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祖先尚为猿的时候,就已经和酒发生了关系。因为,地球上最早的酒,应是落地野果自然发酵而成的。所以,酒的出现,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天工的造化。
　　人工酿酒的先决条件,是陶器的制造。否则,便无从酿起。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既有陶罐,也有陶杯。由此可以推知,约在六千年前,人工酿酒就开始了。《孔丛子》有言:“尧舜千钟。”这说明在尧时,酒已流行于社会。“千钟”二字,则标志着这是初级的果酒,
　　与水差近。《史记》记载,仪狄造“旨酒”以献大禹,这是以粮酿酒的发端。自夏之后,经商周,历秦汉,以至于唐宋,皆是以果粮蒸煮,加曲发酵,压榨而后酒出。所以,无论是吴姬压酒劝客尝,还是武松大碗饮景阳冈,喝的应是果酒或米酒。酿酒工艺的进一步突破,是金元时期。1975年,在河北青龙县出土了铜制蒸馏器,经科学检测,其下限不晚于金大定(1161～1190)年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又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这段话的核心之点,是说酿酒的程序,由原来的蒸煮、曲酵、压榨,改而为蒸煮、曲酵、蒸馏。所谓突破,其本质就是酒精提纯。这一生产模式,已和现代基本相同了。但从金元明的戏曲、小说、笔记中考察,当时的蒸馏酒,尚未普及于社会。清代乾隆年间,直隶宣化对酿酒户征收烧锅税,这才标志出白酒业的兴旺发达。
　　自古及今,酒一直在陪伴着历史兴亡的脚步前进。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楼塌了。”兴也有酒,亡也有酒,确可谓经盛衰而无废,历百代而作珍。酒之为德久矣,王粲在《酒赋》中写道:“章文德于庙堂,协武义于三军。致子弟之孝养,纠骨肉之睦亲。成朋友之欢好,赞交往之主宾。”酒之为祸亦久矣,葛洪在《抱朴子·酒戒》中写道:“廉耻之仪毁,而荒错之疾发。闒茸之性露,而傲恨之态出。精浊神乱,臧否颠倒……或肆忿仇于器物,或酗于妻子,或枉酷于臣仆。用剡锋于六畜,炽火烈于室庐,掊宝玩于渊流,迁威怒于路人,加暴害于士友……以少陵长,则乡党加重责矣。辱人父兄,则子弟将椎刃矣。发人所讳,则壮志不能堪矣。计数深克,则醒者不能恕矣。起众患于须臾,结百疴以膏肓。奔驷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无自返之蹊。盖智者所深防,百愚人所不免也。其为祸败,不可胜载。”由此看来,酒似一把具有两面锋刃的利剑。其实不然,人的品格优劣,是由生理基因决定的,与酒无干。善者为善,恶者为恶,有酒无酒,喝与不喝,都改变不了什么。智愚在人,我们无须对酒颂之过高,责之过重。我们对酒的态度,该是不禁不纵,有节有仪,趋其利处,避其弊端。
　　喝酒之风,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虽有三令五申,却是屡禁不止,甚而愈演愈盛。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腐败现象。所谓公款吃喝,其目的无非是,或拉拢,或奉承,或请托,或攀援,总之是花人民的钱,谋个人的利。于是,歌馆酒楼,就变成了贪贿之徒做无本生意的场所。此风误国残民,为害甚深。古语“金杯玉酒千人血”,今言“一桌酒席一头牛”。那些腐败之徒,应该清夜扪心,想想国家命运、百姓劳苦、儿童教育,问问自己贪婪挥霍、花天酒地,是何心肝?解决之道,是将反腐斗争坚决推行到底。
　　自“酒文化”这一概念出现以来,常有人对之鄙夷和嘲讽。似乎在“文化”之前冠以“酒”字,便是对文化的亵渎和糟蹋。这是一种浮浅的偏见。
　　所谓文化,就广义而言,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我们用这一定义来观察中国数千年来以酒为中心而辐射出的物质和精神的方方面面,就可以发现,在中国文化的总范畴里,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蕴涵丰富、完整而系统的酒文化体系。诸如:几千年不断改进和提高的酿酒技术和工艺,酒对人类社会调谐和破坏的历史,历代政府为酒的酿造和销售所制定的法律制度,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多姿多彩的酒礼酒俗,古今已有的形形色色的酿酒工具和饮酒器皿,墨客骚人所写的关于酒的诗文词曲,载于各种典籍的关于饮酒的轶闻掌故,还有花样百出的酒令,诗意浓郁的酒名,等等,等等,就构成了一个博大宏富的中国酒文化宝库。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对诗词的影响更是从古至今皆渗透其中。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
　　翻开中国文学艺术史,特别是在诗词的篇章中,就是一部酒神精神舞蹈的历史。“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钱惟演《木兰花》)、“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泪先流”(范仲淹《御街行》)、“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柳永《凤栖梧》)。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词史中俯拾皆是。
　　不仅诗词如是,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
　　文学艺术宫殿酒神的出没,使文学艺术之神的巨翅从来没停止过激情的扇动,也为我们浩瀚的诗词海洋增添了别样的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