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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采购”走进中国军队
2002年1月9日新华社报道,经江泽民主席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向全军和武警部队批转了总后勤制定的《深化军队物资、工程、服务采购改革总体方案》。
在当天举行的全军采购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王克警告说,一定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各级各部门要自觉支持改革,积极参与改革。第二天,《解放军日报》的专门报道也呼吁,各级领导机关一定要认清这项改革的必要性,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江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精神上来。
这一切意味着决策层对改革的迫切感,也意味着这场改革是一场攻坚战,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攻坚战。
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军队的改革往往容易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但是,在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这个最高利益面前,一切都要让步。
用市场经济的精神来改革
改革的直接作用当然是省钱。军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消费集团。2000年中国1212.9亿元的国防费中,人员生活费和活动维持费达823.6亿元,占到了近70%。实行以竞争为特点的政府采购办法,一般可节约资金15%。军队的情况特殊一些。根据内部人士的说法,军队采购制度改革后,一般可节约资金10%。比如广州军区首次向社会公开招标采购了2000万元的工程建设物资,为部队就节约了经费近200万元。特殊物品的采购,比如药品,节约资金可达30%。虽然我们无法推断实行采购制度改革后可为全军节约多少资金,但想必一定不是小数目。
军队采购制度改革对广大基层官兵的利益也是一个保护。身经百战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我们军队的整个后勤保障系统在军队生活方面要保证每个战士一天能吃到一个鸡蛋。他强调,鸡蛋必须是煮的整个的鸡蛋,换个形式,比如炒鸡蛋,或者把鸡蛋打碎了做到什么食品里面,同样是保证人均一个鸡蛋,但也不符合要求。通过这个例子,他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要有一套制度保证能够把一个鸡蛋完整地送到每一个战士的口里。如果制度不健全,那就会发生层层克扣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无法取代制度的建设。
如果不纠缠于细节,那我们就会发现,这项改革背后的意义在于:军队现代化建设也要适应市场经济。其实,邓小平很早就强调,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军队也不会例外。江泽民总书记明确要求,要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路子。他对全军后勤工作的总要求是保障有力。要做到这一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用市场经济的精神和方法来改革一些效益低下、浪费严重而且容易造成腐败滋生的做法。
一位内部人士在介绍这次改革的目的时也谈到,通过集中采购等等新的采购制度,军队的采购事业就可以配合政府的产业和其它经济政策。这样一个大的消费集团的消费倾向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不能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原来那种采购分散、机构职能分工不明确的体制下,这样的工作是不可想像的,对社会的负面作用也极难掌控。沈阳军区在改革之前,如果在各自采购中,每采购一吨燃煤有10元钱流入“暗箱”,那么全区就有1000万元资金消失。其它领域的类似问题常常为人诟病,因为它消解了许多改革措施的积极作用。对于军队里这样的问题,我们同样要保持警惕。
其实,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树立一个基本的观念:军队提供的“国防安全”是一种公共物品。因此,军队的消费也要纳入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里。军队的消费,除了牵涉到国家机密的部分外,也要贯彻透明化的要求。军队采购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在基本原则上是不应该有任何例外的。
极为重要时期的重要一步
现在人们都有一个共识,今后5年是我国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极为重要的时期。我们看到,打赢高科技局部战争固然是最根本的奋斗目标,但它不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内涵。军队现代化建设还需要摆脱历史和改革留给我们的许多包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项工作的成败同样也决定着未来我们能不能打赢高科技局部战争。
张爱萍将军1986年12月19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曾经提醒全军一定要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两个非正规化问题:一是军队的社会化。各级机关,既是军营,又是社会服务行业。我们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各机关首长不得不分出精力操持军营中的服务行业。二是军营与家庭混为一谈,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现象并不少见。他含蓄地说,这样,仗是没法打的。
其实,就在前一年,一个短期内有合理性、但迟早要成为一个包袱的决定出台了:《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这样一种非常规的暗补的方式,虽然符合我们放权让利的改革逻辑,但一直为人诟病。有的学者甚至激烈的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一方面反腐败,但一方面又在制造腐败的陷阱。国际反华势力则常常根据这一点恶意讽刺说,中国军队是业余军队。1989年江泽民总书记担任军委主席后,一开始就力主军队“吃皇粮”。受国家经济形势所限,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拖就是7年。
1996年,高层首先停止了军队在军以下作战单位的经商活动。1998年,中央决定军队武警全面停止经商活动。军队所办的6000多个企业,大部分自行撤销,其余移交地方。这几年军费的增加几乎都用在了消化改革不良影响上面。
“九五”期间,军队改革的大步从此迈开。1998年、1999年分别启动了军人伤亡保险和军人退役医疗保险制度。2000年1月,在军级以上机关和驻大中城市的军队院校、医院等单位,逐步推行饮食保障、营房保障和商业服务社会化。1997年~1999年,用3年时间圆满裁减军队员额50万,全军编制人数保持在250万以内。
人们在此盼望的是一支真正有百万战斗力的百万精兵。如果一支军队变成养人甚至还有机会“发家致富”的场所,那不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反而容易产生江泽民总书记一再提醒全党注意的既得利益问题。我们的军费开支过多地耗费在终身福利以及城市里驻军用地、扩建和其它费用逐渐攀升所消耗掉的不合理开支上,那将是对民族的极大不负责任。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军队采购制度改革是改革的延续。对它的意义,无论怎样夸大,都是不过分的。
军队的问题不是军队的
客观地说,军队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军队的,还不如说军队里的中国问题。我们可以试问,军队改革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除了业务比如武器装备之外,哪一项不是各行各业都曾经为之苦苦探索改革出路的问题?可以说,军队改革所要承受的也是中国改革承受过或正在承受的焦虑和痛苦。简单的道德谴责是容易的,也是不负责任的。重要的是有直面改革的勇气。客观规律和基本原则是没有禁区的,只要回归到这些东西上来,我们就没有必要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归根到底,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没有哪个阶层或团体或个人有权利超脱于改革之外。邓小平早就嘱托:“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无论是谁,都不能破坏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计。因为,“老百姓不答应”。