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输赢的故事，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亦是一个关于家国和时代的故事——《夺冠》！
　　1978年12月10日，泰国曼谷亚运会，16岁的华裔少年陈可辛第一次现场观看女排大赛。整场比赛，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一名运动员身上——郎平。那是郎平第一次在世界大赛亮相，也由此奠定其作为中国女排主力的地位。当天，也是郎平18岁的生日。
　　“看到中国队走出来，真的觉得很震撼，再看到观众跟排球的互动，看到我们中国人对女排的热情，还有赢球之后的振奋，就觉得那是远远超出了排球，甚至是超出了体育本身的东西。”回忆当时，陈可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最终，曼谷亚运会上，中国女排在决赛0：3不敌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日本队，获得亚军。这是当时中国女排的历史最好成绩。
　　1978年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国科学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岗村的18个手印，改革开放拉开序幕。而对中国女排来说， 1978年同样浓墨重彩：郎平以“铁榔头”之姿在世界体坛登场，中国队以朴素而生猛的气势向霸主日本队发起挑战。一年后，中国女排在亚洲锦标赛中击败日本夺冠;1981年，中国姑娘们第一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
　　40多年过去，中国从筚路蓝缕的艰难创业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女排从“五连冠”到蛰伏再到传奇重生;陈可辛则从默默无闻的片场助理到华语影坛手握“三金（金鸡奖、金像奖、金马奖）”奖杯的导演。
　　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脚步交织，个人的故事在风云际会中谱写。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56岁的陈可辛接到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电影局的邀请，拍摄展现中国女排发展的电影;
　　2019年9月，中国女排以11连胜的战绩夺得女排世界杯冠军，不久后，陈可辛执导的电影《夺冠》杀青;
　　2020年9月25日，《夺冠》正式上映。

演不好会成为千古罪人，用女排精神说服众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夺冠》晚了大半年才得以上映。再次定档时，陈可辛发了条微博：“首映前，经历了人生最煎熬的1个月。没想到首映后再经历了更煎熬的7个月。拍了30年电影，以前历尽的所有酸甜苦辣，在这都不算什么。”
　　难，几乎贯穿了这部电影的始终。故事横跨40年，涉及人物众多，比赛场面复杂，拍摄还有时间限制，用陈可辛的话说，从接到这个任务起，他的每一天都是忐忑不安的。将故事主线聚焦郎平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找谁演郎平成了难题。陈可辛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巩俐。“除了她的演技，包括她的段位，她在行业、在观众心目中的霸气，中国电影圈是没有第二个人的。”
　　巩俐拒绝了三次：“如果我演不好，就可能会成为千古罪人。”
　　同样拒绝的还有郎平的女儿白浪，陈可辛希望有过排球经验的白浪饰演青年郎平。但首先，郎平并不希望女儿走演艺道路;其次，白浪没有信心克服对表演的心理障碍。
　　包括黄渤、吴刚，还有本色出演的中国女排队员们，几乎所有演员都心存顾虑，因此陈可辛在电影开拍前就经历了数不清的“三顾茅庐”。每次，他都会提到郎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女排精神是不一定赢，但是明知道自己输，都会一分一分赢回来。”
　　“所以我觉得，拍这部电影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奇迹。演员们用尽全力诠释，体育局和排管中心给了所有支持，包括国家队教练的增援，以及从全国2000人中海选老女排的饰演者。还有现役中国女排国家队成员，在世界杯结束后直接进组拍戏。拍这部戏感觉冥冥之中有人在照顾我，使我能够在两年之中完成这部我一辈子难忘的电影。”陈可辛对记者说。
　　体育题材始终是中国电影的“软肋”，最主要的原因一是技术，二是故事。如何把比赛场景融入整体故事而不显割裂，是留给陈可辛在编剧上的最大难题。两个人和三场比赛，成为他的讲述主线。

　　两个人，是巩俐饰演的郎平和黄渤饰演的教练;三场比赛，1981年世界杯、2008年奥运会和2016年奥运会。电影的奇妙之处，便在于它能用三四个场景，把二人40年亦师、亦友、亦“敌”的复杂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初入国家队，黄渤饰演的教练还只是个“陪打”。当时经费紧张，国家队出国比赛，陪打教练只能留在国内。因此，女排起飞时，黄渤饰演的教练始终只能在电视上见证辉煌。从1979年至1986年，中国女排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五连冠”，教练也为中国女排担任了8年的“第一陪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郎平与教练分别担任美国队和中国队的主教练，昔日战友变为对手。作为中国女排曾经的头号功臣，郎平背负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带着美国队与中国队争夺决赛名额。“和平大战”成为北京奥运会最受关注的比赛之一，而美国队的获胜更是成为电影中矛盾最集中的部分之一。

　　2016年里约奥运会，二次出任中国女排总教练的郎平带领朱婷、惠若琪等队员，迎战当时的世界第一强队巴西。这场比赛堪称近十年体坛最激动人心的比赛之一，落下帷幕时每个中国人仿佛都能听见电视机内外响起的那句：“赢了！”
　　陈可辛也把这场比赛塑造为整部电影的情感高潮点。他最感动的一幕，是姑娘们上台领奖时，郎平给远在北半球的老教练打去电话，电话里响起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现实中打碎骨头的疼，在电影里温暖圆梦

