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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本体论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本原问题的演变。只有分析本原问题的致思趋向，厘清本原问题与本体论差别，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立足于唯物主义，基于人类实践本性，实现了哲学向人的实践本性、人的现实世界以及人的历史的“三重回归”，完成了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彻底批判与全方位超越。
关键词：本原问题;本体论;形而上学;根本超越
中图分类号：B0-0/B0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4-0029-07
哲学界对本体论“坚持”与“拒斥”的争论，归根到底是由对本体论的不同理解造成的。沃尔夫在对哲学进行分类时，将本体论定义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1]。在沃尔夫看来，本体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抽象性、普遍性。以沃尔夫的本体论定义解读本体论是因为沃尔夫上承莱布尼茨，下启康德与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这个定义间接反映了沃尔夫前后一段时期内人们对本体论的观念[2]。实际上，对存在的思考早于本体论名称的出现，早在希腊哲学时期就开始了对本体论的思考。本体论不是凭空产生的，是由本原问题演变而来。但是，如果将本原和本体概念混同，或仅是指出细微的、非实质性差别，不仅会影响对本体论的理解，更会导致对本体论认知态度的差异。只有分析本原问题的致思趋向，厘清本原问题与本体论的差别，才能理解本体论的特征及困境，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体论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性超越。
一、本原问题的致思趋向
出于人对自然界的求知欲望和畏惧本性，古希腊人借助宗教神话来理解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然而，当古希腊人对自然神的崇拜达到顶峰时，他们却发现自然神无法实现对世界的终极理解。于是，古希腊人开始突破神话世界观去寻求一个趋于无限性的、最具包容性的存在来解释世界，也就开始了对本原问题的最初思考。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古希腊哲学家运用直观猜测、理性思维追问本原问题，告别了宗教、神话对世界的幻想。本原问题在追问中不断发展，渐趋理念化，直至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完成了向本体论的转变。
（一）本原问题的起始
泰勒斯不满足神话宇宙生成说，率先对万物的本原做出自然的、物质性的解释。泰勒斯通过经验观察发现，“一切种子皆滋生于润湿，一切事物皆营养于润湿，而水实为润湿之源”[3]，由此他认为水能滋养万物，水是世界的本原。阿那克西曼德发现了水本原说的缺陷，认为用某一种特定的物质形态或者属性不足以解释世界万物及其变化。他认为，没有固定形态的“无定形之物”才是万物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总结了前两位学者的经验，提出“气”本原说。一方面，气较水更具有不定形性和无限性;另一方面，气和水一样是具有某种特质的自然物质，超越了“无定形之物”的笼统性。
米利都学派对本原问题的追问方式完成了由宗教神话中的想象幻想向直观猜测、思辨思维跨越。他们用某种自然物质来解释世界本原，呈现出人类理性的自觉，蕴含着人文精神。从水本原说到无定本原说，本原问题渐趋抽象化，人們的抽象思维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二）数本原说
毕达哥拉斯学派“注意世界上形式和关系的事实，他们发现量度、秩序、比例和始终一致的循环，可以用数来表示。”[4]万物都有数的规定性， 数的规定性决定物质事物的构造与运动。由此，他们认为万物是数的表现，提出了“数本原说”。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事物自身的物质属性和几何形状都能用数字来表示，甚至友情、爱情等非物质存在也遵循着数的规定，可以用数字“8”来表示。音乐中的八音度代表着和谐，友情、爱情等作为和谐的存在，当然可以用数字“8”来表示。这种解释方式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不完全符合理性思维，直到火本原说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的规定性高于物理属性，否认将某种自然物质当作世界本原，而是将思想中的“数”看作世界本原，这使得本原问题进一步抽象化。数本原说比之前的本原说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和抽象性，黑格尔赞誉数本原说“把感性的实体取消了，把它造成了思想的实体”[5]。数本原说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具体事物，但是这种本原与自然物质分离的哲学思路为后来的本原说提供了进一步抽象发展的可能。
（三）火本原说
赫拉克利特认为：“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6]21他认为，世界是由“火”构成的，火的形态是世界外在的本原，火的本性原则是世界内在的本原。内在的本原指活火的燃烧、熄灭遵循的“分寸”秩序，这也被赫拉克利特称为“逻各斯”。逻各斯作为内在的本原规定着事物，是一种规律、准则，是一种质的规定性。
与水本原说相比，火本原说在生成性上实现了变化性与秩序性的统一。水具有流变性，水的形态随着自身流动发生变化。火燃烧的形态是无定形的，但是燃烧的分寸是有秩序的。这个秩序是永恒不变的逻各斯，是世界运行的秩序。与数本原说相比，火本原说实现了规定性与逻辑性的统一。数本原说通过建立数与事物之间的神秘联系来对复杂的现实世界进行量的规定与解释。火本原说以逻各斯为内在的本原，在本质上规定着事物，对事物的产生、变化与灭亡进行了合逻辑的解释。火本原说克服了数本原说中的神秘主义倾向，为本原概念增添了思辨理性内容，奠定了以逻辑把握本原的哲学范式。
（四）“是者”本原说
巴门尼德借女神之口，区分了真理和意见两条道路，“第一条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它遵循真理。另一条是：存在者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走这条路，我告诉你，是什么都学不到的。”[6]31真理之路通过思辨思维把握“存在”，意见之路通过常识来认识对象。两条道路区分了两种认识能力，也进一步区分了各自的认识对象。前者的认识对象是“圆满的”“不动摇的中心”，后者的认识对象则是一种“不真实可靠”。在此区分上，他把“是者”（being）作为真理的对象，提出“是者”本原说。 与其他自然哲学家不同，巴门尼德强调“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将“存在”（On）作为哲学研究对象，奠定了本体论（Ontology）的理论基础。之前的自然哲学家将本原界定为时间上的第一存在，巴门尼德扭转了本原的发展方向，将本原界定为只能由理性思辨和逻辑论辩所把握的逻辑上的第一存在。他区分两条道路，强调真理高于意见，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奠定了轻视感官知觉、强调思辨思维的基本思维方式。“是者”本原说作为古希腊自然哲学中最具抽象性的本原学说，为本原说转向本体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是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有着固定的形体的实在，是滚圆的球体。这也说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还没有完全摆脱对本原问题的形体上的束缚，从而上升到纯粹的概念思辨。
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本原问题在不断发展中达到成熟。随着人抽象思维的发展，哲学家们不再满足于在“一与多、变与不变的关系的思想框架中思考本原问题”[7]，本原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原始物质，本原问题渐趋理念化、抽象化。数本原说将思想中的数作为万物的本原，超越自然物质本原说，本原问题开始抽象化发展;火本原说在本原抽象化发展的基础上增添了理性色彩，使得本原概念被逻辑表达成为可能;是者本原说追寻逻辑上的第一存在，将思考的问题转向“存在”，奠定了理性至上的思维方式。本原问题抽象化、理念化的致思趋向过程，是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研究重点发生转向的过程，也是本原说向形而上学本体论过渡的过程。
