对外市场，泉州最为繁盛，为此凡附近外县所烧造的窑货，皆集中在泉州出口，自然不仅在晋江地区所烧造的才称为泉州青瓷器了。”宋元时期龙泉的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大量出口运销海外，与之山水相连的闽西区域瓷业自然也深受影响，纷纷学习模仿两地的工艺技术，烧制同类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的需求。根据本课题组近年在闽西地区的实地考察，也事实上发现了一些仿制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的外销窑址，所采集的标本实物也与国外出土的宋元时期青瓷，青白瓷相似，这可以佐证陈万里先生的意见，“泉州青瓷器”是福建地区窑品的泛称，闽西客家瓷也当属其中之一。
其次，宋元代时期闽西人口的骤增，激减与瓷器的生产量不成比例，“举其有余而懋化于他境”。据考，南宋时期因北方战乱，闽西的人口骤增。据《八闽通志》的记载，汀州在北宋崇宁时为81，454户，迄至南宋开庆年间，该州人口数达223，433户，534，890人，人口增长了831%，增加了99，426户，是福建人口增长最多的区域。元代时期元军入闽，滥杀百姓，大量掳掠贩卖人口，加之灾荒、瘟疫，迫使大量人口往广东等地外流，其中人口下降最厉害的就是汀州。据《临汀志》元代至顺年间，汀州的人口仅为41，423户，238，127人，减少了一大半以上的人口。但通过考查发现这时期闽西瓷业的窑场不降反升，窑址遍布闽西各地，可考证的就多达四十余处，其所能生产的陶瓷器数量之大，绝非仅供给当地人使用。就如陈万里先生所说：“福建之特多古代窑址，恐与当时外销瓷有很大关系，”因此可推测这时期闽西窑场的烧制产品有大量是运销周边区域甚至是海外区域。
学者李汝宽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一个陶瓷果盘，鉴定道：“1127年，广东汕头出口，产地是福建汀州，直径39cm，圈足径16.5cm，高70m。”作者指出，在著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里面也提到汀州产的青色瓷器物美价廉。汀州即现在的长汀县，当时的汀州瓷器向海外输出，是从汀江支流经过韩江运到汕头。本课题组在长汀县南山镇发现一条宋元时期的龙窑长达89-90m，堆积层厚达2m，所采集到的许多青瓷残片其外壁花纹与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出土的瓷片相近似，而这些样式的产品在当地及周边区域却较少发现，或可推断长汀南山镇窑就是当时提供外销的主要烧造窑场，
此外，本课题组在三明中村回窑出土的撤口青白瓷器碗，斜弧形腹，圈足较大，施卵白釉，碗内壁近浅刻一圈弦纹，有的内底有涩圈，这种碗与日本博多湾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在宁化泉上水库的宋元古窑遗址采集到的一个药碾残件也与元代新安海底打捞出土的药碾物件相近似，这些新出土的疑似客家外销瓷器物的发现，与陈万里，李汝宽等学者的研究观点恰可以互相参证，闽西客家瓷业参与福建瓷器的海外贸易是客观存在的。
二、明清时期闽西瓷的外销
明代泉州港虽渐衰落，但它的海外贸易继而由漳州月港，厦门港（即中左所）代之。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在月港开放海禁，直接带动了漳州月港的对外贸易繁盛。受到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在中外贸易商人的共同推动下，闽西区域的窑业快速发展。同时明代闽西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也大力扶持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各类手工业。从陶瓷业征收的商税也成为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明弘治四年（1491）刻本《八闽通志八十七卷》卷二十记：“建宁府一建安县，瓦窑课钞一百六十五锭二百文；瓯宁县，商税门，摊酒醋契本，工墨铁，冶瓦窑，共钞四千八百三十二锭。”明弘治十五年（1502）《将乐县志十二卷》记：“瓷器窑玖座，带办在城税课局，窑冶课钞七十五锭四惯二百文，带辦万安税课局，窑冶课钞一百四十六锭七百二十文。”这可从侧面真实反映出当时闽西瓷业的生产力状况， 据傅振伦《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一书所载“明崇祯十四年七月，由福州输出日本的瓷器有二万七千件。”再加上由漳州月港，厦门港、泉州港外销的瓷器。数量将更加惊人，可见当时的海外贸易需求大。在这种外销贸易的盛况下，处于江河上游的闽西各地瓷业自然相继扩大制瓷规模，大量烧制产品外销。据明崇祯十年（1637）刻本《汀州府志二十四卷》记载所列，统计出明崇祯十年长汀县有窑五座，宁化县有窑五座，连城县有窑四座，永定县有窑四座，归化县有窑四座，将乐县有窑玖座。由此可见当时闽西的窑场数量众多，瓷业生产能力显然远远大于当时当地民众的需求量，反而与海外贸易的需求状况是相呼应的。
清代由于江西景德镇的精品瓷器几乎垄断了国内外瓷业的高端市场，闽西瓷业为谋求生计，在精品瓷烧制无法与之竞争的情况下，转而大量生产缸，瓮，盏，碟，碗等普通日用陶瓷，以低廉价格满足国内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用品方面的需求，及东南亚一带对缸，瓮等器皿的特殊需求。
