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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的秘密在他的小说里栖身
2012年夏天，一宿没睡的双雪涛起床去他的单位辞职。他所在的银行不是商业银行，而是国家政策性银行，成立辽宁分行20年以来，从未有人辞职。领导和同事以为他疯了，人事部门更是惊讶，因为没有先例，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办理自愿辞职手续。
在那些超级大城市里以惯性跳槽自娱的青年人也许无法理解，在另外一些人的人生版图上，辞职意味着多大程度上的冒险，乃至颠覆。尽管事先已经多次跟母亲讨论过此事，母亲的血压依然升了上来，脸通红。他不得不先斩后奏。
“辞了以后就变成一个无业者了，彻底的社会闲散人员了。”
辞职似乎是一种自我宣誓，一种撕裂式的告别，昭示他作为作家的生涯正式开始。
在银行，双雪涛的工作是信贷员，国家政策性银行是看不到现金的，信贷员虽然管理着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资产，但那都是表格上的数据，真金实银以数字的方式存在并流通着，他每天在银行里能看到的货币，就只有自己钱包里的货币。
大型钢铁企业做融资平台、棚户区拆迁改造、医院和道路的修葺……项目评估和资金发放，这些就是信贷员的日常。在他的位置上，应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国计民生：国家的钱流向了哪里，哪些行业在衰退，成为边缘，而哪些行业作为新的宠儿，有大量热钱涌入。但那是领导需要操心的事情，他们只是第一线的战士，是具体执行操作的人，是巨型机械上的螺丝钉。“领导说：弄！我们就弄。”
这里的“弄”，如你所知，应该发音为：“嫩！”
从沈阳来到北京已经两年，他并没有完全改掉他的东北口音，他的东北普通话，简称“东普”，是他作品里那些冷冽、简短语言的直接来源：短句子，多用动词，注重速度和节奏。小说家找到自己的语言非常重要，因为“语言就是思维方式”。
2010年，朋友告诉双雪涛，《南方周末》上登了一个小说比赛启事，台湾人办的，奖金很高。
那个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因着离电影近，兑现容易，奖金也就比通常清淡的文学奖项要诱人一些。第一名奖金60万台币，合人民币15万左右。双雪涛业余给电影杂志写影评，自恃粗通一点好莱坞法则，重赏之下，就开写了。
《翅鬼》6万字，前后写了20天。有时下班在单位写，有时带回家里写。写作之时，周遭世界尽皆消隐。无知无畏，一气呵成。
客观来说，《翅鬼》并不是特别出色的小说，它更像是一部魔幻大片的稚嫩剧本：爱与宽恕，友情与背叛，阴谋与历险，身世与救赎，这些都是好莱坞商业电影的标配。比较令人动容的是想象力背后的隐喻：我们生而为奴，差点忘记了自己还有飞翔的天赋。
征文比赛的流程仿佛海选晋级，每一轮的筛选结果都在报纸上公布，悬念吊得十足。从前40名筛到前10名，都有双雪涛的名字。再后来，就没动静了。怂恿他报名的朋友来问结果，他有点悻悻，“这么多人参加比赛，还能每个人都得奖？”就像他曾经的中学，一个年级有19个班，每个班有六十来号人，每次考完试，放一张巨大巨大的榜，贴在墙上，也只能录下前100名的名字，竞争的恐怖有时让人失去了翘首望榜的勇气。
到底不死心，组织了措辞，发邮件去主办方问自己的名次，15分钟后就收到了台湾的回复：终于找到你了。
原来他寄稿件去的时候，没有留电话，没有留地址，没有留邮箱，只有“双雪涛”三个字如斗大。“人家说，到哪去找你呀。你以为你是名家呢？”
去台湾领奖当然兴奋，但更令人兴奋的是，台湾评委见了他之后对他的评价。有的评委很坦率，会跟他讲，这种大开大阖的东西我们台湾人写不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掌门和重要的文化推手楊泽先生跟他讲：雪涛，我看了你的小说，我认为你将来还能写很多很多东西。
在他出版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腰封上打出的推荐语是：首个入围台北文学奖的大陆作家，“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佳作奖得主，多年累积推出首部中短篇小说集，被形容为“迟来的大师”。