二、本体论的困境与解决
本体论实质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是指研究与经验世界相分离、为形式逻辑所表达、最具有普遍性的“存在”的哲学学说。柏拉图的理念论彻底脱离了现实世界，通过理念间的关系来把握抽象的理念，标志着本体论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被割裂出鸿沟。两个世界的鸿沟是本体论最根本的局限，此后的哲学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困境。直至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本体，通过唯心主义的方式消解了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实现了逻辑与存在的统一，本体论达到了最后的辉煌。
（一）本体论的开创与最初发展
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苏格拉底试图在具体事物中抽象归纳出一般定义，以此寻求事物的本质。这种抽象归纳与定义被苏格拉底视为主观精神领域的活动。柏拉图将这种活动的范围扩展到一切领域，把一般定义看作具有实在本体的客观精神。这种实在的客观精神就是自在的、与现实世界分离的理念。柏拉图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通过感官知觉所获得的知识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只有关于理念的知识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才是本质意义上的真知识。理念决定事物的性质，是解释事物的最终原理。比如，某物之所以“大”，只是因为它分有“大”的理念。随着对事物本质的深入思考，尤其是发现事物自身同时具有大小、左右等相反性质时，早期理念论已经无法满足解释事物的需要了。柏拉图放弃事物分有理念、理念决定事物的哲学思维，强调理念间的结合和分离才是解释事物的终极原理。这种彻底脱离了现实世界，思考纯粹理念之间的关系，将理念视为自在的“是”的新理念论就是本体论的开端。
为了解决早期理念论的理论困境，柏拉图试图寻找一个最普遍、最纯粹、最高层次的“种”将相反的性质在事物中统一起来，即“通种论”。通种论不僅解决了理念之间的结合和分离问题，也为认知理念提供了可能。在早期理念论中，理念作为存在于理念世界的自在的“是”，人们无法认知，甚至无法确定它的存在。通种论证明理念不是单一、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它相对立性质的存在统一结合于最高的“种”之下。正因为理念是这样的一个集合体，现实世界中的人才可以通过推论理念之间的关系去把握理念。通种论实现了在理念与现实世界分离基础上把握理念，代表着柏拉图理念论的成熟，标志着本体论的形成。
面对被割裂的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存在物质之内，否定理念世界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将本体论定义为研究存在本身的科学。本体作为最高的存在无法通过下定义的方式直接认知，只能对存在进行分类来把握。同一个事物表现出不等值的多种的存在，包括偶性存在和必然存在。必然存在是指事物必须依赖的规定，是对表语所指的客观存在最一般的说明，即范畴。“亚里士多德不仅把范畴当作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把它看作客观存在的最基本的形式和最普遍的联系。”[8]范畴实现了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的统一，客观地完善了认知存在的方式。亚里士多德最终不仅没能克服本体论的局限，他的形式逻辑与范畴学说反而促进了本体论的进一步发展。
（二）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本体论
近代哲学是一种以思维为原则，以人本身的认识能力为重点的主体性哲学。在这一时期，本体论也呈现出主体性哲学形态。唯理论和经验论在人类知识的来源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且分别以独特的方式进行了解答。正是在这种分歧中包含着他们消解本体论“鸿沟”难题的不同方案。唯理论否认理念存在于理念世界，将理念降格于现实世界，使之成为可以通过理性演绎把握的“概念”。因此，唯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超越本体论的逻辑推演方式。经验论则是强调人的感觉经验的可靠性，认为理念不过是人的“观念”，根本不存在理念世界，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本体论“鸿沟”困境。
笛卡尔作为唯理论的重要代表，怀疑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一切知识。笛卡尔发现，以往所确信的一切都可以被怀疑，但却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由此，他提出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我”并非肉体上的实际存在，而是思想上的逻辑主体。“我”进行怀疑，本身就代表着“我”的不完满。然而，不完满的“我”心中却有完满的上帝的观念存在。因此，上帝必定是存在的。上帝把自身的观念赋予了人类，产生了“天赋观念”。天赋观念是清楚明白、无可置疑、普遍有效的，是真理性知识的来源和前提。
笛卡尔证明上帝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在认识论上确保观念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更是为了在本体论上解决心灵与物体之间一致性问题。在“第一原理”中，笛卡尔将心灵和物体看作两种独立的实体，这种二元论的立场导致心灵与物体之间互不相干。笛卡尔不得不搬出上帝来解决这个难题。物体的属性是“广延”，广延的观念不能来自心灵或外部事物，因为心灵与物体是互相独立的。在笛卡尔看来，广延的观念只能来自上帝。上帝保证了广延的观念与外部事物符合，毕竟完满的上帝是不会欺骗我们的。 笛卡尔通过“第一原理”，在思想中证实了“在”。“思”，是对“在”的体验。笛卡尔将原本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理念，化成人思想上的天赋观念。换言之，笛卡尔将“理念”降格为“概念”，使本体论重返人间。面对本体论的困境，笛卡尔用心灵和物体的鸿沟取代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鸿沟，又通过上帝填补了心灵与物体的鸿沟，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本体论的困境。
经验论哲学家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本质上是反对本体论的。休谟的怀疑主义被罗素称为英国经验论的“逻辑终局”，对形而上学的打击尤为致命。休谟否定理念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心灵与物体是相互独立的，在人的心灵中除了知觉，无法确认别的。休谟不赞同笛卡尔用上帝来保证心灵与物体的同一的做法，认为上帝作为超验的存在，是无法认知、无法证明的，更无法保证心灵与物体的同一。休谟固守在经验世界内，不去追问感觉经验的来源，否认超越经验界限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存在。休谟认为，只有因果观念使人们能超出经验去下判断，但经验也不可能必然地推论因果，因果观念实质上是人的思想习惯的概然。休谟的怀疑主义否定了逻辑推论的有效性，否认理念世界的存在，对本体论和近代唯理论产生了致命打击。
（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本体论
休谟的怀疑主义立场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注定了以超验的东西作为认识对象的形而上学的衰落。形而上学企图成为科学却无法自证，哲学家们仍然相信形而上学是所有哲学问题的基础和核心。德国古典哲学家试图通过构成形而上学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康德为创始人，经过费希特、谢林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在黑格尔那里本体论达到最后的辉煌。