在国内被认为是粗陶的陶瓮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则被视为珍贵的财产，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在韩槐准的《中国古陶瓷在婆罗洲》一文中谈到：在婆罗洲的当地居民于热哀购藏陶瓮，陶瓮被视为财产、地位的象征。同时还被作为可以充分保证债权的借款抵押品；婆罗洲的杜生族还有着瓮的崇拜，至今都还保留有“圣瓮节”的传统，在菲律宾南部巴佬湾等地区曾发现大批中國明清时期的陶瓮，有多达一百多种不同造型的器型，这些陶瓮被广泛地用来酿造，储藏米酒。而据明清时的《汀州府志》等许多闽西地方志中均明确记载长汀的青泰里，宁化永丰里，连城南顺里等诸多窑场均是专门烧造这类陶瓮，陶缸的窑场。就如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永定县志八卷》所说：“永之陶冶织作不单给土著之用，举其有余而懋化于他境者，”因此运销往海外的大量陶瓮等器皿中，定包含着闽西缸瓮窑烧造的产品。
三、闽西客家瓷外销的影响与意义
通过考析，可以肯定的是——闽西客家瓷白宋代开始就随着。海上陶瓷之路。走出国门，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海上陶瓷贸易的兴盛做出贡献。闽西客家瓷的外销，大大改善和丰富了输入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明史·外国传》载东南亚诸国：“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不仅如此，瓷器的输入，对当地社会生活和精神领域内也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古代东南亚民族常把陶瓷器作为崇拜物，蒙上浓厚的宗教色彩，用作宗教典礼祭具；还将之作为财产的象征，以衡量贫富的标准；甚至作为交易的媒介，作为嫁女的妆奁，作为珍宝世代相传等。正如陈万里所言：“宋元明陶瓷中除了瓷器外，还有日用的大小水埕瓮罐之属的粗器，也涉重洋送到东南亚各地去，以满足当地人民日用上的需要，这对改进当地人民的生活方面，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通过瓷器贸易，闽西瓷器的外销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还有文化上的意义，象征着一种文化的对外输出与交流共建。外销瓷器在生活中的应用不仅会影响当地的地方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瓷器的装饰造型所承载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也会给予外销地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通过这种贸易交流，外销国的审美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反过来会影响输出国，各国的来样订货，在带来不同器型设计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艺术审美观念支配下的装饰风尚。因此闽西客家文化中深具对异体文化开放吸纳，融合创新的特性。
四、结语
当前，世界经济融合加速发展，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大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背景之下，探究闽西客家瓷等传统手工民艺的生产与外销，开拓视野，承接古今，连结中外，赋予古老海上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有益于我们进一步从传统民粹中汲取精华，凝练精髓，传承匠心文脉，建立民族文化形象，培养文化认同，打造民族品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振兴传统工艺，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使之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使传统工艺美术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出具体而切实的作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闽西客家古陶瓷艺术的当代价值研究10YJC760042）
关键词：客家古瓷、海外运销、文化交流
福建闽西地处“四海通衢”的地理环境，且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适合农业耕作。晚唐以后，每逢北方动乱，便有移民流入闽西定居。随着人口的增加，水利兴修，农田改良，也促进了采矿，冶炼和陶瓷等手工业生产规模的大发展。闽西境内有闽江和汀江支流的源头，得江河直达海港之便利，商贸活动也相当活跃。闽西与沿海及赣粤的经济联系频繁，许多产品甚至远销海外，陶瓷就是其中的重要对外商贸产品，通过考察，我们认为闽西古陶瓷窑业的外销，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宋元时期，为闽西客家瓷参与外销的起步期，主要通过泉州港，汕头港，福州港，销往印尼，菲律宾等南亚国家；第二个时期为明清时期，为闽西客家瓷由繁盛转衰落期，主要由漳州月港，厦门港，福州港，销往日本，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甚至还到达红海，进入北非和东非市场。
一、宋元时期闽西瓷的外销
闽西瓷的外销始于南宋。两宋时期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大力促进了海外贸易的鼎盛，南宋统治者为防止金银货币的外流，规定对外贸易以瓷器，绢帛易物的“博易”措施，这使得陶瓷的对外贸易成为一项可图厚利的买卖，在客观上刺激了福建，江西、浙江等地瓷业的大生产，据本课题组的多方考证，闽西客家瓷业参与福建瓷器的海外贸易是客观存在的。