一个具备大师相的新人往往是令人兴奋和嫉妒的，《平原上的摩西》确实体现出超越他年龄的成熟老辣，像一个节制的老手。荣誉纷至沓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中国新锐文学奖……但不可否认，是《翅鬼》为他按下了最初的那个开关。他想象中的作家成名前必须要经历的投稿、退稿、被拒绝、反复练笔等诸多磨难，在他这里只是抬手一叩，就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他就得给这个处女作打10分，那是打给一个新手的好运气，而不是文学的品质。“托尔斯泰是50000分。”
更令人羡慕的是，之后的写作，他仿佛跨栏一样，不但很少失手，而且几乎每一部都是摸索新路，都在解决掉一些他写作上的问题，他写得并不完美，但进步惊人。
他很快开始了第二部《聋哑时代》的写作，那是他最接近自传的一部小说，是他的中学记忆。“艳粉街”“九千班”“下岗”后来在他的小说中如关键词一般频繁出现。
父母下岗以后，双雪涛家从市中心搬到了艳粉街，又叫艳粉屯，这里曾经是为皇家种植胭脂原料的地方，留下了这个脂粉气十足的名字，像一个香艳的暗示。艳粉街的棚户民宅盘根错节，“从空中看像蚊香一样，一圈一圈的，有两千多户居民吧。”这里也是纪录片导演王兵在《铁西区》里着力描写的地方，工业社会里被边缘化的角落，那里房租低廉，因此鱼龙混杂，治安混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三不管地区，刑满释放人员、诈骗犯、妓女带着他们的秘密在这里栖身，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在街上闲逛、调情、好勇斗狠，绝望的浪漫。
双雪涛在“一席”的演讲中说过一个故事，当时他们租住艳粉街最便宜的房子，艳粉街的地基是下陷的，比地面要低，只要晚上下一场大雪，第二天门就推不开了，全部被雪堵住。他和父亲要拎着铁锹从窗户里跳出去，把雪铲掉，才能把门推开。“这活干完之后，一摘帽子基本上头发全都是热气向上升起，像内力很强的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妈的面条已经煮好了。” 邻家小姑娘姓仇，没有妈妈，常常挨父亲的毒打，积累了很多战斗经验，在街上一般人都打不过她。但有一次，双雪涛把仇姑娘给打趴下了，头发都薅下一把来。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这么冷啊。我爸当时睡得特香，我把他捅醒。我说，爸，不太对呀，有点漏风呀。我爸也感觉不对，下地一看，家里门没有了。这位仇姑娘连夜把我们家的门给卸走了。”这就是艳粉街的快意恩仇。
双雪涛初中上的就是“九千班”，那是沈阳数一数二的中学，如果不是那个片区的孩子，即使考上了，也要交九千元的赞助费才能入学，这在当时是个令工人阶级咋舌甚至砸锅卖铁的大数目。父母都是下乡知青，初中之后就不再有受教育的机会，双雪涛是这个工人家庭里全部的精神寄托，但是在九千班里，他从小学的“把把考第一”，一下子掉到班级的十几名、二十几名。
“我写《聋哑时代》其实是想把学校当成社会的一个缩影，或一个典型的标本来写的，有一个面目模糊的校长，有已经被格式化了的、简单粗暴的老师，他们把学生当成手里的行货。校园绝对不是青春那么简单，它是权力的缩影。而你作为一个孩子，是这个权力关系里的弱者。”充耳不闻、口不能言的感觉即自此而来。“初中将要转化成半成人的时段，它像是一个液体状态，之前是固体，之后也是固体，只有中间那个阶段是液体。很多人长大了之后就忘记了自己有过那样一种液体的状态：流动的，非常敏感，求知欲非常强，然后非常非常的脆弱，对于爱情的向往，身体的变化，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压抑的反抗，在那个时期非常非常明显。”
他在学校是蔫的，上课特别爱接话，爱表现自己的才能，其余的时间又极度孤僻。成绩不稳定，最辉煌的时候，得过全年级第一，上过那张浩浩荡荡的大红榜，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白瞎了父母那九千块。压力最大的时候，整晚整晚地失眠，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脑子里一直有一种怪声音。
席卷全国的下岗潮才刚刚开始，东北老工业城市首当其冲，父母那几年都在断断续续地下岗，有时丢了工作，有时又短暂地找到工作，然后又丢了工作，他对此特别敏感，因为直接关系到他的生活状态。班上的同学里，只有他家里没有电话，也没有有线电视，别人讨论热门电视剧，他插不上嘴，同学之间互相联系也没他的份。