形而上学对象的超验性使形而上学无法自证其科学性。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康德首先对理性进行批判，分析理性认识能力的界限。康德认为，由纯粹概念推论得出的本体论原理实质上是一种先天分析判断，在这种先天分析判断中得不出新的知识，也无法从经验中证实，只存在逻辑上的可能性。逻辑上的确具有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证明上帝事实上存在。更重要的是，康德指出即使遵循逻辑规则，纯粹概念的推论也可能会出现二律背反。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是为了毁灭形而上学，而是为了给形而上学找到存在的理由。康德认为，形而上学是“理性的自然倾向”，传统形而上学的种种谬误是人们滥用理性的结果，而非理性自身的不可靠，更不能因此否定形而上学的价值。虽然超验的对象在认识论的范围内无法得到确证，但是在道德领域中，康德发现了形而上学的价值，为形而上学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康德将事物划分为现象与物自体两个领域，理性的认识局限于现象范围，事物本身是不可知的物自体。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为实践能力的无限性提供了可能，康德在实践理性中重新确立了形而上学的存在权利。但是不可知主义的立场注定理性无法实现对事物本身、对现实的认识，形而上学又陷入困境之中。
不同于康德将认识能力看成静态结构，黑格尔将形而上学中的二律背反以辩证法的形式合理化。在黑格尔看来，认识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过程。而且，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认识对象也在不断发展。绝对精神经过自我否定的中介环节，实现了认识与对象的统一，成为真正的现实，这个活动也使得整个世界达到了和谐统一。黑格尔以“实体即主体”为原则，使认识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本体论第一次得到体系性的表述，形而上学达到了顶峰。
黑格尔指出，对事物进行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是康德哲学与现实割裂联系的根源。物自体作为不可知的、属于彼岸世界的存在，割裂了思想与事物的联系，使理性丧失干预现实的能力。黑格尔反对理性与现实的分裂，强调通过改造逻辑学，将理性升格为绝对精神，让它通过否定之否定的中介环节克服纯粹主观性，实现内容与形式、理性与现实的统一。黑格尔指出：“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定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9]实质上，黑格尔以绝对唯心主义的方式将现实置于理性的概念形式之中，实现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恢复了理性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形而上学哲学达到了最后的辉煌。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与超越是以克服和消解黑格尔哲学为前提的，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三个回归”：在主体与客体关系的问题上，黑格爾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是将主体与客体统一于绝对精神之中的“无人身的理性”。马克思以现实中的人为主体，通过实践完成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现了哲学回归人的实践活动;在理性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将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定位于自觉的理性活动。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实现了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统一，对现实的思考上升到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否定，实现了哲学回归人的现实世界;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是抽象的、唯心的，历史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达到了终点。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是人的现实的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实现了哲学回归人的历史。
（一）哲学回归人的实践活动
以泰勒斯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实体，表现为物质观。马克思没有将物质具体化，而是将物质范畴上升到生活实践的高度。换言之，马克思的物质观表现在实践观上，与本原问题紧密相连。马克思实践观与唯物主义立场并不冲突。反而，在对本体论的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实践’这一本体论纲领实际上所做的无非是完成了当代的唯物主义，是在本体论上扩大和加深唯物主义的真理”[10]。
马克思立足于唯物主义立场，基于人类实践本性，使哲学回归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解决了本体论中“思存统一”的问题。在早期希腊哲学家的眼中，思维与存在不存在任何矛盾。自柏拉图的理念分有说开始，理念与事物的统一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哲学家肯定思存统一，如亚里士多德以范畴实现了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的统一;笛卡尔以上帝为思存一致作担保;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中介抽象地实现思存统一。部分哲学家怀疑甚至否定思存统一，如休谟否认超验的存在，怀疑思存一致;康德以不可知的物自体概念彻底断绝了思存统一的可能。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马克思没有以抽象的理性作为证明思存统一的权威工具，而是将实践引入认识论，在实践中证明思存统一。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1]134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问题要靠实践来解决而不是依赖抽象的理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次，重新规定了本体论中的“主体”。在形而上学中，主体指的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逻辑意义上的主体，是隶属于存在中的存在者。海德格尔在评述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箴言中，指出：“人就必须要完全成为他自己，隶属于存在。”[12]存在的本质规定了主体的本质和形式。马克思以现实的人取代了本体论中的抽象逻辑主体，把主体还原到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的历史境域之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135马克思所指的现实的人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的、活动的人。
再次，重新规定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静态的、抽象的、僵化的，而是动态的、历史的、开放的，是对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对形而上学中的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等核心概念的“去先验化”。在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主体将自我与对象区分开来，意识到自己是劳动的主体，劳动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客体。主体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体原有状态使之符合主体的需要，不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也受制于客体性质和客观规律。主体在改造和生产客体的同时也改造主体自身，主体与客体统一于实践活动之中。主客体关系不再是片面对峙或彻底隔绝的关系，而是在实践中有机联系、对立统一的关系。