首先，凭借江河直达海港之运输便利，闽西也是福建“海上陶瓷之路”外销瓷生产基地之一。闽西境内有闽江，汀江支流的源头，通过汀江可达广东韩江，通过闽江可将宋时的汀州，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与福州海港串联一起。宋代对闽江水道的三凿修造，使上游与下游的交通大大改善。闽西陆路通达漳州，泉州的交通亦较便利，相较于远隔千里的耀州瓷，景德镇瓷，闽西窑烧造的瓷器对外运输自然是便利得多。
南宋理宗宝庆元年时任福建路市舶提举的赵汝适所撰的《诸善志》记载：“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由沿海港口输出的陶瓷器皿中除景德镇，龙泉等名窑所出，利于运输能减少运费和损耗的闽西各地窑场自然不会放弃此能厚利的市场机遇。元代文献中提及瓷器的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书中有一记载：“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镶，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这文中所说的“泉州青瓷器”据陶瓷考古大家陈万里先生的意见，应该是福建地区窑品的泛称，他认为：“元代对外市场，泉州最为繁盛，为此凡附近外县所烧造的窑货，皆集中在泉州出口，自然不仅在晋江地区所烧造的才称为泉州青瓷器了。”宋元时期龙泉的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大量出口运销海外，与之山水相连的闽西区域瓷业自然也深受影响，纷纷学习模仿两地的工艺技术，烧制同类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的需求。根据本课题组近年在闽西地区的实地考察，也事实上发现了一些仿制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的外销窑址，所采集的标本实物也与国外出土的宋元时期青瓷，青白瓷相似，这可以佐证陈万里先生的意见，“泉州青瓷器”是福建地区窑品的泛称，闽西客家瓷也当属其中之一。
其次，宋元代时期闽西人口的骤增，激减与瓷器的生产量不成比例，“举其有余而懋化于他境”。据考，南宋时期因北方战乱，闽西的人口骤增。据《八闽通志》的记载，汀州在北宋崇宁时为81，454户，迄至南宋开庆年间，该州人口数达223，433户，534，890人，人口增长了831%，增加了99，426户，是福建人口增长最多的区域。元代时期元军入闽，滥杀百姓，大量掳掠贩卖人口，加之灾荒、瘟疫，迫使大量人口往广东等地外流，其中人口下降最厉害的就是汀州。据《临汀志》元代至顺年间，汀州的人口仅为41，423户，238，127人，减少了一大半以上的人口。但通过考查发现这时期闽西瓷业的窑场不降反升，窑址遍布闽西各地，可考证的就多达四十余处，其所能生产的陶瓷器数量之大，绝非仅供给当地人使用。就如陈万里先生所说：“福建之特多古代窑址，恐与当时外销瓷有很大关系，”因此可推测这时期闽西窑场的烧制产品有大量是运销周边区域甚至是海外区域。
学者李汝宽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一个陶瓷果盘，鉴定道：“1127年，广东汕头出口，产地是福建汀州，直径39cm，圈足径16.5cm，高70m。”作者指出，在著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里面也提到汀州产的青色瓷器物美价廉。汀州即现在的长汀县，当时的汀州瓷器向海外输出，是从汀江支流经过韩江运到汕头。本课题组在长汀县南山镇发现一条宋元时期的龙窑长达89-90m，堆积层厚达2m，所采集到的许多青瓷残片其外壁花纹与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出土的瓷片相近似，而这些样式的产品在当地及周边区域却较少发现，或可推断长汀南山镇窑就是当时提供外销的主要烧造窑场，
此外，本课题组在三明中村回窑出土的撤口青白瓷器碗，斜弧形腹，圈足较大，施卵白釉，碗内壁近浅刻一圈弦纹，有的内底有涩圈，这种碗与日本博多湾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在宁化泉上水库的宋元古窑遗址采集到的一个药碾残件也与元代新安海底打捞出土的药碾物件相近似，这些新出土的疑似客家外销瓷器物的发现，与陈万里，李汝宽等学者的研究观点恰可以互相参证，闽西客家瓷业参与福建瓷器的海外贸易是客观存在的。
二、明清时期闽西瓷的外销
明代泉州港虽渐衰落，但它的海外贸易继而由漳州月港，厦门港（即中左所）代之。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在月港开放海禁，直接带动了漳州月港的对外贸易繁盛。受到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在中外贸易商人的共同推动下，闽西区域的窑业快速发展。同时明代闽西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也大力扶持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各类手工业。从陶瓷业征收的商税也成为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明弘治四年（1491）刻本《八闽通志八十七卷》卷二十记：“建宁府一建安县，瓦窑课钞一百六十五锭二百文；瓯宁县，商税门，摊酒醋契本，工墨铁，冶瓦窑，共钞四千八百三十二锭。”明弘治十五年（1502）《将乐县志十二卷》记：“瓷器窑玖座，带办在城税课局，窑冶课钞七十五锭四惯二百文，带辦万安税课局，窑冶课钞一百四十六锭七百二十文。”这可从侧面真实反映出当时闽西瓷业的生产力状况， 据傅振伦《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一书所载“明崇祯十四年七月，由福州输出日本的瓷器有二万七千件。”再加上由漳州月港，厦门港、泉州港外销的瓷器。数量将更加惊人，可见当时的海外贸易需求大。在这种外销贸易的盛况下，处于江河上游的闽西各地瓷业自然相继扩大制瓷规模，大量烧制产品外销。据明崇祯十年（1637）刻本《汀州府志二十四卷》记载所列，统计出明崇祯十年长汀县有窑五座，宁化县有窑五座，连城县有窑四座，永定县有窑四座，归化县有窑四座，将乐县有窑玖座。由此可见当时闽西的窑场数量众多，瓷业生产能力显然远远大于当时当地民众的需求量，反而与海外贸易的需求状况是相呼应的。