总有生不完的闷气，他写日记，给喜欢的女孩儿写信。女孩儿也回信，各说各话，全是烦恼。他们好像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耳朵，或者一个树洞。
他后来考上了吉林大学法学院，那是他能够选择的最理性、最安全的专业，像他的父亲所期望的那样，远离有神经质嫌疑的文学，做一个上进的普通人。他很早就明白，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父母都帮不上他的忙，他得靠自己蹦跶，能蹦跶多高就蹦跶多高。
他曾经描写过那种脑子里某根弦绷掉后的感觉：那根弦断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打球、打麻将、喝酒的人，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不要追问太多，精神上的需求放低一点，安全系数就会高一点。有很多年，他跟文学一点关系都没有，日常连个便条都不写。唯一沾边的是电脑里下载了一千多本电子书，供上班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领导来了，就关掉那个窗口。他不认为自己是文学青年，也从未有过作家梦，只是命运奇诡，最后又把他推到写作的道路上。
他文学上的师承庞杂，小时候，父母出门，把他锁在家里，扔几本连环画给他。父亲在工人里是爱看书的，冬天双雪涛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父亲顶着风一边奋力蹬车，一边给孩子讲故事，这是双雪涛最早领略读书的妙处。他后来在《平原上的摩西》里写孩子脚都夹到轮子里却浑然不知、站起来加倍用力蹬车的书呆子傅东心，不是别人，正是父亲。
他央父亲办了区图书馆的借书卡，半年时间把少儿部分的书都看了，金庸古龙大仲马，狄更斯和奥斯汀，初中换了市图书馆，接着看，巴金王安忆，老舍冯骥才，每天中午，三个不合群的孩子站在书架前囫囵吞枣，等到快上课了才跑回学校。
“我努力想写得更好，仔细读了张爱玲、汪曾祺、白先勇、阿城，看他们怎么揉捏语言，结构意境，仔细读了余华、苏童、王朔、马原，看他们怎么上接传统，外学西人，自明道路……直到看到王小波，是一个节点，我停下来想了想，那是我想成为的人啊。”
在漫长的阅读生涯中，他也曾眼见一些作家的跌落，某个曾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作家，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无数文学青年追随的偶像，“他后来写的那些东西让我感觉到一个作家一旦放松，垮掉是很快的，唰一下就不行了。就像王菲复出开演唱会一样，《红豆》也唱劈了嘛。你不花时间去钻研，无论你曾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你摔下来就一下：啪！那声儿可大了。”那也是写作者的警钟。
他辞了工作，搬进新房子写《天吾手记》，那是台北市资助的一篇半命题小说。“新房子里空空荡荡，钱都交了首付，没有家具，唯一可用的是前房主留下的一张修长的铁桌子，布满锈斑。”那个冬天特别寒冷，供暖失效，只好穿着大衣不停地喝热水，硬着头皮写下去。“我的妻子在当时还不是我的妻子，可是倾尽全力坐在我旁边，陪我挨冻，终于冻在了一起，开化的时节也无法分开。”
辞职后的一两年，他的身份更迭迅疾而重大，成为丈夫，成为父亲，成为作家。他并不习惯，但也一一接受。他说：我要感谢家乡每年准时提供的寒冷本身，因为这寒冷使我更加坚定地去靠近某种温暖的东西。
双雪涛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大师》，写一个业余的象棋大师，常常被人问是不是刻意模仿阿城的《棋王》。他回应：“《大师》和《棋王》有很大的关系，具体关系是，时间上，《棋王》在前面，《大师》在后面。”
《大师》的原型是他父亲，半世棋痴，连做饭都是一手颠勺儿另一手拿着棋谱在看，他也教双雪涛下棋，但是双雪涛始终难以望其项背。父亲聪慧过人，打小就是数理化尖子，可惜后来上山下乡，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一生都没有升腾起来。在农村的时候，唯有看书和下棋，算是有智力含量的消遣。小人物的命運悲剧，无处可去的民间智慧，这几乎是一种定理，是生活的常态。
