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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志勇，著名创伤烧伤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20年7月生于上海，194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47年至1948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医学院外科教研室任访问学者。1952年至1961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外科系副主任、副研究员，1961年任解放军总医院创伤烧伤科主任，1982年至今在解放军第304医院工作，历任副院长、军医进修学院创伤中心主任、专家组长、烧伤研究所所长及名誉所长等职。
由于在创伤和烧伤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4项，并有23项科研成果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其他奖24项。主编和撰写学术专著27部，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孙波：每次医生来查房时，都由他领着，说话时全用英语，我都听不懂。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我问盛主任，你说说我到底能不能活，我觉得太受罪了。他说，你肯定能活，我都给你救成这样了，你还不能活？我说，你说能活，那咱就活着！
现在，所有简单的家务活孙波都可以做。每天，她都会亲自给丈夫和孩子做饭，这些对常人来说很简单的家务事，对孙波来说却是一个“奇迹”。为了恢复孙波“正常”的生活，盛志勇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长年的努力。
盛志勇：大面积的深度烧伤，治活的比例很高，但治活以后，生活质量怎么样，能不能恢复工作，能不能进入社会，家庭能不能接受他们，这些问题也必须解决。我们不但要治疗创伤，而且还要保障他们康复以后的生活质量，这都是一系列的工作。
记者：你们对孙波的治疗持续了多少年？
盛志勇： 20多年。她是1980年受伤治疗的，到现在我们还在随访她。
这是中国治疗烧伤病人的一个奇迹
在几十年的医学生涯中，盛志勇深入研究烧伤病人在休克期的抢救、伤后脓毒症和多器官障碍综合症的预防和治疗等问题，大大降低了死亡率。经他主持收治的7000余例烧伤患者，总治愈率高达98％，把我国烧伤基础研究和临床救治水平推向了世界领先地位。
因为这些惊人的成就，盛志勇获得过许多奖章、奖牌，这些都被他不动声色地摆放在办公室的橱窗里。然而，所有的荣誉在他眼里也许都不如一个数字可贵。
记者：我国的创伤研究和救治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呢？
盛志勇：目前，我国的烧伤治活率比其他各国都高，就是那些大面积、程度很深的烧伤我们基本都可以治活。在我们行内有一个标准叫LA50，L是死亡（lethal）的意思，A就是面积（area），什么叫LA50呢？它所对应的数字就是说对于烧伤面积达到多大情况下我们的治愈率可以达到50%。我国的LA50现在到了98%，而美国的报告是80%。可以说我国大批抢救烧伤人员的成绩是比较好的，如大兴安岭火灾中的大批烧伤伤员都活下来了。在烧伤、吸入性损伤等方面的研究，我们也可以与发达国家媲美。
和孙波一样，许多烧伤病人都有许多苦恼。常人的皮肤看似薄薄一层，却有着许多重要功能，而移植后的皮肤会丢失这些功能。比如汗腺问题，因为伤疤而导致不能出汗，夏天就会变得比较难熬，像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烧伤学家们。
记者：植皮的时候汗腺不能够一起移植吗？
盛志勇：植不进去，因为植皮手术取的皮是很薄的，汗腺比较深，取不到。
记者：如果有汗排不出会有什么问题？
盛志勇：体温调节不了。
盛志勇认为自己的责任不只是从死亡线上把大面积深度烧伤的病人抢救回来，同时他也要尽力让这些病人生活得舒适些。如何恢复病人的排汗功能，是全世界烧伤学界几十年悬而未解的重要课题。经过多年攻坚，盛志勇带领学生们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盛志勇：为了突破这个课题，我们经过好几年的研究，先是利用骨髓提取干细胞。这些干细胞是多能的，可以形成脑细胞、神经细胞，也可以成为软骨、骨头、神经、血管等等。然后我们要在体外把它诱导成汗腺细胞，但是具体怎么把它植进去，这是一个问题。
记者：是要植在表皮底下吗？