（二）哲学回归人的现实世界
本体论根源于人们试图通过理性寻求最高的知识确定性，从而对世界进行最终的主体性解释，以此确立世界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冲动。形而上学遵循现象与本质相分离的哲学思维范式，寻求超越经验的“共相”，试图通过理性在“理念世界”中把握世界的统一性，完成世界的终极解释。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特征，对世界的最终理解不可能存在现实世界之中。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推论出上帝的存在，又依靠上帝反推世界的存在，为现实世界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康德的物自体原理将现实世界定义为不可知的存在，理性丧失了干预现实世界的能力。黑格尔批判康德哲学中理性与现实世界分离的立场，以绝对精神将理性与现实统一起来，现实世界彻底淹没在绝对精神之中。
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完成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化统一，使哲学回归现实世界，彻底消解了形而上学本体论中的“鸿沟”困境。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费尔巴哈试图通过对象性直观来解决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与对立。费尔巴哈的最高直观仅仅是理论上的直观，是抽象贫乏的，缺少实践批判环节的，是与现实主体的对象世界完全脱节的。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坚持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原则，指出人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自己需要改造自然界，使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同时，自然界也制约着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以自然界为前提。在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驳斥了“社会意识的形而上学性”。所谓社会意识的形而上学性是指社会意识具有遵循自身逻辑形成发展的“独立性”和最高解释权的“权威性”。马克思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着社会存在的性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影像，而非独立形成的“玄思”。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社会存在在价值上也高于社会意识，瓦解了社会意识的“权威性”。在马克思看来，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根本上取决于人类实践，而非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终归也是为社会存在服务的。
馬克思没有止步于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纯哲学形式的否定，而是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1]155。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来解释现实世界，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作为黑格尔哲学本体的绝对精神并不是超然于世界之外的玄思，而是根源于理论所表现的被资本所统治的现实。马克思“通过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革命，深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性层面——市民社会。”[13]马克思哲学深入到现实世界之中，以具体的历史内容取代了抽象的哲学概念，以对资本的批判取代了纯哲学形式的形而上学批判，实现了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根本超越。
（三）哲学回归人的历史
哲学回归人的历史是马克思哲学回归现实的进一步深化，也是马克思哲学对形而上学本体论批判中最深刻的环节。马克思消解了两个世界的“鸿沟”难题，使哲学回归到人的现实世界中，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140。在对现实世界的进一步思考中，马克思揭示出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着人，资本统治着世界的现实状况。为了消灭资本，彻底批判私有制的永恒性，马克思以实践为出发点，以真实的历史内容为依据，将历史理解为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开放的、发展的过程，建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建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超越是统一的。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场域，历史中的主客体是先验的，历史的发展是遵循绝对精神自身内在逻辑的。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确认为历史的前提和基础，不同于动物被动地适应自然，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关乎整个人类世界的存在;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通过生产活动构成了自身的存在、人类的历史，物质资料的生产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绝对性意义。人类继承现成的资源和既定的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生产力，改变旧世界，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再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在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实现人类解放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14]574，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肯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产生的根源是异化劳动，但这种现象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状况，它贯穿于整个的以私有制的阶级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最终随私有制的扬弃使得异化劳动彻底消失，实现劳动的解放 。马克思指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4]231-232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要以实践为原则，提高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感性活动”为出发点，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为历史的前提和基础、历史的动力及其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域，彻底消解了形而上学在历史領域中的合法性，完成了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根本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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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邹蕊