在《平原上的摩西》里，他写到“三八大案”、写到“二王案”，这些当时震动全国的大案要案，都是他少年记忆的一部分。住在艳粉街上的时候，隔壁有个修车的李师傅，据说老婆跟人跑了，平时孤身一人，性情温和，手艺也很棒。街坊们口角斗殴，常常是他出面劝架，话虽不多，说一句是一句，能把两边撕扯开来后舞起的刀子放下，用文明人的方式解决矛盾。有一天，突然来了一群警察，把修车铺团团围住，没问两句就直接把李师傅摁倒在灶台上拷走了。在灰尘扑簌的横梁上，搜出用牛皮纸包好的大量现钞，大概有一百多万，这在当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后来才知道，李师傅所在的团伙，一共五个人，从1995年到1999年之间，杀害了19个人，累计抢劫了三四百万。这在当时的东北是个特别重大的案件，电视台常常滚动播出案情追踪，他们手段很凶残，基本上不留活口，当场打死，而且路线规划缜密，一般都是先包一辆出租车，勒死司机，放在后备箱，然后开车去抢劫。老李就是这个杀人团伙里负责打下手的：弄点尼龙绳、踩点放哨什么的。直到最后判刑，李师傅还非常不服气，因为他并没有杀过一个人。但是案件性质太恶劣了，五个人都是死刑，立即执行。
每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可能都背负着他自己的秘密，这给了双雪涛切身的震动。《平原上的摩西》借用了一点点这个案子的元素，但是有了更大的历史纵深，“文革”的阴影，人性的善恶，社会形态快速变化下的贫富失衡，小到个人的悲欢、血缘与恩仇的砥砺、孩童朦胧的爱恋，《摩西》里没有一个真正的恶人，善和恶之间也没有泾渭分明的必然界限，只有命运的捉弄和永远不会降临的救赎。
双雪涛是一个记忆密度极大的人，他的书写，在严酷和冷峻之下，有信仰和浪漫作底，故事结构里常有隐喻和因果，基督教义有时成为叙事中串结链条的环扣。他并非信徒，但对宗教始终充满敬畏。东北近欧，基督教有民众基础。他家附近的福音堂，每到周日，就能看见一些盲人，互相搀扶，前后跟随，鱼贯进入教堂，去听布道。他们看不见人，却看见神的光辉。
“我在小说里用基督教的故事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基督教里讲情感比较多：关于爱、关于恨、关于悲悯和宽恕。它对善恶的想法，原始的构思，善恶的搏斗，到现在也没有过时。有时候别人会告诉你，你不爱了就不会痛苦，你放下七情六欲，你就好了。但我觉得，你得爱。你得付出你的爱，你付出的才是你拥有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它里面有一种信念，就像摩西劈开红海。”
出版了几部小说，收获了一堆奖项，卖出去若干个影视版权，现在，他来到北京，在人民大学读创造性写作。这是脱产的研究生班，模仿美国的MFA艺术硕士教育。双雪涛是第一届学员，整个课程设置都还在摸索中，创造性写作直接翻译自英文“creative writing”，言下之意是还有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写作似的。写作的秘密很难传授，但是这样的课程，让一群志在写作的人彼此相遇，见证吾道不孤。阎连科、梁鸿、张悦然，这些写作课上的老师，私下里也成为朋友。这种交往给他营养，偶然也让他恍惚，怎么自己混到文学圈里来了？他定期回去，见之前的朋友，他们让他安心，像是确认自己的坐标。就像他反复书写过的安德烈，原型小霍是他在生活中走散了的一个挚友，他在不同场合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句子来怀念这位兄弟：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在中国当一个作家，如果要想单纯靠稿费为生的话，那基本上等于自杀性的恐怖行为了。”双雪涛说。幸亏现在有影视版权，否则他还将继续为孩子的尿布费教育费忧心忡忡。他历数自己的缺点：“有虚荣心，大男子主义，比较没有耐心，脾气急躁，受不了别人对我不好，就心胸比较狭窄，好多问题。”他的大男子主义还比较严重，如果自己作为男人不能挣钱养家，那绝对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想让自己去写违背心愿的快销品了，当他不惜告别安稳的世俗生活，决意去辞职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经“烧断了精神上的保险丝”，如果在写作中他还要继续扭曲自己，他就白辞职了。
他的新书《飞行家》刚刚面世，他还要继续写啊写，写下去。他在曾经的小说里，借主人公的自白，剖明心志：“虽然后来我发现写小说挣的钱比接传真多不了多少，可我知道就算是写下去我要饿死，也要写的，只有写作的时候我才能喘气，那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原來我呼吸是为了干这个。”