盛志勇：就是在皮肤底下，把它变成汗腺，用管子穿到皮肤外面来，这是一个特殊技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切除不能出汗的疤痕，然后把汗腺细胞植进去，两个月后伤面愈合，我们用发汗实验证明它能出汗。但是大面积的成功还没做到，可以说是刚见曙光。
运送伤员本身就像一场战斗
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盛志勇刚从美国进修回来不久，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和许多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一样，他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这是他与军旅结缘的开始。那是中国第一次与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美国作战，对方频频使用的燃烧汽油弹使我军损失惨重，赶赴前方的盛志勇被分配到齐齐哈尔的医院里救治伤员，他每天都要面对许多被燃烧汽油弹击中、深度烧伤的战士。
盛志勇：凝固汽油弹的温度比较高，大概800度到1000度，粘在身上弄不掉，就着了。
记者：它是怎么构成的？
盛志勇：汽油加上一种化合物，变成胶冻一样的东西。有时，还会在凝固汽油弹里加上磷，磷碰到氧气就着了，所以有磷的凝固汽油弹更厉害，粘在身上弄不掉。后来好多战士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棉大衣披在身上，凝固汽油弹粘在大衣上，把大衣一甩就甩掉了。
记者：能不能用手去拍灭它？
盛志勇：手拍是最糟糕的，用手拍手就会着了，手烧伤将来会很麻烦。最好的办法是用湿布一盖，它就灭了。
当时战况异常激烈，而战场外救治伤员的工作也同样紧张。对于伤员来说，血液供应是维系生命的希望，然而在以往战争中我方缺乏向战场供血的经验。为了保证血液的供应，盛志勇和他的同事们在沈阳建立了大型血库，向前线运送血源，并且研制了在战场上使用的止血剂，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救护经历，盛志勇在老师沈克非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外科系。
盛志勇：沈克非是位非常有学问的教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要建立一个军事医学科学院，专门研究战伤，让他当副院长。他到那里以后，觉得单纯研究原子弹伤、化学伤、生物细菌战伤不够，还要做外科研究，所以把我调过去了。
为了加强对战伤的研究，1952年盛志勇协助沈克非创建了我军第一个野战外科实验基地，进行火器伤、创伤弹道学、战伤休克以及同种异体皮移植的研究。1956年，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急症外科医院。在这方面，他们保持着世界领先的研究水平，直到很多年后美国才设立了这方面的专科医院。
1961年，盛志勇调入解放军总医院。作为一名军医，几十年里他曾多次奔赴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前方开展医疗救护，现身于地震灾难现场，也去过西部边远山区。为此他准备了一个专门的旅行包，只要工作上有需要，他随时出发。
记者：听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您带枪上了前方，是真的吗？
盛志勇：对，他们给我发了一支卡宾枪。因为那时候印度的散兵游勇比较多，怕半道出问题，所以发件武器。
盛志勇常年穿梭于危急现场，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甚至走遍了广西的每一所医院。在这个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外科抢救经验，也使他成为中国战伤救治领域的权威人物之一。
盛志勇：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时候，由于我国的军医往往还没经过系统训练就匆匆上了战场，所以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比如说一个枪弹伤或炮弹伤，处理以后就把它缝死了，这是很忌讳的。在战场上，我们一般都要让它开放，到后方再处理。因为初步处理创伤的时候，不一定能把所有的坏死组织清除干净，也不可能把整个受污染组织清除干净。
战争的残酷超乎想象，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武器装备的杀伤力越来越大，这更使盛志勇日益忧心，开始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完整的战场生命救助体系。