清代由于江西景德镇的精品瓷器几乎垄断了国内外瓷业的高端市场，闽西瓷业为谋求生计，在精品瓷烧制无法与之竞争的情况下，转而大量生产缸，瓮，盏，碟，碗等普通日用陶瓷，以低廉价格满足国内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用品方面的需求，及东南亚一带对缸，瓮等器皿的特殊需求。
在国内被认为是粗陶的陶瓮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则被视为珍贵的财产，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在韩槐准的《中国古陶瓷在婆罗洲》一文中谈到：在婆罗洲的当地居民于热哀购藏陶瓮，陶瓮被视为财产、地位的象征。同时还被作为可以充分保证债权的借款抵押品；婆罗洲的杜生族还有着瓮的崇拜，至今都还保留有“圣瓮节”的传统，在菲律宾南部巴佬湾等地区曾发现大批中國明清时期的陶瓮，有多达一百多种不同造型的器型，这些陶瓮被广泛地用来酿造，储藏米酒。而据明清时的《汀州府志》等许多闽西地方志中均明确记载长汀的青泰里，宁化永丰里，连城南顺里等诸多窑场均是专门烧造这类陶瓮，陶缸的窑场。就如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永定县志八卷》所说：“永之陶冶织作不单给土著之用，举其有余而懋化于他境者，”因此运销往海外的大量陶瓮等器皿中，定包含着闽西缸瓮窑烧造的产品。
三、闽西客家瓷外销的影响与意义
通过考析，可以肯定的是——闽西客家瓷白宋代开始就随着。海上陶瓷之路。走出国门，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海上陶瓷贸易的兴盛做出贡献。闽西客家瓷的外销，大大改善和丰富了输入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明史·外国传》载东南亚诸国：“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不仅如此，瓷器的输入，对当地社会生活和精神领域内也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古代东南亚民族常把陶瓷器作为崇拜物，蒙上浓厚的宗教色彩，用作宗教典礼祭具；还将之作为财产的象征，以衡量贫富的标准；甚至作为交易的媒介，作为嫁女的妆奁，作为珍宝世代相传等。正如陈万里所言：“宋元明陶瓷中除了瓷器外，还有日用的大小水埕瓮罐之属的粗器，也涉重洋送到东南亚各地去，以满足当地人民日用上的需要，这对改进当地人民的生活方面，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通过瓷器贸易，闽西瓷器的外销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还有文化上的意义，象征着一种文化的对外输出与交流共建。外销瓷器在生活中的应用不仅会影响当地的地方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瓷器的装饰造型所承载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也会给予外销地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通过这种贸易交流，外销国的审美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反过来会影响输出国，各国的来样订货，在带来不同器型设计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艺术审美观念支配下的装饰风尚。因此闽西客家文化中深具对异体文化开放吸纳，融合创新的特性。
四、结语
当前，世界经济融合加速发展，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大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背景之下，探究闽西客家瓷等传统手工民艺的生产与外销，开拓视野，承接古今，连结中外，赋予古老海上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有益于我们进一步从传统民粹中汲取精华，凝练精髓，传承匠心文脉，建立民族文化形象，培养文化认同，打造民族品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振兴传统工艺，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使之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使传统工艺美术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出具体而切实的作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闽西客家古陶瓷艺术的当代价值研究10YJC76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