关键词：本原问题;本体论;形而上学;根本超越
中图分类号：B0-0/B0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4-0029-07
哲学界对本体论“坚持”与“拒斥”的争论，归根到底是由对本体论的不同理解造成的。沃尔夫在对哲学进行分类时，将本体论定义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1]。在沃尔夫看来，本体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抽象性、普遍性。以沃尔夫的本体论定义解读本体论是因为沃尔夫上承莱布尼茨，下启康德与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这个定义间接反映了沃尔夫前后一段时期内人们对本体论的观念[2]。实际上，对存在的思考早于本体论名称的出现，早在希腊哲学时期就开始了对本体论的思考。本体论不是凭空产生的，是由本原问题演变而来。但是，如果将本原和本体概念混同，或仅是指出细微的、非实质性差别，不仅会影响对本体论的理解，更会导致对本体论认知态度的差异。只有分析本原问题的致思趋向，厘清本原问题与本体论的差别，才能理解本体论的特征及困境，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体论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性超越。
一、本原问题的致思趋向
出于人对自然界的求知欲望和畏惧本性，古希腊人借助宗教神话来理解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然而，当古希腊人对自然神的崇拜达到顶峰时，他们却发现自然神无法实现对世界的终极理解。于是，古希腊人开始突破神话世界观去寻求一个趋于无限性的、最具包容性的存在来解释世界，也就开始了对本原问题的最初思考。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古希腊哲学家运用直观猜测、理性思维追问本原问题，告别了宗教、神话对世界的幻想。本原问题在追问中不断发展，渐趋理念化，直至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完成了向本体论的转变。
（一）本原问题的起始
泰勒斯不满足神话宇宙生成说，率先对万物的本原做出自然的、物质性的解释。泰勒斯通过经验观察发现，“一切种子皆滋生于润湿，一切事物皆营养于润湿，而水实为润湿之源”[3]，由此他认为水能滋养万物，水是世界的本原。阿那克西曼德发现了水本原说的缺陷，认为用某一种特定的物质形态或者属性不足以解释世界万物及其变化。他认为，没有固定形态的“无定形之物”才是万物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总结了前两位学者的经验，提出“气”本原说。一方面，气较水更具有不定形性和无限性;另一方面，气和水一样是具有某种特质的自然物质，超越了“无定形之物”的笼统性。
米利都学派对本原问题的追问方式完成了由宗教神话中的想象幻想向直观猜测、思辨思维跨越。他们用某种自然物质来解释世界本原，呈现出人类理性的自觉，蕴含着人文精神。从水本原说到无定本原说，本原问题渐趋抽象化，人們的抽象思维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二）数本原说
毕达哥拉斯学派“注意世界上形式和关系的事实，他们发现量度、秩序、比例和始终一致的循环，可以用数来表示。”[4]万物都有数的规定性， 数的规定性决定物质事物的构造与运动。由此，他们认为万物是数的表现，提出了“数本原说”。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事物自身的物质属性和几何形状都能用数字来表示，甚至友情、爱情等非物质存在也遵循着数的规定，可以用数字“8”来表示。音乐中的八音度代表着和谐，友情、爱情等作为和谐的存在，当然可以用数字“8”来表示。这种解释方式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不完全符合理性思维，直到火本原说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的规定性高于物理属性，否认将某种自然物质当作世界本原，而是将思想中的“数”看作世界本原，这使得本原问题进一步抽象化。数本原说比之前的本原说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和抽象性，黑格尔赞誉数本原说“把感性的实体取消了，把它造成了思想的实体”[5]。数本原说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具体事物，但是这种本原与自然物质分离的哲学思路为后来的本原说提供了进一步抽象发展的可能。
（三）火本原说
赫拉克利特认为：“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6]21他认为，世界是由“火”构成的，火的形态是世界外在的本原，火的本性原则是世界内在的本原。内在的本原指活火的燃烧、熄灭遵循的“分寸”秩序，这也被赫拉克利特称为“逻各斯”。逻各斯作为内在的本原规定着事物，是一种规律、准则，是一种质的规定性。
与水本原说相比，火本原说在生成性上实现了变化性与秩序性的统一。水具有流变性，水的形态随着自身流动发生变化。火燃烧的形态是无定形的，但是燃烧的分寸是有秩序的。这个秩序是永恒不变的逻各斯，是世界运行的秩序。与数本原说相比，火本原说实现了规定性与逻辑性的统一。数本原说通过建立数与事物之间的神秘联系来对复杂的现实世界进行量的规定与解释。火本原说以逻各斯为内在的本原，在本质上规定着事物，对事物的产生、变化与灭亡进行了合逻辑的解释。火本原说克服了数本原说中的神秘主义倾向，为本原概念增添了思辨理性内容，奠定了以逻辑把握本原的哲学范式。
（四）“是者”本原说
巴门尼德借女神之口，区分了真理和意见两条道路，“第一条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它遵循真理。另一条是：存在者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走这条路，我告诉你，是什么都学不到的。”[6]31真理之路通过思辨思维把握“存在”，意见之路通过常识来认识对象。两条道路区分了两种认识能力，也进一步区分了各自的认识对象。前者的认识对象是“圆满的”“不动摇的中心”，后者的认识对象则是一种“不真实可靠”。在此区分上，他把“是者”（being）作为真理的对象，提出“是者”本原说。 与其他自然哲学家不同，巴门尼德强调“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将“存在”（On）作为哲学研究对象，奠定了本体论（Ontology）的理论基础。之前的自然哲学家将本原界定为时间上的第一存在，巴门尼德扭转了本原的发展方向，将本原界定为只能由理性思辨和逻辑论辩所把握的逻辑上的第一存在。他区分两条道路，强调真理高于意见，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奠定了轻视感官知觉、强调思辨思维的基本思维方式。“是者”本原说作为古希腊自然哲学中最具抽象性的本原学说，为本原说转向本体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是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有着固定的形体的实在，是滚圆的球体。这也说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还没有完全摆脱对本原问题的形体上的束缚，从而上升到纯粹的概念思辨。
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本原问题在不断发展中达到成熟。随着人抽象思维的发展，哲学家们不再满足于在“一与多、变与不变的关系的思想框架中思考本原问题”[7]，本原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原始物质，本原问题渐趋理念化、抽象化。数本原说将思想中的数作为万物的本原，超越自然物质本原说，本原问题开始抽象化发展;火本原说在本原抽象化发展的基础上增添了理性色彩，使得本原概念被逻辑表达成为可能;是者本原说追寻逻辑上的第一存在，将思考的问题转向“存在”，奠定了理性至上的思维方式。本原问题抽象化、理念化的致思趋向过程，是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研究重点发生转向的过程，也是本原说向形而上学本体论过渡的过程。
二、本体论的困境与解决