2012年夏天，一宿没睡的双雪涛起床去他的单位辞职。他所在的银行不是商业银行，而是国家政策性银行，成立辽宁分行20年以来，从未有人辞职。领导和同事以为他疯了，人事部门更是惊讶，因为没有先例，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办理自愿辞职手续。
在那些超级大城市里以惯性跳槽自娱的青年人也许无法理解，在另外一些人的人生版图上，辞职意味着多大程度上的冒险，乃至颠覆。尽管事先已经多次跟母亲讨论过此事，母亲的血压依然升了上来，脸通红。他不得不先斩后奏。
“辞了以后就变成一个无业者了，彻底的社会闲散人员了。”
辞职似乎是一种自我宣誓，一种撕裂式的告别，昭示他作为作家的生涯正式开始。
“翅鬼”的断翼带你飞越雪国
在银行，双雪涛的工作是信贷员，国家政策性银行是看不到现金的，信贷员虽然管理着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资产，但那都是表格上的数据，真金实银以数字的方式存在并流通着，他每天在银行里能看到的货币，就只有自己钱包里的货币。
大型钢铁企业做融资平台、棚户区拆迁改造、医院和道路的修葺……项目评估和资金发放，这些就是信贷员的日常。在他的位置上，应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国计民生：国家的钱流向了哪里，哪些行业在衰退，成为边缘，而哪些行业作为新的宠儿，有大量热钱涌入。但那是领导需要操心的事情，他们只是第一线的战士，是具体执行操作的人，是巨型机械上的螺丝钉。“领导说：弄！我们就弄。”
这里的“弄”，如你所知，应该发音为：“嫩！”
从沈阳来到北京已经两年，他并没有完全改掉他的东北口音，他的东北普通话，简称“东普”，是他作品里那些冷冽、简短语言的直接来源：短句子，多用动词，注重速度和节奏。小说家找到自己的语言非常重要，因为“语言就是思维方式”。
2010年，朋友告诉双雪涛，《南方周末》上登了一个小说比赛启事，台湾人办的，奖金很高。
那个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因着离电影近，兑现容易，奖金也就比通常清淡的文学奖项要诱人一些。第一名奖金60万台币，合人民币15万左右。双雪涛业余给电影杂志写影评，自恃粗通一点好莱坞法则，重赏之下，就开写了。
《翅鬼》6万字，前后写了20天。有时下班在单位写，有时带回家里写。写作之时，周遭世界尽皆消隐。无知无畏，一气呵成。
客观来说，《翅鬼》并不是特别出色的小说，它更像是一部魔幻大片的稚嫩剧本：爱与宽恕，友情与背叛，阴谋与历险，身世与救赎，这些都是好莱坞商业电影的标配。比较令人动容的是想象力背后的隐喻：我们生而为奴，差点忘记了自己还有飞翔的天赋。
征文比赛的流程仿佛海选晋级，每一轮的筛选结果都在报纸上公布，悬念吊得十足。从前40名筛到前10名，都有双雪涛的名字。再后来，就没动静了。怂恿他报名的朋友来问结果，他有点悻悻，“这么多人参加比赛，还能每个人都得奖？”就像他曾经的中学，一个年级有19个班，每个班有六十来号人，每次考完试，放一张巨大巨大的榜，贴在墙上，也只能录下前100名的名字，竞争的恐怖有时让人失去了翘首望榜的勇气。
到底不死心，组织了措辞，发邮件去主办方问自己的名次，15分钟后就收到了台湾的回复：终于找到你了。
原来他寄稿件去的时候，没有留电话，没有留地址，没有留邮箱，只有“双雪涛”三个字如斗大。“人家说，到哪去找你呀。你以为你是名家呢？”
去台湾领奖当然兴奋，但更令人兴奋的是，台湾评委见了他之后对他的评价。有的评委很坦率，会跟他讲，这种大开大阖的东西我们台湾人写不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掌门和重要的文化推手楊泽先生跟他讲：雪涛，我看了你的小说，我认为你将来还能写很多很多东西。
刚烈而记仇的艳粉
在他出版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腰封上打出的推荐语是：首个入围台北文学奖的大陆作家，“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佳作奖得主，多年累积推出首部中短篇小说集，被形容为“迟来的大师”。
一个具备大师相的新人往往是令人兴奋和嫉妒的，《平原上的摩西》确实体现出超越他年龄的成熟老辣，像一个节制的老手。荣誉纷至沓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中国新锐文学奖……但不可否认，是《翅鬼》为他按下了最初的那个开关。他想象中的作家成名前必须要经历的投稿、退稿、被拒绝、反复练笔等诸多磨难，在他这里只是抬手一叩，就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他就得给这个处女作打10分，那是打给一个新手的好运气，而不是文学的品质。“托尔斯泰是50000分。”
