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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有效处理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各级政府和民众普遍关心与重视的重要话题；相较之下，理论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则显得滞后。虽然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若干经典著作，如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已陆续译介并引入国内，但结合中国国情、由中国学者撰写、贴近国人思维的著述与教材则寥寥无几、近乎于无。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与学术现状下，《清华社会学讲义》选篇之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所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的再版，其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也就更为凸显无遗。因为“对国家的关切已经取代了对昆虫的兴趣”，赵教授从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取得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后，从研究昆虫生态群落转向研究人类群体行为，又用了5年时间获取了同校的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让美国学界越来越重视地域、空间和生态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
可以说，由这样一位既深刻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又熟悉西方理论前沿与学术现状、还讲授了近20年相关课程的顶尖华人学者，对西方社会与政治运动各种主流理论的源流、脉络、方法与主要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论，至为合适。该书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全面涵括与介绍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现状及发展逻辑，同时又深入分析其中一些开创性的高质量工作。作为一本本土化讲义，其广泛的文献搜集、生动的现象描述、深入的材料解读、浑厚的理论构建，可以让中国读者感觉耳目一新。此外，我们依旧可以发现该书在视角、立意与理论取向等方面与其他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西方专著的显著区别。
当下西方主流教材与理论著作多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视为不同性质的三类现象，并就此发展出各种截然不同的学术理论与研究领域，主要关注“制度化的和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研究兴趣也从早期对运动产生原因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运动发展动态的研究，从宏观理论的建构转向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政治过程理论的大框架下，西方社会运动研究更是主要集中在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被局限在组织和网络机制上）、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被局限在框架分析和文化理论上）、运动与新闻的关系（被局限在媒体和舆论的性质、市场的作用和文化霸权等方面）等四个虽然彼此关联却已略显碎片化、分割化的研究方向上。它们缺乏整合甚至相互冲突。“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很难获得对一个具体社会运动的全面了解。”
可以说，迄今为止，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仍只是一个包括不同模型的松散集合体，各个模型之间并无太多共通的理论框架，更不存在某些被公认的、唯一的、系统的“普适性的覆盖性法则”。当然，这些分歧可以说只是反映了社会运动本身的复杂性，但不利于知识的扩展、经验的积累以及理论的统一。而作者认为，如果从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改变现状的诉求程度等三个维度来界定各种不同的政治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和可转换性，可以“把这三类政治行为看做是一个连续统”，尤其有利于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对某些“革命还有可能，集体行动很多，社会运动还没有制度化”的社会加以考察。
书中把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条件简约为变迁、结构、话语等三个相互联系却不可通约的维度，并以此为出发点和着眼点，为各种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或革命提供指示性角度。作者提出，任何集体行为———特别是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包含着许多低层机制的复合机制”。提出这三个理解和研究社会运动的角度，还有助于将20世纪中叶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以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与19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以哲学为背景的宏观社会学理论联系起来。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作者并不期望能用数个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来构造出可以“指导性解释”任何集体行为的普适的理论模型，而是一再强调上述三个因素的逻辑关系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地一成不变。
但是，作者在书中也指出，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宏观结构条件之间依然存在有机联系，而它们对社会运动特别是大型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轨迹所施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者的核心和有机连接点———国家-社会关系。在最近几个世纪里，世界一直经历着现代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和资本主义发展等过程，“近代以来的大多数社会变化都是国家主导下的变化……大多数现代社会运动都可以被看做是民众为控制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或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所做出的努力”。可以说，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无组织的集体行动和革命运动被边缘化、社会运动被制度化的历史，最后形成了“虽然社会运动很多，但革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的“社会运动社会”。相比之下，国家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而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通过决定国家对政治冲突实现制度化的能力来最终决定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在书中反复提到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有别于美国社会学中所谓以揭示社会活动内在机制为己任的各类“中层理论”与中观视角，而是在广阔的国家-社会视野下努力避免对整体图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分割，着重关注各种“复合机制”之间的复杂组合、逻辑关系以及微妙差别。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书中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论说很多时候都显得比较松散，很大程度上仅仅作为结构性写作的线索存在于文中，并未与结构、话语、变迁等研究视角严丝合缝地形成比例相称、铺展得宜的逻辑思路和论证框架，有待进一步充实与完善。
在初版序中，作者便已明言“我与西方大多数研究社会运动的专家在对社会学方法的理解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与西方学者同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这就是本书之所以与西方同类作品不同的两个关键”。作为一位曾受过最为系统和严格的理科训练的社会科学学者，作者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检讨了社会学研究中的种种方法论问题，包括社会科学解释方法和自然科学解释方法的区别、形式理论在社会学分析中的特点和局限、社会学概念与分类体系的本体性问题、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逻辑基础等，“以期读者能够据此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或鉴赏旨趣”。在方法论之外，作者更为强调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在于问题意识的确立”，尤其是对一个社会中有关现象的整体性把握有助于产生“独到的并且对社会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意识”。
正如作者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饱含的是“在试图把西方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努力”，这其实才是潜藏在一本学术讲义中的核心要旨、实体理念与关注焦点，表现的是一个立足中国现代历程与当代现实的学人的思考与努力：如何像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样，掌握历史事实，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曰历史经验？如何缝合种种历史的创伤与记忆的疼痛？如何建构一种以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为旨规的理论？如何通过开展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将所得到的关于中国某方面的统一认知上升为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知，进而获得整体性结论？