本体论实质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是指研究与经验世界相分离、为形式逻辑所表达、最具有普遍性的“存在”的哲学学说。柏拉图的理念论彻底脱离了现实世界，通过理念间的关系来把握抽象的理念，标志着本体论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被割裂出鸿沟。两个世界的鸿沟是本体论最根本的局限，此后的哲学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困境。直至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本体，通过唯心主义的方式消解了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实现了逻辑与存在的统一，本体论达到了最后的辉煌。
（一）本体论的开创与最初发展
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苏格拉底试图在具体事物中抽象归纳出一般定义，以此寻求事物的本质。这种抽象归纳与定义被苏格拉底视为主观精神领域的活动。柏拉图将这种活动的范围扩展到一切领域，把一般定义看作具有实在本体的客观精神。这种实在的客观精神就是自在的、与现实世界分离的理念。柏拉图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通过感官知觉所获得的知识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只有关于理念的知识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才是本质意义上的真知识。理念决定事物的性质，是解释事物的最终原理。比如，某物之所以“大”，只是因为它分有“大”的理念。随着对事物本质的深入思考，尤其是发现事物自身同时具有大小、左右等相反性质时，早期理念论已经无法满足解释事物的需要了。柏拉图放弃事物分有理念、理念决定事物的哲学思维，强调理念间的结合和分离才是解释事物的终极原理。这种彻底脱离了现实世界，思考纯粹理念之间的关系，将理念视为自在的“是”的新理念论就是本体论的开端。
为了解决早期理念论的理论困境，柏拉图试图寻找一个最普遍、最纯粹、最高层次的“种”将相反的性质在事物中统一起来，即“通种论”。通种论不僅解决了理念之间的结合和分离问题，也为认知理念提供了可能。在早期理念论中，理念作为存在于理念世界的自在的“是”，人们无法认知，甚至无法确定它的存在。通种论证明理念不是单一、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它相对立性质的存在统一结合于最高的“种”之下。正因为理念是这样的一个集合体，现实世界中的人才可以通过推论理念之间的关系去把握理念。通种论实现了在理念与现实世界分离基础上把握理念，代表着柏拉图理念论的成熟，标志着本体论的形成。
面对被割裂的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存在物质之内，否定理念世界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将本体论定义为研究存在本身的科学。本体作为最高的存在无法通过下定义的方式直接认知，只能对存在进行分类来把握。同一个事物表现出不等值的多种的存在，包括偶性存在和必然存在。必然存在是指事物必须依赖的规定，是对表语所指的客观存在最一般的说明，即范畴。“亚里士多德不仅把范畴当作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把它看作客观存在的最基本的形式和最普遍的联系。”[8]范畴实现了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的统一，客观地完善了认知存在的方式。亚里士多德最终不仅没能克服本体论的局限，他的形式逻辑与范畴学说反而促进了本体论的进一步发展。
（二）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本体论
近代哲学是一种以思维为原则，以人本身的认识能力为重点的主体性哲学。在这一时期，本体论也呈现出主体性哲学形态。唯理论和经验论在人类知识的来源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且分别以独特的方式进行了解答。正是在这种分歧中包含着他们消解本体论“鸿沟”难题的不同方案。唯理论否认理念存在于理念世界，将理念降格于现实世界，使之成为可以通过理性演绎把握的“概念”。因此，唯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超越本体论的逻辑推演方式。经验论则是强调人的感觉经验的可靠性，认为理念不过是人的“观念”，根本不存在理念世界，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本体论“鸿沟”困境。
笛卡尔作为唯理论的重要代表，怀疑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一切知识。笛卡尔发现，以往所确信的一切都可以被怀疑，但却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由此，他提出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我”并非肉体上的实际存在，而是思想上的逻辑主体。“我”进行怀疑，本身就代表着“我”的不完满。然而，不完满的“我”心中却有完满的上帝的观念存在。因此，上帝必定是存在的。上帝把自身的观念赋予了人类，产生了“天赋观念”。天赋观念是清楚明白、无可置疑、普遍有效的，是真理性知识的来源和前提。
笛卡尔证明上帝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在认识论上确保观念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更是为了在本体论上解决心灵与物体之间一致性问题。在“第一原理”中，笛卡尔将心灵和物体看作两种独立的实体，这种二元论的立场导致心灵与物体之间互不相干。笛卡尔不得不搬出上帝来解决这个难题。物体的属性是“广延”，广延的观念不能来自心灵或外部事物，因为心灵与物体是互相独立的。在笛卡尔看来，广延的观念只能来自上帝。上帝保证了广延的观念与外部事物符合，毕竟完满的上帝是不会欺骗我们的。 笛卡尔通过“第一原理”，在思想中证实了“在”。“思”，是对“在”的体验。笛卡尔将原本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理念，化成人思想上的天赋观念。换言之，笛卡尔将“理念”降格为“概念”，使本体论重返人间。面对本体论的困境，笛卡尔用心灵和物体的鸿沟取代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鸿沟，又通过上帝填补了心灵与物体的鸿沟，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本体论的困境。
经验论哲学家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本质上是反对本体论的。休谟的怀疑主义被罗素称为英国经验论的“逻辑终局”，对形而上学的打击尤为致命。休谟否定理念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心灵与物体是相互独立的，在人的心灵中除了知觉，无法确认别的。休谟不赞同笛卡尔用上帝来保证心灵与物体的同一的做法，认为上帝作为超验的存在，是无法认知、无法证明的，更无法保证心灵与物体的同一。休谟固守在经验世界内，不去追问感觉经验的来源，否认超越经验界限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存在。休谟认为，只有因果观念使人们能超出经验去下判断，但经验也不可能必然地推论因果，因果观念实质上是人的思想习惯的概然。休谟的怀疑主义否定了逻辑推论的有效性，否认理念世界的存在，对本体论和近代唯理论产生了致命打击。
（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本体论
休谟的怀疑主义立场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注定了以超验的东西作为认识对象的形而上学的衰落。形而上学企图成为科学却无法自证，哲学家们仍然相信形而上学是所有哲学问题的基础和核心。德国古典哲学家试图通过构成形而上学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康德为创始人，经过费希特、谢林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在黑格尔那里本体论达到最后的辉煌。