更令人羡慕的是，之后的写作，他仿佛跨栏一样，不但很少失手，而且几乎每一部都是摸索新路，都在解决掉一些他写作上的问题，他写得并不完美，但进步惊人。
他很快开始了第二部《聋哑时代》的写作，那是他最接近自传的一部小说，是他的中学记忆。“艳粉街”“九千班”“下岗”后来在他的小说中如关键词一般频繁出现。
父母下岗以后，双雪涛家从市中心搬到了艳粉街，又叫艳粉屯，这里曾经是为皇家种植胭脂原料的地方，留下了这个脂粉气十足的名字，像一个香艳的暗示。艳粉街的棚户民宅盘根错节，“从空中看像蚊香一样，一圈一圈的，有两千多户居民吧。”这里也是纪录片导演王兵在《铁西区》里着力描写的地方，工业社会里被边缘化的角落，那里房租低廉，因此鱼龙混杂，治安混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三不管地区，刑满释放人员、诈骗犯、妓女带着他们的秘密在这里栖身，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在街上闲逛、调情、好勇斗狠，绝望的浪漫。
双雪涛在“一席”的演讲中说过一个故事，当时他们租住艳粉街最便宜的房子，艳粉街的地基是下陷的，比地面要低，只要晚上下一场大雪，第二天门就推不开了，全部被雪堵住。他和父亲要拎着铁锹从窗户里跳出去，把雪铲掉，才能把门推开。“这活干完之后，一摘帽子基本上头发全都是热气向上升起，像内力很强的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妈的面条已经煮好了。” 邻家小姑娘姓仇，没有妈妈，常常挨父亲的毒打，积累了很多战斗经验，在街上一般人都打不过她。但有一次，双雪涛把仇姑娘给打趴下了，头发都薅下一把来。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这么冷啊。我爸当时睡得特香，我把他捅醒。我说，爸，不太对呀，有点漏风呀。我爸也感觉不对，下地一看，家里门没有了。这位仇姑娘连夜把我们家的门给卸走了。”这就是艳粉街的快意恩仇。
人生中只有那个阶段是纯液体
双雪涛初中上的就是“九千班”，那是沈阳数一数二的中学，如果不是那个片区的孩子，即使考上了，也要交九千元的赞助费才能入学，这在当时是个令工人阶级咋舌甚至砸锅卖铁的大数目。父母都是下乡知青，初中之后就不再有受教育的机会，双雪涛是这个工人家庭里全部的精神寄托，但是在九千班里，他从小学的“把把考第一”，一下子掉到班级的十几名、二十几名。
“我写《聋哑时代》其实是想把学校当成社会的一个缩影，或一个典型的标本来写的，有一个面目模糊的校长，有已经被格式化了的、简单粗暴的老师，他们把学生当成手里的行货。校园绝对不是青春那么简单，它是权力的缩影。而你作为一个孩子，是这个权力关系里的弱者。”充耳不闻、口不能言的感觉即自此而来。“初中将要转化成半成人的时段，它像是一个液体状态，之前是固体，之后也是固体，只有中间那个阶段是液体。很多人长大了之后就忘记了自己有过那样一种液体的状态：流动的，非常敏感，求知欲非常强，然后非常非常的脆弱，对于爱情的向往，身体的变化，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压抑的反抗，在那个时期非常非常明显。”
他在学校是蔫的，上课特别爱接话，爱表现自己的才能，其余的时间又极度孤僻。成绩不稳定，最辉煌的时候，得过全年级第一，上过那张浩浩荡荡的大红榜，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白瞎了父母那九千块。压力最大的时候，整晚整晚地失眠，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脑子里一直有一种怪声音。
席卷全国的下岗潮才刚刚开始，东北老工业城市首当其冲，父母那几年都在断断续续地下岗，有时丢了工作，有时又短暂地找到工作，然后又丢了工作，他对此特别敏感，因为直接关系到他的生活状态。班上的同学里，只有他家里没有电话，也没有有线电视，别人讨论热门电视剧，他插不上嘴，同学之间互相联系也没他的份。
总有生不完的闷气，他写日记，给喜欢的女孩儿写信。女孩儿也回信，各说各话，全是烦恼。他们好像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耳朵，或者一个树洞。
难以追溯的文学师承