作为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努力，本书作者开了个好头。而对学界来说，既要广泛容纳多种研究范式，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侧重建构理论分析框架内在的严谨自洽，又要以一种主动、主体性的精神，致力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当下社会生活和本土现实的结合、转换、批判性运用以及本土化建构。要想完满地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都应当在比较中去重新认识中国、真正了解中国，在正视中国现实的前提下给予中国的特殊性足够的重视。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与学术现状下，《清华社会学讲义》选篇之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所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的再版，其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也就更为凸显无遗。因为“对国家的关切已经取代了对昆虫的兴趣”，赵教授从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取得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后，从研究昆虫生态群落转向研究人类群体行为，又用了5年时间获取了同校的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让美国学界越来越重视地域、空间和生态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
可以说，由这样一位既深刻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又熟悉西方理论前沿与学术现状、还讲授了近20年相关课程的顶尖华人学者，对西方社会与政治运动各种主流理论的源流、脉络、方法与主要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论，至为合适。该书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全面涵括与介绍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现状及发展逻辑，同时又深入分析其中一些开创性的高质量工作。作为一本本土化讲义，其广泛的文献搜集、生动的现象描述、深入的材料解读、浑厚的理论构建，可以让中国读者感觉耳目一新。此外，我们依旧可以发现该书在视角、立意与理论取向等方面与其他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西方专著的显著区别。
当下西方主流教材与理论著作多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视为不同性质的三类现象，并就此发展出各种截然不同的学术理论与研究领域，主要关注“制度化的和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研究兴趣也从早期对运动产生原因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运动发展动态的研究，从宏观理论的建构转向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政治过程理论的大框架下，西方社会运动研究更是主要集中在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被局限在组织和网络机制上）、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被局限在框架分析和文化理论上）、运动与新闻的关系（被局限在媒体和舆论的性质、市场的作用和文化霸权等方面）等四个虽然彼此关联却已略显碎片化、分割化的研究方向上。它们缺乏整合甚至相互冲突。“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很难获得对一个具体社会运动的全面了解。”
可以说，迄今为止，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仍只是一个包括不同模型的松散集合体，各个模型之间并无太多共通的理论框架，更不存在某些被公认的、唯一的、系统的“普适性的覆盖性法则”。当然，这些分歧可以说只是反映了社会运动本身的复杂性，但不利于知识的扩展、经验的积累以及理论的统一。而作者认为，如果从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改变现状的诉求程度等三个维度来界定各种不同的政治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和可转换性，可以“把这三类政治行为看做是一个连续统”，尤其有利于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对某些“革命还有可能，集体行动很多，社会运动还没有制度化”的社会加以考察。
书中把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条件简约为变迁、结构、话语等三个相互联系却不可通约的维度，并以此为出发点和着眼点，为各种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或革命提供指示性角度。作者提出，任何集体行为———特别是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包含着许多低层机制的复合机制”。提出这三个理解和研究社会运动的角度，还有助于将20世纪中叶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以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与19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以哲学为背景的宏观社会学理论联系起来。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作者并不期望能用数个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来构造出可以“指导性解释”任何集体行为的普适的理论模型，而是一再强调上述三个因素的逻辑关系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地一成不变。
但是，作者在书中也指出，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宏观结构条件之间依然存在有机联系，而它们对社会运动特别是大型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轨迹所施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者的核心和有机连接点———国家-社会关系。在最近几个世纪里，世界一直经历着现代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和资本主义发展等过程，“近代以来的大多数社会变化都是国家主导下的变化……大多数现代社会运动都可以被看做是民众为控制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或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所做出的努力”。可以说，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无组织的集体行动和革命运动被边缘化、社会运动被制度化的历史，最后形成了“虽然社会运动很多，但革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的“社会运动社会”。相比之下，国家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而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通过决定国家对政治冲突实现制度化的能力来最终决定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在书中反复提到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有别于美国社会学中所谓以揭示社会活动内在机制为己任的各类“中层理论”与中观视角，而是在广阔的国家-社会视野下努力避免对整体图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分割，着重关注各种“复合机制”之间的复杂组合、逻辑关系以及微妙差别。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书中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论说很多时候都显得比较松散，很大程度上仅仅作为结构性写作的线索存在于文中，并未与结构、话语、变迁等研究视角严丝合缝地形成比例相称、铺展得宜的逻辑思路和论证框架，有待进一步充实与完善。
在初版序中，作者便已明言“我与西方大多数研究社会运动的专家在对社会学方法的理解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与西方学者同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这就是本书之所以与西方同类作品不同的两个关键”。作为一位曾受过最为系统和严格的理科训练的社会科学学者，作者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检讨了社会学研究中的种种方法论问题，包括社会科学解释方法和自然科学解释方法的区别、形式理论在社会学分析中的特点和局限、社会学概念与分类体系的本体性问题、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逻辑基础等，“以期读者能够据此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或鉴赏旨趣”。在方法论之外，作者更为强调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在于问题意识的确立”，尤其是对一个社会中有关现象的整体性把握有助于产生“独到的并且对社会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意识”。
正如作者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饱含的是“在试图把西方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努力”，这其实才是潜藏在一本学术讲义中的核心要旨、实体理念与关注焦点，表现的是一个立足中国现代历程与当代现实的学人的思考与努力：如何像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样，掌握历史事实，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曰历史经验？如何缝合种种历史的创伤与记忆的疼痛？如何建构一种以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为旨规的理论？如何通过开展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将所得到的关于中国某方面的统一认知上升为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知，进而获得整体性结论？
作为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努力，本书作者开了个好头。而对学界来说，既要广泛容纳多种研究范式，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侧重建构理论分析框架内在的严谨自洽，又要以一种主动、主体性的精神，致力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当下社会生活和本土现实的结合、转换、批判性运用以及本土化建构。要想完满地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都应当在比较中去重新认识中国、真正了解中国，在正视中国现实的前提下给予中国的特殊性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