　　選角的过程中，陈可辛飞到世界各地看中国女排的比赛，感受每一次热血沸腾的现场，越发坚定了一个想法：让女排队员们到电影里本色出演。他对记者说：“现在，个子高的演员其实不多，我们找了一批演员，做过很多排球训练，后来觉得效果不好。”
　　里约奥运会夺冠12人中，有10人是本色出演。8天拍摄，对她们而言，更像一场温暖的圆梦。比如，拍摄时，里约奥运会二传手魏秋月正怀孕，她的角色则由姚迪顶上。姚迪是魏秋月的小师妹，在里约奥运会的最后时刻落选。
　　前江苏女排冠军自由人陈展则在片中饰演老女排队队长，两人都是从江苏队走出的国手。2014年，陈展曾随队拿下世锦赛银牌; 2017年，她又成为中国排协公布的排球联赛最佳自由人。只是，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始终与世界冠军擦肩而过。
　　尽管只是表演，但电影里的夺冠瞬间，还是让姚迪和陈展弥补了记忆里的小小遗憾。
　　唯有曾春蕾，是又一次体验了“失落之痛”。里约奥运会前一年的世界杯，曾春蕾是冠军队队长;第二年，她却因伤落选奥运。她说：“那是一种打碎骨头的疼。”电影里，曾春蕾哭着问郎平为什么去不了里约？郎平只能黯然地说着对不起。
　　“一个运动员能有几个4年呀，我不知道4年后自己是不是还有机会。”这句台词，曾春蕾并不需要演，就让陈可辛心疼不已。他说：“女排姑娘们并不是在演戏，她们只是在讲述亲身经历。”
　　7年前，《中国合伙人》的编剧张冀对陈可辛的叙事审美有一个评价：“表面上它讲了很多成功，但它其实是在讲这几个人为成功付出的代价，特别是情感失落的代价。”落在《夺冠》之上，这种风格一脉相承。郎平的医生曾经说，50岁的郎平，心脏已有60岁，关节则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电影中那些受伤、生病的场面已经足够揪心，但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拍摄上世纪80年代女排戏份时，陈可辛让剧组在北京搭建了一座实景的漳州训练基地，每一块地板都是从福建搬到北京的。他说：“这些地板上都是当年女排运动员的血、泪和汗。”
　　早在春节前，《夺冠》提前首映，81岁的央视解说员宋世雄第一时间观看了电影。1981年，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现场盛况正是透过宋世雄的声音传遍全国，他见证了“五连冠”，也见证了再辉煌，直至今日他对女排里每个人的身高、能力、位置都一清二楚。看完电影，他眼泛泪光，说道：“我又想起我们中国女排所走过的艰难历程，特别是1981年世界杯的场景历历在目。这部影片反映了中国女排的精神，我向创作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谢意，谢谢大家！”

只有建设好自己，才能应对一切复杂局面

　　“我一辈子拍了很多不同的电影，我觉得题材也好，类型也好，只是一个载体或者一个形式，到最后还是要表现人物、表现故事。近年我拍了很多写实题材，我希望找一些和国人更有关联的东西，这才是我创作的初衷。”从《中国合伙人》到《亲爱的》再到短片《三分钟》，陈可辛成为北上融合最为成功的香港导演。黄建新曾评价他：“别人北上是拿你的投资去拍港片，陈可辛来直接是拍的内地片，讲内地的事儿。”这位生于中国香港、成长于泰国、之后在大中华地区发光发热的导演，最擅长的便是以个人境遇讲述时代故事。
　　《夺冠》同样如此。电影开场，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漳州中国女排训练基地。那是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的一角，捉襟见肘的资金，简陋不堪的设备，也是当时国家的缩影。吴刚饰演的教练第一次出国比赛，望见满眼高楼就哭了，他说：“中国太落后了！”
　　片中还有个细节，李现饰演的国家体委科教司工作人员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赶到漳州，给女排带来美国尝试用计算机协助训练的消息，所有人震惊不已。那时的中国女排，只能在自己搭建的竹棚馆里训练，馆内地面由土、石灰、盐水调和而成，赶上南方雨季，每次训练都是泥水飞溅，女孩们的大腿、肘部经常蹭得血肉模糊。
　　苦干之下，1981年，女排夺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做了报道。女排的胜利，是中国的胜利;女排赢了，便是中国赢了。女排精神激励了各行各业，全国出现了车间工人自觉加班加点的浪潮，女排夺冠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体育领域。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北大学子在1981年喊遍校园的口号，也是女排精神给当时中国最好的礼物。因此，对于中国女排，国人的感情从来都是热烈的。上世纪80年代末，兵败汉城奥运会的女排进入低潮，漳州人民自行筹款500万元，建成了“中国女排腾飞馆”。
　　陈可辛将这一路的改变拍进电影，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的科研团队已经能实时分析对手的技术，郎平一面指挥，一面接收最硬核的数据资料，迅速得出解决方案。那个在漳州泥地里打滚的草台班子，已经成长为兼具国际化、现代化和科技化的王牌之军。
　　影片中，陈可辛还原了一个场景，里面蕴含了他拍摄这部电影的最终思考。郎平回忆一名外国记者问她，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输赢看得那么重？她说：“怕输，是因为内心不够强大。只有建设好自己，才能应对一切复杂局面。”
　　诚然，这自我建设的40年，是一支队伍的蜕变，更是一个国家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