他后来考上了吉林大学法学院，那是他能够选择的最理性、最安全的专业，像他的父亲所期望的那样，远离有神经质嫌疑的文学，做一个上进的普通人。他很早就明白，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父母都帮不上他的忙，他得靠自己蹦跶，能蹦跶多高就蹦跶多高。
他曾经描写过那种脑子里某根弦绷掉后的感觉：那根弦断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打球、打麻将、喝酒的人，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不要追问太多，精神上的需求放低一点，安全系数就会高一点。有很多年，他跟文学一点关系都没有，日常连个便条都不写。唯一沾边的是电脑里下载了一千多本电子书，供上班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领导来了，就关掉那个窗口。他不认为自己是文学青年，也从未有过作家梦，只是命运奇诡，最后又把他推到写作的道路上。
他文学上的师承庞杂，小时候，父母出门，把他锁在家里，扔几本连环画给他。父亲在工人里是爱看书的，冬天双雪涛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父亲顶着风一边奋力蹬车，一边给孩子讲故事，这是双雪涛最早领略读书的妙处。他后来在《平原上的摩西》里写孩子脚都夹到轮子里却浑然不知、站起来加倍用力蹬车的书呆子傅东心，不是别人，正是父亲。
他央父亲办了区图书馆的借书卡，半年时间把少儿部分的书都看了，金庸古龙大仲马，狄更斯和奥斯汀，初中换了市图书馆，接着看，巴金王安忆，老舍冯骥才，每天中午，三个不合群的孩子站在书架前囫囵吞枣，等到快上课了才跑回学校。
“我努力想写得更好，仔细读了张爱玲、汪曾祺、白先勇、阿城，看他们怎么揉捏语言，结构意境，仔细读了余华、苏童、王朔、马原，看他们怎么上接传统，外学西人，自明道路……直到看到王小波，是一个节点，我停下来想了想，那是我想成为的人啊。”
家乡每年准时提供寒冷
在漫长的阅读生涯中，他也曾眼见一些作家的跌落，某个曾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作家，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无数文学青年追随的偶像，“他后来写的那些东西让我感觉到一个作家一旦放松，垮掉是很快的，唰一下就不行了。就像王菲复出开演唱会一样，《红豆》也唱劈了嘛。你不花时间去钻研，无论你曾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你摔下来就一下：啪！那声儿可大了。”那也是写作者的警钟。
他辞了工作，搬进新房子写《天吾手记》，那是台北市资助的一篇半命题小说。“新房子里空空荡荡，钱都交了首付，没有家具，唯一可用的是前房主留下的一张修长的铁桌子，布满锈斑。”那个冬天特别寒冷，供暖失效，只好穿着大衣不停地喝热水，硬着头皮写下去。“我的妻子在当时还不是我的妻子，可是倾尽全力坐在我旁边，陪我挨冻，终于冻在了一起，开化的时节也无法分开。”
辞职后的一两年，他的身份更迭迅疾而重大，成为丈夫，成为父亲，成为作家。他并不习惯，但也一一接受。他说：我要感谢家乡每年准时提供的寒冷本身，因为这寒冷使我更加坚定地去靠近某种温暖的东西。
双雪涛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大师》，写一个业余的象棋大师，常常被人问是不是刻意模仿阿城的《棋王》。他回应：“《大师》和《棋王》有很大的关系，具体关系是，时间上，《棋王》在前面，《大师》在后面。”
《大师》的原型是他父亲，半世棋痴，连做饭都是一手颠勺儿另一手拿着棋谱在看，他也教双雪涛下棋，但是双雪涛始终难以望其项背。父亲聪慧过人，打小就是数理化尖子，可惜后来上山下乡，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一生都没有升腾起来。在农村的时候，唯有看书和下棋，算是有智力含量的消遣。小人物的命運悲剧，无处可去的民间智慧，这几乎是一种定理，是生活的常态。
你付出的才是你拥有的