形而上学对象的超验性使形而上学无法自证其科学性。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康德首先对理性进行批判，分析理性认识能力的界限。康德认为，由纯粹概念推论得出的本体论原理实质上是一种先天分析判断，在这种先天分析判断中得不出新的知识，也无法从经验中证实，只存在逻辑上的可能性。逻辑上的确具有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证明上帝事实上存在。更重要的是，康德指出即使遵循逻辑规则，纯粹概念的推论也可能会出现二律背反。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是为了毁灭形而上学，而是为了给形而上学找到存在的理由。康德认为，形而上学是“理性的自然倾向”，传统形而上学的种种谬误是人们滥用理性的结果，而非理性自身的不可靠，更不能因此否定形而上学的价值。虽然超验的对象在认识论的范围内无法得到确证，但是在道德领域中，康德发现了形而上学的价值，为形而上学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康德将事物划分为现象与物自体两个领域，理性的认识局限于现象范围，事物本身是不可知的物自体。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为实践能力的无限性提供了可能，康德在实践理性中重新确立了形而上学的存在权利。但是不可知主义的立场注定理性无法实现对事物本身、对现实的认识，形而上学又陷入困境之中。
不同于康德将认识能力看成静态结构，黑格尔将形而上学中的二律背反以辩证法的形式合理化。在黑格尔看来，认识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过程。而且，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认识对象也在不断发展。绝对精神经过自我否定的中介环节，实现了认识与对象的统一，成为真正的现实，这个活动也使得整个世界达到了和谐统一。黑格尔以“实体即主体”为原则，使认识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本体论第一次得到体系性的表述，形而上学达到了顶峰。
黑格尔指出，对事物进行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是康德哲学与现实割裂联系的根源。物自体作为不可知的、属于彼岸世界的存在，割裂了思想与事物的联系，使理性丧失干预现实的能力。黑格尔反对理性与现实的分裂，强调通过改造逻辑学，将理性升格为绝对精神，让它通过否定之否定的中介环节克服纯粹主观性，实现内容与形式、理性与现实的统一。黑格尔指出：“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定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9]实质上，黑格尔以绝对唯心主义的方式将现实置于理性的概念形式之中，实现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恢复了理性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形而上学哲学达到了最后的辉煌。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与超越是以克服和消解黑格尔哲学为前提的，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三个回归”：在主体与客体关系的问题上，黑格爾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是将主体与客体统一于绝对精神之中的“无人身的理性”。马克思以现实中的人为主体，通过实践完成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现了哲学回归人的实践活动;在理性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将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定位于自觉的理性活动。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实现了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统一，对现实的思考上升到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否定，实现了哲学回归人的现实世界;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是抽象的、唯心的，历史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达到了终点。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是人的现实的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实现了哲学回归人的历史。
（一）哲学回归人的实践活动
以泰勒斯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实体，表现为物质观。马克思没有将物质具体化，而是将物质范畴上升到生活实践的高度。换言之，马克思的物质观表现在实践观上，与本原问题紧密相连。马克思实践观与唯物主义立场并不冲突。反而，在对本体论的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实践’这一本体论纲领实际上所做的无非是完成了当代的唯物主义，是在本体论上扩大和加深唯物主义的真理”[10]。
马克思立足于唯物主义立场，基于人类实践本性，使哲学回归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解决了本体论中“思存统一”的问题。在早期希腊哲学家的眼中，思维与存在不存在任何矛盾。自柏拉图的理念分有说开始，理念与事物的统一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哲学家肯定思存统一，如亚里士多德以范畴实现了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的统一;笛卡尔以上帝为思存一致作担保;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中介抽象地实现思存统一。部分哲学家怀疑甚至否定思存统一，如休谟否认超验的存在，怀疑思存一致;康德以不可知的物自体概念彻底断绝了思存统一的可能。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马克思没有以抽象的理性作为证明思存统一的权威工具，而是将实践引入认识论，在实践中证明思存统一。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1]134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问题要靠实践来解决而不是依赖抽象的理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次，重新规定了本体论中的“主体”。在形而上学中，主体指的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逻辑意义上的主体，是隶属于存在中的存在者。海德格尔在评述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箴言中，指出：“人就必须要完全成为他自己，隶属于存在。”[12]存在的本质规定了主体的本质和形式。马克思以现实的人取代了本体论中的抽象逻辑主体，把主体还原到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的历史境域之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135马克思所指的现实的人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的、活动的人。
再次，重新规定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静态的、抽象的、僵化的，而是动态的、历史的、开放的，是对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对形而上学中的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等核心概念的“去先验化”。在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主体将自我与对象区分开来，意识到自己是劳动的主体，劳动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客体。主体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体原有状态使之符合主体的需要，不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也受制于客体性质和客观规律。主体在改造和生产客体的同时也改造主体自身，主体与客体统一于实践活动之中。主客体关系不再是片面对峙或彻底隔绝的关系，而是在实践中有机联系、对立统一的关系。