盛志勇：现在的武器越来越发达。以前用的是三八大盖，子弹的速率很慢，一秒钟只有几百米，而现在美国M16或冲锋枪都是高速率子弹，一秒钟一两千米。致伤的程度与子弹速率相关，子弹速率越快，致伤程度就越重。
记者：现代战争给士兵们带来的创伤大致包括哪些呢？
盛志勇：一般可分两大类：一类是非武器伤害，像传染病（包括细菌武器等）、非化学毒害（化学武器）、皮肤病、营养缺乏、脱水等；另一类是战争武器所形成的伤病，如火器伤、枪弹伤、各种弹片伤、圆珠弹伤、导弹或其他子母弹内的圆珠或碎片所引起的开放伤；各种燃烧武器所形成的烧伤，现代燃烧武器的温度可高达2000度至3000度；冲击波伤，由烈性爆炸所引起的正负压冲击波，会造成耳膜、呼吸道伤；毒气伤，由化学武器所形成，如芥子气等；复合伤，由两种不同致伤原因所引起，如核弹爆炸可形成放射伤，加上不同的其他损伤，如烧伤、开放伤等；贫铀弹伤，贫铀弹是由铀135提炼后残余的铀139制成，有穿甲的功能，专攻坦克。坦克受到攻击后，将导致爆震伤、烧伤和开放伤，也可立即致死，受伤的乘员可能因为吸入尘灰，引起内照射的放射病。由于铀139的半衰期长达几千年，因此发生放射病或血液病，重危者因放射线而损伤或死亡。由于现代武器具有强大的爆炸力，且多含有数量较多的碎片或子弹，因此可以引起身体多部位的伤，如一个伤员可同时有头颅伤、胸部伤、腹部伤、四肢伤等等。
如何在战场上尽量迅速抢救伤员也一直是盛志勇非常关注的课题，在以往的战争中，很多战士因为来不及抢救而死亡，这在他心里始终是个遗憾。
盛志勇：容易导致当场死亡的情况处理起来也困难。首先，一般常规武器损伤导致伤死率增加的最主要原因是休克。比方说，大面积烧伤或者打穿一个脏器都会由于大出血导致休克。治疗休克在平时很简单，只需要静脉输液。因为它是由于循环血液量减少才发生的，补充血液或者血浆都可以救治。但在前线谁给做呢？静脉能打吗？那么多瓶液体能带上去吗？这些都很难。所以我们现在研究，能不能用口服液体暂时代替静脉输液。另外，休克的情况下血压怎么测，能不能给每个战士带个血压表？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信息传导不像美国那么发达，把生理仪装在帽子里马上就传过来了。我们没有这种器材，怎么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在想办法，利用简单的仪器，像口表试温度一样，试一下，一测黏膜的酸度怎么样，就可以了解伤员休克的程度。
在查看国外的战争报告时，盛志勇发现，近几十年的战争中，美军的死亡率大幅下降，这和他们能够将伤员及时运送到后方、妥善救治是分不开的。
盛志勇：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因为制空权在美国手里，所以我们白天运送病人非常困难，只有晚上送。但是即便到了晚上，对方也有照明弹，只能停停走走，也很危险。
记者：在那个时候，运送伤员本身就像一场战斗。
盛志勇：就像战斗。
记者：根据您的判断，是不是有不少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导致死亡？
盛志勇：肯定存在这种情况。比如一个开放伤，最理想的手术时间应该是在受伤6小时之内。这时做清创手术，感染率比较低。但在实际战争情况下，像抗美援朝战争、中印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时都做不到。我们看国外的材料，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的伤员死亡率达到25%，相当高。因为越南地势比较复杂，越南兵又擅长打游击战。后来到伊拉克战争，美国的伤员死亡率就降到10%。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抢救及时。美国因为科学非常发达，有着雄厚的财力，所以每个伤员都有一个仪器，他受伤后指挥部马上就会接到他的资料。
接收伤员后，美国军方会对他们的伤势迅速作出判断，确保其接受适当的救治。普通伤员在离战场不远的野战医院就可以得到治疗，情况严重的则会被尽快送回美国。
记者：您前面提到了伊拉克战争，与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相比，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战伤救治有什么特点呢？
盛志勇：从美军的报道看，首先在防护方面，每个士兵有防弹设施，比如新型的钢盔和防弹背心、夜视镜、单兵生理仪和电子设备。后勤组织中有靠近战地的小型手术队及各种急需设置，以便止血、休克复苏、解除窒息，并进行有限手术，使伤员的内环境趋于稳定，随即送到较稳定地区的医院进一步救治，然后快速送到后方医院，实施确定性手术。
太专科化，打仗的时候就要吃亏
除了研究受伤后的治疗，盛志勇还研究受伤前的防护。长期以来，他一直专注于士兵防护装备的研究，在他看来这是避免伤亡的重要保障。