在《平原上的摩西》里，他写到“三八大案”、写到“二王案”，这些当时震动全国的大案要案，都是他少年记忆的一部分。住在艳粉街上的时候，隔壁有个修车的李师傅，据说老婆跟人跑了，平时孤身一人，性情温和，手艺也很棒。街坊们口角斗殴，常常是他出面劝架，话虽不多，说一句是一句，能把两边撕扯开来后舞起的刀子放下，用文明人的方式解决矛盾。有一天，突然来了一群警察，把修车铺团团围住，没问两句就直接把李师傅摁倒在灶台上拷走了。在灰尘扑簌的横梁上，搜出用牛皮纸包好的大量现钞，大概有一百多万，这在当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后来才知道，李师傅所在的团伙，一共五个人，从1995年到1999年之间，杀害了19个人，累计抢劫了三四百万。这在当时的东北是个特别重大的案件，电视台常常滚动播出案情追踪，他们手段很凶残，基本上不留活口，当场打死，而且路线规划缜密，一般都是先包一辆出租车，勒死司机，放在后备箱，然后开车去抢劫。老李就是这个杀人团伙里负责打下手的：弄点尼龙绳、踩点放哨什么的。直到最后判刑，李师傅还非常不服气，因为他并没有杀过一个人。但是案件性质太恶劣了，五个人都是死刑，立即执行。
每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可能都背负着他自己的秘密，这给了双雪涛切身的震动。《平原上的摩西》借用了一点点这个案子的元素，但是有了更大的历史纵深，“文革”的阴影，人性的善恶，社会形态快速变化下的贫富失衡，小到个人的悲欢、血缘与恩仇的砥砺、孩童朦胧的爱恋，《摩西》里没有一个真正的恶人，善和恶之间也没有泾渭分明的必然界限，只有命运的捉弄和永远不会降临的救赎。
双雪涛是一个记忆密度极大的人，他的书写，在严酷和冷峻之下，有信仰和浪漫作底，故事结构里常有隐喻和因果，基督教义有时成为叙事中串结链条的环扣。他并非信徒，但对宗教始终充满敬畏。东北近欧，基督教有民众基础。他家附近的福音堂，每到周日，就能看见一些盲人，互相搀扶，前后跟随，鱼贯进入教堂，去听布道。他们看不见人，却看见神的光辉。
“我在小说里用基督教的故事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基督教里讲情感比较多：关于爱、关于恨、关于悲悯和宽恕。它对善恶的想法，原始的构思，善恶的搏斗，到现在也没有过时。有时候别人会告诉你，你不爱了就不会痛苦，你放下七情六欲，你就好了。但我觉得，你得爱。你得付出你的爱，你付出的才是你拥有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它里面有一种信念，就像摩西劈开红海。”
呼吸为了写作
出版了几部小说，收获了一堆奖项，卖出去若干个影视版权，现在，他来到北京，在人民大学读创造性写作。这是脱产的研究生班，模仿美国的MFA艺术硕士教育。双雪涛是第一届学员，整个课程设置都还在摸索中，创造性写作直接翻译自英文“creative writing”，言下之意是还有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写作似的。写作的秘密很难传授，但是这样的课程，让一群志在写作的人彼此相遇，见证吾道不孤。阎连科、梁鸿、张悦然，这些写作课上的老师，私下里也成为朋友。这种交往给他营养，偶然也让他恍惚，怎么自己混到文学圈里来了？他定期回去，见之前的朋友，他们让他安心，像是确认自己的坐标。就像他反复书写过的安德烈，原型小霍是他在生活中走散了的一个挚友，他在不同场合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句子来怀念这位兄弟：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在中国当一个作家，如果要想单纯靠稿费为生的话，那基本上等于自杀性的恐怖行为了。”双雪涛说。幸亏现在有影视版权，否则他还将继续为孩子的尿布费教育费忧心忡忡。他历数自己的缺点：“有虚荣心，大男子主义，比较没有耐心，脾气急躁，受不了别人对我不好，就心胸比较狭窄，好多问题。”他的大男子主义还比较严重，如果自己作为男人不能挣钱养家，那绝对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想让自己去写违背心愿的快销品了，当他不惜告别安稳的世俗生活，决意去辞职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经“烧断了精神上的保险丝”，如果在写作中他还要继续扭曲自己，他就白辞职了。
他的新书《飞行家》刚刚面世，他还要继续写啊写，写下去。他在曾经的小说里，借主人公的自白，剖明心志：“虽然后来我发现写小说挣的钱比接传真多不了多少，可我知道就算是写下去我要饿死，也要写的，只有写作的时候我才能喘气，那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原來我呼吸是为了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