（二）哲学回归人的现实世界
本体论根源于人们试图通过理性寻求最高的知识确定性，从而对世界进行最终的主体性解释，以此确立世界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冲动。形而上学遵循现象与本质相分离的哲学思维范式，寻求超越经验的“共相”，试图通过理性在“理念世界”中把握世界的统一性，完成世界的终极解释。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特征，对世界的最终理解不可能存在现实世界之中。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推论出上帝的存在，又依靠上帝反推世界的存在，为现实世界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康德的物自体原理将现实世界定义为不可知的存在，理性丧失了干预现实世界的能力。黑格尔批判康德哲学中理性与现实世界分离的立场，以绝对精神将理性与现实统一起来，现实世界彻底淹没在绝对精神之中。
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完成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化统一，使哲学回归现实世界，彻底消解了形而上学本体论中的“鸿沟”困境。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费尔巴哈试图通过对象性直观来解决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与对立。费尔巴哈的最高直观仅仅是理论上的直观，是抽象贫乏的，缺少实践批判环节的，是与现实主体的对象世界完全脱节的。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坚持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原则，指出人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自己需要改造自然界，使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同时，自然界也制约着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以自然界为前提。在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驳斥了“社会意识的形而上学性”。所谓社会意识的形而上学性是指社会意识具有遵循自身逻辑形成发展的“独立性”和最高解释权的“权威性”。马克思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着社会存在的性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影像，而非独立形成的“玄思”。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社会存在在价值上也高于社会意识，瓦解了社会意识的“权威性”。在马克思看来，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根本上取决于人类实践，而非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终归也是为社会存在服务的。
馬克思没有止步于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纯哲学形式的否定，而是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1]155。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来解释现实世界，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作为黑格尔哲学本体的绝对精神并不是超然于世界之外的玄思，而是根源于理论所表现的被资本所统治的现实。马克思“通过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革命，深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性层面——市民社会。”[13]马克思哲学深入到现实世界之中，以具体的历史内容取代了抽象的哲学概念，以对资本的批判取代了纯哲学形式的形而上学批判，实现了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根本超越。
（三）哲学回归人的历史
哲学回归人的历史是马克思哲学回归现实的进一步深化，也是马克思哲学对形而上学本体论批判中最深刻的环节。马克思消解了两个世界的“鸿沟”难题，使哲学回归到人的现实世界中，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140。在对现实世界的进一步思考中，马克思揭示出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着人，资本统治着世界的现实状况。为了消灭资本，彻底批判私有制的永恒性，马克思以实践为出发点，以真实的历史内容为依据，将历史理解为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开放的、发展的过程，建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建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超越是统一的。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场域，历史中的主客体是先验的，历史的发展是遵循绝对精神自身内在逻辑的。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确认为历史的前提和基础，不同于动物被动地适应自然，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关乎整个人类世界的存在;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通过生产活动构成了自身的存在、人类的历史，物质资料的生产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绝对性意义。人类继承现成的资源和既定的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生产力，改变旧世界，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再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在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实现人类解放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14]574，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肯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产生的根源是异化劳动，但这种现象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状况，它贯穿于整个的以私有制的阶级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最终随私有制的扬弃使得异化劳动彻底消失，实现劳动的解放 。马克思指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4]231-232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要以实践为原则，提高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感性活动”为出发点，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为历史的前提和基础、历史的动力及其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域，彻底消解了形而上学在历史領域中的合法性，完成了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根本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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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