盛志勇：英国哈里王子到阿富汗去，他穿戴的是什么？钢盔和防弹背心。我们也有钢盔。钢盔有其发展历史，很早以前的钢盔就像一个脸盆。但是二战的时候，德国人的钢盔上有一个弯，保护两个太阳穴，因为这是颅骨最薄的地方，一打就打进去了。
记者：这说明德国人对钢盔的研究还是很到位的。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有时候通过钢盔的形状就能判断他是德国兵。
盛志勇：德国人的这些研究很厉害。
记者：好像当时英国人的钢盔很浅。
盛志勇：像个脸盆一样，不好使。
虽然英国人发明的钢盔不很成功，可是在二战中他们发明了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防弹背心。防弹背心也是现代战场上最重要的个人防护装备之一，它能够阻止子弹穿透身体。最初的防弹背心是由三块高锰钢板制作的，经过不断演变，现在大多数防弹背心由十几层特殊的合成纤维组成，它的厚度不会超过一厘米。
记者：我们现在的防护水平怎么样？
盛志勇：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我们还有防雷鞋。因为战场常常有很多地雷，最好是派工兵去探雷，如果来不及探雷，那就很容易踩响地雷，把腿炸掉甚至把人炸死。现在我们有了防雷鞋，就是踩到地雷也不至于把腿炸掉了。
未来的战争瞬息万变，因而培养合格的战地医生至关重要。在国外考察中，盛志勇发现很多医院都有专门的创伤中心，综合救治各个部位的外科创伤，他认为这其实非常有利于对战地医生的培养。
记者：我们有没有创伤外科？
盛志勇：我们没有创伤外科。创伤外科实际上是一门单独的学问，因为将来的创伤不是那么简单。现在医生的培养太专科化，几乎每个器官都有一个科，这样一来年轻医生很快就专科化了，缺乏一种整体性，对全身情况不了解。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打仗的时候就要吃亏。
记者：您现在是不是也在为这个问题呼吁？
盛志勇：我尽量宣传这种观念，但现在还比较困难，没有实现。
盛志勇从事医学工作至今已有60多年了，他每天工作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帮学生们批改论文。他把自己几十年积累下的丰富知识与宝贵经验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一代，为此他被授予全军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并被评为总后勤部“一代名师”。他还捐出“全军重大贡献奖”和“一代名师”的全部奖金，成立了“盛志勇医学基金”和“盛志勇医学成就奖”，鼓励和资助取得成就的年轻人。他总觉得，面对未来的战争，他今天所做的一切才仅仅是一个开始，只有培养出人才，他的医学事业才后继有人，他所有的努力才有价值。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首播、次周日14︰30重播）
（责任编辑刘荣刚文世芳）
由于在创伤和烧伤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4项，并有23项科研成果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其他奖24项。主编和撰写学术专著27部，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孙波：每次医生来查房时，都由他领着，说话时全用英语，我都听不懂。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我问盛主任，你说说我到底能不能活，我觉得太受罪了。他说，你肯定能活，我都给你救成这样了，你还不能活？我说，你说能活，那咱就活着！
现在，所有简单的家务活孙波都可以做。每天，她都会亲自给丈夫和孩子做饭，这些对常人来说很简单的家务事，对孙波来说却是一个“奇迹”。为了恢复孙波“正常”的生活，盛志勇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长年的努力。
盛志勇：大面积的深度烧伤，治活的比例很高，但治活以后，生活质量怎么样，能不能恢复工作，能不能进入社会，家庭能不能接受他们，这些问题也必须解决。我们不但要治疗创伤，而且还要保障他们康复以后的生活质量，这都是一系列的工作。
记者：你们对孙波的治疗持续了多少年？
盛志勇： 20多年。她是1980年受伤治疗的，到现在我们还在随访她。
这是中国治疗烧伤病人的一个奇迹
在几十年的医学生涯中，盛志勇深入研究烧伤病人在休克期的抢救、伤后脓毒症和多器官障碍综合症的预防和治疗等问题，大大降低了死亡率。经他主持收治的7000余例烧伤患者，总治愈率高达98％，把我国烧伤基础研究和临床救治水平推向了世界领先地位。
因为这些惊人的成就，盛志勇获得过许多奖章、奖牌，这些都被他不动声色地摆放在办公室的橱窗里。然而，所有的荣誉在他眼里也许都不如一个数字可贵。
