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发言时哭了，司马平邦看电影时哭了，我面对那些壮烈的场面时，用《水浒》里的话说，“也落了几滴英雄泪”——大老爷们儿用词要讲究。除了英雄泪，我这儿还有困惑。我看电影和看完以后有个问题挥之不去：篇名叫《兰亭》，可片子里怎么见不到兰亭呢？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到这会儿终于想明白了。兰亭实属“虚笔”——不在而在。这个虚笔未必是创作者的“主观故意”，但却是这部作品的客观效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需讲清楚“兰亭”究竟是什么了。刚才进这间屋子，发现屋门口有副对联：“静坐多清趣，悠游快此生。”这就是兰亭，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兰亭：浪漫、闲适、超然、自在。多舒服啊，中国人人都这么舒服那就叫“太平盛世”，世界人人都这么舒服那就是“天下大同”。兰亭的舒服当然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舒服，由魏晋时期包括王羲之在内的士绅阶级首先搞起来的。高级舒服、低级舒服都是舒服。舒服是什么？用今天的流行话说，就是一种“普世价值”，不但中国人喜欢舒服，哪国人都喜欢舒服，都追求高级的舒服。难怪影片中的日本姑娘心心念念非要见上兰亭一面呢，难怪姑娘的商人爹爹口口声声恳请中国的贸易伙伴帮闺女实现“兰亭梦”呢。
　　可惜这位日本姑娘到中国寻梦来得不是时候。要是在鉴真和尚去的时候她来，或者她跟着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李白的东洋朋友）一块儿来，则她圆此梦一点问题也没有，得见浪漫、闲适、超然、自在的中国一点悬念也没有。但这样的中国，在1840年以后来就不太容易见到了，1931～1941年这段时间就更没戏了。日本姑娘这时候来，注定见不到中国文化月白风清、渔舟唱晚、曲水流觞的一面，注定只能见到中国文化的另一面。哪一面呢？就是困兽犹斗、鲁连蹈海、三户亡秦的那一面。绍兴可真是块宝地，中国文化的这两面它都有，而且还都特别极致。前一面的形象大使是捏着毛笔的雅士王羲之，后一面的代言人是握着匕首的烈士秋瑾。
　　我这个人说来也是个和平主义者，特别爱为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着想。我想，如果那个日本爹爹一直经商，换句话说，如果大日本帝国光把松下电器、丰田汽车卖到中国，而不把军队开进中国，那么这个日本女孩儿的“兰亭梦”也是可以圆一部分的。但大日本帝国光经济扩张还不够，还要军事扩张，硬是把军队开了进来。女孩她爹也是弃商从戎，还当了小队长中队长什么的，率领着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的叔叔舅舅横冲直撞欺负中国人，不是用绳套勒，就是用子弹打，其中一梭子就洞穿了被他托付了女儿及“兰亭梦”的绍兴女婿。
　　其实日本人欺负中国也不是神经错乱，而是出于最实在的考虑——要过更舒服的日子，说来也还是在追求普世价值。但当年日本人追求普世价值有个特点，用电影里老说的一句话就是，太欺负人了。
　　他舒服了你就别想舒服，他普世价值了你就别想普世价值。这样，“四万万”中国人便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只好把兰亭暂时放一边，王羲之们都改当秋瑾——这时候不当秋瑾，将来就没机会再当王羲之了。像张爱玲小说中、李安电影里的中华儿女不跟日本在阵前交火却在床上交媾，实在是胡编乱造。鉴真和尚的后辈弘一法师，大家都记着他的惜生护生，都能背诵他的“悲欣交集”、他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但大家不一定知道他当时四处演讲“念佛不忘救国”。反欺负反侵略难道不也是普世价值么？
　　所以说，兰亭的缺席实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是对历史本质的真实描画。说电影里没有兰亭，其实也有。影片里男女主角栖身的“凤尾滩”就是一处“兰亭”。这里茂林修竹，鸟鸣山幽，连风似乎都是淡绿色的，水也像是从《诗经》经《古诗十九首》一路流淌过来的。我私心是多希望这一切凝然不变、天长地久，让小两口在山光水色间用青丝白头演绎一曲中日友好的佳话呀。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而不是历史的真实。真实的历史是个转换器，它不但把兰亭转换成了杀场，还把赚钱的、养老的、寻梦的统统转换成了战士。当女主角的爹爹率领鬼子冲进世外桃源，这个女孩完成了她生命的第二次转换。第一次，她由一个日本人转换成中国人，一个中国美好文化的热爱者和皈依者。而这一次，她由王羲之的粉丝转换成秋瑾的传人，当她像面对胡马的古代戍卒登上长城点燃烽火那样，放火烧了自家的安乐窝，为反欺负反压迫的战士通报敌情时，我相信落泪的不止是我们几个，而且我相信落的都是“英雄泪”。
　　（编辑·麻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