记者：我国的创伤研究和救治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呢？
盛志勇：目前，我国的烧伤治活率比其他各国都高，就是那些大面积、程度很深的烧伤我们基本都可以治活。在我们行内有一个标准叫LA50，L是死亡（lethal）的意思，A就是面积（area），什么叫LA50呢？它所对应的数字就是说对于烧伤面积达到多大情况下我们的治愈率可以达到50%。我国的LA50现在到了98%，而美国的报告是80%。可以说我国大批抢救烧伤人员的成绩是比较好的，如大兴安岭火灾中的大批烧伤伤员都活下来了。在烧伤、吸入性损伤等方面的研究，我们也可以与发达国家媲美。
和孙波一样，许多烧伤病人都有许多苦恼。常人的皮肤看似薄薄一层，却有着许多重要功能，而移植后的皮肤会丢失这些功能。比如汗腺问题，因为伤疤而导致不能出汗，夏天就会变得比较难熬，像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烧伤学家们。
记者：植皮的时候汗腺不能够一起移植吗？
盛志勇：植不进去，因为植皮手术取的皮是很薄的，汗腺比较深，取不到。
记者：如果有汗排不出会有什么问题？
盛志勇：体温调节不了。
盛志勇认为自己的责任不只是从死亡线上把大面积深度烧伤的病人抢救回来，同时他也要尽力让这些病人生活得舒适些。如何恢复病人的排汗功能，是全世界烧伤学界几十年悬而未解的重要课题。经过多年攻坚，盛志勇带领学生们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盛志勇：为了突破这个课题，我们经过好几年的研究，先是利用骨髓提取干细胞。这些干细胞是多能的，可以形成脑细胞、神经细胞，也可以成为软骨、骨头、神经、血管等等。然后我们要在体外把它诱导成汗腺细胞，但是具体怎么把它植进去，这是一个问题。
记者：是要植在表皮底下吗？
盛志勇：就是在皮肤底下，把它变成汗腺，用管子穿到皮肤外面来，这是一个特殊技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切除不能出汗的疤痕，然后把汗腺细胞植进去，两个月后伤面愈合，我们用发汗实验证明它能出汗。但是大面积的成功还没做到，可以说是刚见曙光。
运送伤员本身就像一场战斗
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盛志勇刚从美国进修回来不久，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和许多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一样，他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这是他与军旅结缘的开始。那是中国第一次与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美国作战，对方频频使用的燃烧汽油弹使我军损失惨重，赶赴前方的盛志勇被分配到齐齐哈尔的医院里救治伤员，他每天都要面对许多被燃烧汽油弹击中、深度烧伤的战士。
盛志勇：凝固汽油弹的温度比较高，大概800度到1000度，粘在身上弄不掉，就着了。
记者：它是怎么构成的？
盛志勇：汽油加上一种化合物，变成胶冻一样的东西。有时，还会在凝固汽油弹里加上磷，磷碰到氧气就着了，所以有磷的凝固汽油弹更厉害，粘在身上弄不掉。后来好多战士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棉大衣披在身上，凝固汽油弹粘在大衣上，把大衣一甩就甩掉了。
记者：能不能用手去拍灭它？
盛志勇：手拍是最糟糕的，用手拍手就会着了，手烧伤将来会很麻烦。最好的办法是用湿布一盖，它就灭了。
当时战况异常激烈，而战场外救治伤员的工作也同样紧张。对于伤员来说，血液供应是维系生命的希望，然而在以往战争中我方缺乏向战场供血的经验。为了保证血液的供应，盛志勇和他的同事们在沈阳建立了大型血库，向前线运送血源，并且研制了在战场上使用的止血剂，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救护经历，盛志勇在老师沈克非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外科系。
盛志勇：沈克非是位非常有学问的教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要建立一个军事医学科学院，专门研究战伤，让他当副院长。他到那里以后，觉得单纯研究原子弹伤、化学伤、生物细菌战伤不够，还要做外科研究，所以把我调过去了。
为了加强对战伤的研究，1952年盛志勇协助沈克非创建了我军第一个野战外科实验基地，进行火器伤、创伤弹道学、战伤休克以及同种异体皮移植的研究。1956年，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急症外科医院。在这方面，他们保持着世界领先的研究水平，直到很多年后美国才设立了这方面的专科医院。
1961年，盛志勇调入解放军总医院。作为一名军医，几十年里他曾多次奔赴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前方开展医疗救护，现身于地震灾难现场，也去过西部边远山区。为此他准备了一个专门的旅行包，只要工作上有需要，他随时出发。
记者：听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您带枪上了前方，是真的吗？
盛志勇：对，他们给我发了一支卡宾枪。因为那时候印度的散兵游勇比较多，怕半道出问题，所以发件武器。
盛志勇常年穿梭于危急现场，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甚至走遍了广西的每一所医院。在这个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外科抢救经验，也使他成为中国战伤救治领域的权威人物之一。
盛志勇：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时候，由于我国的军医往往还没经过系统训练就匆匆上了战场，所以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比如说一个枪弹伤或炮弹伤，处理以后就把它缝死了，这是很忌讳的。在战场上，我们一般都要让它开放，到后方再处理。因为初步处理创伤的时候，不一定能把所有的坏死组织清除干净，也不可能把整个受污染组织清除干净。
战争的残酷超乎想象，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武器装备的杀伤力越来越大，这更使盛志勇日益忧心，开始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完整的战场生命救助体系。
盛志勇：现在的武器越来越发达。以前用的是三八大盖，子弹的速率很慢，一秒钟只有几百米，而现在美国M16或冲锋枪都是高速率子弹，一秒钟一两千米。致伤的程度与子弹速率相关，子弹速率越快，致伤程度就越重。
记者：现代战争给士兵们带来的创伤大致包括哪些呢？
盛志勇：一般可分两大类：一类是非武器伤害，像传染病（包括细菌武器等）、非化学毒害（化学武器）、皮肤病、营养缺乏、脱水等；另一类是战争武器所形成的伤病，如火器伤、枪弹伤、各种弹片伤、圆珠弹伤、导弹或其他子母弹内的圆珠或碎片所引起的开放伤；各种燃烧武器所形成的烧伤，现代燃烧武器的温度可高达2000度至3000度；冲击波伤，由烈性爆炸所引起的正负压冲击波，会造成耳膜、呼吸道伤；毒气伤，由化学武器所形成，如芥子气等；复合伤，由两种不同致伤原因所引起，如核弹爆炸可形成放射伤，加上不同的其他损伤，如烧伤、开放伤等；贫铀弹伤，贫铀弹是由铀135提炼后残余的铀139制成，有穿甲的功能，专攻坦克。坦克受到攻击后，将导致爆震伤、烧伤和开放伤，也可立即致死，受伤的乘员可能因为吸入尘灰，引起内照射的放射病。由于铀139的半衰期长达几千年，因此发生放射病或血液病，重危者因放射线而损伤或死亡。由于现代武器具有强大的爆炸力，且多含有数量较多的碎片或子弹，因此可以引起身体多部位的伤，如一个伤员可同时有头颅伤、胸部伤、腹部伤、四肢伤等等。
如何在战场上尽量迅速抢救伤员也一直是盛志勇非常关注的课题，在以往的战争中，很多战士因为来不及抢救而死亡，这在他心里始终是个遗憾。
盛志勇：容易导致当场死亡的情况处理起来也困难。首先，一般常规武器损伤导致伤死率增加的最主要原因是休克。比方说，大面积烧伤或者打穿一个脏器都会由于大出血导致休克。治疗休克在平时很简单，只需要静脉输液。因为它是由于循环血液量减少才发生的，补充血液或者血浆都可以救治。但在前线谁给做呢？静脉能打吗？那么多瓶液体能带上去吗？这些都很难。所以我们现在研究，能不能用口服液体暂时代替静脉输液。另外，休克的情况下血压怎么测，能不能给每个战士带个血压表？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信息传导不像美国那么发达，把生理仪装在帽子里马上就传过来了。我们没有这种器材，怎么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在想办法，利用简单的仪器，像口表试温度一样，试一下，一测黏膜的酸度怎么样，就可以了解伤员休克的程度。
在查看国外的战争报告时，盛志勇发现，近几十年的战争中，美军的死亡率大幅下降，这和他们能够将伤员及时运送到后方、妥善救治是分不开的。
盛志勇：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因为制空权在美国手里，所以我们白天运送病人非常困难，只有晚上送。但是即便到了晚上，对方也有照明弹，只能停停走走，也很危险。
记者：在那个时候，运送伤员本身就像一场战斗。
盛志勇：就像战斗。
记者：根据您的判断，是不是有不少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导致死亡？
盛志勇：肯定存在这种情况。比如一个开放伤，最理想的手术时间应该是在受伤6小时之内。这时做清创手术，感染率比较低。但在实际战争情况下，像抗美援朝战争、中印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时都做不到。我们看国外的材料，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的伤员死亡率达到25%，相当高。因为越南地势比较复杂，越南兵又擅长打游击战。后来到伊拉克战争，美国的伤员死亡率就降到10%。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抢救及时。美国因为科学非常发达，有着雄厚的财力，所以每个伤员都有一个仪器，他受伤后指挥部马上就会接到他的资料。
接收伤员后，美国军方会对他们的伤势迅速作出判断，确保其接受适当的救治。普通伤员在离战场不远的野战医院就可以得到治疗，情况严重的则会被尽快送回美国。
记者：您前面提到了伊拉克战争，与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相比，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战伤救治有什么特点呢？
盛志勇：从美军的报道看，首先在防护方面，每个士兵有防弹设施，比如新型的钢盔和防弹背心、夜视镜、单兵生理仪和电子设备。后勤组织中有靠近战地的小型手术队及各种急需设置，以便止血、休克复苏、解除窒息，并进行有限手术，使伤员的内环境趋于稳定，随即送到较稳定地区的医院进一步救治，然后快速送到后方医院，实施确定性手术。
太专科化，打仗的时候就要吃亏
除了研究受伤后的治疗，盛志勇还研究受伤前的防护。长期以来，他一直专注于士兵防护装备的研究，在他看来这是避免伤亡的重要保障。
盛志勇：英国哈里王子到阿富汗去，他穿戴的是什么？钢盔和防弹背心。我们也有钢盔。钢盔有其发展历史，很早以前的钢盔就像一个脸盆。但是二战的时候，德国人的钢盔上有一个弯，保护两个太阳穴，因为这是颅骨最薄的地方，一打就打进去了。
记者：这说明德国人对钢盔的研究还是很到位的。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有时候通过钢盔的形状就能判断他是德国兵。
盛志勇：德国人的这些研究很厉害。
记者：好像当时英国人的钢盔很浅。
盛志勇：像个脸盆一样，不好使。
虽然英国人发明的钢盔不很成功，可是在二战中他们发明了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防弹背心。防弹背心也是现代战场上最重要的个人防护装备之一，它能够阻止子弹穿透身体。最初的防弹背心是由三块高锰钢板制作的，经过不断演变，现在大多数防弹背心由十几层特殊的合成纤维组成，它的厚度不会超过一厘米。
记者：我们现在的防护水平怎么样？
盛志勇：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我们还有防雷鞋。因为战场常常有很多地雷，最好是派工兵去探雷，如果来不及探雷，那就很容易踩响地雷，把腿炸掉甚至把人炸死。现在我们有了防雷鞋，就是踩到地雷也不至于把腿炸掉了。
未来的战争瞬息万变，因而培养合格的战地医生至关重要。在国外考察中，盛志勇发现很多医院都有专门的创伤中心，综合救治各个部位的外科创伤，他认为这其实非常有利于对战地医生的培养。
记者：我们有没有创伤外科？
盛志勇：我们没有创伤外科。创伤外科实际上是一门单独的学问，因为将来的创伤不是那么简单。现在医生的培养太专科化，几乎每个器官都有一个科，这样一来年轻医生很快就专科化了，缺乏一种整体性，对全身情况不了解。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打仗的时候就要吃亏。
记者：您现在是不是也在为这个问题呼吁？
盛志勇：我尽量宣传这种观念，但现在还比较困难，没有实现。
盛志勇从事医学工作至今已有60多年了，他每天工作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帮学生们批改论文。他把自己几十年积累下的丰富知识与宝贵经验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一代，为此他被授予全军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并被评为总后勤部“一代名师”。他还捐出“全军重大贡献奖”和“一代名师”的全部奖金，成立了“盛志勇医学基金”和“盛志勇医学成就奖”，鼓励和资助取得成就的年轻人。他总觉得，面对未来的战争，他今天所做的一切才仅仅是一个开始，只有培养出人才，他的医学事业才后继有人，他所有的努力才有价值。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首播、次周日14︰30重播）
（责任编辑刘荣刚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